逃亡者 - 张伯笠

溪水旁

序一、书写“天安门一代”的历史篇章

王丹

　　苦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因而，忘记苦难就是苦难的开始。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选择了历史作为学习和研究方向，并对任何书写历史的行为深表关注。伯笠选择在“六四”十周年到来之际出版他的回忆录──“逃离中国”，在我看来，是尽到了他的义务──见证历史，尤其是见证苦难，我认为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可能更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深刻地理解我们在十年前的热情和行为了，正如我们对“老三届”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狂热大惑不解一样。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高自联”组织全市规模的大游行，当我和伯笠等人率领北大队伍走出校门时，成千上万闻讯赶来的市民围聚在北大南门前，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那个时候，我相信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指摘感性的冲动，但它忽略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真诚。历史给我的一大教益，就是让我知道了真诚是多么宝贵。

　　伯笠的这本回忆录可能无法全面地反映八九民运的精神特质，但他通过对自己在八九民运前后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当时“天安门一代”的真诚，我认为这是一个贡献。
　　伯笠也写到了他经受的苦难，这也是最打动我的一部分。

　　一九九三年我在北京看到一部地下流传的纪录片“我毕业了”，描写八七级大学生（八九民运的主要参与者）毕业时生离死别般的情感痛苦。这是一种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痛苦，是一杯特殊原料酿就的苦酒。当影片结尾，忧伤的旋律一遍遍地重复着“亲爱的人，再见，再见……”时，我不禁泪流满面。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一代”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撞击，从理想主义的狂欢到黑暗下的悲愤与压抑，对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而又年仅二十岁左右的我们来说，这种精神撞击是刻骨铭心的，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在篇帙浩繁的有关八九民运的文字中，触及这一问题的少之又少。也许，这是我们自己才能书写的历史篇章。现在伯笠已经书写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还能有更多的“天安门一代”来写一写自己的精神苦难，写一写死亡、镇压、清查、坐牢、流亡对年轻学生的精神冲击。

　　现在“天安门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已成为“天安门一代”。历史的伤口已经积淀成内心的隐痛。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出发了。我们的回忆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我们的感伤也绝不是消沉，我们只是不敢遗忘，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正如伯笠在文中所说“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有一天，伯笠的女儿小雪和儿子亚伦会长大，如果当他们读到伯笠的这本回忆时感到有一些沉重，我将为伯笠，也为我们这一代天安门人感到欣慰。

    一九九八、七、二十四、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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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与死亡擦肩而过 郑义 　　有人把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称作“当代鲁宾逊”，现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些文字，或可称为当代的《鲁宾逊漂流记》。 　　光阴荏苒。回想起和张伯笠的初识，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忆流年，八十年代的伯笠，以报告文学在文坛崭露头角，正青春茂盛。在黄河岸边那块文学的沃土上，我们以文会友，有过许多值得追忆的交往。后来他去了北京大学作家班深造，不期然撞上八九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命运陡然转折。青年作家比起青年学子，阅历丰厚却又未老奸巨猾，伯笠和他的文友们率先揭竿而起，以诗文拉开了那场自由之战的序幕。那时我恰在北京，常去北大与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于是便有了后来那一段我们共同拥有的永生难忘的血泪生涯。 　　当自由女神被坦克轧碎于血泊之际，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大追捕、大逃亡开始了。在我挑着木匠担子浪迹天涯时，未曾料到伯笠已在人迹罕至的黑龙江畔开垦出一片自由的田园。如果沟通音讯，如果我也去了，后来发生的，也不会是另一个故事。在中国，另一个故事是难以构造的。对自由的向往，毫无例外地都必然导致苦难。共产及名目繁多的种种“运动”，迫使许多黎民百姓逃进荒山莽林，并创建了自耕自食的部落，不纳官税、不服徭役、不报户口、不问魏晋，到头来，无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避秦之地终被发现，自由再次失落。把伯笠的这段生涯称为“当代鲁宾逊”，依我看是浪漫了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何处有寸方自由之地！于是便有了偷渡黑龙江，几冻死于俄国农夫草料棚之酸辛。曲折的逃亡之路最后指向香港，指向海峡另一边那个自由的中国，但此时他已身患沉 ，奄奄一息。人之将死，总有一些斩不断的牵挂，于是便有了这本留给孩子的书。类似的情境我也有过，那是在妻子入狱，而我又将躜行于生死之间时。我匆匆回顾了自己一生，特别是那场刚刚被绞杀的和平起义，给妻儿留下了十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历史的一部分》。逃亡之路遥迢艰险，每个路口都有横站的长枪，死亡如影随形，于是生命变得单纯而从容，许多家常庸碌生活中不曾涌动的情愫，流水般从笔下倾泻而出。不知伯笠作何想，对我来说，那是生命中难得纯洁的日子。 　　比起许多坚守于“６、４”之夜的热血青年，张伯笠还多出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际遇。他的故事，更加戏剧性地述说了当代中国的悲惨与黑暗。当然，这很难说不是浪漫之一种，正如有些美国青年所说，八九年是一个时光隧道，你们迳直走进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战火纷飞的街垒，简直太酷，太浪漫！而对于伯笠，我想，追忆这段往事，是为了告诫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是为了牢记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宝贵之物，不管称之为真理还是上帝，是为了使自己在这至高者面前更加谦卑！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当代鲁宾逊”确有迷人的浪漫色彩。我只是说，对于作者和他的女儿，对于无法保持阅读距离的当事者们，并不浪漫。 　　如果说鲁宾逊代表了那个征服时代对于土地与财富的占有，那么，“当代鲁宾逊”得到了什么？──精神财富。谁有过与死神四目对视的刹那，谁就懂得了生命的意义。这同时也是一种承担：那些横卧碧血的战友已化作闪烁的寒星，正在遥远的苍穹上向我们默默凝望。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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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逃离北京

1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我们被迫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经过谈判，军队同意我们在天亮前撤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方向给我们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头戴钢盔的士兵把刺刀和枪口对着我们，像是在押解俘虏一样。

　　“法西斯！”一个女同学愤愤地骂了一声，立即被几个士兵冲上来用枪托猛打，周围的男同学赶紧把那个女同学拉进队伍里面。那些士兵已经杀红了眼睛，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的只有野兽样的凶残。

　　我们刚刚走出天安门广场，广场内就响起了坦克高速开进的吼叫声，我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那一排排整洁而漂亮的帐篷被坦克的履带碾碎，然后像雪片似的高高扬起。同学们都泪流满面地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在戒严令下坚守了十四天的广场成了军队肆虐的战场，那屈辱的感觉使人想发疯。

　　我们走到六部口时，看见西长安街上仍硝烟未尽，许多军车和客车还有坦克仍在燃烧。我打开衣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正在播解放军日报社论，把我们这场持续五十多天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们用谎言欺骗全世界：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指责我们是阴谋推翻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

　　西长安街上血迹斑斑，一个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嘴在不断地吐着血沫子。柴玲痛苦地捂上了眼睛：“他还活着！”

　　我让同学们把那个人送到车上拉往医院救助，但那个人还没有等到救护车就断气了。

　　队伍唱着《国际歌》，缓缓地向北京大学的方向流动，后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和催泪瓦斯的爆炸声，我没带防毒口罩，被那辛辣的毒气呛得两眼流泪，痛苦不堪。后边的同学过来报告：坦克压死了十一名同学。

　　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

　　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

　　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大宾馆时，同学们看见宾馆在二十几层楼上拉下来的巨幅对联上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大字时，气得冲进了宾馆，把那条标语给撕毁了，我们借此坐下来休息了一下。我用高音喇叭讲了一路，嗓子也有些哑了，一坐就不想再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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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午，我们终于走到了北京大学。

　　从中关村到北京大学的马路两旁，站满了迎接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几乎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流泪，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问我：我的女儿呢？她回来没有？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北大的大门口站满了人，周围的楼上也站满了人，我们的队伍坐在了校门口，被同学和老师围得水泄不通。我接过身旁的人递给我的高音喇叭，做了我逃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场演说。

　　我说：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回来了，我们是被那些禽兽般的士兵用坦克、机枪和催泪瓦斯残酷地追赶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而还有许多同学他们永远留在了天安门广场，永远留在了东西长安街。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热爱的世界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枪杀他们的竟是他们曾经爱过的“最可爱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说：我和柴玲、李录、封从德等指挥部的同学都在广场坚持到了最后，我们尽了我们的一切，不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丢脸，不给北京大学生丢脸。

　　一片哭泣声从北京大学的大门内外响起，在那悲痛的哭声中我最后说：现在，那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终于撕掉了他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命令军队向我们开枪，让坦克从我们同学和市民的身上碾过，那些杀红了眼的士兵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他们杀人、抓人，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制造暴乱，但却把暴乱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母校，这个失去理智的政府会很快逮捕我们，甚至枪杀我们，他们也会在全国进行更严重的政治迫害，大批的仁人志士、优秀知识分子将被审查、关押、坐牢甚至被肉体消灭，但是，我们不怕，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在我们一边，世界在我们一边，我相信，总有一天，民主自由的曙光会照耀中国大地！那一天，如果我活着，我再来看我的母校，我的师长和同学，再见了！北大，再见了！

　　我痛哭失声，再也讲不下去了，周围的人都在相拥而泣。

　　就在这时，人群中传出一句喊声：“张伯笠，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吗？”那声音很陌生且刺耳。

　　我擦掉泪水回答：“不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当这个党指使他的军队向人民开枪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退出这个党并和它斗争到底。我决不与这样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政党为伍！”

　　暴雨一样的掌声从四面响起，我听见有的人在喊：对，退党，退出这个独裁党、杀人党、老人党！

　　我们在数千人的簇拥下进了北大校门。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校门，准备和即将追过来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我把跟来的几百名外地高校的同学安排好后，到了二十八楼。

　　就在这时，作家班的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你的妻子李雁到了北大。

　　天哪！我吓了一跳，她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北大呢？

　　柴玲关切地说：快回去看看吧，反正咱们也没什么事了，剩下的就是逃亡了。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柴玲、小封，你们要保重啊！”

　　柴玲说：“你也要保重，实在不行，向沿海移动。”

　　我说：“我不能走，我要把李雁安全送出北京。”

　　我们紧握着手，那一刻，我们的眼睛都蒙上了一层雨雾，我们知道，这一别也许是永不能再见。

溪水旁

３

　　北京大学四十七楼三○一一室里挤满了人，那是我的宿舍，几名女同学正在哭，见我进了屋，她们冲上来把我围住，我感觉到同学间的友爱和温情。我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

　　就在这时，我的妻子李雁闯了进来，同学们立即给她让出了个通道。近在咫尺，我们默默地相望，那一天她特意穿着我在结婚前从广州给她买的漂亮的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青色发带，自这个学期开学到现在，我一直没找出时间回家看她和孩子，她来信曾告诉我：“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放假，会带雪儿来北大住几天。”那时，我已投入学潮，正在主办《新闻导报》，但我仍希望她能带雪儿来京。后来我给她们单位领导打了电话，才知道雪儿又病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我真想回去看看女儿，这小家伙生下来体质就弱，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住几天。但当时我们和政府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而此刻，妻子扔下了孩子，冒着枪林弹雨闯进北京！

　　李雁猛扑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我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柔软的发丝，感到她的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全班同学全哭了，他们知道，我和妻子的这一面也许是生离死别。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怪我吗？”

　　她摇头。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北京。”

　　她拼命地摇头。

　　我替她擦着流在脸上的泪花，轻声地问：“雪儿呢？我们的雪儿好吗？”

　　她哭了，哭得泪花闪烁：“雪儿会叫爸爸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猛然地跳动了几下。我的女儿都会叫爸爸了，多快呀！我在开学离家时她还嘻嘻哈哈满屋子爬，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就会叫爸爸了。但是，我还能不能亲耳听到女儿那一声爸爸的呼唤呢？　

　　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冲进了我的宿舍，她制止了那些掩面哭泣的女同学，然后对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坦克和军队已经快开到人大了，要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把北大包围，你快收拾一下，跟我走。”

　　我说：“不会这么快吧？再说，他们还能斩尽杀绝？”

　　她说：“别傻了，他们会抓你们这些学生领袖的，怎么？你想当谭嗣同怎么着？快，跟我走，还有这个女孩”，她指着抱着我脖子不放的李雁。

　　“她不是女孩儿，是我妻子。”我纠正她。

　　她果断地说：“好，一起走！”

　　全班同学都附和着她，推我和李雁走。远处的枪声已隐隐听到，几架直升飞机在北大上空盘旋，是侦察校园里的情况。

　　走吧，再迟我们就出不了北大了，她急急地催促我。

　　我接过同学送给我的自行车，带上妻子，跟着她的车子，从那个古老的西门离开了北大。

　　一路上我们穿街过巷，那位女作家警觉地看着身后，当确认我们没被“雷子”跟上时，她才在一个四合院的大门口下了车，她按响了门铃。

　　一个青年女子把门裂开了一个缝，发现是我们，忙开了门，把我们让进院子。

　　那位女作家介绍说：“这是我的乾妹妹，铁哥们！她又指指我：他叫张伯笠，作家，也是学生领袖。”

　　那青年女子见腆地朝我笑了笑，便带我们进了客厅，并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宫先生。

　　宫先生更老实，一说一笑，他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便和妻子去了厨房。

　　不一会，他们弄了一桌酒菜，我什么也吃不下，只一个劲儿喝啤酒。吃过饭后，宫先生说他要到北京市各医院看看究竟死了多少人，他太太和那位女作家也说要回北大看看形势，晚上再回来告诉我。宫太太手拿一些乾净的衬衣内裤让我换上，“洗个澡，然后睡一觉，这两天哪也不要去，枪子不长眼睛。”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走了，这个独门独院的小院子，显得出奇的安静。天气很热，客厅里的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雁准备好了洗澡水，在卫生间里叫我。

　　我进卫生间，脱掉带着腥臭气味的衣裤，李雁拿着喷头对着我兜头就冲，我畅快淋漓地洗着，李雁在为我身上打着香皂，蓦地，我感觉到她趴在我的背上哭了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抚摸着。

　　结婚两年多了，我们是那样的熟悉自己亲爱的人，包括她的软弱、她的任性。我把她的手拉到胸前，对她说：“李雁，如果我被捕了，你就改嫁吧，嫁给一个安份守己的人，中共不会对我手软的。”

　　她轻轻说：“不，决不。”

　　泪水涌出我的眼帘，我尽量不让自已儿女情长，但想到很快就不能再和妻子在一起，不能再抱着女儿嬉戏，便心如刀绞。现实是残酷的，解放军正在北京杀人抓人，而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残酷，我心里很清楚。

　　我洗过澡，换过乾净的衣服，问李雁带了多少钱，李雁说只带了几百元，她拿出五百元给我，我摇摇头，封从德曾给了我四千元逃亡费，我放在东城区一个朋友家，加上我现在身上的一千多元钱，逃出北京应不成问题。

　　晚上，那位女作家和宫先生宫夫人都回来了，宫先生告诉我他在复兴门医院看到百余具尸体，光是大学的研究生就十几个。他说伤者更多，医院大门的那条道上已被救护车滴下的血染红了。

　　大家又哭，那天心里真难受。

　　话题转到我的处境，宫先生主张向广州转移，然后找机会逃到国外去，宫太太说也可以去美国或其他国家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我都不同意，我说：“那样中共会造谣说我们是里通外国，会使很多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最起码也要在中国坚持一年半年，等老百姓知道我们在国内的确很难时再出去也好。”女作家和我的想法较接近，必须先逃出北京，因为在解放军杀红了眼睛的时候，留在北京生命很难保障，戒严部队可以按戒严令在不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随意处决“暴乱分子”。

　　但怎样逃出北京呢？火车站已被中共军队和警察封锁，机场更别想，最安全的办法是骑自行车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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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入夜，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李雁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从宫先生家出来向北京东城驶去，我准备到朋友家把钱取走，然后骑到通县，从通县再骑到天津。

　　路过北太平庄时，发现一列列的军车停在路旁，围着军车的民众仍然很多，有的军车正在熊熊燃烧，而那些军人竟视若无睹。这些地区还没有被解放军控制，仍在老百姓手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我看到一位和我要好的导演，正在一群民众中讲演，我没和他打招呼，低头骑了过去。

　　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位于八里庄的朋友家，我敲敲门，没人应，便自已掏出了钥匙开了门，屋子里显得有些零乱，我打开台灯，想开开写字台的抽屉，我的逃亡费就放在那里，但我看到的是空空的抽屉，抽屉里放了一张纸条，老朋友那漂亮的字迹跃入我眼廉：

　　老王：合同有变，我先走一步，货我提走了，明天上午我会回来，你如来，请稍等。

　　我和李雁知道，今天不会有人来了，屋子的男女主人好像已经有好多天没回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真担心这对夫妇，他们是多么好的人，难道他们也遭遇了不幸？我睡不着觉，便打开冰箱，拿出几罐啤酒喝。那啤酒还是我们绝食前买的。李雁累了，先躺下休息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坦克声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声把她惊醒。她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鹿，扑进我的怀里，嘴里喃喃着：“不！不！我不让你走！”

　　我抱紧自已的妻子，喃喃说：“别怕，亲爱的，我没有走，我不是在你身边吗？”

　　她紧紧地环抱着我，那身体像火炭一样燃烧着我，像藤条一样缠绕着我，我们夫妻两载，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样，也许我们都有预感；这是我们夫妻的最后一夜？

　　那一夜，我们在一阵阵枪声中，一阵阵恐惧，一阵阵悸动中度过，我们相拥着刚刚睡着，门被打开了，我的朋友果然回来了。他不顾我们还没起床，便把我抱住。

　　我们互相庆祝各自还活着。

　　他说：这屋子的女主人在天安门广场负了伤，由于在躲避射杀时被军人打倒，从飞驶的自行车上摔下来，摔成了严重的脑震汤，她的先生现在正在医院陪着她。据说生命己没危险。

　　我长长舒了口气，只要活着：大家就有相见的一天。

　　老朋友拿出我的逃亡费，我分给了他一半。他说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他们有一批人要一起离开北京。

溪水旁

５

　　我和李雁骑上自行车，于中午离开了朋友家。

　　公路上，到处都是市民围堵军车的路障。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路障中穿行，几乎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北京就像一个刚刚沦陷在外夷侵略者手中的城市，你绝想不到那些杰作，会是执政的中央政府和所谓的人民军队所为。

　　我们七拐八拐刚刚骑上通往通县的公路，迎面开过来十几辆坦克，坦克车速度惊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我和李雁以及周围的十几个骑自行车的市民，立即向小巷里骑去，但已经迟了。

　　第一辆坦克车的高射机枪向我们开火了。子弹打在我们头上方的一座楼角，砖屑和瓦块飞腾起来。我立即喊了起来：“大家快下车，趴下！”

　　我们连滚带爬摔在路旁，几个骑的快的溜进了胡同。

　　坦克车继续向我们射击，“嘎嘎嘎，嘎嘎嘎”，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骂道：“共产党，我操你妈的，想把北京炸平怎么着！”

　　坦克车队终于过了，我拉起了惊慌失措的妻子，让她骑上车子快跑。当我骑出几百米后，发现李雁没跟上来。连忙回头找她，附近军队很多，冲锋枪的点射不时传来。李雁推着自行车一拐一拐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我忙快蹬几步，在她的身边下了车。

　　我急切地问：“你负伤了吗？”

　　她摇摇头：“没有，车子没气了。”

　　我一看，是车胎被子弹射穿了。我从她手里抢过自行车扔掉，让她坐在我的车后，她说：“最好再找辆车子，一个自行车会累死人的，我们要骑很远的路的，对吗？”

　　我重新又回到了老朋友的家，他家有辆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正巧，老朋友回来了，我忙问了他夫人的情况。还好，命保住了。他厉声地训斥我：“你怎么还在北京？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我说我是回来取你自行车的，他二话没说，把车子锁头打开了。“骑去吧，记住，到任何时候要冷静，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我回学校去组织大家退党！”

　　我们把自行车补足了气，告别了老朋友，飞快地骑上了公路。

　　北京，在枪声和坦克履带下痛苦呻吟的北京，在我们的身后越来越远了。

　　郊外，看不见坦克和军车了，也看不见死尸和鲜血了，我下了自行车，回头久久地望着这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泪水夺眶而出。

　　妻子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许久许久，她轻轻叹了口气：“该走了。”

　　我擦乾了泪水，转身骑上了自行车，再也不忍心回头看一下北京。

　　再见了，北京。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龙女

溪水旁 发表于 2011-9-2 09:23
５

　　我和李雁骑上自行车，于中午离开了朋友家。

好几天没见阿溪上来啦，正惦记问呢。你好吗？

我以为你要在这里开圣经专栏呢。很好，多谢这样的故事，我也有机会多了解64这段历史。

64时我母亲癌症晚期，我一直忙于照护她，而后就是照护弟妹和孩子，20年来一直很自闭，所以好多事是这几年在这里才听说的。家庭责任尽完了，就想到社会了。

谢谢你上来的资料。也要记得出来与大家一起玩。

龙女

溪水旁 发表于 2011-9-2 09:23
５

　　我和李雁骑上自行车，于中午离开了朋友家。

你看到咱网站的这项新功能了吧，昨天开的。

童鞋们，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啦！
http://new96.ca/forum.php?mod=vi ... =1337&fromuid=4

溪水旁

龙女 发表于 2011-9-2 11:38
好几天没见阿溪上来啦，正惦记问呢。你好吗？

我以为你要在这里开圣经专栏呢。很好，多谢这样的故事，我 ...

谢谢龙女。 看来你在家里是老大啊。 老大总是要多负一些责任的。 我刚从蒙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