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 - 张伯笠

溪水旁

４

　　就在那个时候，爱情闯进了我的心田。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爱上了大我三岁的同班同学郭秀庄，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又是党小组长，那种特有的成熟和气质使我对她倾心，而当时追求我的女孩的确不少，包括一位大我不多的女老师。

　　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父母亲曾给我订过一次婚约，她是一个小我一岁的姑娘，叫姚克力，是医院的护士。他的父母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我们又几乎青梅竹马，但我们订婚后我发现她爱的不是我而是她在中学时的一个同班同学，而她的父母则坚决选择我，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把我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可以说，他们对我的爱超过了对自己女儿的爱。尽管这爱有时表现得有些自私。

　　但后来我和姚克力的感情愈发平淡，她对我说，她和我在一起时有的只是和哥哥一样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而和那位同学在一起时心跳就加快，就有一种说不出感觉的冲动。我告诉她“这就是爱情”。她想了想，点头说：“ 也许是吧，但我爸我妈不会同意。”于是，我鼓励她大胆按自己想要做的去做。我会永远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后来，她真成了我的“妹妹”，而她那个同班同学也真成了她的丈夫。为此，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迁怒于我，认为我没有尽全力让她爱我。其实我倒觉得这结果蛮好的。

　　后来，我毕业后不愿留在黑龙江的家乡做教师工作，坚决要去闯天下，二哥在铁道部三局二处任宣传科科长，他为我办好的调动手续。为此，我和秀庄发生了争执，我选择了事业。秀庄再不理我，连她后来结婚也没能给我一封信。

　　当爱情闯入你心中时，你会觉得世界变得很美。两次挫折使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我锺爱的文学上。我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唱了半年歌剧后调入“铁路工程报”工作，与此同时，我和通信两年多的戴晓慧确立了“恋爱关系”。也许，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更适合于我。两年多，我们没见过一面。她在江西九江，我在山西太原。阻隔着长江黄河，遥遥数千里。但在面对着信纸倾诉自己的情感时，我会觉得幸福在心中膨胀，像鼓满风的船帆。戴晓慧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和我读的是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师范，只不过低我几年。她的哥哥戴海力是我的好朋友，那是常常爬进教室把课桌当兵乓球台打的小伙伴。我们常常偷他爸爸的烟抽，他爸爸文革前曾是江西一个县的县长，调回黑龙江后在我们家乡望奎县政府任办公室主任，常会分配一些高级香烟。我们偷烟抽是不瞒晓慧的，她那时刚读中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从来不向父亲告密。她文静、聪颖、有一种清丽的风韵，她的散文写的很好，颇有独到的韵味，每当报上发表她的散文时，她都会寄给我，让我指正。其实，让我写恐怕写不那么好。

　　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使我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月除鸿雁传书外，我们都住在工作的单位。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和工作。不久，她被提拔为九江市共青团的宣传部长，而我也因为工作突出受到了嘉奖。我也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作，我们那时真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对我们来说“工作着是幸福的”。我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并且向报社的党组织写了思想汇报，重新谈对党的认识。

　　当时我们报社的总编辑是一个左的可爱的老新闻工作者，他对青年人要求极为严格，报社的几个青年记者都因为谈女朋友“不慎重”受到他的批判，他可以开社务大会批判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你觉得他仍生活在五十年代。但后来他被迫提前退休。原因是他坚持新闻记者的良心报导了一个列车段副段长以专车接亲的丑闻。那篇报导在报上发表后，当时任副总理的万里亲笔在报上批示：用专车接亲，是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权谋私竟达到这种程度，铁道部能视若罔闻吗？要严处，要大张旗鼓的教育！《人民日报》转发了我们报发表的以“张副段长好不威风，接亲列车一路绿灯”的调查报告并连续三天发表评论。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胡耀邦总书记提出要每天报导一个坏典型，这对只能写好不能写坏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后来，采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编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一手抛出这个新闻的始作俑者老总编辑却在没到年龄下提前离休，当时同意报导的政治部主任刘景印也同样遭到整肃，提前离休。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极左派的实力，那是一种潜在的而处处让你莫名其妙的束缚，他会使你还没找到进攻的对象就已遍体伤痕。我觉得活得很累，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容易，想做一个有良知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尤其不容易。于是我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想到了结婚。

　　我应该有个家，父母很赞成我的想法，我是他们最小的儿子，我的婚事一直是他们的心病。于是我写信给晓慧，徵求她的意见并要求她在春节时和我一起回家乡。但是她拒绝了我的要求，她以为我们应该“事业有成”再考虑婚姻大事。而当时我已经对中国的新闻工作失望已极，对这“事业有成”极端反感。

　　我们开始各自不让步，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到家乡和父母过春节。家人和朋友都来问晓慧为什么没一起回来，我无言以对，每天以酒浇愁，索性给她写了一封信：“我此生很难事业有成，不如我们恢复那种兄妹般的关系吧……”后来她给我写了回信，但信寄到了报社，而我则在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黑龙江。

　　一个多月的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报社，铁道部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于是我离开了令人心烦的环境，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艺术美学。半年后，在学习期间，我去了一次九江，见到了晓慧，也见到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当我乘坐客轮离开九江时，我的爱情也随着江水流走了，江鸥在船舷旁翻飞雀跃，九江在隐隐退去，庐山在隐隐退去，我想起了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一刻我感概万千。

　　爱情像是赶渡轮，迟到一步或错过一站这渡轮就开走了，你只好乘坐下一班次，而下一班次是什么样？她能将你安全送到彼岸吗？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未知的。

　　两年以后，我结婚了，妻子叫李雁，她小我六岁，美丽且温柔，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她那时是个待业青年，而我找的是妻子，对学历、事业、思想、一概不挑。后来我送她到铁路职工技术学校去学烹饪，她会烧一手好菜。我也觉得妻子不错，没什么不满足的。

　　一年以后，我的女儿降生到了这个世界。妻子生产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是小雪，正巧那天太原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满世界变得洁白如玉，于是我为我的女儿起了“张小雪”这个名字。小雪的外婆说这个名子不好，太清冷，怕孩子以后的命不好。我则希望女儿像白雪一样纯洁清新，还有一层含意，我和女儿的名字出于同一句诗：“江上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同时，也寄托着我对家乡的怀念，我的童年里，冬天的白雪永远是我的好伙伴。没想到，雪儿外婆的话还真不幸而言中，雪儿刚刚十几个月时，我就被中共通缉追捕，后来，雪儿的妈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方便带她，从此，她过了两年飘泊动荡的生活，直到后来她母亲登报和我离婚，法庭将她判给了爷爷奶奶，她才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她只能从照片上看着爸爸和妈妈了。

溪水旁

第四章 领略太行山风

1

　　我如果不写“成功者说”就不会结识刘小雁，如果不结识刘小雁就不会结识刘宾雁，不结识刘宾雁就不会被他的道德力量所感染而那样真诚的投入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那么，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一九八一年，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每年可持一张国务院铁道部签发的铁路通票。这张票可以使你不必排队买票便可以乘坐火车到你想去的地方，并可享受些许特殊照顾。比如可以到列车上再补卧铺票之类的，这在交通和经济落后的中国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好事。从那一年开始，我用这张不用钱的免票跑遍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平均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列车上和采访中度过的，这使我能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正所谓“读万卷书莫如行万里路”。由于大量地接触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等领域，深刻地体会到三十多年来所阻碍沉淤的问题，而写的新闻报导只要不符合领导的口味，全被枪毙后锁进了档案室，于是我开始写报告文学。利用文学的形式去反映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这是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

　　自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和新闻通讯，但却没有一篇引起社会轰动效应以及在文坛引起关注，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令社会轰动事件，而是你写了这样干预生活的作品不仅发表不了，而且要常常遭到有关部门的警告。

　　由于刘宾雁《人妖之间》的问世在中国的轩然大波使我更坚定认为作家不能坐在书斋里每天不闻窗外事。《人妖之间》写了黑龙江省宾县一个叫王守信的共产党老太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得四十多万元人民币并如何编织撕不开打不破的“关系网”的。这篇作品在人民中广泛传播，尽管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组织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但发表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却迅速增高其发行量。按老百姓的语言说：那篇报告文学读起来“解渴”。

　　我也想写出这样“解渴”的报告文学。但这并非易事，除不具备宾雁先生那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外，更重要的是缺乏宾雁先生的道德力量，当时他被中国民间称为“刘青天”，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形像。

　　一九八五年春我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带职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习“文艺美学”。

　　在苏州学习期间，我在苏州和上海两次采访了当时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影帝吕晓禾，他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扮演了一个解放军连长梁三喜，一举连得了两个中国最权威电影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巧的很，他也是东北人。所以在采访中我们谈得很随便，很深入。采访结束后，我写了这篇《成功者说》。最初寄给了上海《文汇月刊》，但如泥牛入海。后寄给北京的《报告文学》杂志。十几天过后，我收到了《报告文学》杂志的信，属名是编辑刘小雁。她认为“这篇报告文学写得非常感人，是近年来写电影和体育明星中少见的好作品，我们将近期刊用此文。”她同时让我到北京去一趟，把吕晓禾和我本人的照片尽快送到编辑部。铁路记者的免票帮了我的忙，我从上海跑到渖阳见到了影帝的妻子赵纠拿了照片后又赶到北京。当时《报告文学》杂志（六四事件后被迫停刊）编辑部在《人民日报》大院里，而人民日报历来是军人守备，我不得其入，只好给刘小雁打电话，她约我在公主坟地铁门口见，她的家住在海军大院，因为他的先生李东江是海军军官。我们互不相识，约好我手里拿一本《十月》杂志，这让人想起地下党的连络暗号。

　　刘小雁准时出现在地铁门口，她个子很高很像她的爸爸刘宾雁，两个小时前我和《报告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傅溪鹏通电话时，他告诉我的。

　　小雁和我谈到她读完《成功者说》的感受。她说一个编辑发现一个好作品就像是地质学家发现了新的矿藏。她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篇稿子和她爸爸的故事：《成功者说》她是在地铁上读的，编辑部的稿子太多，约来的稿子常常都排不上，而成百上千的自然来稿只好带到家中偷时间看，但能利用的微乎其微。她说她那天在地铁上被《成功者说》吸引了，读到激动的时后竟泪流满面。人们好奇的目光使她感到自己的失态便急忙下车，但她带给父亲的煤气罐管子却忘记在车上，到家后，父亲问她，她才想起来，她说她发现了一篇好稿子，作者并不是名作家，但写得十分感人，刘宾雁看过她递过的《成功者说》后点头赞叹：你是一个好编辑，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看来我们今天只好吃泡面了……

　　当我又一次去北京时，小雁已和东江搬到人民日报住宅区和宾雁一起住了，那时宾雁正被第二次开除党籍，又被安全人员全天候监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被小雁邀到家中吃饭，在小雁和朱洪准备晚餐时，我和宾雁却在谈论中国的局势。我谈了民间的看法，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宾雁说：我给他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后来，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我和宾雁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从不以长者自居，非常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并和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共产党员”了。但从和宾雁的友谊不断加深后，我发现他比我们优秀的太多，其中还存在着古朴的忠臣意识，而共产党却将这样优秀的人开除党籍，却让投机钻营的人留在重要位置上，我感叹：妈的，共产党快完蛋了！

　　就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的时候，我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引起了轰动，那是一篇写中国劳务输出的报告文学，文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但对中国劳务输出也进行了“有限度的反思”。那篇报告文学的题目为《哈木哈木》，《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就把八七年一月号《报告文学》杂志的目录登出来了，除我的《哈木哈木》外，还有苏晓康的《自由备忘录》，但由于八六年的学潮，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及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党籍，晓康的《自由备忘录》被临时抽掉，换上了胡思升一篇写气功师的报告文学，不过，《哈木哈木》幸运的被保留下来，逃过了被“枪毙”的噩运，也许是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使中国人能“扬眉吐气”的缘故。后来《新华文摘》很快转载了《哈木哈木》。中央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和“文学之窗”节目中配乐朗诵了这篇报告文学，我也接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读者来信，后来，这篇报告文学获了《报告文学》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奖。山西省作家协会得知我家住太原，开始注意到我，作协党组书记，作家焦祖尧在党组会上检查自己：我们的工作漏洞很大，像张伯笠这样年轻又有实力的作家在我们山西而我们却不知道。不久，我加入了作家协会，并结识郑义、柯云路、李锐、赵瑜、麦天枢、张石山、韩石山、珊泉等新一代作家，成为了晋军中的一员。

　　山西是出文人的地方，也许是由于太行山脉的雄奇和俊俏，黄河水的野性和浑厚，山西出现了一批三、四十岁的青年作家，掀起了“晋军突起”的轰动效应。其代表作品有郑义的《老井》、《远村》，柯云路的《新星》，李锐的《厚土》以及赵瑜、麦天枢和我的报告文学。过去三十多年来，山西文坛是山药蛋作家群的天下，现在以赵树理、马锋、西戍、孙谦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一统天下，被郑义、柯云路等新一代作家的作品所打破。

　　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但却很少谈论文学本身。

　　我发现，山西的作家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而在这个群星闪烁的作家群中此意识最强，与我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郑义，他不仅是山西也是中国寻根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他是我的兄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硬汉子。我常常和他饮酒长谈，有时也把他母亲和孩子接到我家聚一聚。

　　郑义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作家，但他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为山西的青年作家作保护人的纠缠中。山西省老一代作家不仅左而且左得令人气愤，他们常常自己出马或唆使一些出卖灵魂的评论家对敢于向“禁区挺进”的作家进行批判或人身攻击。而郑义却总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替那些青年作家挡住射来的冷箭。他的这个性格使他成了这批作家和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核心。

　　八九民运时，他正在北京参加电影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每天到北京大学帮我和王丹等出谋划策，“绝食”斗争是他最早提出的设想，后来，我们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但不可否认，他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一切是用生命去投入的。屠杀后他也被通缉追捕，在大陆逃亡了近三年的时间，后来才透过通道逃离大陆。

溪水旁

２

　　一九八七年元旦我结婚后的整整一年我没有外出采访和写作，一是当时妻子怀孕需要照顾，另外报社把我安排到编辑部工作压力很大，我每期要编十几篇稿件，还要亲手画版样，或跑到印刷厂纠正排版出现的错误，后来还是省作家协会给我所在的单位来函，替我请了半年的“创作假”，我才脱离苦海。

　　那半年时间我采访了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天津、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西和上海等十几个省市，为《报告文学》和《黄河》两家期刊来写报告文学。

　　那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搞了个“星火计划”，即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农村去，发展新的项目和推广新的生产工艺。在采访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计划，很简单的科学成果一旦被落后地区的农民所掌握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效益。在河北太行山地区，我白天和农民一起下田或上山，那里的农民非常保守，经济也十分落后，有的村庄人均收入每年才七十几元人民币，满山遍野的大枣树和核桃树就是不结果，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带着学生帮他们为果树剪枝竟遭到农民的围攻。后来还是教授拿出“押金钱”才得以为病树剪枝，到秋后，每棵果树的产量增加了十几倍或几十倍，品质也大大提高，并开始出口创汇。我从最穷困的地区向东南沿海移动，感觉热浪迎面扑来，广东的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顺德、新会县和佛山等地，就在这些地区人均收入已超过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时，江西老区和太行山老区的一些地区的人民每年不得不用草籽、地瓜干等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而江西是红军的摇篮，太行山又是八路军的故乡！

　　那几个月的采访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愈是红色的地方愈穷── 红色和贫穷就如人和影子的关系！用共产党可以接受的话来表述则是愈是左的地方越穷。那些贫困地区的共产党干部仍旧停留在“宁要共产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阶段。教育的落后也影响了他们摆脱贫穷的进度，河南一个村子不仅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盲，由于婚姻多为交换，人种也在衰退，这个村子的村长被当选的原因就是他能数清全村有多少人头。而中央和地方大批扶贫款项，包括教育款项大多被各级政府和官僚挪用。河南省在郑州开了一次全省“扶贫”工作会议，但参加会议各贫困县的父母官乘做的全是高级豪华轿车，而一部超豪华皇冠价值五十万人民币，够给一个贫困乡盖几所小学了。

　　在漫长的采访中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

　　那些太行山老区和井岗山老区浏阳老区虽然房屋破旧，但纪念碑却修建得巍峨雄伟，而且四处可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常常伫立在那些英雄纪念碑下沉思：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先烈们如果知道他们的子孙仍在吃草籽和地瓜乾，而他们流血牺牲赶走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使另一部分中国人享受着高度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时会作何感想呢？他们一定会问：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应该是这样专制和贫穷呀！但历史却同他们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在万里采访途中，我常常倚在车窗口看着漫长铁道线两旁那贫脊的山峦和不毛的黄土地，那会令你心隐隐作痛，而铁路边常常闪过用白布搭起的灵堂，醒目的大字分明写着：“冤向何处伸！”或“请为孤儿寡母作主！”那白布黑字堵在你的心里，令你感到窒息。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作品，本来正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我突然从文学创作中走出来，开始思考中国老百姓的命运，许多迷惘的东西一古脑堵在脑海里，想不透，理不清。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又使我陷入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值得安慰的是妻子为我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小雪越发可爱，我完全被她征服了。无论我如何苦闷，只要一见到女儿的笑靥，就觉得心中春风荡漾。

　　雪儿那样弱小，也许正因为她弱小我才觉出做父亲有保护她的责任。她的出世使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增强了，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这样堕落下去，我不想我的女儿和她同代的儿童们长大再过和我的童年一样的生活。为了她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应该甘愿去做清洁工，把世界清理得乾净一些。

　　郑义、赵瑜等朋友到家做客，常发现我抱着女儿走来晃去，甚至有时把她抱到餐桌上，让她两只小手忙来忙去，抢爸爸手中的酒杯或允许她啊啊喊叫参加我们的“讨论”。妻子有时也抱怨，认为她自己在我心中的位置已全让雪儿取代了，妈妈开始妒忌女儿了。不过，郑义和赵瑜还是理解我的，这不仅因为我们当时都陷入苦闷与思考中，还有我们三人的孩子都是女儿，而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又很少和女儿在一起。

溪水旁

３

　　一九八八年夏天，持续了两三年的文化热现象仍方兴未艾。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苏晓康、王鲁湘等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此片一出立即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叫好者有之，诅咒者有之，连那些不关心文化讨论的市民阶层也放弃了电视连续剧，在黄金时间内感受《河殇》里那说不出道理但却能受到强烈震撼的情绪。

　　《河殇》首播那天我正在临汾市采访一位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进牢房一年多刚刚释放回家的前市委书记。当郑义一本正经出现在电视中谈黄河文化和古老的亲乡情结时，我结束了采访，和那位前市委书记一起被《河殇》所震撼。

　　记得后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关于《河殇》讨论会上，王鲁湘和谢选俊遭到一些学生的质疑，当王鲁湘在离开北大问我的意见时，我曾说：现在对于那些理论处于混沌状态的人民大众来说，情绪比理论更为重要。《河殇》是中国第一个利用电视传媒进行文化传扬的尝试，人民从那里接受了一个这样的信号：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如不加快改革，古老的文化会成为包袱，它救不了它的子孙。

　　《河殇》播出不久，王震在宁夏发表讲话。共产党宁夏的机关报纸刊登了讲话的内容。讲话杀气腾腾，认为《河殇》是反动透顶东西。不仅仅是王震一个人，邓立群，贺敬之还有其他左王也一起讨伐，恨不得把苏晓康杀掉才解心头之恨。后来胡启立出来讲话了，他说：所有的关于《河殇》的讲话只能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听到这个讲话我们都很兴奋，也为晓康他们松了口气。

　　春节过后我去了一次大庆市，采访了大庆林泉炼油厂，在那里我结识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他思想深邃，管理卓越，很受工人拥戴，他曾利用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对工厂中的腐败和贪污现象进行清理，但遭到了顽强的□抗，他受到威胁，有时夜里出门不得不带上手枪，炼油厂的公安局长不得不陪他夜间办公。在我要返回北京大学参加期末考试时，他亲自送我到大庆车站。在飞驰的轿车上他还充满信心认为他能挺住，听说他动用工厂的钱在工人的公园里盖了一座观士音庙，已被上级批评。他对我说：现在这些工人已经不信仰共产主义了，我们搞了一个调查，信佛教的比信仰共产主义的多，那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烧香拜佛的场地！

　　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大型工厂的厂长这样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告诉我他不久要和大庆市张立中市长访问美国，我把刘宾雁在美的地址给了他，问他敢不敢去看刘宾雁，他说：有什么不敢？那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他真的去看了刘宾雁，并带回了宾雁给我的信和两枝金笔。但一年以后，他在强大的阻力面前逃避了，他没有妥协，也没有和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是选择了出家──丢下妻子孩子和政治前途，独自上了五台山。北京的安全部和中国石化总公司立即通知各个机场严格检查每一个出境旅客，因他手里有有效出国护照，安全部怕他逃到国外去。

　　我记得他要出家做五台山的和尚是一九八九年的春节。我在北大写了一部七集电视剧，是以林泉炼油厂为原型的，片名是《酋长和他和部落》，我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张泽宇导演（六四后被捕入狱）在林泉已把外景选好，演员也组了，那些天他天天以地主身份陪着我们，没想到我前脚离开林泉他后脚也迈出了林泉，而且这一步将迈进空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我理解他的苦衷。从林泉去五台山必须经由太原，而他没到我家。但中共安全部的人和中石化总公司的人却先到了我家。他们在询问我的时候曾不停地观看我的阳台和卫生间，这使我很恼火。最后和我很熟的林泉炼油厂的刘副厂长和公安局长赶到太原后我才帮他们分析── 他可能去了五台山。因为我有预感，他反腐败反到了邓朴方的头上，邓朴方到大庆市为“残废人”拿走了二千多万人民币。林泉炼油厂应该给三百万，而他却一分没给，更使他难堪的是查出的那些贪污公款或利用手中职权捞取大量物资金钱的人都是他老朋友老部下。按刑律，这些人都要坐牢，但想到那些人的妻子孩子，他手软了。当他和我谈到这些时，表情是痛苦的，他三次提出辞职，不想亲手伤害这些建厂时就跟随他的老部下，于是他选择了出家。用当时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陈景华的话说：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毁了……？

　　他的选泽决不是头脑一热，误入歧途，尽管后来五台山没有收留他，他被找回来后仍旧当了半年的厂长，因为他在北京被审查时，有一万多工人的林泉炼油厂部分工人罢工了，坚决要求他继续回厂主政。这是我从未见到的共产党的厂长。后来石化总公司让我来劝他，我陪他从太原到西安，又从西安飞回北京，只同他谈了一个想法：你认为你正直，为什么不留在权力中心呢？如果换一个与你相反的人做厂长，那情况将会更糟。当我把他介绍给北京文学界的朋友时，作家们都把他当成奇人看待。苏晓康让我带他到他家做客，而晓康那时正忙着写另一部关于五四运动反思的电视片，他放下手头的稿子，和一个要出家的共产党企业家谈得十分投机。

　　在一九八八年像他这样苦闷的共产党员很多很多，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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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九八八年的盛夏，山西省作协在太行山区搞了一个“太行山笔会”，想通过这次笔会使山西作家群中能再出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被邀请的人除苏晓康、赵瑜、麦天枢和我之外，还从北京请来了《当代》、《 人民文学》、《 报告文学》等杂志的编辑和报告文学评论家，刘小雁早想来山西看看，正巧成行。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焦祖尧主持了这个笔会。郑义带着夫人北明去了广西采访，未能参加笔会，使朋友们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晓康从北京带来了《河殇》的复制带，也带来了党内和上层斗争的大量信息。由于赵紫阳肯定《河殇》，北京的知识界又活跃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狂风也消了，《人民文学》、《新现察》、《 解放军文艺》、《 当代》等百家期刊又联合搞了一个“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大奖赛，尽管有些流于形式，但全国一百家期刊一起去触摸时代毕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后来由于解放军文艺操纵评奖，这事被列入中国文坛八八年十大丑闻。）

　　那次太行山笔会我们参观了一些太行山区的贫困县，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十分热情，听说苏晓康也来参加笔会，地委和行署的官员们在地委小会议室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河殇》，看过后他们甚至很兴奋，纷纷表示很佩服苏晓康的勇气和见解，并设宴请我们。晓康一高兴把那部《河殇》录像带赠送给了他们。

　　我们还参观了黄崖洞。那是当年八路军兵工厂的所在地，郑义曾在他的小说《远村》中描述过。在那雄奇的群峰中，壁立如刃的山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当年八路军在山洞里生产过抗日寇的枪枝弹药。后来由于汉奸告密，被日寇从后山突袭，许多人死在了这里。我们去参观时，洞口已悬了铁梯，供参观者攀援，我和赵瑜爬了上去，还要背着晓康的爱子苏单，晓康则坐在洞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当我们站在太行山上，领略太行山风时，我感到一种民族的情绪和浑厚的力量注入血管，就像是那太行山的山脉，虽不秀美，但却粗犷苍劲。

　　笔会结束时，《太原日报》副刊部主任陈建祖（诗人，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的同学）约苏晓康、赵瑜，麦天枢和我每人写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感想》之类的文章，《太原日报》给了一个专版，我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所面临的困惑》，那是我告别过去的宣言。那个把文学当成是跳板满足虚荣心理或现实利益的青年苦闷而又痛苦地坦诚：“我曾用热情洋溢的笔歌颂过许多混蛋的东西。”“一个理想的破灭给一个青年带来了苦苦的思考。我们究竟是麻木还是胆怯？”

　　那篇文章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友人的电话。一位做报纸编辑的友人打电话告诉我，她是含着泪读完我那篇文章的，她说：“看你挺开朗的，怎么心里那么多痛苦？后来理解了，其实你说了我还没有理出头绪的话。这种感受我同样有。”而妻子则抱着孩子茫然地看着我：张伯笠，你想把这个家毁掉吗？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我没有想到我由一个共产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转变会给家庭带来什么后果。妻子是不具备这些主义的，她对我的要求也并不多，我当时的家境已经好起来，每月除我们俩人的工资外，还可有一笔稿费，尽管大陆的稿费不高，但对消费水平也不高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我的收入已算不错。报社对我很不错，我还未结婚就分给了我一套两屋一厅的房子，这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好多结婚多年孩子已经很大的职工当时还分不到像我住的那样单元公寓，妻子对此很满足，在别人面前提起丈夫也很有面子，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充满危险和荆棘的道路，这是她所不能理解的。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北京大学第二届作家班开始在全国招生，各省作家协会都按招生条件选出到北京参加考试的青年作家，我当时正在南方几省采访，就在北京大学限定报名的最后几天，我回到了太原，作协的负责这次招生的池秀清是我的朋友，她早就知道我想歇一段笔读读书的想法，让我去找焦祖尧和西戍两位主要领导。西戍倒很爽快，听说我要读书去还鼓励了我几句，无非是如能考上就要好好读书了，要给山西作协争光了。并认真地在我的申报表上签了字，他当时还是作协主席，并想在下届作家代表大会和焦祖尧竞争，继续留任。支持他的老作家很多。马烽、西戍等人在山西影响非常大，除文革十年外，山西文艺界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但是代表中青年力量的焦祖尧已是下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呼声最高的作协主席人选。焦祖尧对我们这些青年人不像西戍那样随和，他有时很严厉，甚至不近情理，不过，我们还是亲切地叫他老焦。

　　当我到他家徵求他的意见时，他沉默良久后问我：非得要去上学吗？你不是有文凭吗？我说主要想去读读书，这几年脑袋乱乱的，想整理一下。老焦总想把我调到作协去，那时作协办了一本报告文学期刊，郑义曾告诉我：老焦想让我去负责，如调过去，级别和工资都会提升。但我仍选择继续求学，主要原因那是我童年的梦：北京大学。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为什么不去考一考呢？如果考不上，从此也就死心了。老焦见我意已决，终于同意我考考试试，考不上回来安心工作。
　
　　考试竞争很激烈，二百多各省推荐来的青年作家被北京大学考得焦头烂额。考完试那天，这些作家们聚到未名湖的湖心岛上，有些恋恋不舍，好像自己都在被淘汰之列，而北京那几位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则志得意满，骑上自行车回家了。

溪水旁

第五章 精神的魅力

1

　　北京大学── 中国民主科学的象徵。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我终于跨进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大门，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

　　放下行李，我便约了陈建祖，非默和何香久，到校园里漫步。一路指点江山，诗兴大发。那
　　三位都是青年诗人，又是多年的文坛好友，这次又从不同省份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同班同学，更是高兴。我们走过一幢幢绿树掩映的古代建筑，那是我们的教室；我们走过绿茵草坪，走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铜像，铜像下不知是谁放的野花仍在散发着芬芳，最后我们来到了未名湖畔的湖心岛上。

　　博雅宝塔映在蓝色的湖面上，晚风习习送来体育场的欢笑声，彷佛把我拉回了十年前的大学生活。我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在这所奇特的校园里，我常常觉得历史的躁动，未名湖水注入我的血管，使我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思想。

　　开学没几天，中文系主任严家焱教授就给我们班开了个会。严教授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著作甚丰。他戴着深度近视镜，不苟言笑。他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放下作家的架子，他说：你们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要先学会吃饭，上图书馆，找教室，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

　　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叫曹文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的同学中有几个还比他年纪大。曹先生一表人才，才华横溢，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尊敬。

　　我们第一学期开的课有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研究”，张钟教授的“八十年代中国小说”，以及严绍汤教授的“中国文化史”等等。

　　由于给我们班开课的都是中文系的一流教授，来听课的本科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很多，这使我有条件和他们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作家班的同学上课总是迟到，必修课也是如此，而我总是最早一批到教室的学生。常常不得已为同学们占个座，因为旁听的同学太多，尽管是我们班的课，但来晚了照样要站在后边听。

　　我最喜欢听的课是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研究”，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十年破天荒的一件事，周作人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不仅是鲁迅的弟弟，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由于他后来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文人，研究他或开他的课在共产党的国家是过去想都不敢想，但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湖南省岳麓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周作人的系列，主要是他的散文，虽然这在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是很小的一部份，但却标志着禁区的打破。我在北京大学书店中就买到了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等散文集，周作人写过非常好的文章，他的文采远远的胜过了鲁迅。

　　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就成了游击课，本来以为这课专门性很强，作家班三十八人，再加几个旁听的，五十人的小教室足够了，但没想到开课那天小小的教室挤了二百多人，钱先生被挤到紧贴着黑板，连气都喘不过来，更别说讲课了。后来忙联系换教室。下课后，被挤得满头大汗的钱先生边擦着大脑门的汗珠边风趣地说：真没想到，讲周作人有这么多人来听，可是讲鲁迅却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作家都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鲁迅是共产党建国四十年来惟一被推崇的作家。我儿时没少读他的书，那时书店里除了他和毛泽东的书再也没有别人的书了，北大中文系能开周作人研究一课说明是把一个学者和政治分开来，我们不是把他当成汉奸来批斗的，而是当学者和作家来研究的。起码，研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作品和思想对我们重新认识五四运动颇有益处。

溪水旁

２

　　北京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一个围墙把北京大学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在北大课堂上讲的同样话在校园以外的场合去讲大概不被逮捕也会被跟踪。而北大的学术空气很浓。老师和学生像朋友一样。当然也有爱说教的老师。不过听他课的人会少的可以让他坐下来讲。同学们都在选择自己爱听的课。

　　我像那些本科生一样，骑着自行车，背着旧书包四处去寻找我自已爱听的课。除必修课和选修课外，我常去国际政治系去听课，陈鼓应教授的“道法儒墨”我也常去听，后来，我们成了要好朋友。八九民运因为他被我聘请为民主大学的名誉教授，被中共审查了一年不许他开课。陈鼓应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他一直被台湾拒绝入境，因为他当年曾反对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我逃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从北京回到伯克莱曾和我通了一次电话，他说那两年他最担心的就是我，一直不知死活，后来在美国之音和ＢＢＣ访谈我时才知道我逃到了美国。他听说我要去台湾访问，便告诉我不要和国民党搞的太近，他们和共产党一样专制，他说他的岳母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他想回台湾看看都不许他入境。

　　每当夜晚到来，北大的学术气氛更浓了，各种讲座的海报早在一两天前就会贴在三角地带。让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不过，到一九八八年底关于国家命运和改革前途的讲座却越来越多了。有的讲座的听众达到几千人，可见当时北大学生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在这些讲座中，我除友人来讲寻根文学听一听外，多选择了和政局发展及改革命运有关的去听，那里有许多新的观点和数据使你对形势的发展更心中有数。当时人民的情绪随着物价上扬通货膨胀而膨胀，对李鹏政府以及对邓小平的阴阳怪气，老人帮的专权都强烈不满。这些著名学者和教授的讲座会让你的不满找到理论根据上升到理论高度──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应该终结。

　　作家班是北京大学的新贵族。我们都有工资，还有可观的稿酬，比一般的大学老师收入都多，一个教授的最低工资是一百三十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三百斤大白菜，学生也一样，每个月的生活费最低要七、八十元人民币，这对大学生的家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过，考入北大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的佼佼者，他们的父母无论怎样艰苦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满足。

　　开学不久，我们班就订了个计划，给班级搞点班费，每人写一篇企业家的报告文学，然后集结出版。后来这部书出版与否我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八九民运前我们就有了一笔相当大的数目的班费了。有的企业家一出手就上万元，这笔钱大多经我用在游行的标语制作上。

　　由于对前途的苦闷和对民族的无望，使北大的学生消极灰退的也占很大的比例。当时流行的有托派（考托福去留学）、麻派（打麻将）、舞派、纯情派和逍遥派，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无望，但内心那片对祖国和民族的真诚并未泯灭，这从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得到了验证。

　　作家班没有托派、麻派，但喜欢跳舞和交女朋友的却不在少数，北大的女孩子非常可爱，那些优秀的女大学生不仅有学识，新奇又大胆的追求爱情的勇气和精神使你不能不为之心动，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每当周末，同学们便和女朋友们去了舞厅或到塞万提斯草坪去弹琴唱歌。这样的活动我参加不多，因为周末我大多是坐上火车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那时，母亲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和父亲一起从石家庄到了太原，帮助我带雪儿，他们原来在石家庄有一个店，收入颇丰，但母亲心疼儿媳和孙女，执意把店让了，每当周末我从北京回到家时，母亲和妻子都会准备一桌酒菜，我和父亲喝几杯山西老白汾，然后全家一起给雪儿洗澡，看着雪儿在嬉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总去我们宿舍聊天的几个小女同学一到周末就看到我回家很不理解：“女儿就那么重要吗？”我说：“当然。”他们仍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她弱小。”

　　后来这些女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雪儿她爹。”不久，连作家班的男同学也同时这样称唤我。我很高兴他们这样称呼我，有时觉得挺骄傲的。

溪水旁

３

　　那时，历史系的王丹，杨涛同学搞的“民主沙龙”已经从室内搬到了室外的塞万提斯铜像前的草坪上。塞万提斯是世界名著《唐．吉柯德》的作者，西班牙政府把这个勇于向传统和邪恶挑战的塞万提斯制成铜像赠送给了北京大学。我们习惯于把这块草坪称做“塞万提斯草坪”。

　　塞万提斯草坪离我住的研究生楼很近，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那里散步，即使和同学们去网球场也经过那儿，那是北京大学除三角地之外最敏感的地方，中共的秘密警察常常在那里活动。

　　我参加民主沙龙的活动是以一个普通学生或听众的身分，那时我还是共产党员，还要和民主沙龙那些小男孩保持一段距离，这对他们本身也有好处。王丹活动能力很强，人又勤快，他曾请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泊绮到北大讲演。也请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到民主沙龙讲演，最后一次活动是请被中共“劝退党”的剧作家吴祖光来讲演。

　　吴祖光来讲演那次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中央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保守派正大举向改革派反扑并已占了上风，据传赵紫阳总书记的位子也坐不多久了，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温度计，且进入一九八九年新学期后北大就酝酿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同学们私下议论：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弄不好要出点事儿。

　　吴祖光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秘密警察的可恶，我们原订下午二时民主沙龙活动开始，当我和作家班其他同学来到塞万提斯草坪时，草坪上已经三三两两坐满了同学，外国留学生也来了许多，我的好友，德国留学生埃德娜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并拉我坐在她们的圈里，让我给她们介绍吴祖光其人，在我介绍吴祖光是怎样被“乔木同志”劝退时，一个青年人躲在树丛中偷偷地为我们拍照，那个人就住在我的楼上，公开身分是法律系在职进修的学生。我不露声色地把脸转了过来，给了他一个后脑勺。

　　十几分钟后，几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水龙头来了，他们接上水源，开始喷水，同学们气愤地和他们理论：你们这不是存心捣蛋吗？

　　那些人倒是好脾气，任你怎样指责，就是一声不吭，水柱一点一点向四外延伸，草坪被淋得水淋淋的，甚至石径以外的草坪也不得幸免。我们被迫撤到几十米以外的荷花塘边，在一片掌声中，吴祖光先生在王丹和杨涛的陪同下来了。几百名同学忽啦啦地把吴先生和王丹围在中间，聆听吴先生讲演。

　　吴祖光很小的个子，头发已经斑白。他主要讲了被“劝退”出党的经过，讲了中国共产党“不尽人意”的地方，语气平静，也没什么太过激动的语言，他总是笑咪咪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问题太多，靠一两个人说说不解决问题，敢出来说话的人多了就好了，大家都说就好了……。

　　有的同学问到新凤霞：“吴先生，您来北大讲演您太太新凤霞阿姨不担心吗？”

　　吴先生风趣的说：“她不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来北大（笑声），她要是知道我来北大就会病情加重（笑声），这不是正常现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大学也没这么敏感呢！怎么回到人民怀抱后反而怕人民来这所大学讲讲心里话呢？这不正常……

　　吴先生被掌声包围了。有的同学甚至大声喊：讲的好！

　　后来，王丹代表吴先生宣读了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发言，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

　　那次民主沙龙活动结束以后，在大家围着吴祖望签字的当儿，我提醒王丹：今后要注意安全。王丹笑了笑：不怕！

　　除参加“民间”的沙龙活动外，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官方”的沙龙，那是官方研究生会主办的活动，我就是在这种官方研究生会的沙龙活动中认识李进进的。他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官方沙龙”活动的条件比王丹的民主沙龙好多了，研究生会有活动场所，还提供饮料，有曼妙的音乐可以跳跳舞轻松轻松，但讨论时这些博士生硕士生比吴祖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还要尖锐，在那里你会听到很多新鲜的见解，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大加鞭达，你一问他，他竟然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同学们中盛行这样一句话：“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好人。”这个关联词组常令学校党的干部哭笑不得。

　　李进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北京大学仅有的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生。他是湖北武汉人，中等个子，精力充沛，头脑清楚、反应敏捷，口才也极佳，他在讲话的时候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

　　经常组织研究生会活动的还有程文超等博士生，文超是谢冕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官方职务是研会的学术部长。

　　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溪水旁

４

　　我的宿舍──研究生四十七楼三○一一室，也是人们爱聚的地方，刚开始讨论的是文学，但后来讨论政治了，常来宿舍的有谢冕教授的女弟子张玞，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先生骆一禾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十月》编辑部做诗歌编辑。毕业前，他已经是北京大学“未名诗社”的一员大将，发表了大量的新诗。

　　张 爽朗直率，她先生骆一禾则相反，他话不多，总是微笑着看妻子高谈阔论。由于张住在学校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和我们在一起，而骆一禾则常来看妻子，只要他一来北大，必定要到我的宿舍坐一坐，笑咪咪地品尝我从山西带来的“老白汾酒”。

　　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在我们绝食的第一天不幸去世。

　　一九八九年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罗小姐开始每周给我送王军涛、罗点点等人办的《经济学周报》，罗小姐说那是北京的“世界经济导报”。主办者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多数参加过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一直都是中共内控的对象，不过《经济学周报》办得还不错，理论文章很多，有些观点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张报纸，是北大校报，那张报纸除几条动态新闻外，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我那时就有一个设想，用我们的班费和作家班那雄厚的写作力量，办一张校园报纸，那种想法令我激动不已，但没有官方同意，即使办了报也是非法的。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民间办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宪法写有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可中国人都明白，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有传言方励之先生要来北大卖书，是一本物理知识方面的小册子。卖书地点设在离三角地很近的二十七楼前面，北大的学生听说方先生要来为买书的人签名留念。都去排队买书，其实，卖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先生敢来北大校园，自刘宾雁到美国作访问研究离开北京后，方励之是中共最头疼的人物。他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大学生称他为中国的沙哈洛夫，在那个敏感的八九年春季，不仅中共秘密警察严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密切注意他的举动。

　　卖书的地点又出现一些拿着照像机的人，他们的公开身分也许是研究生或进修生。我等到下午一时看方励之没有来便回宿舍去了。方先生来不来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北大的学生都知道方先生要来。

　　三角地的广告栏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卖云南烟，办讲座的广告逐渐被要求校园民主的小字报所代替。一天中午我从学生餐厅买饭出来，看到广告栏上贴着几张铅印的传单，已有好多学生围着观看，我挤进去一看，是方励之、李淑娴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由于字太小，只有前排的几个同学能看清，我放下饭盒，开始大声朗读。每读一段，身后一片叫好声和掌声，读完了，身后又喊：“我们刚到，再读一遍！”
　　一个女同学接替了我，我挤出人群，看见作家班的十几名同学也围在外面。看到我挤出人群，同学们都很兴奋。女诗人苍月对我说：“读得不错，像朗诵徐志摩的诗一样。”我说：“是方先生和李老师写得好。”

　　她边跟我走边问：“你不害怕吗？”我诚实地回答：“现在有点。”

　　她说：“不错，你很勇敢，我喜欢这刺激的场面。”

　　“刺激的场面”在我们走后就发生了，校方派人把方先生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全盖上了。

　　同学们还没学会抗议，只能小声表示“失望”。

　　三月，美国总统布希访华，在他访问结束即将返国时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了答谢酒会，布希请了许多中国著名的知织分子，也请了苏晓康、方励之等人。而偏偏方励之夫妇没有吃成布希的西洋大餐。于是方先生又把赴宴经过诉诸文字贴在了北大三角地。

　　当我和几名同学听到消息赶到三角地时，那传单早已被秘密警察撕掉，惨淡的灯光下三角地显得很冷清。香久骂道：妈的，可恶的雷子！建祖拉着他就走：小声点，想不想要毕业证了？香久越发神气：妈的，老子不怕！

　　回到宿舍，我赶紧找那几个碰巧看到方先生亲笔写的赴宴经过的同学。那个写小说的东北作家给我们描述了一番：

　　方励之和夫人李淑贤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林培瑞陪同下，乘坐美国大使馆轿车前去赴宴，他们的轿车行驶到离昆仑饭店不远的地方时，被十几名警察拦住。警察说汽车违章了，让他们开到路旁。

　　林培瑞教授说：车内坐着我们总统请的客人，我们要赶去昆仑饭店参加总统的酒会，迟到很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把客人送去，然后再接受“违章”处罚。

　　警官问：“客人是谁？”
　　林教授答：“是方励之先生和夫人。”　
　　那警官笑道：“你们违章的原因就在这。”
　　警察打开车门，由一男一女两个身强力壮的便衣把方先生和李老师架出轿车。方先生抗议，警察不理睬。
　　那位负责警官对林培瑞教授说：“方励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们总统请中国公民吃饭没有经过中国政府，这是没礼貌的表现，所以我们奉命不让方励之去，你可以走了。”
　　当美国大使馆的车开走后，方励之和夫人被“松了绑”。
　　方先生问警察：“我们怎么办？”
　　警察说：“回家去！”

　　方励之和夫人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准备乘公车或搭计程车去赴宴，他们和警察较上劲儿了。
　　站牌附近立即被警察站满了，所有经过的车辆均不许停车，一辆辆的公车和计程车在警察的指挥棒下呼啸而过，谁敢惹麻烦？司机宁可挨乘客骂也不敢惹警察的。

　　方励之气得险些昏过去。多亏有夫人在旁替他消火。没车坐，那么就走！方先生和夫人紧挽着手臂向昆仑饭店方向走去。其时，总统的宴会已经开始，布希和杨尚昆的酒杯已碰出了曼妙的声音。
　　警察们散去了，显然他们已经圆满地胜利地完成了这艰巨而光荣的阻截任务。而被气昏了头的方励之教授和夫人则继续不屈不挠地向昆仑饭店进发。

　　后来一辆加拿大使馆的车经过他们身边时，那位加拿大使馆官员认出了方励之，便请他们夫妇上了车。显然，在酒会开到一半时再去已经不太适宜了，方先生到了加拿大使馆后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爸爸妈妈是安全的，然后在加拿大朋友的帮助下，于午夜在昆仑饭店举行了记者会，把刚刚发生的被无理阻挠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世。

　　美国政府为此事表示了强烈不满。

　　中国政府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遗憾，并希望不要因为某个人而影响中国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

　　说实话，尽管同学们在谈论此事时不免加几句调侃的语言，但我的胸膛已被气愤憋得快要爆炸了，这不是法西斯是什么？共产党竟然这样卑鄙！

　　同学们开始分析事态的发展，方励之的小字报贴在北大是有目的的，显然他要利用学生对他的支持来和执政者对抗。同学们有的提出写一个声援方先生谴责当局的大字报贴在三角地，我不太同意，我认为时机不成熟，况且弄不好会帮方先生的倒忙。我的观点是，要和共产党对抗，你必须以爱护党的作法和维护党的形象为出发点，使他无法给你定罪，让他狗咬剌□无从下口才能既达到斗争目的又能保护自己。所以和方先生保持一段距离是对的，同样的一件事和方先生扯在一起就会变得严重得多。

溪水旁

５

　　那些天我已经没有心情去跑图书馆了，每天坐在未名湖边看着蓝蓝的湖水发呆。

　　我有预感，一场大风暴要来临了，这场风暴也许会使中国这个远离世界主航道的大船渡进人类前进的大潮中，也许会把这艘大船吹得离世界主流更远。前者当然是我所希望的，后者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北京大学领导和发起的，五四运动虽然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却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可以迅速传播，并使中国人狂热了半个世纪，为此这个民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那么这一次呢？北京大学该扮演什么角色？以什么方式出现？会有怎样的结果？我该怎样做？

　　未名湖水深邃而幽蓝，宝塔的倒影悬在湖中，曼妙的立体声音乐从远处传来，成双捉对的青年男女在湖边漫步，这大风暴来临前夕的宁静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默默地对未名湖说：我不会辜负你！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因为我是北大人！

　　那天回到宿舍，看到了妻子寄来的信和雪儿的照片。雪儿粉红的小脸笑得像灿烂的杜鹃花。不禁吻了她一口，暗想，不能让她们这一代再像文革一样生活在精神的痛苦和物质的贫穷中。
　
　　那些天常常莫名其妙的烦躁，因为心不顺还和同室的同班同学打了一架。义大利留学生劳拉小姐过生日请我去，在生日舞会上见到了老木，老木神聊了一通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和首都知识界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的经过。

　　一个月前，我们就知道方励之写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请求您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魏京生等政治犯实行大赦。”后来北岛等人在陈军家开会，又联络了三十几位知识份子联名写信给邓小平，支持方励之。中共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北京公安局负责人的谈话，说：魏京生不是政治犯，他是出卖国家机密的刑事犯罪份子之类的鬼都不相信的话。老木是签名信的参与者，说起来倒是绘声绘影，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这在几年前是不敢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