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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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 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  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覆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
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  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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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看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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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 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 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 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 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 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 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 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 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 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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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 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令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看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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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 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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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 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 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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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 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 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 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 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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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请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63    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看「谁吸引谁」的问题。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 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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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 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 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看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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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看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