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氣何以如此暢銷？(ZT)

溪水旁

霸氣何以如此暢銷？
──評7億票房的《讓子彈飛》

文／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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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子彈一射出去，就連同觀眾的情緒一起射飛。“霸氣”、“王者風範”、“震撼”、“雄性”、“硬漢”……在影評論壇上，濺起一片驚歎的聲浪。除了央視主播郭志堅幾句不著邊際的逆向批評之外，全都是一派亢備的尖叫。

而郭志堅的評論 “情節不合邏輯、拖遝冗長……極不舒服……非理性衝動”，被姜文輕鬆駁回：“這也是我對‘新聞聯播’的看法！” 更在影片之外，為其牛氣烘烘再度加碼。

沒錯，《讓子彈飛》（姜文導演兼主演），玩的就是霸氣！姜文要展示的，就是他不可一世的霸氣。觀眾感受的，也是這霸氣。霸氣，是《讓子彈飛》的核心，也是賣點。

那麼，揭開這“霸氣”，審視一下這霸氣底子裡的內涵，對解讀此片、認識傳統文化與當下的社會精神，是極有幫助的 。

在歷史上源遠流長

“勝者為王”，是中國文化的傳統觀念。煌煌“二十四史”，就是先後24代勝者的家史。誰是勝者，誰就擁有絕對話語權，誰就可以成為眾星拱月的核心，誰就可以宰割他人，為所欲為。

直白地說，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幾千年來上演的就是這樣相殺相吞的活劇。正如毛澤東所理解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如此文化思想，如同三聚氫胺奶粉必然會哺育出結石兒一樣，終將形成追求以霸道、霸氣為目標的社會共識，而這共識也與結石有同樣的性質──堅硬無比。

虎狼之秦，憑藉勝利可以書寫正統，以至於“天下”二字，成為連刺客都不能逾越的無形屏障（如電影《刺秦》所表現的）。李白感歎道：“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古風五十九首之三》）就是說，霸氣讓秦王未戰先勝，亦令各國諸侯心駭膽寒。從逐鹿天下的軍閥到升鬥小民，無不前來歸順、膜拜。

如果說，劉邦“大丈夫當如是也”，代表了逐鹿天下者的心聲，那麼，阿Q的話：“要什麼就是什麼”，則代表了平頭百姓的民意。《讓子彈飛》把這一點表現得十分形象，張麻子要的是扳倒黃四郎，鵝城百姓要的是瓜分黃家的東西，而霸氣，在達到這一目的中必不可少。

深諳中國文化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軍事家憑著這個舞臺，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由此可見，作為“最高形式”的“戰爭”，使用的是最低形式的武力。動武之前，必先攻心，以霸氣鎮住對方、壓倒對方。《讓子彈飛》中，黃四郎用長筒望遠鏡觀察張麻子後，第一句評語就是：“霸氣外露，該死！”二人尚未直面相對，黃四郎就先輸了，“霸氣”讓張麻子占了上風。而黃四郎輸掉的第二場，則是“殺人誅心”這4個字，前兩字代表了武力，後兩字代表了文攻，可謂中國戰略戰術的精萃總結。

霸氣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源遠流長。在奠定中國文明之初的先秦時期，就有春秋戰國爭霸。2000多年來，這種情形從來沒有改變。即使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和輸入，也未能打破這一根深柢固的政治傳統與意識。

不僅如此，由於列強的刺激與日本侵略，反而進一步加強了“落後必然挨打”的意識，以致到了世界進入和平競爭的90年代以後，渴望崛起的國人仍然拿這話作論據。

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上的發展，稱霸意識更是迅速抬頭，網絡上充斥了牛氣烘烘的叫喊。那個連基本人權都不充分的“小我”，竟也被霸氣充滿，並在國族意識中膨脹。《讓子彈飛》的霸氣，正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極大地迎合了社會的普遍心理。

槍在手，跟我走？

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的：“槍桿子掌權是猴山原則”，“力量崇拜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意識形態。它不是暴力的‘象徵’，而是暴力的延伸。在‘槍桿子裡出政權’這種意識形態中，它不再僅僅是一種事實判斷，而同時就是價值判斷──政權就應該從槍桿裡面出來，也應該由槍桿來看守。”（任不寐《災變論》）

儘管二戰以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世界範圍的大戰已不可能，以政治原則統治國家成為共識，但在中國，“‘動物國家’的原始特徵仍然一成不變地保留著，它仍然是‘勝利者的統治’。” （任不寐《災變論》）

人與動物顯然有著本質差別，因此，猴山原則與政治統治應該大不相同。然而，在中國文化中，卻難以找到構建全新政治模式的思想資源。更進一步說，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這樣的資源，只有仰望屬天的賜予，才可能打破猴山原則，開闢出全然不同的新路。

聖經新約《馬太福音》寫到耶穌進耶路撒冷城的時候，這樣描述：“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馬太福音》21：5）

僅此一句，就分明劃出了天國與世界的巨大差異。在世界上，霸氣才能稱王，稱王必有霸氣。正如電影裡所說的“劉邦後來幹嘛去了？當皇帝去了。”當皇帝，稱霸天下，這是世界之王的終極追求。而真正的上帝來到人間，道成肉身，與人同行，卻完全是另一番樣式：沒有儀仗，沒有僕從，沒有車駕，甚至連一匹襯托威風的駿馬都沒有，他只騎著一頭小驢，何等寒傖！

聖經甚至形容耶穌為“溫柔”。相信翻遍中國二十四史，絕不會找到任何一處用“溫柔”形容任何君王。溫柔與帝王，在中國文化中是根本不搭界的，以溫柔來描述王者，簡直是滑稽。

然而，真正的王，耶穌基督，正是這樣一個全無霸氣的王。舊約《撒迦利亞書》，預言耶穌基督的來到是這樣說：“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撒迦利亞書》9：9）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以賽亞書》42：3）

在聖經中我們看到，主耶穌作為真正的王，絕無威風赫赫的逼人氣焰，而是“謙謙和和”、“溫柔”。他來到世界，不是為了為自己謀求寶座和榮華富貴、一言九鼎，而是要“將公理傳給外邦”，將拯救帶給世人。

他決不像《讓子彈飛》中那樣擂鼓舞蹈、舉槍高呼：“槍在手，跟我走！”而是“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他也決不像張麻子那樣，為了達到勝利的目的，隨意殺掉本無大罪惡的黃四郎替身，而是“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耶穌基督，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他所做的是“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權力表達的是饒恕

真理與霸氣無關，真正的王者與霸氣無關。然而，這樣的觀念，尚遠在中國文化的理解之外。

我想到另一部電影《辛德勒名單》。濫殺猶太人的党衛軍軍官阿蒙，與德國企業家辛德勒有這樣一段對話：

阿蒙：他們懼怕，是因為我們掌控了他們的生殺大權。
辛德勒：他們懼怕，是因為毫無節制的亂殺人。如果一個人犯了重罪而遭到懲罰，那是他罪有應得。如果我們處死他，那是令人開心的。又如果我們親手殺了他，那更是大快人心。但是那並不是權力。那是制裁，跟權力完全是兩回事。所謂的權力，是當我們有絕對的理由去殺，但我們卻不這麼做。
阿蒙：你認為那才是權力？
辛德勒：那是帝王的風範。一個人犯了偷竊的罪。他被帶到帝王的面前，他撲倒在地，乞求帝王饒他一命，他知道他的小命不保。結果帝王饒恕了他，饒恕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人。
阿蒙：我看你是醉了。
辛德勒：那才是權力，阿蒙。那才是權力。真正的王者……慈愛者。

《辛德勒名單》傳遞的這種觀念，對中國文化是一種挑戰。權力不僅與霸氣不沾邊，甚至遠離懲罰。權力表達的是饒恕，是慈愛。這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與中國傳統觀念完全相對立的。直到今天，中國的現實依然是：搶來權力，買來權力，騙來權力，然後用權力打造自己的八面威風，並贏得自己的利益與聲望。在中國，“王者氣象”一詞，多麼引人神往啊！

不如叫“讓霸氣飛揚”

《讓子彈飛》這個片名，不如“讓霸氣飛揚”更為準確。表達霸氣、謳歌霸氣、販賣霸氣、禮贊霸氣、發霸氣之財，不正是這部影片的文化意義和市場意義嗎？尤其是近年來，隨著“盛世”的歡呼聲，伴著奧運、世博會帶來的激動，也伴著污染、腐敗、災難帶來的不安，霸氣像一副有致幻作用的興奮劑，讓人忘乎所以、亢奮一時。

這一點，正如經濟危機的30年代，好萊塢偏偏盛產恐怖片、災難片，而美國都市偏偏競相建造高大的標誌性建築一樣，它所表達的是這樣的道理：愈在前途無望時，霸氣愈加暢銷。也正是由於同樣的原因，《讓子彈飛》一片，在國內華人與海外華人中，引起的是完全相反的反應。面對同一部影片，國內的叫好與海外的批評，截然不同。

畢竟是21世紀了，霸氣，除了“窩裡霸”，還能有別的什麼？《讓子彈飛》不僅不能提供新的價值觀，也不能向世界輸出所謂有進步意義的中國文化，它只是給當下中國人提供的一個樂子，如同魯迅小說《離婚》中，七大人手中一直把玩的屁塞。

《讓子彈飛》一片真正耐人尋味的，倒是它片頭和結尾的場面，一輛代表現代社會的火車，卻由一群代表傳統社會的馬匹拉著在鐵軌上奔跑。現代與傳統，如此充滿諷刺性地“接軌”。站在“後現代社會”的21世紀，看“傳統”如此帶領“現代”，不禁莞爾。

還好，這影片的開頭和結尾，都是不霸氣的。“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一瓢濁灑盡餘歡，今宵別夢寒……”哀婉的歌聲，仿佛在為霸氣送終。

作者來自中國。目前在多倫多從事文化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