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 - 张伯笠

溪水旁

６

　　几天以后，马原从西藏到了北京，一九八七年他曾去过太原，我和他有一面之交，一下午在宿舍里和他讨论文学，讨论马原小说，也讨论了西藏的“暴乱”，晚上和另一位同学骑车带他去未秀园张锺教授家去看张锺，张锺教授是我们班的讲小说的老师，他最近正在研究马原现象。

　　马原是条东北大汉，他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运动员，从张锺教授家里回到宿舍已经夜里九点多钟。同班同学非默拿着一张纸找我，让我捐款。我问他什么内容，他幽幽地说：海子死了……

　　“海子死了？”这怎么可能！

　　同宿舍的“教练”（小说家何群的绰号）说：“今天是愚人节，不必当真。”

　　“海子真的死了。”非默又幽幽地说。

　　我火了：“妈的，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非默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和“教练”对视了一下，觉得事情不像是开玩笑，非默是一个不太开玩笑的人。

　　我连忙去找陈建祖，他是作家班的班长，和海子的关系也不错。

　　海子真的死了，是卧轨自杀。

　　海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北大未名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国第三代诗人中的健将级人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政法大学当老师，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充满了苦闷和奇特的联想，在青年中广为流传。诗人在苦闷中徘徊而无法解脱，寻求死亡去解脱自己──他静静地趴在铁轨上，让钢铁的巨轮把他的身体切为两断。　
　　他的遗书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哭了，作家班所有的朋友都哭了，海子多年轻啊，他只有二十四岁。
　
　　我在那个年龄没他痛苦。

　　但是，海子解脱痛苦了吗？一个生病的父亲，一个坚强的妈妈，三四个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在安徽农村艰难地生活，海子不仅是他家的骄傲，也是全村和全乡的骄傲！他是北京大学中学习最优秀而生活最清贫的学生。刚刚当了老师，可以每个月接济一下父母和弟弟妹妹了，他却这样痛苦而惨烈的走了，他能解脱吗？

　　那些执政的刽子手不怕你死，你死的越多他们会越高兴，因为你从此不再写诗了。你的诗即使算不上号角，但让他们听来也是十分不舒服的。而海子选择了逃避，他是太累了？太孤独了？他为什么不看一看人民的觉醒，他为什么不再继续奋战？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那种心情就如鲁迅所形容的：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我们默默地把全班捐的几千元钱寄给了海子的母亲，尽管这无法减轻她心中的悲苦之万一。我和中文系的同学们还在各学生餐厅门口卖海子的诗集，和为海子的亲人募捐，买饭的同学们默默地把钱捐进我们的纸箱内，没有带现金的同学都捐的是饭票，那一毛一分，一斤一两表达了北大同学们的心情，那心情是复杂的，有些同命相连的意味。而我则有着兔死狐悲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你的出路在哪儿？

　　第二天的晚饭后，我们在民主科学雕塑广场举行了海子诗歌朗诵会，那其实是北大的朋友们为海子举行的追悼会。几千名同学参加了，主办者是未名诗社的几名校园诗人。

　　那天北大当局如临大敌，所有的党群干部都到会，还有数不清的秘密警察，北京市公安局也紧急动作，防备北大的学生冲出校门，自一九八六年北大学潮到现在这三年中，这是非官方组织的学生集会人数最多，情绪最不稳定的一次。

　　海子的诗友们一个又一个地登上民主科学雕塑的底座，朗诵着海子的遗作。录音机里传出了哀伤的音乐。像在为海子招魂。

　　骆一禾戴着一朵小白花，在同学们的注视和秘密警察闪光灯下沉痛地走上最高处，他把长长的头发甩在脑后，昂起了头。我发现两行泪水从他的眼晴里流出，缓缓地在脸颊上爬行，海子是他的同期同学，又是最好的诗友，他朗诵了他为海子编的还未出版的诗剧中的一段，那是我听到的最为打动人心的诗，这不仅仅因为骆一禾朗诵的出色。晚霞照着他脸上金子般的泪珠，他的声音和长发在晚风中飘浮……

　　一个月后，骆一禾也死在天安门广场。

溪水旁

第六章 长歌当哭

1

　　公元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被誉为青年导师，知识分子朋友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

　　入夜，那不幸的消息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进入了北京大学校园。

　　人们惊呆了，前几天朝野都在盛传胡耀邦要复出的消息，说邓小平有意让他来收拾当前的混乱局面，后来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李鹏等人气病了，怎么突然就死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八六年那次学潮。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因为肯定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护方励之、刘宾雁等优秀的知识分子能留在共产党内，在没经过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那些杖着拐杖的政治老人踢下了总书记的位子。其后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了党籍，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整肃，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却没敢有任何举动，这永远成了北大同学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他们觉得对不起下台的耀邦，也对不起北大人的良心。

　　我和作家班的几个同学骑上车子到三角地，那里的学生三五成群议论著耀邦的逝世，但没有讲演的，也没有悼念的标语出现。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了一下，立即回到宿舍。

　　文人们拿起了笔，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是那样沈重。

　　我含着泪水，望着屋外的夜雨，提起毛笔写了一首诗词：

　　长相思
　　雨夜送耀邦
　　风一程，
　　雨一程，
　　长歌当哭送君行，
　　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
　　唤一更，
　　聒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灯……

　　诗词写好了，我却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字抄写的白纸上，为了保护自己，同学们统一在自己写的诗词下面落上“北大作家班”。

　　北大作家班的悼念祷文最先盖住了三角地广告栏上那些红红绿绿的旧广告：
　　该死的没有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世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作家班同学贴出的这批悼文立即被数不清的同学包围，同学们流着泪水在雨中抄着，有的用录音机把悼文录下来，一个同学始终站在雨中，用手电照着我写的那首诗，让更多的人看得更清楚。细雨淋湿了她的头发，使她那本来就瘦削的身体显得像春的柳枝一样的俏丽，我脱掉衣服披在她的身上，我认识她，她是法律系的本科生，叫小羊，小羊问我：“这首词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很勇敢。”我说：“我不勇敢，连名字都不敢写。”她说：“别自责了，你现在写名字不是冒傻气吗？”

　　晚上，作家班班委会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作家班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自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所存在的通货膨胀、官倒横行、贪污腐败及中央的非程序的权力接替等积压在人的心中的怒火，会利用胡耀邦逝世的机会宣泄出来，很可能演变成比一九八六年规模大得多的学潮。学潮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真的给胡耀邦出了气，给改革派打了气，并取到有限的校园民主和新闻自由，并逼迫中共中央继续沿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那我们作家班的全体同学都是受益者；另一个结局就像三年前一样，学潮被镇压，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被踢下台，中国回到相当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我们这些作家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主张积极介入，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当好参谋。大多数同学都赞成我的观点。

溪水旁

２

　　翌日，小羊陪我去圆明园，同宿舍的赵殿云和杨双奇也一起去了，我们站在被八国联军烧毁的西洋馆前心情无法平静。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再落后下去，火烧圆明园的历史就会重演！我抚摸着那曾被侵略者大火烧红过的巨大石柱，彷佛仍感受到它炙人的灼热，每次来圆明园散步我都轻松不起来，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脚正踏在祖国的疼痛处……

　　一连两天，小羊都陪我去天安门广场去观察形势，广场的纪念碑下已出现了悼念胡公的花圈。几个秘密警察站立纪念碑底座上，用步话机和无线电话把花圈挽联上的字读给总部，那情景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四五运动”，那次悼念周公的活动前几天也是这样的。政法大学、社科院都有学生送来了花圈，我和小羊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耳边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怎么北大没来。”“北大是不是八六年那次吓破胆了！”

　　我和小羊相视而笑，她拉着我的胳膊调侃地说：“北大是吓破胆了吗？”
　　我说：“当然不是！”
　　然而，北京大学除三角地的大学报铺天盖地之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迹象。
　　我到王丹宿舍去找他，宿舍无人，民主沙龙的几个主要成员都不见了。

　　晚上九点钟，我又来到了三角地。三角地有三两百人围成几圈在议论著这两天的局势，还有一些学生趁着灯光在抄录大字报。

　　一位和我十分要好的博士生骑单车经过三角地发现了我，他跳下车对我说：“这附近秘密警察很多，我认识几个，他们和我住一栋楼，”他又说：“你别搅和进去，你应该干更重要的事，咱们应该立即着手写胡耀邦传记，咱俩合作，要快！”该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把握住自己，别把自己赔进去，中国政治的残酷你比我清楚，千万保重。”

　　我们刚分手，靠近三角地的二十八楼响起了敲击盒盆的声音和嬉笑怒骂声，和二十八楼对面的女生宿舍楼更是热闹，每个窗口都伸出几个小脑袋和二十八楼对吵。我跑过去一看，原来两个男女宿舍楼不知什么原因吵起来了。

　　我身边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愤愤地说：“真他妈的，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我随手送给他一支香烟说：“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发泄一下也好，要不然憋出毛病了。”

　　他点燃烟，猛吸了一口说：“这个民族要完蛋了！”

　　我们俩作了自我介绍，他叫郭海峰，是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住在四十六楼，和我是邻居。他也是北大民主沙龙的主要参加者。我们边走边谈，我发现他很爽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全北京都在说北京大学死了，他心里很难过，北大一万多名优秀学子难道死光了？

　　我说：王丹！王丹会的。因为王丹在同学中已有影响，他的校园民主沙龙在北大颇有影响。

　　我们谈的很投机，不知不觉又走回了三角地，由于两个男女宿舍楼的“战争”，使很多原本已睡下的同学睡意皆无，于是都聚在三角地。

　　这时已近午夜，三角地酝酿着一场新的雷雨。

溪水旁

３

　　王丹出现了。

　　王丹在噪杂的议论中被推到三角地的广告栏前，他备受指责，同学们认为民主沙龙应挑起历史的重担，“现在全北京所有的大学都敢去献花圈，北大呢？北大人死了吗？”

　　王丹说：“校方已经同意在学校给耀邦设灵堂，让大家去悼念。”

　　同学们更愤怒了，“难道给耀邦设了灵堂就讨回公道了吗？”

　　王丹被挤在广告栏旁，我和郭海峰也被挤在王丹的身边，王丹拉着广告栏上的雨达，站得高一点，对着数百名愤怒的同学说：“同学们，咱们都是北大人，咱们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你们说怎么办？”

　　人们静了下来，极短的思考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游行！游行！在校园游行！”

　　我站了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游行的自由，我们游行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已故耀邦同志的哀悼，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应该到那里去！”

　　“去广场！”哗── 人马响起了热裂的掌声。

　　就在这时，二十八楼三楼的窗口“刷”地垂下一巨幅挽帐，一丈宽几十米长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巨大的简体字：中国魂。

　　上方写着：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下方写着：北京大学师生暨校友敬挽。

　　人们涌向“中国魂”。楼上的同学向我们伸出Ｖ字手势，我和郭海峰一人拉住“中国魂”的一角，我对他说：“拉下来，正巧我们游行没有旗帜。”我和海峰一用力，“中国魂”被拉了下来，上面的同学有些不满，吵了几句，但很快被欢呼的人声淹没了。

　　我和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白梦等人拉起“中国魂”，带着同学们在校园游行一圈，把各宿舍的同学们全吵起来了。同学们纷纷穿上衣服溶入游行队伍。女生宿舍一到夜十一点半就锁大门，那些女同学把窗子打开，向游行的男同学们喊：“兄弟们，救救姐妹吧！我们也要民主！”一些男同学便跑过去，敲开了大门，有的守大门的“嬷嬷”（北大女生给管宿舍的女职工起的绰号）看形势不妙，赶紧开开大门，“放羊出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冲出了北大校园。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和郭海峰、白梦拉着“中国魂”走在最前面，王丹、丁小平等同学徒手走在我们身旁，除徒步行走的几千人之外，游行队伍的两侧被骑自行车的人挤满了。外国新闻机构真的嗅觉很敏感；采访车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跟着队伍拍照的人很多，有记者、有大学生，也有中共特务，队伍行到人民大学门前时，曾跑步前进并高喊：“人大─ 下来，人大─ 下来！”结果有少数人民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让人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

　　张先生说：“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动，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你是谁？在为谁讲话？”

　　不认识张先生的同学不耐烦地喊。

　　张先生说：“我是张炳九，在北大党委办公工作。”

　　“滚开，走狗！”队伍中一阵骂声。

　　张炳九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两眼泪水，流了下来，他忽然张开两手，向同学们跪下了，我赶紧上前一步把他扶起来。我说：“张先生，您别这样。”一边说，一边把他拉出游行队伍。

　　张先生哽咽着：“同学们，听我一句话吧，同学们，我求你们了……”

　　不知是哪位同学踢他一脚，我的左腿上替他挨了一脚。

　　那一脚把张先生踢愣了，他呆呆地看着队伍喝着雄壮的国际歌，从他身边走过。

　　后来在我们绝食的时候，张炳九先生参加了教师声援团，“六．四”镇压后他也被中共通缉，逃了一段时间，他那天的观点最后都得到了验证，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当时压抑在同学心中的无名怒火不是一两个精英所能左右的，最后烧得那些精英也跟着热起来了。

　　张炳九的阻拦给了我一个提示：以往的学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跟他说：“王丹，开弓没有回头箭，天亮之前如没有警察阻挠，我们就会到天安门广场。问题是我们到了广场后干什么？”

　　王丹说：“你看呢？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

　　我说：“咱们应该提出几条要求，这要求能代表民意，然后送交给人大常委会，要把为耀邦伸冤放在最前面。”

　　王丹说：“你是作家班的，正好，你先整理出几条，咱们再研究。”

　　于是，我从同班的赵殿云同学手里接过自行车，把举中国魂的一角交给了他。

　　我骑车前行，远远超过了游行队伍。凌晨，街道上没有行人，一阵凉风吹来，使你觉出北京春天的寒气。我想出了几条：一、公正评论耀邦同志功过；二、允许民间办报；三、查处官倒，惩治腐败；四、为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等。

　　行到三里河和阜成门交界路口时，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大约一百多名警察把往钓鱼台的路封住，我忙上前和他们交涉，我说：“我们是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耀邦同志的。”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向上级汇报，然后一位警察告诉我他没有接到阻止的命令。但前面是钓鱼台国宾馆，为了不影响外宾休息，希望我们不要走国宾馆门前的路。

　　我回头指示同学们沿外大街向东走，游行队伍从警察的队伍前经过，那些警察面色和乐，有的还和学生挥挥手打着招呼。我想，中共高层也许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警察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扬长而过。

　　再未受到阻挠。凌晨四时许，我们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

　　郭海峰灵活地爬上纪念碑，还有一个同学也爬了上去，他叫张志勇，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两个人把“中国魂”巨幅挽帐悬挂在纪念碑上。

　　同学们走累了，很有秩序地围成一圈坐了下来，我把整理出来的几条要求送给在纪念碑上的郭海峰，让他利用他的“高度”徵求同学们的意见。

　　郭海峰说：“现在有个同学提出要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提几条要求，同学们讨论一下。”他一条条读，下面的同学有的在文字上或法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我重新整理出这样七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的观点。
　　二、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定新闻自由。
　　三、查处官倒，国家领导人应公开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
　　四、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检讨，并追究责任，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五、重新评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六、取消北京政府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新闻媒体如实报导本次游行。

　　同学们都说这七条提的不错，应该选代表送给人大常委会。于是推出了站在纪念碑上的郭海峰、张志勇和王丹。

溪水旁

４

　　早六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几名武警战士正步从天安门走出，中间的士兵肩上扛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开始了。

　　同学们虽然生活在北京，但真正看过升旗仪式的并不多。大家都去看升旗了，看过升旗后，大部分骑上自行车或者公共汽车回学校上课去了，还剩下二三百名学生从纪念碑下移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坐了下来，等待上班后递上我们的“七条”。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群众买来汽水、面包扔给已经又困又饿的北大同学。

　　我发现多数同学已经返校，便和王丹商量，我提议应立即给学校打电话，让修课的同学来声援，否则，人太少会出现一九八六年被警察驱散和逮捕的危险。

　　王丹说，他只有李淑娴老师的电话，但怕涉及到方励之。我说：“不管了，李老师会巧妙处理的。”
　　电话好不容易打过了，李淑娴老师说会把广场的情况通知北大同学的。

　　李进进赶来了，于是大家也推他代表同学们。一个人大信访办公室的副主任出来劝大家回校，被同学们轰了回去，后来，他们让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志勇进了人民大会堂。

　　数十分钟后，王丹等人出来了。王丹告诉大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答应把我们请愿的七条送交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树真也被通知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同学们回校。但是一些同学没有回学校，却移到中共中央办公地── 新华门前坐了下来。

　　下午，我和几名同学回到北大，一进宿舍，“教练”（小作家何群绰号）告诉我：“郑义来了，正在找你。”

　　我知道他找不到我就会去建祖宿舍，果然他和北明都在。他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们热烈地讨论这两天的形势。郑义说：“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我去给你们发动知识分子助阵，这次非得给耀邦讨回个公道，也为知识分子讨回个公道。”他这次来京本来是参加中国电影权威奖“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的“老井”在日本获国际电影大奖后，他被选为山西电影家协会主席。我问他评奖忙不忙，他说再忙也要来北大，听到我们游行和七条的提出，他很兴奋。吃过饭，他带上照像机和北明一起去了新华门。

　　从四月二十八日夜开始，过去神秘肃穆的新华门便被北大等学校学生围住了正大门，一排排军人站在毛泽东手写字体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前，守护着那个象徵着封建和权威的大门。

　　学生们的要求仍是答覆北京大学同学们提出的七条请愿。

　　没有一个人出来和学生谈。

　　外国和港台的新闻记者是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显得兴奋、敏感。新闻嗅觉使他们已经嗅到这里每时每刻都有发生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的可能，普立兹奖正在向他们招手。在一位德国留学生朋友的介绍下，我接受了Ｂ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不过我没有说我的名字。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四月十九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架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的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了，买白布也来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蹶在地上，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写着“绝食”两个大黑体字，同学们都夸他字写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时练的。”

　　当我把“绝食”的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已是四月二十九日午夜了。几个北大的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同学很认真地徵集签名，那些守门的警察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就在几十分钟前，青年学生们曾试图冲击过守新华门的警察，一个在东城区公安局工作朋友告诉我快离开返校，他说那冲新华门的“学生”他认识其中的两个，是市局五处的“雷子”。这是政府想把你们推到“暴力”上，然后动手收拾你们。

　　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走，和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并不感到害怕。

溪水旁

５

　　凌晨两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地冲出来，向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袭击。学生被驱至长安街上，分割成两部分。还有二百多名静坐的同学宁死不走被圈在包围圈内，而大多数学生坐在南池子街口的长安街上。

　　军警暂停攻击。一辆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在新华门前慢慢来回移动，劝大家不要受坏人蒙蔽，赶快回学校，宣传车警告说：“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藉口而制造动乱，冲击新华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穿黄军衣的青年学生在指挥学生坐下后，开始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挥动拳头，面对军警，毫无惧色。他说：“我是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同学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等李鹏出来，给我们提出的请愿七条以答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他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时后，军警显然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跑步向学生冲来。静坐的人大乱，吾尔开希站在一辆三轮车上，呼吁大家撤到纪念碑下。我推着自行车，车子在人群中走不快，被追上来的军警一皮带打在背上。一个女同学被挤在路边挨了两皮带，吓坏了，她喊：“打倒共产党！”几名男同学冒着雨点似的皮带把她拉跑了。

　　我骑车跑到纪念碑下时，数百名军警迅速而飞快地跑过来，皮鞋和胶鞋踏在地上的啪啪声在这凌晨显得格外恐怖。我和最后的几十名同学赶紧跑到前门东侧，军警并未追过来，但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被军警控制着。

　　我一看身边的几十人多数是北大的。天已朦朦亮了，校徽上的字更清楚了，大家说，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再来，但长安街已封锁，同学们只好骑上自行车向西绕道回北大。

　　我惦着新华门前那二百多人，又看见长安街上偶尔有一两个骑车的人上早班，警察只是看看证件便放行了。我把学生证藏好，把校徽摘下放进黄书包，书包里有一个纪录每天学运发展情况的日记本，两个面包和一瓶喝剩的汽水。我决定闯一闯，因为我手里有铁路记者证。铁道部在木樨地，我可以说我是上早班的值班记者编辑。

　　我鼓起勇气骑上单车从前门向天安门驶去，当骑到长安街时，我才发现，东西长安街除大批军警外无一个行人，这个世界最宽的大街在黎明前显得空旷和恐怖，但我已无退路，路两边的军警好奇地看着我，我如果一回头，他们会立即扑上来逮捕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骑，嘴里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给自己壮胆。

　　骑到天安门的金水桥时，碰到了警察的指挥车，几十名警察正在那议论著什么，我旁若无人地继续向前骑，两个警察从后边冲上来把我拉下了车：“没看见我们吗！”

　　我假装不解地问：“干什么？蹲坑儿呢？”
　　一个警察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装傻呀？”
　　我说：“装什么傻呢？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说：“少废话，你证件拿出来看看！”
　　我把记者证给了他。他一边看一边问：“这么早干什么去？”
　　“上早班。”
　　这时我听见天安门城楼门洞里一群警察在打一个学生，那学生不时发出惨叫声和哀求声。
　　我以攻为守：“哎，你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他们犯了什么罪？”
　　一个警察说：“妨害社会治安！我看你也欠打！”
　　拿我工作证的警官把记者证还给了我：“走吧，回单位就说什么也没看见！”
　　我忙骑上车子，刚走几步，后边一声口么喝：“站住！”
　　我停下来，问：“还有什么事儿？”
　　那警察说：“把你的书包拿来检查一下。”
　　我心里格登一下：“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搜查我！”我大声抗议。
　　那警官说：“算了，让他走吧，别误了他上班。”
　　那要检查我背包的警察仍不死心，他在我的书包外摸着，摸到了汽水和面包，他怀疑地：“这是什么？”
　　“上班带的早餐！”我平静地说。
　　“我看是夜餐吧？！”他阴阳怪气。
　　老警察不耐烦了：“让他走吧！还有正经事呢！”
　　那警察不开心地松开我，指着我的鼻子说：“告诉你，别跟那些大学生瞎起哄，没有好下场！”

　　我骑车赶紧向西行，到南池子后我发现大批军警把长安街切为两段，更看不到新华门前发生了什么。一个交通警察示意我停止前进，并让我从大会堂西侧的路绕道过去，我只好快速绕过军警，向南疾驶，直到复兴门才松了一口气。

　　当我骑到中关村时，两辆大客车飞驰而过，车上传来了口号声：“警察打人，警察施暴！”新华门的同学被押送回来了。

　　我几乎和他们同时进北大校门，立即向他们询问新华门前的情况，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叫彭嵘的同学介绍说，警察对他们拳打脚踢，把他们一个个扔到车上，他拿着一块玻璃，上面都是鲜血。

　　我完全相信彭嵘的见证，我建议大家先别散开，在宿舍楼区走一圈，把凌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全校同学。

　　于是我给他们拟了几句口号，大家一起呼喊：“警察施暴，学生流血，通电全国，罢课抗争！”

　　几乎所有宿舍楼的窗子都打开了，学生们从床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同学流血了，愤怒地一起呼喊口号。

溪水旁

６

　　我没吃早餐就去了二十八楼，途中遇到了郭海峰，我建议应该组织新的游行，以抗议警察的暴行，郭海峰给我介绍了一个叫赵体国的同学，我们组织了一个纠察队，用以维护游行秩序。由于报名者踊跃，很快形成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学生纠察队。那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纠察队。

　　游行队伍在图书馆东门集结好后，我们向清华大学出发。还没到清华西门，大雨劈头淋下，游行的同学多数没带雨伞，所以加快脚步向清华西门跑去，我们想先借清华的教室避避雨。

　　但清华的大铁门紧锁着，一辆广播车紧对着西大门，广播车上一个学校干部模样的男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北大同学，请你们回自己的学校去闹，不要影响清华的同学……北大的同学们，请你们回自己学校去闹……”北大的同学们气愤地直跺脚，就是进不了校园，有些骑自行车的乾脆冒雨骑回学校了。

　　我建议取消这次游行，这几天同学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如果淋了雨，会大批病倒，但筹委会其他同学坚持要冒雨游行。我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雨小了一些后，我们整队出发，人已剩一少半了。途经政法大学时，游行的同学来到学校的教室休息，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为我们送来面包和热茶，加上院里的“向北大学习”的标语和热情洋溢的笑脸，与清华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我们心里暖融融的。

　　吃饱喝足，游行队伍离开政法大学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纠察队的同学拉起了手把游行的同学圈起来，市民一路鼓掌给学生鼓励，学生则把传单散发给他们，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下班经过游行队伍时，激动地跳下车，带领学生喊起了口号。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时除高校的师生之外，这样大胆的人还不多见。后来他曾到北大讲演，也曾到我宿舍商量工作，在广场帮助绝食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他总批评李禄，强调他身分不明，遇到柴玲等人的反对。不过，我以为他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的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切，他叫陈明远，一个数学家，也是诗人。是耀邦十分欣赏的人。

　　晚上七点钟，游行队伍进入了广场，在纪念碑前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这时，雨更大了，很多人就这样站在雨水中。张志勇拿着手提喇叭讲了许久，连在圈内的我都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我替他着急，几千名学生有些不耐烦，雨又越下越大，这使我忘记了自己“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做幕后“黑手”的底线。走进中央，从张志勇手里把话筒要了过来。我大声说：“我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为了抗议今晨警察在新华门和东西长安街对和平请愿的大学生施暴！”

　　一个北大学生跑进来为我撑着伞，我轻轻把他推开了。在这种场合如果有一个人没有伞，那就应该是我才对。这是我走进社会后最深刻的体会，你会从中得到你是想不到的效果。果然，学生们激动地为我鼓掌，掌声压过了雷雨声，中外记者把那可怕的镜头对准了我。

　　我说：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政府：一、就今天凌晨发生的野蛮暴行向被害者和大学生道歉。二、追究下令施暴的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的责任。三、认真和我们对话，就北京大学同学提出的“七条请愿”要求给予圆满答覆！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显得也有些激动，我接着说：“如果政府仍旧采取用警察和皮带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将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为止！”

　　掌声雷动，几千人发出齐声怒吼：“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接受七条，凭办凶手！”

　　我最后说：“今后斗争会更加复杂多变，为了有效地领导我们的和平请愿，我建议北京各高校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市的学生组织，也可以称为『团结学联』或『北京高校团结自治会』来统一协调各高校行动，做到有理有节，有条不紊。”

　　在同学们热烈的响应下，各高校的同学聚到圈内开始协商。我建议：我们今天来广场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能让同学们这样在雨中淋着，杨涛和张志勇他们说要留下来研究成立联合会的事，我说：“一个学校有一个代表就可以了，要不然，我带队伍回校吧。”他们同意了。

　　队伍在纠察队同学的组织下，有秩序地经过新华门向西游行。一路上给我们送饮料和面包的个体户很多，这让我们很感动。

　　经过新华门后，我把队伍停下来，杨涛和赵体国给北大打电话，让学校派校车把学生接回去。但学校没人敢负这个责任。雨中冻得发抖的同学开始骂人了。我灵机一动找到执勤的警察，让他帮助拦公共汽车送我们回北大。我跟他讲：如果不尽快送我们回校，我们就进中南海避雨去，人民政府总不能眼看着人民被大雨淋吧？

　　那警察用对话机同上级报告后立即帮我们拦了两辆大客车，司机不愿拉我们，被警察逼着又没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挤满了车厢，但那司机却把我们拉到一路汽车的终点─公主坟，下车回家了。他说他没有领导的命令不敢送我们，因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些同学气愤地要揍他，有的要砸汽车。我忙拦住大家。我说我是作家班的学生，请大家相信我，同学们在车上先避雨，我去找调度交涉，一定让他们尽快送我们回北大。

　　我跳下车冒着大雨向调度室走去。一位年轻的教师也尾随我跳下车进了调度室，那位年轻的调度听了我们的要求后立即把总经理从睡梦中唤醒了，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好长时间，那调度放下电话后面有难色地说，总经理说：“即使他同意，也没有司机。”我说：“还是总经理不同意，如果他同意就会有司机。”那年轻调度又拨通了总经理的电话，然后把听筒交给了我，那总经理一副为难的样子，我向他讲了我们的处境，请他伸出手来援助一下，如果上面追究可把责任推给我们，我这样一说，他才有松动，他让我们等他，他马上就来。

　　半个小时后，一辆轿车开来了，那位总经理跳下车和我握握手，然后说：“司机他也带来了，只是要我把我的学生证押在汽车站，如果公安局追查可以让他有个交代，另外，最好交点钱，只不过是个象徵。”中国政治的恐怖使这些人变得很聪明，不过我承认他是一个好人。

　　我略微犹豫了一下，说心里话，几千个人在一起怎样喊口号都不怕，但如把证据放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逮捕组织者或把我的情况通知北大组织部门，而我当时是共产党员，还是快要上任的党支部书记。但一想到车上那冻得直打哆嗦的同学们，我立即把学生证交给了那位总经理，并在一张纸条上签了字，我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几天后我拿钱来换纸条，纸条上写着：“北大车费，壹佰元整。”下面是我的签名。

　　当我们在北大门前下车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雨也停了。同学们疲惫地下了公车。

　　那位总经理在车下等我，见我下来后，他说他很为学生的精神感动，也为我的负责精神感动。他把我的学生证还给了我，说：“如果有人追究就追究我好了，总不能让孩子们在大雨中过夜的？”

　　我握着他的手，真有些激动了。

溪水旁

７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郭海峰通知我到二十八楼参加“筹委会”会议，在一个男生宿舍的门外，我被一个小巧清秀、梳着短发的女学生拦住，她问我是谁、找谁。我问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她说她叫柴玲，是筹委会（北京大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的简称）秘书处的，现在筹委会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跟她说也可以，她负责转达。

　　当郭海峰出来告诉我是参加会的时，她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很乱，什么人都有，请我原谅，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她那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处理问题的干劲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加会议的有王丹、郭海峰、封从德、杨涛、熊炎、杨丹涛、赵体国、常劲、欧阳、谢健、蔡健和我。主持会议的是郭海峰，主要议题有：一、总结分析这几天形势，二、研究如何参加耀邦追悼大会，三、选出筹委会执行委员并详细分工，各司其责。我首先声明，我不参选，于是同学们选我当顾问，先设一个资询委员会，由我和封从德负责，加强和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系。谢健和赵体国也表示不参选，于是大家委任赵体国仍然负责纠察队，谢健和我做调解人。会议决定，罢课三天，明天全校出动并通知北京市其他有关学校协调行动，在天安门广场戒严前进入广场，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耀邦同志追悼会。

　　晚上，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来到我的宿舍，商量筹备北高联的事。郑义和夫人北明也参加了。郑义对形势做了分析，他以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大学生的成熟和稳健。他告诉我们他这几天四处奔走，已开始徵集名知识分子签名，他们将以公开信的形式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他们能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意见，郑义还就游行、静坐、罢课或绝食等步骤提出建议，给我们参考。后来，大家推举王丹去联系其他各校负责同学，准备成立各校自治团结联合会，郭海峰仍做为北京大学筹委会召集人。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想藉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改革开放。我们甚至十分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尤其注意不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但邓小平结怨太深，我们控制不到校园的大字报很难说没有对他的批评和讽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汇报上去，说学生是针对邓的、邓便发病了，他不允任何人向他的权威挑战。

　　《人民日报》发了个评论员文章，开始对我们威胁恫吓：“破坏安定团结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误认政府的容忍为示弱者要自食其果。”据说何东昌也说要抓长胡子的黑手，他说：“参加游行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上当受蒙蔽的，但对那零点一的坏人决不能手软。”王丹听后一分析，北京大学一万多学生，抓零点一正好是十几个人，那正是筹委会委员的数字。

　　王丹说：“这何东昌算的还挺准。北京市公安局的朋友们通知我们，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钟，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全部戒严，以“保证胡耀邦追悼会的顺利进行。”我们于是决定，在二十二日零点之前进入广场。

　　作家班的同学买来大批的白布、竹杆、毛笔和墨汁，开始为北大各系的同学写标语，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学买了一面大红旗，全班同学一起做了一个班旗、旗上写着“北京大学── 作家班”。后来，这面旗在首都北京的游行中多次冲在最前面，成了知识分子集合的标志。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大学有秩序的队伍陆续进入广场。北大的队伍更为壮观，各系以班级为单位列队进入广场，广场的人都为北大的阵容鼓掌欢呼。

　　零点前，二十多万大学生都按指定时间进入广场，在指定的地方坐下。有两个耀邦治丧办公室的官员找到我们，他们要求我们退后二十米，因为天亮要有许多官员来参加追悼会，要给他们留出停车的位置。

　　二十多万人退后二十米，谈何容易？！但我用扩音喇叭把情况向同学们讲了后，疲惫的同学们非常配合，在我的调度下，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向后退，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二十万大学生形成扇形对着人民大会堂。

溪水旁

８

　　那个黎明来得好慢好慢，广场寂静无声，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料峭的春风使同学们不得不靠得紧紧的。我一夜不曾合眼，开了一夜的会。太阳刚刚升起来时，郑义送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四十几名知识分子已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迅速与学生对话，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而置之不理或采取压制的作法都是不明智的。

　　我当众宣读了这封公开信，广场数十万学生欢声雷动。我读的每个人都是同学们敬佩和熟知的；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李洪林、于浩成、吴祖湘、戴晴……我每读一个名字都有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封信给同学们的鼓舞太大了。同学们深深地感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有那么多知识精英和我们在一起。寒意全消，困意全消。远处没有听到我宣读这封公开信的学校派人来找我，让我到他们那边去宣读。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公开信，从此，北京的知识精英开始介入学运。不仅推波助澜，而且冲锋陷阵。

　　上午十时，胡耀邦的追悼会开始了，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在一片哭声中，同学们都胸戴白花，肃然站立，每个人的眼睛都涌着哀痛的泪水。一副十几米长的挽帐道出了大学生们的心声：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大批军警组成十几米宽，几千米长的人墙把我们和人民大会堂隔开。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就是不出来。

　　吾尔开希主张全体同学冲进大会堂去。我不同意，我说：“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的追悼大会。”

　　开希说：“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们心甘情愿？”
　　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们都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我说：“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吾尔开希：“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下，那种感觉只是痛苦的悲鸣。
　　封从德手里拿着用大白纸抄好的请愿书，犹豫着。
　　几十万人的广场蓦地彷佛凝固了。

　　郭海峰伸手从封从德手中抢过请愿书，和周勇军、张志勇两个同学一起冲过军警的人墙，步上人民大会堂正面的台阶，在那硕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面前跪下了！

　　天安门广场二十多万大学生惊呆了！
　　泪水，屈辱的泪水从每个人的脸颊流下，广场在呜咽！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陈明远从大会堂里走出来看到这个场景，立刻冲上去抱住了郭海峰，一起跪下。

　　郭海峰他们整整跪了四十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接过郭海峰手中的请愿书，彷佛郭海峰举的是一团燃烧的烈焰。

　　那四十五分钟，停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溪水旁

第七章 新闻导报

1

　　新闻自由一直是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诉求之一。从学潮一开始，我就想在北京大学办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封从德曾向我建议，请香港报界知名人士徐四民来北大帮助我们办报，由他出任顾问，后来条件不成熟，徐四民也没来成，据说，徐四民先生早有办一张民间报纸的想法。

　　四月二十二日耀邦同志追悼会后，官方报纸很令人失望。《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纸根本没有报导二十万大学生参加追悼会的情景，以及郭海峰等三名同学长跪四十五分钟请愿的情景，只有《科技日报》、《北京青年报》对追悼会外面的情况做了报导。我记得当时《科技日报》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我的词句“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那篇通讯如实描述了三十万大学生参加耀邦追悼会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动，但《科技日报》也未敢深入报导学生请愿的要求以及郭海峰跪求民主的事实。

　　在二十三日的筹委会谘询委员会上，我提出必须尽快地办自己的报纸，以迅速、即时、准确地报导学运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但当时大家提出许多技术问题，如是铅印还是油印？采用电脑排版是否可行？去那里搞电脑？另外，要不要向新闻出版署申请报刊登记号？资金从哪出？等等……

　　我强调：重要的应先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吸收一些有热心的同学参加工作；另外，先用电脑排版，因为北大的一些研究所都有电脑，学生可以利用夜里或自己写论文时间帮助我们排版；三、印刷可采用油印，然后待报纸出来再拿报纸出去募捐，待有条件再考虑铅印或扩大发行。关于申请报刊登记号可不去考虑，因为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退一万步说，就是给他们也要拖你半年或一年，那时学运早已结束，情况很难预料。

　　于是，同学们分头准备，我负责稿件编辑，另外几个同学负责排版、印刷。我们想尽快地把这张纸办起来，用它来真实记录这场迅猛发展的学潮。

　　筹委会开会，决定以罢课抗争。二十三日夜郭海峰来我宿舍，并带来了他的女朋友。大家闲聊一会儿，我和郭海峰走出我的宿舍，研究第二天的北京大学誓师大会，海峰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召集人，他当时对筹委会的成员丁小平、张志勇等不满。认为两人过去都是官方学生会的干部，在工作上不仅不能配合而且处处不合作，筹委会已经开会将丁小平、张志勇选掉了。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筹委会的矛盾，王丹当时极想联系其他高校筹备成立“团结学联”，我忙于筹备《新闻导报》并想和社会各界联系，听取知识精英对学潮发展的意见，筹委会的工作多由郭海峰、杨涛、熊炎、赵体国、蔡键、常劲等同学负责。但丁小平是筹委会第一任召集人，又是第一次大游行的主要领导人，我建议：对他和张志勇的撤换要慎之又慎，况且明天要开大型誓师大会，万一丁小平和张志勇冲上台去，讲些与筹委会提法不同的话，那就容易引起人们对筹委会内部团结的猜测，从而导致筹委会的信任危机，那后果会非常严重。

　　我向郭海峰建议：“明天的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小平和张志勇上台，不能把话筒让他们二位掌握，两人刚刚被排挤出筹委会，必然不服气。”郭海峰同意我的建议，他说他会想办法的。

　　没想到，第二天的会出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