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之脱离中国，前因后果

从来就没救世主

外蒙之脱离中国，前因后果，归结到一点：慈禧集团绞杀戊戌变法而引发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而使民族问题找到了极端的表达方式。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切中时弊、和平、理性的改良运动，虽然它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来得未免太晚（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惨败已长达５８年，其间多少次丧权辱国、民生涂炭的耻辱记录），但还是受到中国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残酷绞杀，浸灭于血泊之中，逼得热血青年、改革家无路可走，也无法再做什么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 改良骤然演变成革命，以暴力推翻满清王朝，武昌起义是这一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历史选择，完全不同意有些学者对这场革命的批评，我也完全不同意那种在慈禧集团残酷扼杀百日维新之后，还认为中国应当搞君主立宪的主张。 　　当武昌城头起义的枪声响彻全国，各省纷纷效法武汉而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在这风潮中宣布独立，理由主要是两个：受压迫，保土保教。活佛在致中央驻库伦（即后来的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的通牒中说：“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代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后其均：《外蒙古“独立”问题之探讨》，第２６页，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７８年初版）但当时的独立风潮，内涵有所不同，内地各省是摆脱满清王朝，外蒙则是脱离中国。 　　历史惩罚统治者的愚蠢真是无情。倘若戊戌变法没有被慈禧集团绞杀，那么变法就会使各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实业商业诸方面也会得到发展，甚至科学技术、教育艺术也将有所创造，中国完全走上另一条道路。历史偏偏不是这样发展，而是一切矛盾变得尖锐不可调和，整个中国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集中到全力推翻满清王朝这一目标上，终于爆发革命，于是，大一统王朝开始解体。 　　外蒙之决然摆脱中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国的鼓动，也与日俄之间三次密约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满清政府对外蒙实行的苛政，激起外蒙贵族和民众的强烈反抗。 　　清代设外蒙官制，其中有“驻库伦办事大臣”一职，此职“尤为美缺，满员营谋者，非二十万金不能得。其入款之丰，年可五十万两，历任大臣无不贪婪。抚驭无方，蒙情日漓。加以活佛诛索无厌，蒙人不堪其扰，活佛亦觉不排去将军，无以饱其囊橐。杂二之心日滋不已。此时即无第三者之挑拨，形势已渐趋险恶，况有蓄志侵略之俄人在背后从中鼓动乎？果也宣统二年三多接篆库伦大臣，以举办新政，引起蒙人借题向外之意。又三多昏聩，办事失当，蒙人图谋独立，倚俄为护符。几清室闻知，停办新政，而势已燎原，无可救药。”（高博彦编著：《蒙古与中国》，第９２－９３页）在朝廷文电接二连三催促下，外蒙设立了宪政筹备处等许多机构，“一切经费，悉令蒙人供给，蒙人不堪。”（同上书，第９３页）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覆灭前夕实行立宪而在外蒙搞的这种新政，不仅没有得到人们拥护，反而由此激发了一场独立运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帝国自康雍乾盛世之后，经嘉道咸同光宣数朝，已成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破烂茅庐，无力自保，实已沦为必受欺辱的弱国。 　　弱国无外交。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和日本欺辱，这也是人人可见的痛苦事实。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每个民族、每个人，都丧失尊严，饱受侮辱。这一事实不能不严重动摇人们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的信心，离心离德，并渴望选择一种新的国体模式，选择自己的未来。武昌起义恰好造成这样一个历史契机。外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及其手下那些大喇嘛们，抓住这个机会，宣布独立，国号为大蒙古国，设立政教合一的政府体制。 　回归之愿 　　这是外蒙第一次脱离中国而独立，但局面并非不可挽回，倘若民国政府和随后的北洋军阀政府，能够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妥善对待和处理外蒙问题，事情完全有回旋余地， 而且历史也果真出现绝好的转机。 　　外蒙宣布独立后，随之出现三种情况。其一，外蒙的两种主要势力——以喇嘛代表的宗教势力（即所谓黄党）和以王公代表的世俗势力（即所谓黑党），产生严重分歧、矛盾。在满清统治下，外蒙王公享有优厚年俸，独立后便断绝了这份年金；而且，王公的爵位由中国政府册封，爵位可以世袭，这也随独立而成泡影；政权由活佛控制，可任意指派手下大喇嘛担任各种要职，旧章悉破，各王公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对此极为不满。高博彦指出：“自独立自治以还，活佛一言便同法律，捐税日增， 诛求无厌。而王公袭爵，又不按照旧章，任由活佛左右之大喇嘛随意指派，居今思昔，各王公咸觉归附中央，较多利益。”（《蒙古与中国》第１２９页） 因此蒙古王公们是希望重归中国怀抱的。 　　其二，外蒙独立后，并没得到什么实际利益，也未真正独立自主，它转而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和剥削，使外蒙人民对这种独立也颇不满。那种感觉大约有点象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外蒙自独立后，日受俄人之高压手段，渐次剥削，蒙人觉悟。”（同上， 第１２８页） 　　其三，沙俄对于外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无暇西顾。俄国卷入大战，精疲力竭；外蒙对俄国已生厌恶感，此时更增轻蔑心，于是滋生摆脱俄国控制的欲望。“欧战事起，俄国内乱，国几不国，加以卢布跌落，蒙人受重大之损失，厌恶与轻视之心，日益滋深。故外蒙取消自治之主因，实为俄势之失败，加以民国七年，俄旧党部谢米诺夫包藏祸心，骚扰蒙边，益增蒙人反感。”（同上，第１２８页）在这种情势下，活佛召集全蒙王公会议，商议何去何从。他们决定撤销自治。 　　历史竟出现这么难得的契机，使分裂的局面有希望挽救，但最终还是被北洋政府的愚顽所葬送。

从来就没救世主

北洋第二次激走外蒙

　　１９１９年６月，北京段琪瑞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全权管理西北边疆事务特使，兼任西北边防司令。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务，徐氏是段琪瑞最亲信的人物，此要职自然不能给别人。

　　徐树铮率四千军队抵达外蒙首府库仑，通过都护使陈毅，在蒙古活佛、王公之间反复游说，与他们拟定了撤治条款六十三项。外蒙已表示取消自治。

　　此时若能趁此以宽仁态度对待蒙人，捐弃前嫌，实可重修旧好。然而，大驾光临的徐树铮却以大员身份，傲睨他人，不仅不尊重陈毅已将达成的条款，反而一反陈毅的怀柔政策和协商态度，不做相应的让步，自恃武力，一味用强，力主从速解决问题，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这种毫无弹性的强硬态度，使外蒙官员生抵触情绪。徐氏严词限令外蒙政府３６小时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从这种处事态度看，徐氏显然既非外交家亦非政治家，只是一介武夫而已。

　　外蒙喇嘛与王公对此霸道态度虽然极为愤慨，但兵临城下又委实无奈。他们那一点兵力远非徐氏军队的对手，只好暂时屈服，于同年１１月１６日签字，撤销独立自治。

　　北京那边，对这一重大事情，也只采取以一纸空文搪塞的敷衍态度。　　

　　历史若总是由一时的某种暴力或兵力上的暂时优势而决定，那么事情就未免太简单了，恰恰相反，炫耀武力，仰仗强权的人，最后总是兵败山倒，一塌糊涂。　　

　　徐树铮大耍武夫威风，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衔恨于北京政权，只是暂时压住，等待机会再掀风波。　　

　　徐树铮及其所属派系忙于内斗，别有他图，急返北京；他临行时还把陈毅软禁，将蒙事托付另一人；这样，外蒙复归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他们没有做任何辅助工作，而且，驻扎在库伦的军队首领之间关系不睦，旅长褚其祥和骑兵团长高在田彼此闹气。
　　
　　机会果然很快就来了。１９２０年，徐树铮受到抨击，直系将士发表檄文，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其中第二条罪状就是谴责他对外蒙采取的错误政策：“乘俄人内乱之际，冒陈毅垂成之功，勾结东人，取消蒙古自治。滥邀一时之名，隐伏无穷之患。”（《直军全体将士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檄》，１９２０年６月，见《直皖战争》第８４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同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边防军西北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同上，第８７页）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他免职，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７月９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中原内乱和上层争夺，也必然使边防军队人心涣散。
　　
　　此时，外蒙活佛与喇嘛、王公，抓住机会，再次策划独立问题。他们同时向俄国红军和白军双方要求支持，请求他们帮助外蒙把中国驻蒙军队赶出外蒙。　　

　　外蒙之所以如此不择手段地寻求帮助，再求独立，究其原因，还在于对中国政府那种霸道做法深深衔恨、大失所望。此外，中国的政争、内斗乃至战争（直奉战争），徐树铮的逃匿，驻扎外蒙兵力的薄弱（不足以抗击俄国巴龙恩琴白匪势力），驻兵首领内部的不睦，以及当时风行世界的民族自决学说，都对外蒙再次独立有着重要作用。　　

　　此时，北京政府在徐氏下台后，重新启用态度温和、办事扎实、与蒙人有私谊的陈毅，也无济于事了。

从来就没救世主

坐视俄国人蹂躏外蒙不管

　　此后的外蒙，并未得到自由。它先后落入两股俄国势力之手。

　　白匪军１９２１年２月攻陷库仑，成立外蒙政府，仍尊活佛为君主，于同年３月２１日第二次宣布独立。外蒙人民大遭其罪：“所有房屋人头等税，一律恢复，且更加重 。对于逃而复回之华商监视极严，非仅不许移徙，且禁其与内地通信，……恩琴所部一切需用之品，尽责令蒙人供给，稍或迟缓，轻则加以非刑，重则立予处死，完全一种流寇行为。”（《蒙古与中国》第１３９页）此时的外蒙王公不堪其虐，请求北京救援，中国舆论亦为之大呼。北洋政府先是无动于衷，继而勉强派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以敷衍了事。东北军阀张作霖心中自有小算盘，其志本在中原，岂肯将大军开到外蒙？他只派张景惠等部开到察哈尔热河，便按兵不动，任凭俄人在外蒙驰逐争夺，只作壁上观。　　

　　中国第二次能有所为而不为，置外蒙人民之所求而不闻，眼睁睁地听任别国力量蹂躏外蒙。此次丧失外蒙，显然是北洋军阀之误国。对于这段历史，马鹤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记述作者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间在蒙古所见）有记载说，当时外蒙一切政权，由巴龙恩琴操纵主持，俨然太上皇帝。蒙人不堪，复请中央援救。赤俄亦声言，中国如不出兵，彼当进兵代驱白党。北京政府置若罔闻。俄国红党，乃指导蒙古国民党，召集军队，在恰克图设立蒙古临时政府，与库伦相对立，并派红军与蒙军进攻外蒙……。这些记载都显示，由于北京政府软弱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对蒙人的请求和苏俄的“声言”“置若罔闻”，便意味着主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和领土。　　

　　１９２１年７月苏俄红军与蒙军攻克库仑，消灭白匪，外蒙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以君主立宪制为国体，依然尊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君主，但对其权力严加限制，只能掌管宗教事务，无权干涉政治。　　

　　到此，中国的势力在外蒙完全消失，外蒙则几乎完全受苏俄控制，他们派军队驻扎在外蒙首府库仑，各个重要机构均有俄国人作顾问，掌握着实权。虽然在１９２４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有“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和有关苏联撤军的条款，但已是一纸空文，外蒙之独立已成事实。

　　中国失去了外蒙，版图和主权大损，而外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独立，不过是换了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来控制和保护她而已。

　　对中国而言，这真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教训：学会尊重别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经中俄两国同意，外蒙政府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库仑就外蒙是否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９７·８％赞成独立，２· ２％弃权（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第１２３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外蒙总理乔巴山将结果通知中俄两国政府。　　

　　中国政府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宣布承认外蒙独立。这是外蒙第三次独立，这次是她永远脱离了中国版图。　　

　　从外蒙最终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这段长达三十四年反反复复的历史，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深思，从满清慈禧绞杀百日维新、北洋军阀的颟顸中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统治术中，似乎只懂得武力压服这一种语言，从来没有政治上的远大目光和理性，来对待国家、民族事务，从未有过丝毫尊重人权、民主权利、少数民族权益的那种意识，也丝毫没有采取平等协商和谈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内矛盾和争端的意识。民族之间的关系应当以自愿和自主为原则，这种民主的精神决定了解决争端的方式，是协商而不是武力胁迫和暴力压服。这是现代文明的特点之一。　　

　　中国一直缺乏以积极态度把握住历史的主动性这种卓越能力，这种消极和无能，使几次有心回归的外蒙亦为之无奈，最终不得不毅然脱离中国版图。也正是这种无能，使中国的版图在最近数百年里不断大面积丧失，恰恰使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如何在反对进步的顽固守旧中，走向没落、衰亡和解体。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使各民族彼此和睦相处，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是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认真思考的。我们应当从外蒙之脱离中国这一历史往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我在

外蒙之脱离中国，是中共和苏共里应外合的结果。

东方阳

应该是国共只为各自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