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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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 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  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  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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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呜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四   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 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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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看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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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 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 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 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 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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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 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 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 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 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 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 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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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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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 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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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  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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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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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  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须，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