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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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 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 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 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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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 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
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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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看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 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 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着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于，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怛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根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看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馀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 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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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华中根据地包括苏北、苏中、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区，是新四军控制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正式就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根据地最高领导人。1942年3月，刘少奇前往延安，推荐其老部下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政委。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仍不时就重大问题向华中发出指示。次年10月，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胎县黄花塘组织召开高干会议。就历史上陈毅与毛泽东关系不和之事向陈毅发起围攻。会后，陈毅被调回延安，华中与新四军的整风、审干基本是在饶漱石领导下进行的。
与华北相比，华中根据地有其特殊性。抗战之初，国民党军队自华北大规模后撤，华北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的压力远比华中小。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集聚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根据地与国民党区域犬牙交错，承受着侵华日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桂系军队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华中根据地紧邻沪、宁、杭等大城市，许多知识分子先后投奔新四军，知识分子干部在新四军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华北的八路军。
1943年华中根据地的整风转入审干后，有两类人员首当其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第一类人员是过去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抗战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第二类人员系抗战初期曾在桂系军队或桂系控制的苏皖地区从事统战，或在国共合作政权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
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华中各地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不尽相同，运动进行最为激烈的，是淮南与淮北地区。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一元化领导，谭震林成为淮南和新四军二师的最高负责人（谭任淮南区委书记，二师政委）。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老部下，在「路线斗争」中一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43年黄花塘高干会议上，谭也以当事人的身分参加了对陈毅的批判。谭震林的工作作风一向是大刀阔斧，对落实延安部署的整风审干工作自是雷厉风行。
整风转入审干后，延安中央书记处给华中局发来密电，指示在军部和二师一部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紧接着二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打成特务。在华中局召开会议期间，三师师长黄克诚向谭震林询问二师的「抢救」情况，谭震林告诉黄克诚，二师每个团的「特务」都是「数以百计」。其中，二师政治部一来自上海的女知识分子干部不仅自供为「特务」，还咬出其同学──二师师长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性格深稳沉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亲历过苏区「肃AB团」的斗争，因而对「抢救」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抢救」开始后，军部接到延安电报，延安已有人供出扬帆是「特务」。军部要求黄克诚立即逮捕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并将其押送军部。黄克诚没有将扬帆扣押，而是让其前往军部开会，扬帆在军部被逮捕，关押长达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别释放。
1943年4、5月间，黄克诚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应接受苏区「肃AB团」的教训，华中不要搞「抢救」，以免发生伤害无辜的事件。黄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搞「抢救」运动，再则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但是黄的建议未被华中局和军部接受。在上级命令下，黄克诚不得不执行「抢救」的命令。为了稳妥起见，黄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三师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黄发现被审查者一经审讯就乱咬一气，马上意识到「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黄克诚下令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抓的人统统释放。黄并迅速通知苏北各地委和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  黄克诚与二师师长曾希圣是老战友，1928—1929年两人还曾有过一段患难与共、共同找党的经历。黄在华中局会议期间见曾希圣因爱人被指称为特务而愁眉不展，特通过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爱人的二师政治部女干部谈话。该女干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务」，将情节说得活龙活现，在黄克诚的细心盘问下，女干部终于承认自己所说全系伪造，自述因为压力太大，非承认「特务」不能过关。这样，曾希圣爱人特嫌一事才得到了解脱。
与淮南区「抢救」的重点在军队内部有所不同，淮北区在「抢救」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区为新四军四师辖地，1941年春，四师师长彭雪枫遭国民党汤恩伯部突袭，蒙受重大损失。事变后，延安与华中局调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前来四师，不久任命邓子恢为四师政治委员，并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书记，成为淮北区一元化的最高领导。
1943年春夏；延安的「抢救」经验传到淮北，不久就发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两起严重的肃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学一女生在她偷窃别人五十元边币行为被发现后，为推卸错误，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为。在校领导的压力下，偷钱女生编造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结果该校领导对全校师生实行了刑讯逼供，将一个220人的中学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务」。此案上报边区公安局后，情况不仅未被澄清，边区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将「特务」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职员工都成了「特务」。此案最后在邓子恢、彭雪枫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
「泗阳案件」发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阳这个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县内，一连四次破获所谓「三青团县委」机关。短短五个月时间里，全县逼出一千四百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队连排班干部。1944年2月，案件进一步扩大，泗阳县委筹划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在邓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继续审查）。邓子恢并代表区党委向在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淮北区党委还宣布改组泗阳县委，撤销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
新四军五师远离军部中心地区，1943年11月华中局和军部调郑位三前往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区担任华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华中局对五师师长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认为五师内部已有内奸打入。郑位三早年毕业于武汉甲种工业学校，是1928年红安、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后，曾担任过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不仅革命资历雄厚，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十分谨慎。郑位三前往鄂豫边区后，没有公布中央两次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记兼五师政委的电令，「谨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郑位三甚至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郑经过调查，证明「内奸打入五师」一说完全不能成立。经过郑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渐消除了对五师的「怀疑和误解」。郑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审干朝极左方面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边区党委从无线电通讯中收到延安转发的许多「抢救」经验和指明某某是特务的电报，但是郑位三等吸取了内战时期滥施肃反的教训，在五师及鄂豫边区，都没有搞「抢救」，「仅在黄冈的审干曾一度发生偏差」。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内的审干、「抢救」虽在规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华中紧邻国民党区，党内清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来，华中和新四军内一直在进行日常性的锄奸、肃特、「肃托」工作，只是过去这类工作多由保卫部门秘密进行，「肃奸扩大化」一类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还在「抢救」运动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内奸」的罪名处决了戴季康、查化群、韦延安三位青年共产党员。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年来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大场山山海工学团，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批准，戴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的介绍，进入皖东北泗县县政府做统战工作，公开职务是县政府政训处副处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县羊城镇（令属江苏省泗洪县）附近被杀。临刑前，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年仅二十一岁。
查化群以「托嫌」、「内奸」罪名被处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苏皖边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8年底，查化群经鄂豫皖区党委批准，前往国共合作的安徽怀宁县石牌区任区长。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查退回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过旅的作战参谋。处决查化群之前，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几十年后张劲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层决心处决的」。  张劲夫调四旅任政委后，对尚被怀疑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余路尽力予以保护，使他未受牵连。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韦延安是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受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单线领导，在苏皖桂系部队做统战、民运工作，1940年调回新四军。韦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某团任连指导员，曾因作战英勇负伤，被提拔为营副教导员，1941年也被无辜怀疑为「托派」，遭到处决。韦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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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在「抢救」风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据地之时，山东根据地却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进行看整风和审干运动，没有在军队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学校大抓「特务」。
山东根据地未开展「抢救」的关键原因是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负责人罗荣桓反对在山东搞「抢救」，而罗荣桓作出这个决定又与山东整风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它根据地有所不同的是，山东根据地的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在各大根据地中，只有山东调整了领导机构，撤换了第一把手，罗荣桓就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取代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罗荣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进入山东的，在1943年以前，罗荣桓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朱瑞之下。罗荣桓与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时期曾经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仅二十七岁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不久就被委之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当时，与朱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他也是在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委。在这个时期，有留苏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多被派往担负最重要的军队领导工作。在1934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瑞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紧接看朱瑞又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紧急调配干部，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罗荣桓。1937年后，朱瑞被调离军队，在太原担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随徐向前率一支百馀人的小部队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奉调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朱瑞入鲁之际，中共在山东已有两支武装，一支为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另一支为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和从延安先期调鲁的张经武建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太行八路军总部给徐向前、朱瑞的权限是以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名义，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是在无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军第一纵队被撤销番号；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预备参加拟议中要召开的中共七大，朱瑞则失去了军队的任何职务，从此不再参与指挥军队。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延安军委大部分领导成员都在华北敌后，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战争期间，军事第一，党的机关必须随军活动，最适当的安排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晋察冀根据地自分局书记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党、政、军全盘工作皆由聂荣臻负责。在太行，北方局书记继杨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怀、邓小平挂帅。聂、彭、邓都是率兵之人，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因而晋察冀、太行各项工作的展开，都较为顺利。至于大战略区两职分开者，往往易生纠葛。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试图加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种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军委规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从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应参与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罗荣桓任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于是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侵华日军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一一五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1941年4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的某些决策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令后目标。 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也？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刘少奇说，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字：「机会主义」。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是他对中间势力「抗敌自卫军」的态度过份热心。该武装是在朱瑞支持下组成的「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拉起的队伍。朱瑞大力帮助他们扩充军队，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武器，使其在根据地成为与中共和八路军平起平坐的组织和军队。为此，罗荣桓和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长期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都曾向朱瑞提过意见，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没有真正吃透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条文，朱瑞似乎并无过错，因为在抗战前期，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地区的具体情况，曾提出在山东与国民党力量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朱瑞支持「抗敌自卫军」与「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有密切关系。至于未能全面推行减租减息，确是事实，站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立场，当是朱瑞的一大错误，可是如果完全顺应农民的要求，放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会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在日军空前残酷进攻的形势下。
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身上还保留某些书生气。朱瑞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口里经常是「从国际到山东」， 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以那时的眼光看，这就是夸夸其谈的「空谈主义」和党八股了。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这其间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负责，但作为分局书记，朱瑞总有一份领导责任（在华北、华中均发生错误的「肃托」事件，却未见领导同志被批评）。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延安早有调整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意图，1942年刘少奇来鲁，延安就曾有过这一考虑，刘少奇返延安后毛即决定改组山东领导机构，并曾就此问题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 现在，朱瑞职务的变动，新的一元化体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罗荣桓地位的上升与朱瑞之被贬谪是毛泽东整风全盘战略的一部分，毛不仅要解决中央层的路线与权力再分配问题，大区一级领导层的路线清算和机构改组也在他的视野之内。在刘少奇离开山东转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四年工作总结〉，检讨了过去在执行统战方针、减租减息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这个报告具体反映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看法。刘少奇本意是想让罗荣桓来作这个报告的，刘认为，朱瑞作为责任者之一，已不适合再来作报告，但朱瑞「不自觉」（刘少奇语），主动接过刘少奇的话，要求作这个报告，刘少奇只好同意。  从罗荣桓这方面请，他与朱瑞确实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朱瑞的下台却与罗个人无关。朱瑞被调离山东，乃是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的经历，到达瑞金后，毛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毛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整风期间，朱瑞已年近四十，称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时的党内习惯，朱瑞还称不上是党的元老级干部，那些大革命时期入党，曾去苏联短期学习随即返国，先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尽管也被指责犯了这类或那类错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兼经验主义」），但是他们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已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使得毛在处理他们问题时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评了他们以后，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显然不属于这类元老级干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镇守，一段时间后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工作机会，然而朱瑞在中央党校一学就是两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朱瑞推辞了中央建议他担任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动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调、罗荣桓接替山东全面工作之际，在全党范围正是整风转入审干、反特的阶段，如何开展山东的整风、审干运动马上就成了罗荣桓急待面对的紧迫问题。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由朱瑞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曾发出通知，部署全区开展整风文件学习和检查对照工作，但是一则当时战事频繁；二则刘少奇来鲁忙于调查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山东的整风实际上尚未展开，所以山东根据地大规模的整风是在战事相对平稳的1944至1945年才进行的。
如前所述，山东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上层的意见分歧及领导机构的调整，这个任务在罗荣桓就任山东分局书记后实际上就已完成，但整风并非仅仅是清算上层的路线，解决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它还包括在党的中下层普遍开展思想革命、培养新人、审干肃奸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在涉及这些关键问题上，罗荣桓显示了他谨慎、稳妥的领导风格。
整风转入审干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已寄到山东，但罗荣桓明确反对在山东搞「抢救」，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 康生的小册子虽然被停止下发，但开展「抢救」毕竟是来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据地派出干部推广「抢救」经验，派到山东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山东分局总学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从延安来到山东，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
舒同抵鲁并没有动摇或改变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罗作为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刚刚被委任负责山东的全盘工作，山东的整风领导机关总学委也是由罗任主任。然而对于延安的指示，罗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对，因此，罗荣桓同意挑出几个试点单位用延安的经验来指导运动。
延安的经验并无特别的奥妙，这就是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尤其在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普遍运用的以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歼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来源于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该决定提出，为了使内奸分子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舒同来鲁，即负有推广此经验的使命，根据延安的部署，「全国（各根据地）都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
但是在公开场合，对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释：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至于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参加民主检查大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召开这种大会的真正目的是「钓鱼」，即以开大会的方式使「内奸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跳将出来而暴露其「反党」面目。
在舒同的影响下，中共山东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令后的指示〉（又称〈双十三指示〉），要求全区工作一切以整风审干为主。11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该文件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经常表示的某些观点，〈补充指示〉说，山东许多同志「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补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
果其不然，在几个试点单位：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的政权机构）、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分局机关报）、军区特务团、军区卫生部根快出现了大呜大放的局面。上级领导鼓励大家「有话就请，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风期间创造的名言），大民主终于将「鱼」钓了出来，许多党员干部运用壁报、发言、漫画，将批评矛头直指上级领导。分局常委兼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玉因「官僚主义」问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生活特殊化」问题首当其冲（陈沂有一匹专用乘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当时被视为是「特殊化」），受到较多的批评，一时间各种自由化言论「就像洪水决堤似的泛滥起来」。 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当时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检查期间，王若望十分活跃，他表示拥护罗荣桓，但对黎玉十分不满，认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
本来开展民主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被称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并被认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它人来反党。在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决定将王若望定为「特务」，并把王若望的情况电告延安，延安也发来电报，同意将王若望定为「特务」。
在王若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刻，罗荣桓站出来讲话了。罗明确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的表态拯救了王若望，罗约王若望单独谈话，对王的言论没有全盘否定，但批评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否定山东全局是思想片面。
罗荣桓对于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发扬民主。「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但坚决反对用这种方法来「钓鱼」。 罗荣桓认为，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至于「民主检查大会」，既然已经开了，就要明确目的，这就是检查「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暴露敌人」。
在山东分局机关开始「民主检查」时，山东各战略区也在各自试点的单位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胶东区，一个从延安派来的领导干部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此人运用「钓鱼」的方式，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并用「疲劳战」加以审讯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务」的枪枝比一个军分区所拥有的枪枝还要多。罗荣桓在听取了胶东区区委书记林浩的汇报后，明确指示胶东区停止试点，将搞出来的材料全部烧掉。 罗荣桓对于军区卫生部的运动也提出了批评，他要求停止已开了六天的民主大会，不久日军又开始「扫荡」卫生部内被认为有疑点的人在「反扫荡」中都英勇积极，没有一个叛变投敌，有力证实了罗荣桓判断的正确性。
罗荣桓拒绝用开「民主检查大会」的方式来「暴露敌人」，也抵制了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尽管舒同坚持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但是罗荣桓毕竟是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把手。罗荣桓只同意搞整风审干，到了1944年10月，山东全区约五千党员干部参加了反省坦白活动，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全区在审干中基本未搞「车轮战」、「逼供信」，也没有杀一人。
1944年12月引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全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罗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完全混淆起来，应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和严重的逼供信」。罗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  1945年3月15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在给延安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一方面肯定整风与审干是不可分离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较大的篇幅检查了「民主检查」的缺点。他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在发扬民主中，只是强调审干的目的，强调暴露的方针，因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审干中发现的问题扩大化」。
罗荣桓在左倾风暴席卷全党的形势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灵活的方法处理了山东区的整风审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将「闹事」的干部打成了「特务」，更没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后面在山东搞「抢救」运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罕见，在各大根据地中仅此一家。
罗荣桓为什么敢于抵制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首先，几年前，湖西「肃托」惨痛的教训给罗荣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促使他谨慎从事。罗荣桓曾亲自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善后工作，深知湖西「肃托」给山东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这次审干比当年「肃托」规模还要大。他认为如果按照延安的「抢救」和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的方法来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 第二，延安发出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的一段话，为罗荣桓柢制「抢救」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该决定提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化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理」。罗荣桓正是抓住这句话，反复强调山东情况特殊，不能机械照搬延安的经验。第三，罗荣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罗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青岛大学）。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正共产党人的典范，罗对「革命」、「整风」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权力范围内不能容忍那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阴谋诡计。最后，罗在山东战斗多年，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对于远在山东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完全清楚，对于罗荣桓的「抗上」，毛不仅予以容忍，甚至还对山东的整风表示了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十分了解罗荣桓的历史和为人。罗荣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随毛参加秋收暴动，上井冈山，以后又长期追随毛，与毛共患难，在党内斗争中和毛共沉浮，现在又独当一面的党的高级干部。 毛深知罗性格谨慎，不喜夸张，不好出风头，无个人野心，他对山东整风的意见和部署只是出于对山东大局的考虑，绝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罗荣桓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确拥护毛的路线和主张，在毛与王明等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所有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里。在毛看来，罗荣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赖的干部。毛也欣赏罗荣桓在山东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勋，在罗接任山东工作后，中共军队在山东获得长足发展，地盘也不断扩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几乎完全控制山东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从而使中共掌握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主动权，为攻占东北，南下长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数十年后，毛还念念不忘罗对中共革命的贡献，毛说换上罗荣桓一个人，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罗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接受山东事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当罗荣桓在山东抵制「抢救」时，延安的「抢救」早已结束，山东由于未与延安同步开展「抢救」，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已开始「甄别」工作之际，毛泽东实在不能也不便让山东「补课」。毛为了显示自己与「抢救」错误毫无关系，1944年5月13日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向全党通报山东整风的经验。1963年，毛在小范围谈话中。又表扬罗荣桓正确开展整风，「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结束」。抵制了「抢救」运动。 正是源于上述种种因素，山东根据地成为唯一未开展「抢救」的「特区」。中共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毛在运用这些纪律驾驭全党的时候却是大有区别，十分讲究的。因此对于罗荣桓在整风中「另搞一套」，毛不仅未予追究，相反，罗荣桓还长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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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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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8月15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这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15日审干决定颁布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月6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 「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 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 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 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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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 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 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 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 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 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待（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 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 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 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 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 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 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弼时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 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 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 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依照规定，杜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 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 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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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 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 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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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
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 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 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他在1938年9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年刘作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45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 （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