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车臣问题的来龙去脉

景远

  苏维埃时代　　1917年，俄国革命后，少数民族强烈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1918年，车臣——印古什成为当时的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1922年11月30日又分离出来成立了车臣民族自治州，1934年1月1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是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自治实体。按照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自治共和国也拥有自己民族国家实体，在国家管理方面享有独立自主权。但实际上，这些权利只是一纸空文。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展了斯大林“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轨道，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富农”。在俄罗斯，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把有马的车臣人划作“富农”，不但要没收财产，还要消灭。这种荒谬的划分方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自从1929～1935年，仅在车臣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3～4月苏军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围剿行动，直到1936年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反抗武装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镇压。这又一次加深了车臣人对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
　　集体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打到了车臣地区。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不少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
　　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令苏共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恼怒。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根据国防委员会第5073号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派10万军队包围了车臣所有村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上闷罐火车，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流放。苏联当局规定，每户只允许带20公斤重的行李;押车的士兵得到命令，车臣人离开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过程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而居在所谓的“特居地”内，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不仅车臣人名义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实际上被褫夺了公民权利。上述种种践踏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车臣人的民族感情，给车臣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车臣独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杜达耶夫在出生后几个星期就随家族被流放，而马斯哈多夫则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何种不可磨灭的印象。
　　　斯大林“集体惩罚”车臣、卡尔梅克、卡巴尔达等高加索民族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投敌表现。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区的很多民族，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托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甚至一些俄罗斯人，都有通敌表现。部分高加索人“通敌”的表现与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注】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使得苏联红军至少付出了数万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战功赫赫的瓦杜丁大将)的表现相比并不突出，为什么这些民族都没有遭到类似高加索人的命运呢?很显然，这个决定不是一个“通敌”所能解释的。斯大林作为与车臣接壤的格鲁吉亚高加索人，大概其从小就对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等民族有更深的了解，深知其桀骜不驯的民族特性;特别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高加索人从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反抗，使得斯大林认为从根本上征服他们是难以办到的。那么只有退而求其次，以“通敌”罪名将这些民族从聚居地赶走，让这些小民族消失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原中并被同化，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加索问题的目的。
　　平反昭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车臣人的迫害有所松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被流放到哈萨克荒园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陆续返回故里，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苏联当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中央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在车臣战争中担任俄罗斯集群司令员职务的根纳季·特罗舍夫将军就是格罗兹尼人，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当时车臣首府的景象：“许多在战前已经离开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由于原有的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失业的人特别多，导致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如何生存。

酒中仙

血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