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 - 张伯笠

溪水旁

4

　　五月十六日，数十万大学生涌进天安门广场了，声援绝食的同学。此时，绝食同学的人数已增到三千人。我们指挥部开会后决定，再不接收绝食同学，另外，绝食休克的同学到医院后不许再继续绝食。
　　下午六点钟，统战部长闫明复在一些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和王丹、吾尔开希来到广播站，引起了绝食同学们一阵激烈的骚动，人们站立起来，向前挤来。
　　我用麦克风要求大家坐下，保持秩序，并要求纠察队员负起责任，不要再放任何人进入绝食“领地”。臂缠红色条带的纠察队员立即手拉手排成人墙，挡住四面涌来的人潮。
　　闫明复从我手里接过麦克风，他很激动，衣领敞开着，头上是刚从人群中挤过来时泌出的汗水。他感性地说：“同学们，我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你们的同情，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同学们静了下来，静静地注视着他。
　　闫明复的两眼闪着泪花，哽咽片刻才说：“同学们，我只是想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你们没有权利用生命换取你们要求的达到！你们要给改革派时间啊，同学们……”
　　他接着说：“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希望你们不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作为代价，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而且完全从人道主义出发。第二点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学们保证，同学们所担心的秋后算帐，绝对不会有的。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和你们回到学校去。请相信我，同学们。”
　　人群中响起了掌声，但并不很热烈。
　　王丹接过麦克风，也很激动：“同学们，我是王丹，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闫部长说的是真话，我们应该相信他。”
　　吾尔开希也抢过麦克风，他穿着医院的住院服，带着氧气袋，他更激动：“同学们，我是吾尔开希，我首先担保闫明复同志，他是我们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没说完，他就昏过去了。
　　闫明复和吾尔开希走后，绝食团指挥部立即召开了有各高校绝食代表参加的会议，大家在广播站前围成一堆，柴玲不知去哪了，封从德也不在，王丹拿着一束不知谁献的鲜花在回答记者提问，而李录手拿着手提话筒成了会议的主持人，我和马少芳、郭海峰还没发言，李录已宣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继续绝食”的议案。当时我和郭海峰等对继续绝食是持支持立场的，□明复的讲话虽然感人，但他不是决策者，如果那一天这样讲的是赵紫阳或李鹏，也许情况会不一样。
　　绝食的同学越来越多地被送往医院了，指挥部成员也大部分休克过，绝食的同学建议指挥部的同学应该吃食物，否则不利于指挥，但王丹坚决反对，其实，那时即使让我们吃我们也吃不下，几天几夜的绝食，已经没有吃食物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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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天凌晨五点钟，我开启广播，然后把新起草的广播稿交给那位女广播员。
　　在《让世界充满爱》那首悠扬的乐曲中，熬过又一夜黑暗的同学们苏醒了，他们在侧耳聆听那位女广播员甜美亲切的播音：
　　亲爱的同学们，早晨好！今天是五月十七日，是我们绝食斗争的第五天。绝食团指挥部向全体绝食的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
　　掌声像是从远方追过来的六月雨，使广场的宁静被打破，于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天中午，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指挥部，他叫张朗朗，是一位作家，他说他代表戴晴来广场看看，戴晴曾来过一次广场，她当时对绝食的同学说：我可以让赵紫阳总书记来跟大家说一句：同学们，你们好。然后你们就回学校去，停止绝食，好不好？同学们气坏了，戴晴把这些大学生当成了幼稚园的孩子。
　　我对戴晴一直很钦佩，从她的《盼》到《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她的作品我都研读过，除对她的大胆泼辣由衷钦佩外，对她所表现的道德勇气也很佩服。但她毕竟是共产党奶水养大的社会宠儿，她是叶剑英夫妇的养女，本人又在总参二部等机要机关工作，平时，大家都是搞文学的，没什么大猜疑，但这样复杂的民主运动开始后，戴晴就是显得扑朔迷离了。她一会在公开信上签名，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会又到广场劝学生回校，那讲话的口气分明是代表中央。昨天郑义告诉我，他曾和戴晴通了一次电话，戴晴在电话中对他咆哮：郑义，你要把运动推向何处？
　　我们不知道戴晴要把运动推向何处，她在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二六”社论后，让学生背着动乱的帽子而不去做理性的抗争，这可能吗？
　　我对她的“特使”张朗朗先生说：大学生不欢迎她，让她以后不要再来广场把我们当白痴了，其实，那些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比戴晴这样所谓的菁英要高尚得多。
　　据说戴晴为此大骂大学生，当六四屠城后她竟幸灾乐祸地说：活该。
　　和戴晴相反，严家其、包遵信却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严先生的可爱之处是他的真诚，他完全没有利用这场学运而给自己捞取什么政治资本。
　　严家其先生代表着当时北京知识分子的主流。在五月十七日夜，于浩成、李洪林等著名知识分子来到绝食团指挥部，我和郭海峰接待了他们。他们很激动，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太伟大了，在你们的压力下，邓小平有可能下台了。他们激动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我当时真不敢相信，邓小平会轻易放弃军委主席的职务和垂廉听政的权力。后来才知道，那是邓小平耍的阴谋，他向赵紫阳说他不管了，让赵处理学潮，但他并不是不管，而是离开北京到武汉等地调动军队去了。
　　那几天，游行活动也一天比一天声势大。十五日十几万人的知识分子大游行，十六日以后游行队伍更加壮大，十七日我们把绝食团指挥车开上长安街，从城东到城西，游行的车队看不到头，就彷佛像滚滚而来的长江水。参加的人有大学生、知识分子、工人，还有中央各机关和国务院各部的游行队伍，我还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警察、军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更具有象徵意味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组成的队伍，他们高呼“学生无罪”的口号，打着“中国要民主，中国要法制”、“人民法官爱人民”的标语牌。我们的指挥车一边走一边广播，掌声和欢呼声包围了我们。
　　新闻界表现了从未有过的道德勇气，那几天不仅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等报纸真实地报道了绝食和声援的情况，新闻记者上街游行的队伍得到了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中国共产党对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
　　整个北京城就像是一只滋滋作响的炸药桶，随时有炸毁那个已不代表民意政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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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月十八日早晨，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政府通知我们将有雷雨，他们说，如果雨来临后不仅影响到绝食同学的健康，而且很容易使传染疾病在北京漫延，他们要求我们复食。我们大多数常委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但我主持即使是阴谋，我们也要和他们接触，因为我们虽然不能这样因为下雨就放弃绝食斗争，但我们也不能让绝食的同学淋在雨中。经过我与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政府的代表协商，他们同意调八十辆大客车给我们，同时，我们也通知各高校派出校车，使绝食的同学可以撤到车里去。
　　那天早晨果然狂风大作，柴玲说她身体不适，建议我来担任临时总指挥，代替她指挥这场大迁移。我在广播中沈稳地发布命令，以各高校为单位的绝食同学缓缓地离开了纪念碑东侧，向广场西北部的客车群缓慢行走。我拿着高音喇叭，调动了各高校声援的队伍组成了一条从纪念碑东侧到广场西北部的通道。通道两边的同学们都手臂挽着手臂，让绝食的同学安然通过，这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简直就是奇迹，我看见绝食的同学在向两边的群众伸手做出ｖ的手势，而群众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激动不已。
　　那些天北京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友善的人。客车上互相礼让，两个自行车碰了头，会互相说声对不起，连那些小偷都贴出了声明，扬言从此不再偷东西。除对政府和邓小平、李鹏等表示强烈不满外，北京人似乎在重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他们对共产党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但也给共产党一次选择的机会，那就是让这个独裁四十余年的政党向人民屈服和人民合作。但共产党选择了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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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月十九日□晨，广场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我们指挥部的同学们一直在开会。我刚刚从协和医院苏醒过来，被救护车送回了广场，我听从医生的建议，在指挥车上输液体葡萄糖，北京市红十字会主席也就是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硬是赖在指挥车上不走，他是陈希同派来监视我们的。
　　忽然有人报告：赵紫阳和李鹏来广场看望绝食同学。我们立刻拔掉了针头冲下指挥车，当我们来到北师大的一辆绝食车上时，赵紫阳和李鹏已经离开了广场。我立即让车上得到赵紫阳签名的同学把总书记讲的话回忆整理出来。
　　我和郑义、李录等人仔细地研究了赵紫阳的讲话。觉得问题严重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赵紫阳说：
　　“我给同学们说几句话，我们来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你们不管怎样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好，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只是说，学生们的身体到现在己经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已经第七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时间长了身体也会造成难以补偿的损伤，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结束绝食。
　　我知道，你们绝食是为了达到政府和党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有个满意的答覆，但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来解决，譬如说“性质”这个问题，我觉得终于可以解决，但你们也知道情况都是复杂的，需要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够在绝食六天到七天后还坚持这一条，一定要达到满意才停止绝食，但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呀，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同志们能不能理智一点，想一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严重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现在党和国家都非常着急，整个社会也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同志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就不能控制，造成各方面影响。
　　我就说这么多，总就这么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绝不会这样子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还在继续讨论。事实上，不管怎么讲，虽然慢了一些，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还在逐步解决，还在逐步解决嘛。
　　年轻人呀，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你们要冷静想一想。”
　　我们研究完信后得出了结论：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保守派全面反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已经控制了中央政治局。
　　我的一位朋友，在军界服务的朋友冲破了两层纠察队员进了指挥车，他哭得两眼红肿，他告诉我，鲍彤已被逮捕，赵紫阳总书记被迫辞职了，李鹏来广场是监视赵紫阳的，另外，李鹏将在明天零点宣布对北京实施军事戒严令。
　　这是我们在运动当初的最坏设想，历史就这样残酷。我仰天长叹：上帝呀，为什么对中国人这样的不公平？难道中华民族历经的磨难还少吗？！
　　我请郑义以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一个声明，告诉全国人民：邓、李、杨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非法软禁了赵紫阳总书记，开始与人民为敌，我们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争到底。
　　然后，我们在天亮时把指挥车开出了天安门广场，在东西长安街上，我们的广播员播了赵紫阳总书记来广场看望同学时的讲话，以及郑义起草的告全国人民书。
　　整个北京愤怒了。

溪水旁

8

　　下午三点钟左右，陈建祖来指挥车找我，说知识界的朋友们要见我。
　　我在他的带领下带了两个北京体院的纠察队员，离开了广场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门外，一根麻绳围了一个圈子，圈内有一很大的横标，上面写着“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自从进入绝食高潮后，北京的知识界就在这里设了“办事机构”。当我来到这些老朋友的面前时，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郑义、李陀、远志明、苏纬、徐刚等几十人神情严肃地把我围住，他们告诉我：形势已相当严峻，明天零点，李鹏将宣布对北京的戒严。而戒严的藉口是北京失去控制。
　　我一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距离戒严时间只有八个小时。我说：“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设性意见？”
　　李陀说：“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应该抢在戒严令宣布之前停止绝食。”
　　远志明补充说：“这会使他们的戒严令失去藉口。”
　　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不要说时间紧迫，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就说我们绝食七天七夜丝毫没有得到点成果这一点，同学们的气就难以下咽。而要做出复食的决定决不是指挥部任何一个学生领袖靠威信和魅力所能达成的。按照我们当时的程序，这样大的动议要经过绝食团各高校代表大会的同意才通过执行。
　　知识界的朋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在向我晓以利害，我完全明白，如果我们抢在李鹏宣布戒严前停止绝食，就会在舆论上和战术上都抢占风头。我当时只向他们说了一句：“我尽量去做。”
　　回到指挥部我马上找到柴玲、李录、郭海峰等在场的常委商量。大家基本同意我提出的抢在戒严令宣布之前停止绝食的动议。于是我们几人分头行动。
　　我首先通知各高校代表在晚上七点钟到指定的大客车开紧急会议，并责成郑义等人起草复食宣言，然后通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在广场的记者晚九点钟将有重要新闻公布。另外派了两名同学保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秘书的电话联系。李录将绝食的同学调出了大客车，以各高校为单位围坐在绝食团指挥车四周，整个天安门广场旌旗招展，人声鼎沸，人们都预感到绝食团将有重大举动。
　　晚七点钟，近二百名各高校绝食同学的代表在纠察队同学的严格验证后进入了我亲自选好的大客车内。我调集了五百多名天津来的大学生纠察队，并严格下了命令，没有我签字的通行证一律作废，任何人不得进入举行会议的大客车。
　　纠察队长说：“如果吾尔开希来呢？”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坚持我们开完会。”
　　我当时不知道吾尔开希的想法，但我知道他办事的没头没脑和个人影响力，万一他反对复食，在会上大嗓门一煽动，靠他在学运中的影响力，我所作的一切努力就会泡汤。
　　我按时宣布开会、柴玲、李录、郭海峰等同学都参加了会议。
　　我主持了这个不知会是什么结果的会议，如果我当时把马上要戒严的消息告诉各高校代表那将很容易通过复食决定。但我不能讲出来，这涉及到：“重大国家机密。”
　　我当时很感性地谈到绝食的现状，二千六百多学生进过医院，现在还有一些同学在绝水，生命每时每刻都受到威胁，而绝食斗争已经得到了全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和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如再继续绝食下去同学们的身体将受到严重伤害，而那个混蛋的政府也不会就此摘掉扣给我们的“动乱”帽子。
　　我最后强调：“我们不能为了目的的达到而不顾手段的纯洁，生命是最高准则，每一个代表都没有权力用绝食同学的生命做为赌注。”
　　其实，当时绝食的同学已经被四处的声援闹得骑虎难下。没绝食的人去广场喊喊口号热闹一番，但他们绝想不到那些已经绝食七天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感。
　　显然，全体代表都被我的讲话所感动，我没有给任何人再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提出绝食团指挥部决定将绝食斗争改为静坐斗争，请全体代表表决。
　　表决结果：一百七十三票同意复食，十七票反对复食，三十三票弃权。
　　就在这时，车外一阵噪杂。吾尔开希在三五个穿白大衣的医护人员簇拥下闯了进来。吾尔开希显得很气愤：“为什么不让我进来？！”
　　我说：“你来的好，会议的内容是关于复食的决议，现已通过，你也可以发表意见，不过简短些。”
　　吾尔开希说：“我同意复食。”
　　我说：“那很好，散会。”
　　我和柴玲、李录、郭海峰等迅速回到指挥车。这时郑义和赵瑜等都上了车，把已经写好的复食宣言稿交给了我。我交给柴玲，让她代表指挥部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决定。
　　当柴玲宣布各高校绝食代表已经通过停止绝食，由绝食改为静坐的决定后，全场哗然，一些同学涌向指挥车，强烈抗议，但我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一开始就参加绝食的同学，他们把指挥车推得左右摇晃，愤怒地咒骂指挥部。我很理解他们，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但他们又不知道中共马上就要大军压境实施戒严的现实。
　　我跳下指挥车，立即被人群包围，他们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我在邵岩及十几名中央体育学院的同学帮助下好不容易挤出了人群。十分钟后我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一个装有无线电话的房间里，他们为我接通了中央办公厅。
　　十几名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在对着我拍照。室内除闪光灯和快门的声音外，静得怕人。
　　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电话。”
　　我说：“我是天安广场绝食学生代表。”
　　他说：“请报告您的名字和职务。”
　　我说：“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张伯笠，现任绝食团副总指挥。”
　　他说：“请讲，我们在录音。”
　　我说：“我们宣布，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二十二点整停止绝食。并请中央办公厅转告赵紫阳总书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及政治局其他同志。”
　　我接着把复食宣言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我最后说：“复食并不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诉求，而是转换成静坐的方式继续抗争。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千万不要把自己和人民对立起来，贻误民族发展之大业。”
　　半个小时后，中央电视台为我们播出了这条使李鹏暴跳如雷的新闻：
　　“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宣布于五月十九日二十二点停止绝食。”
　　当我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电话回到广场西北角的绝食团指挥车上时，指挥车上下已经充满了火药味，车上在激烈争吵，车上据说还动了手，王文竟和李录打了起来，而封从德从医院赶回广场后，大嚷复食是出卖学生运动！和柴玲大吵一通后，他立即抢过麦克风要求各高校代表到指挥车下开会，要推翻刚刚宣布复食决议。
　　当我问清事情的经过时，封从德已经从车下的“会议”中回到指挥车。他一见我立即火冒三丈：“张伯笠，你知道你在作什么吗？你在出卖学生运动！你在出卖绝食的同学！瞧瞧这个！”他扬了扬手中的那张纸：“这才是绝食同学的真正心意，全体通过，坚决反对复食！”
　　我守着车上的电台，负责电台的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同学是我绝对相信的人，他已按照我的指示把机器关掉了。我刚上车时已经发现，封从德在车下开的那个代表会，与会者的代表资格根本就没有经过审查，能挤的人和能喊的人就算是代表了。
　　封从德命令：“开机，我命令你开机！我要宣布继续绝食的决定！”
　　柴玲带着哭腔：“老封，你要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斗争很复杂！”
　　封从德大嚷：“我不能冷静！我要为绝食的同学负责！开机！”他拿起麦克风：“广场的同学们，我是封从德……”他停了下来，电台没有开。他更火了：“我以绝食团副总指挥的名义命令你把机器打开。”
　　我站起来说：“封从德同学，你刚从医院回来，不了解现在和即将要发生的情况，我想你最好先休息一会，两个小时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不，我现在要宣布继续绝食的决定！”说着他推开那个管机器的同学，自己把机器打开，就要宣布。
　　我厉声说：“把机器关掉！”
　　封从德两眼愤愤地望着我：“你要干什么？！”
　　我说：“封从德同学，你严重地破坏了绝食团指挥部的民主程序，按规定，召开全体会议须经绝食团常委会通过，你刚才的会议是自己提议召开的，根本就没有经过绝食团常委会，所以我们不承认会议的结果。而我主持关于复食的会议，是经过除王丹和你不在场外所有的常委通过，并授权于我召开的。各校代表经过审查资格，会议结果具有代表性。”
　　封从德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宣布继续绝食！”
　　我说：“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指挥部集体之上，因为你身为副总指挥，粗暴地践踏自己所订的民主程序，一面高喊民主，一面自己搞独裁，所以已经不适合再做副总指挥的职务，现在七个常委六人在场，我提议罢免封从德副总指挥之职，请大家表决。”
　　封从德愣住了，他木然地看着这几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学，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他这样无情。他更不明白包括自己的妻子柴玲在内都严肃地举起了手。
　　我说：“全体通过……封从德同学，你现在不是副总指挥了。请把话筒放下。”
　　封从德把麦克风一摔：“妈的，不用你们罢免，我不干了！”说完，怨恨地扫了我和他的妻子柴玲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下车走了。
　　我颓然地坐在车上，心里很难过，封从德临下车时眼睛中的泪水使我不忍心再看他。但我只能在心里说：“小封，两个小时后你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溪水旁

9

　　零点的钟声响了，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全部打开了，广播员那无情色彩的声音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膜：
　　现在有重要广播，现在有重要广播：国务院关于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
　　鉴于北京已经发生了严重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鹏

　　接着，中央电台播发了陈希同签属的北京政府第一号令、第二号令和第三号令。
　　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施戒严，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严禁串联、讲演、散发传单，严禁冲击党政机关和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以及不许外国记者采访等，并扬言在戒严期间，有上述活动者，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这是杀人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愤怒地发出了怒吼。
　　《国际歌》在广场响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己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围在绝食团指挥车四周的人恍然大悟，我们为什么在两个小时前宣布复食？他们不再继续围攻指挥车，而是加入了抗议戒严的行列。
　　指挥部决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坚决反对戒严令，并继续抗争。
　　我们指挥车播放着国际歌的雄壮歌曲，从广场西北角开到了纪念碑北侧绝食同学的生命线处（这是为使绝食同学得到尽快抢救，由大学生开辟的通道，二十四小时畅通无阻）。我主持了这次新闻发布会，陈明远、李录、熊炎均在指挥车上。
　　我表示：为了抗议中共国务院的戒严令，我们决定天安门广场二十万大学生集体静坐抗争。但当时误将“静坐”说成了“绝食”，尽管我醒悟后更正过来，但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是现场直播，所以出现了后来的“广场二十万集体大绝食”的新闻。我和陈明远，李录又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就在此时，全国各地声援我们反对戒严令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戒严令宣布还不到一个小时，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邮局就将两千多封电报送到了指挥部，那些人都署着自己真实的姓名，他们的支持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代表着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诉求。
　　最令人激动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戒严部队一个连的全体官兵合影，照片的背面是全体官兵的名字，随照片附来的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全连官兵的心是属于你们的，我们虽然被迫前来北京执行所谓的“戒严”任务，但我们决不会把枪口对准你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
　　我双手抖动着把这张照片放在了内衣口袋，我怕丢失或落入共产党“雷子”手里。
　　绝食团的使命结束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进入了反对戒严，保卫广场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