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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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 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未、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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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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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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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二、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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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后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年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避免红军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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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彼等发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称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对「肃AB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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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4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是「AB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 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月19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间，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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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 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 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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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年1O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年1月30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月5日出发，王稼祥3月7日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年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年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团「一般是正确的」这句话。但是到了3月27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    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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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从1931年1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1931年2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之前的3月18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4月17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车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年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团」风暴的袭来。1931年7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团取消派」受到r处置」（即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