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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在他(指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然而,这只是从逻辑学角度评价的,并没有深入地究其实质。细究细查,孔子的理论,是为专制者强盗行径辩护的学问,是向专制者乞讨残羹剩饭的学问。所以既不要良心也不要逻辑,却充分体现了利己的实用特征。
在弄清儒学政治倾向之前,有一个困惑中国史学界多年的问题需加以解决,即我国的社会形态。按照一种书本理论的划分,社会共为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细究中国的全部历史,则大谬不然!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描述,截至目前,除了一些史学家想当然的随意乱说一气外,并没有多少可靠的史料给以支撑,以至把家天下传承的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人,当成部落联盟长,足显其六经注我的荒谬。
关于奴隶社会。自从战争造成了第一批奴隶之后,由于强权阶级的贪欲和弱势群体的怯懦,奴隶就绵绵不绝。以今天黑煤窑矿主与矿工而论,不就是奴隶主与奴隶嘛!奴隶始终都存在,但都是少数,平民、贱民始终居多数。所以说,人类历史上根本没有奴隶社会,这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史学界已形成共识。只是我国要维护一种理论的神学地位,宁将这一研究成果拒绝于国门之外。
关于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与其所指已发生矛盾,封建者,封邦建国也,有如商朝周朝。但是,中国史学界恰恰对这两个朝代,及其后的春秋战国社会属性难以断定。对1600多年的历史难做出基本判断,是历史研究中的大笑话,是那个理论的肤浅和丑陋。从黄帝登基到溥仪逊位,其统治形式,仅仅是统治方式的差别,即集权于皇帝还是分权于诸侯的差别,平民、贱民与奴隶的身份地位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必要划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封建社会”,一个自相矛盾得不能自圆其说的“封建社会”。
与其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难以分清的社会形态,莫如以民权的剥夺与归还划分,即分为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至于专制制度的千差万别,仅只是细节。如果承认了这个标准,关于孔子的阶级立场就已经不解而解。
孔子的理论毫无体系,是一个十分庞杂且没有逻辑的语录堆砌。由于时间、地点、环境、对象、目的的不同,其杂乱无章,前矛后盾,言不由衷,曲意售奸等弊病十分突出。然而,这并不妨碍认清其理论的政治倾向。拨草寻蛇,还是能十分清楚地认清其本质:是为统治者奴役民众服务的理论。
孔子的学问核心是克己复礼。他曾说过: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经验,其制度美好无比,我赞美拥护周朝。(原文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何从周?他进而指出:“约束自己的欲望,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即“克己复礼”)在这里,孔子不顾自周武王建国以后近八百年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顾周王朝统治集团已走向不可逆转的腐朽没落,不顾新兴集团逐渐取代其统治地位的现实,不顾“礼崩乐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把人生价值取舍确定在恢复先王统治的基点上,其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已一目了然。
孔子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一是恢复周朝的政治制度。“周礼”的内容十分宽泛,既包括以皇帝为尖端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又包括统治者日常的道德生活与宗教活动,还包括与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礼仪制度。礼在周代具有根本法性质,分别规定在《周礼》《礼记》《仪礼》三部书中。其所强调的,是最为重要的等级制度。如: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这是周代的军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正是靠武装力量保证的,由军队支撑政府,自然构成黑社会性质的极权统治;六军的相对优势,保证了皇帝黑社会龙头老大的地位。天子有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庙宇的数量和规模差别,即确定了这个特权阶层的崇高地位,又划出它们之间清晰的等级。
第二是恢复周朝的礼仪制度。按周礼规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之神,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即: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诸侯祭本地之神,祭境内名山大川,祭五祀(司命,中罶,国门,国行,公厉);大夫祭五祀(门,户,井,灶,中罶)。由此看出,即令是五祀,由于地位的不同,具体的内容也大不相同。而士的阶层就只能祭祀自己的先祖。平民、贱民与奴隶,连祭祀自己先祖的资格也没有!
纵观其礼仪制度,充分体现了“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血统特征和强盗特征,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统治阶级内部,上尊下卑的理念以级差加以确定,拉开距离。(二),以礼制礼仪显示贵族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大到祭祀小到饮食起居一言一行等,都要表明各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在精神上,它无形中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诚所谓“威仪三千”。一部《仪礼》,都是对士及士以上贵族规定的,与平民、贱民和奴隶们毫无干系,这就是“礼不下庶人”的来历。
周礼是维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灵通宝玉”,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丢失了这个“捞什子”,难免要失魂落魄,性命不保!自有周以来,统治者将礼视之为立国之本,《左传,襄公三十年》讲:“礼,国之干也。”(即,周礼是国家的命脉)《国语,晋语》讲:“礼,国之纪也。”(国家的纲纪,基本大法,基本原则)。孔子平生极力企图恢复的,就是这个。他在回答治国是否有道的提问时,更强调说:“为国以礼!”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恢复周礼,以礼治国!”
第三是忠君。因为周王是既得利益者的总代表,是周礼框架构筑的最顶端,只有恢复周王的绝对权威,既得利益者才不会失落,且有进而飞黄腾达的可能;鼓吹者也能分到一杯残羹。只有周王的地位得以巩固,生活在周王阴影下的大小贵族地位才不受威胁;如果周王倒下了,必然会发生骨诺牌效应(权且这样说)。所以,孔子极尽其能事地予以呐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其重要内容。齐景公听到这一理论,高兴地说道:“太好了啊!假如国君没有国君的权威,臣子不懂得忠君的道理;父亲没有父亲的尊严,儿子不肯服从父亲,虽然有粮食,我岂能吃得安逸!”这就是后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基础。孔子在《春秋》一书中特别强调的,无非是天子、国君不可触犯的权威及其利益。
如何忠君?除了克己复礼,严格遵守上尊下卑、上命下从等之外,孔子还讲了:要对统治者,对帝王将相这些贤者,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一定要隐瞒恶行,隐瞒过错。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究其实,三讳的核心是讳“尊者”之过。为亲者讳得区别对象,普通民众为亲者隐瞒恶行要受到法律追究;为贤者讳得有分寸,得不触犯最高当局者利益,否则也有包庇嫌疑;唯其为皇帝隐瞒罪恶才是真的,为曲意制造“圣君”“明君”,“最高当局永远正确”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典型的愚民理论。
为了忠君,孔子又讲:“忠君要忠到奴颜卑漆的程度,纵令被别人笑骂也不在乎。”(原文为:“事君以礼,人谓之谄。”)纵观如今,官场上不搞这套的又有多少?将孔子这句话翻译过来,不就是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吗!
第四是鼓吹“天命”。
翻开《四书》《五经》,天命二字充斥其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天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吾谁欺,欺天乎!”“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春秋》一书,更多处把自然现象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在鼓吹天命的理论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集中反映了孔子天命思想的真谛。在这里,他充分利用人们对天的敬畏,强调天的意志是绝对的意志,不能违背;大人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畏天就得畏大人;圣人是代天立言的,圣人的言论,就是天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说天命理论是构筑不平等社会的荒谬理论,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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