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 - 张伯笠

溪水旁

２

　　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场旌旗招展，歌声嘹亮，全校各系的旗帜全举出来了，近万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组织的大型政治集会。

　　但大会令人失望。

　　王丹代表筹委会讲话，表示要坚决和政府抗争，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号召北大学生发扬五四精神，把自由民主的运动进行到底……

　　每个人的发言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但当张志勇走向主席台时会场出现了混乱，先是郭海峰不让张志勇讲，但后来同意他只讲三分钟，而被拒绝上台的丁小平脖子吊一个手提话筒，站在主席台上频频向学生们招手，那姿势使人想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样子。

　　张志勇在讲话中介绍了自己，然后开始抨击筹委会对他的“排挤”……

　　台下一阵骚乱。

　　郭海峰抢下张志勇的话筒。而这时熊炎冲上去从郭海峰的手中夺过话筒大声说道：“同学们，请安静，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志勇是官方派来的，他是有背景的……。”

　　就如一盆冷水泼来，人们惊呆了，但马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大家纷纷指责熊炎：“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这样去污辱同学！”

　　同学们都站了起来，全场大乱，无论郭海峰如何制止都无济于事。

　　官方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上了主席台，要求大家冷静下来，不要搞分裂，但也只有一部分人听他演讲。

　　糟透了！誓师大会成了吵架大会，北大的同学开始怀疑筹委会的素质
。
　　熊炎为此主动提出辞职，并自己写了张向同学们道歉的大字报贴在了三角地。

　　后来筹委会考虑集体辞职，以示对那次大会失败负责，但为了保持校内有组织领导学运，并推动校园民主建设，建议各系投票选出本系学生代表，然后由各系学生代表产生筹委会，待新选的筹委会接任工作后，原来的筹委会全部辞职。

　　两天后，孔向东、沈彤等五人被选为筹委会常委，称五人常委。但后来由于孔向东等人的辞职，五人筹委会也解散了，筹委会仍由原来的杨涛、王丹、封从德、郭海峰等人主持，熊炎和沈彤去法大组织对话代表团，王丹后来去了北高联。

溪水旁

３

　　这段时间我没有参加筹委会的会议，当时的情况是全校罢课，我每天骑上自行车联系和采访。赵瑜和谢泳两人也从山西太原赶到了北京，每天吃住在作家班，两人分头采访，想和我合作写一部关于北京学潮的报告文学。

　　赵瑜是我的好友，他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当时正走红，所以他在大学生中的知名度是蛮高的。谢泳是山西文学新掘起的文艺批评家，也是我的朋友。当赵瑜知道我在筹备办《新闻导报》时曾警告我，不要涉入太深，以免被抓住把柄。刚开始我还保持不深入的姿态，但后来出任了《新闻导报》总编辑。后来赵瑜被逮捕坐牢，而谢泳只在北大住了十余天，便被山西省作家协会电报召回。

　　《新闻导报》首先出了个试刊号，汇集了学潮初期的宣言，诗歌、请愿七条以及一些三角地大字报，印数只有五百，沈彤、杨涛等拿到记者会发行，被一抢而光。

　　许多信息立即反应回来，大多数是建议性意见，我马上和王果为等开会，他们都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同学，果为性情沉稳，写一手好字，编辑工作由他负责，曹为英俊开朗，周围有几个印刷和发行的同学，所以印刷发行他全包了。《新闻导报》的主要负责人就我们三人，我是总编辑。除主持每期的编务会外，设计版式、撰写社论、评论文章，主要的人物专访也由我主笔。我们三人可谓配合得珠联璧合，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编辑部。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塞万提斯民主草坪上开会，召收了一百多名编采人员，后来还在三教开了一个正式大会，宣告《新闻导报》正式出报，政法大学等校派来代表祝贺，并主动提出在各校设立采访组，支持办报。我在会上讲了我们办报的目的，采访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写新闻。因为这些愿意参加工作的“编采人员”多是理科学生，北京大学没有新闻系，少得可怜的几位中文系或国政系的学生对新闻也一窍不通，写回的通讯常常要重新改过，但就是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却办出了八九民运中影响最大，独裁者最恨的民间报纸。

　　我们报纸的两次全体会议都有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参加，果为告诉我会场有“雷子”，我当时还不信，但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人冷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从我身边走过，扔下了这样一句：“张伯笠，你的党籍保不住了。”那眼神冷然一闪而过，但却像一阵冷风从脸上掠过。

　　为了能使《新闻导报》既冲破新闻封锁，又能在校园扎根，我仍决定采取低调姿态，我在起草发刊辞是这样写的：

　　《新闻导报》是在学运中产生的，他真实地报导学运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反映北京大学生的呼声，我们主张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开会，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邓小平在讲话中把广大青年学生悼念耀邦的和平请愿视为动乱。当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场电台的联播节目中广播了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中国的新闻经常能闹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四月二十五日的广播播出四月二十六日的报纸社论，可见执政者的迫不及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吓住青年学生。这是共产党四十年来的一贯做法，要搞运动之前，先在《人民日报》发个社论，为他们抓人先寻找根据。

　　这个“四．二六社论”在结尾时又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杀气腾腾的文字，令人想起血雨腥风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我马上找来两位博士生，一起研究如何回应“四·二六社论”。我给两位出了题目。

　　一是要旗帜鲜明地驳斥“四·二六社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决不是一般编辑和评论员写得出来的，而是有极大的背景，因为那篇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是邓小平的精神，不推翻这个“动乱”的定性，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要被捕坐牢，一场新的政治迫害就会席卷全国。所以我们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搞一篇评论员文章，把《人民日报》在历次政治运动前的社论都列出来，看那张报纸是怎样下达杀人整人动员令的，让历史解释现在，也让历史告诉未来。如《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发表了戚本禹炮制的社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实质》，揭开了“十年动乱”的序幕；同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中国陷入动乱深渊。然后是《煽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全国大夺权，大混乱、武斗、流血、死人，人吃人的红色恐怖开始了……

　　我强调：“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把掌握的真理告诉全国人民，所以《新闻导报》第三期主要针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作战！集中力量，集中火力，揭露人民日报。”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在二十八楼召开了筹委会扩大会议，研究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同学们一致主张联系各校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反对硬扣在学生头上“动乱”帽子。会议并对游行路线，和警察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是否会遭到镇压都作了详细的讨论，最后统一布置了口号，加进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标语，其目的是不给统治者镇压以口实。

溪水旁

４

　　下午，表姐来校看我，我陪她到“燕春园”吃饭，饭后又到未名湖边散步，未名湖一片春色、柳枝婆娑，碧波汤漾，和三角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正行走间，我的师长钱理群教授从我的后面赶上来，他是鲁迅专家，他为我们班开的《周作人研究》非常受欢迎，我对他很尊敬，不仅因他的学识渊博，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的真诚和直率。

　　我把他介绍给表姐。他对表姐点点头后便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明天不能去游行，那要流血的。
　　钱理群教授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闪着泪花，他说：“我担心，你们还是孩子啊……还有好多事要你们去做……”

　　我握住钱理群的手：“教授，别担心，我们人多，又有全国人民支持，再说，我想他们还不会反应那么快，他们以为一个杀气腾腾的社论会把我们吓住，我们就是要他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大学生不像从前那样软弱了……。”

　　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一次展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蔑视，那次游行表现的和平、理性以及北京全市老百姓的声援使统治者既气又怕，警察布置的防线被学生们一一冲破，有的警察竟参加进了游行者的大潮中去。

　　游行回来后我们编辑部连夜加班，印刷第二期《导报》和编发第三期。到后半夜同学们都饿了，我让两名同学下楼去买宵夜，结果买宵夜的同学捧回来四十多份煎饼果子，买宵夜的同学说，下面那两个卖煎饼果子的女孩听说《新闻导报》的同学们在加夜班，说什么也不要钱，她们说：“如果要给就给我们两张报纸吧，我们留作纪念……。”同学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挤到窗边向下望去，两个姑娘在充满凉意的夜风中摊着煎饼，大家都很感动，我也一样，心里面热呼呼的。

　　《新闻导报》第二期和第三期很快与读者见面了，这两期集中了一些重要文章，如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社论，“人民日报的历史功绩”的评论等文章，以及“我们反对什么？我们拥护什么？”还有我写的郭海峰的专访“我以我血荐轩辕”，王丹的专访“王丹，男子汉”等。这两期我们从版式设计上有很大进步，另外多打了六张蜡纸，后每期的印数增加了数千。

　　报导文学作家贾鲁生从山东回京后到北大看我时告诉我，他在济南的书摊上看到卖《新闻导报》，一份的价格竟高达七十元人民币。

　　在勺园的各国留学生也派人找我们购买，每次买二百份，给二百美金。我也明白那些外国留学生的用意，他们不敢向我们捐款，恐怕给我们带来“里通外国”的麻烦，所以用这种方式支持我们办报。

　　西单民主墙的人也找到北京大学，想介入《新闻导报》，一位自称坐了四年牢在当年西单民主墙时给魏京生办报纸的人游说了果为和其他同学，想和我们一起办这张报纸，果为表示赞同，他们在学二餐厅找到了我，果为等人买了啤酒招待这些“老反革命”。

　　他们的想法遭到了我的拒绝，我说现在导报不能渗进非校园色彩，那样后患无穷，我表示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但不希望他们插手报纸，因为他们都是秘密警察掌握的人，如他们一参加《新闻导报》的编采工作，安全部就完全可以反革命煽动罪封锁导报，我希望他们能理解。

　　刘晓波也到北大发表看法，五月三日夜我们在北大二十八楼开会研究“五四宣言”时，刘晓波要求见各位学生领袖。郭海峰、封从德不同意他参加会，我和王朝华也不同意，后来是吾尔开希给讲情让他进来发表高见。那是我第一次见刘晓波。他身后跟了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他站在门口，要求我们在起草五四宣言要有深度，只讲了几分钟就告辞了，他除留给我爱哗众取宠的印象外，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口吃很严重。

　　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何东昌、袁立本和学生进行的所谓“对话”，在北京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弹。早在前一天，北京大学生自己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就已成立，但袁木、何东昌等人拒绝和“非法组织”对话，他们找了一些官方学生会的学生进行对话。郭海峰也参加了那次对话，我当时支持他去，让他问袁木，李鹏算不算人民公仆，为什么我们跪了四十五分钟竟无人出来接住请愿书？

　　那次对话的效果十分不好，老奸巨猾的袁木充分地掌握了对话的主动权，一个对话会实际成了袁木的讲演会，政法大学的一位同学当时退出了会场，并号召其他同学一起走，但那些同学没有走，结果对话不痛不痒，郭海峰虽然质问了李鹏为什么不出来见学生等问题，也被袁木嘻嘻哈哈敷衍了过去。

　　郭海峰回校遭到许多大字报的指责。为此找我倾吐苦水，我在《新闻导报》发表了他的专访，为他主持公道，因为在强大的政权和狡猾的政客面前，我们实在不应该对年仅二十几岁的学生领袖求全责备。

溪水旁

５

　　五月四日那场全市大学生大游行后，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在没有经过全体高联常委通过的情况下，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了“五四”后全市复课的指令。五月六日后，有的大学部分复课。北京大学也有部分教室开始上课。

　　那天我们班的课表是曹文轩教授的《思维论》，我和建祖、非默等几个同学到了课堂。

　　曹文轩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也是作家班的班主任，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微笑着站在黑板前，看着课堂上那寥寥无几的学生，迟迟不开口。上课的铃声响了五分钟后，闯进一群外国记者，三、四部摄像机对着空旷的教室的门，一位ＣＮＮ的记者用中文问曹文轩教授怎样看待罢课与复课。曹文轩淡淡一笑说：“我今天的课不能上，因为，我的课应该有九十多名同学来修，现在只有几个人。”他又说：“政府应该看待学生是爱国的，而爱国是无罪的，如果没有那顶“动乱”的帽子，我想，我的学生会回到课堂的……”

　　我和建祖等人为曹老师鼓掌，然后离开教室。半个月没进教室了，心里不免眷恋那硬硬的木椅，但偌大个校园竟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这责任在我们吗？我不断地问自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不需要回答。

　　郑义、赵瑜、北明那几天待在北大，我们几经讨论，决定在罢课与复课的拉锯战中组织一次北京知识界的自行车大游行，由北京大学作家班筹备，那几天总是写标语，郑义曾写了两幅标语，很令人兴奋，一幅是：

　　学习鲁迅精神，挺起民族脊梁

　　另一幅是：
　　跪久了，站起来溜达溜达。

　　五月十日那次自行车游行（也有人称为飞行集会）从北大出发，我们把中文系的一辆三轮车借了出来，一位从江西来叫木易的怪人主动蹬三轮。我站在三轮车上挥舞作家班的大旗做引导，柴玲坐在我身后捧着录音机放音乐，建祖、何力力、阿吾等人也穿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白Ｔ恤站在我的身边。大旗后面的队伍十分壮观，第一排是二十几名知名作家以及王丹等几名同学。作家班买了许多北大的白色Ｔ恤，前胸写上作家的名字，后背写上作家的代表作品：

　　郑义《老井》
　　柯云路《新星》
　　苏晓康《河殇》
　　徐刚《伐木者、醒来》
　　赵瑜《强国梦》
　　王兆军《佛晓前的葬礼》……

　　作家后面是北大教师队伍，再后面是新闻记者队伍，那天通知全市知识界的信号就是以北京大学作家班的“班旗”为号，所以，沿途等待的知识界朋友不断地加入游行行列。我们骑过复兴门立交桥后，队伍扩大到几万人，然后由作家班大旗前导，由长安街自西向东前进。

　　滚滚车轮组成的奇异之游行队伍有数公里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世界经济导报”的一些朋友等在天安门前，当我们绕天安门广场一周时，几位作家朋友呼喊着我的名字为我们鼓掌，那还有中国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我们到人民日报后停了下来。吾尔开希带了一些人在大门外喊总编辑出来。人们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把人民日报大门围个水泄不通。而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在大门里响应学生，他们打着标语：我们不愿说假话，是他们逼着我们说假话。

　　苏晓康找到我，让我把作家班大旗交给别人，我们找地方开个会。

　　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团结湖王兆军的家里。王兆军原是一位小说作家，现任一个什么出版社副社长。我和晓康、建祖等人刚坐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徐星等人就进屋了，大家把王兆军的酒喝光了，把王兆军太太做的菜吃完后，得出一个结论：运动已得到了全民起来的时刻。知识分子伸头也挨一刀、缩头也挨一刀，乾脆，和学生们一起干吧！于是我们决定在五月十二日召开一个北京知识界的会议，起草一个声明，把知识精英的要求和主张公布于世，一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二是通告全国共产党有倒退的危险。

溪水旁

６

　　那天夜里我没回学校，待在人民日报宿舍刘宾雁家里。吃过小雁烧的菜，我到刘宾雁住的屋休息。宾雁已到美国一年多了，卧室里堆满了信件。不一会儿，小雁的丈夫李东江打开了门，他和我也无话不谈。他想让我劝劝小雁，明天不要去参加知识界的会。李东江是一位海军中校，人很坦诚。他说，他岳父已经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子了，这次学潮的结局肯定是对学生不利，所以他不想让妻子陷入太深，他们的儿子淘淘还小，万一小雁被捕或坐牢，他和孩子怎么办？东江推心置腹，他说他不好劝小雁，那样小雁会以为自己的丈夫太自私。他说：“你们是好朋友，你劝劝她，就算是为了孩子……。”

　　那一夜，我躺在宾雁那张铺着凉席的旧木床上，迟迟不能入睡，刘宾雁的床太硬了，两位老人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又留给人们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勇敢的故事。

　　第二天我去团结湖公园开会，小雁把淘淘给了保姆小王带，和我一起出门。我在路上和她谈了，我坚决反对她再参与我们的活动，并告诉她以后也不要到北大找我。

　　她问我：是李东江的意思吧？
　　我说：“小雁，为淘淘想想吧！”
　　她沈静片刻：“那你呢？你不为小雪想想吗？”
　　我说：“我是男人，将来坐牢小雪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可是你坐牢淘淘的爸爸怎么带得了孩子？”
　　我们一路上无话，都觉得话题太沈重。

溪水旁

７

　　北京知识界的精英们三五成群地来到团结湖西门，有几位“雷子”神神秘秘地探头探脑，于是我们决定改换地点。

　　晚上六点多钟，会议在一家饭店开始了，郑义和李陀主持了会议，我介绍了北京大学这几天的情况，大家发言很踊跃，都主张有所动作。我负责记录，记得当时参加会的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老鬼、王鲁湘、柯云路、罗雪柯、郑义、李陀、徐刚、赵瑜、王兆军、苏纬、远志明等三四十人，会议最后达成共识，起草一份知识分子声明，定在五月十六日见报。十三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徵。十三年后，这场民主运动同样面临着被镇压的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郑重签署这个声明，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

　　这个声明的执笔工作放在了苏晓康和郑义的身上。

　　散会后，我和苏晓康、赵瑜、陈建祖骑自行车回北大。已过午夜，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辆计程车开过，我们四个人在宽敞的马路上并肩前行。

　　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我们个人已不能再失去这不多的历史契机。

　　我们无后路可退却了。

绿蓝

这个张伯笠 我听过他演讲,说话挺逗的.

溪水旁

第八章 绝食

1

　　五月十三日，持续了半个月的不死不活的状态被打破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采用了和平斗争的最后手段── 绝食。
　　绝食的目的是迫使中共否定“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同时，开辟对话渠道，并通过新闻媒体实况转播。
　　我因为参加首都知识分子起草五一六声明会议，在回校途中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谈我的电视连续剧《酋长》谈到天亮。上午八点钟才回到北大。
　　柴玲，封从德等人都在我的宿舍，《新闻导报》的王果为和曹为等人也在我宿舍等我，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即分散行动，
　　柴玲想写一个绝食书，我忙着要出《新闻导报》关于绝食的号外，把白梦推荐给她，帮她起草绝食书，我叮嘱白梦，写好后立即给我复印或抄一份，我将用在《绝食号外》的第一版。
　　临近中午，白梦给了我《绝食书》的原稿。那篇绝食书写的很感性，读来令人落泪，但我当时是以一个报纸的总编辑角度去读的，我对其中那段：“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这段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这句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最常用的口号式的语言，放在绝食书中显得极不协调，白梦和我辩论，坚持要保留，白梦是我同班同学，在这场运动中一直表现出色。
　　《号外》的稿件基本差不多了，我在设计版式时，同班一位搞广播剧的同学把我拉到另一同学的宿舍，一位同班的诗人挥泪写了一首诗，他们搞了个小型录音设备，让我朗诵，并配上《送别》的旋律。
　　我接过那首诗。那首诗的题目是“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谨以此献给为真理而绝食者。
　　几个诗人围着我，每个人的眼睛都噙着热泪，他们似乎在说：这是我们作家班的心声。
　　我随着那深沈而惆怅的音乐开始了朗诵：
　　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像知了一样蛰伏在每一条街衢上。
　　他们挥舞着羽翼──
　　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
　　那些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树木绿透的季节，
　　是我们把自己从生命之树上折下来的日子，
　　是无数条葱绿的枝叶在纪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复活的时刻。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先驱者的群像！
　　……
　　宿舍的同学都哭了，大家拥抱在一起，为那些用自残的方式去求民主的同学难过。
　　作家班的同学们举着录音机（录音机内的磁带是我朗诵的这首诗），也擎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回还”，去给绝食的同学送行。
　　曹文轩老师和一些青年教授在燕春园为绝食的同学送行，赵体国带领绝食的同学宣誓：
　　“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纪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心里很难过，斗争走到这一步并不是我所希望的，五四过后的几天，王丹、封从德、郭海峰经常到我宿舍商谈工作，柴玲也常跟封从德来，大家在闲谈中，我曾建议过如中共中央仍不给我们摘“动乱”的帽子，我们可以采取最后的手段──绝食。这个启示是从甘地传中得到了，又经过郑义的鼓动。我当时的设想是在大学校园内绝食，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每个大学都组织一个几百人的绝食团，绝食团的人数应按本校医院所能承担的能力严格控制，在校园绝食有许多有力条件，一、可以使罢课继读下去，同学们在绝食，还有哪个忍心去上课？二、可以有良好的后勤服务和医疗服务，刮风、下雨、寒冷、曝晒都可以解决。三、不影响戈巴契夫访华，以及天安们广场的其他国事活动，给政府一个缓冲余地。我对他们讲，只要救护车每天在全北京各大学鸣叫不停，全世界新闻焦点对准北京各大学校园，政府就像火烧屁股一样再也坐不住，那时新成立的对话代表团就可主动出击。开辟四十年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对话渠道，只要保住这条渠道就会使中央政府重视民间的意见，接受民间的监督。
　　但北高联决定把绝食地点设在天安门广场，这真给我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回还”的感觉。
　　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了，几辆三轮板车做前导，后面是壮烈的男女绝食团员，数千人从北大门口列队到中关村欢送自己的同学，那情景会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落泪。
　　我和郭海峰边走边谈，他让我快点处理完这期《新闻导报》后立即去广场：“那儿更需要你！”他低沈地说。
　　我们紧握双手，互道珍重，一个法律系的女学生在人群中大声喊：“张伯笠，活着回来呀！”
　　我回头看去，她满眼泪水，但那春花般鲜艳的面容却明明在微笑。她是我五四游行那天认识的女孩，那一天她始终跟在我的身边，双手拉着我的胳膊，一步一步走完游行的全程。她把她妈妈为她煮的茶蛋给我吃，侧仰着头听我高唱那曲国际悲歌。她轻声告诉我她好喜欢我的声音，无论是讲话、唱歌还是谈天她都喜欢……
　　郭海峰问我：“你的女朋友？”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是的，虽然我们刚才相识。
　　郭海峰拍拍我的肩膀：“伯笠兄，值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你为理想去献身时，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为你流泪，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是的，只为那满眼泪光的真诚，男儿就会死于沙场而无憾。
　　《新闻导报》绝食号外于十四日清晨印刷完毕，我派两名同学带到天安门广场两千份。连续几天几夜未休息，床上堆满了换下的脏衣服，我也顾不得了，把衣服一推，倒头便睡。还没睡到十分钟，郑义、赵瑜、北明等就来了，大家把我拉下床，研究五月十六日在北大的知识分子新闻发布会和五月十五日知识界大游行。这两项大型活动的筹备工作又落到了作家班的头上。在北京知识界，再不会找到第二个这样团结而又全身心投入的团体了。
　　我向郑义提出要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同学们，但大家不让我去，他们认为广场现在不需那么多领袖，而明天的游行以及后天的集会，却需要我做大学的预备工作。最后确定赵瑜为“五·一五大游行”总指挥，我和陈建祖负责组织纠察队，维护游行秩序，也保护那些著名知识分子的安全。

溪水旁

２

　　“五·一五大游行”非常成功，严家其、包遵信、李宏林、于浩成、苏晓康、郑义等著名知识界精英都参加了，我和赵瑜在前面领着大家喊口号，钱理群、王鲁湘、张曼菱等人抬着一幅巨大白布，上面是五一六声明手写内容及签名者的笔体。
　　到天安门广场后，我们选出严家其、包遵信、郑义、徐刚代表知识界去看望绝食的同学们，我和王鲁湘宣读了“五·一六声明”。当我读到：“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时，广场几十万人响起热烈掌声和长久的欢呼声。
　　为了让更远的群众能听到声明的内容，我读一句，十几万人就重覆一句：
　　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
　　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
　　“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都应当为实现……”几十万人重覆着……
　　那情景真令人热血沸腾，几十万人发出的震天动地的吼声，不知大会堂里的官员能否听见，听见后会作何感想。
　　晚上回到北大后，我给《新闻导报》的几名主要编委开了个小会， 决定派几名记者长住天安门广场，并安排了下一期的稿子，会刚开到一半，有人从广场传回信：死了一名同学。
　　万没想到，第一个死在天安门广场的竟然是我的好友，诗人骆一禾。
　　五月十三日夜，天安门广场寒风刺骨，骆一禾和妻子张玞坐在声援绝食的队伍里，一浪浪的人潮和歌潮使人激动不已。他想起了海子，那位卧轨自杀的诗人，如果海子活着，他的激情诗句会像泉水一样。骆一禾激动地站起来，向绝食的队伍望去，蓦地，他倒下了，张忙扶住他，他两眼发直，不省人事，但一只手仍指着绝食队伍的方向。
　　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响起救护车的呼叫声。
　　诗人被送到了协和医院，经检查，过份激动引发了脑血管破裂──脑溢血。
　　我呆呆地坐在我宿舍的属于我的那四分之一天地里，听着从诗人身边回来的人的叙述。骆一禾夫妇不仅是我的好友，而且是我的宿舍── 四十七楼三○一室的好友，学潮前他和张玞几乎每天都要来坐一会，我们谈文学、谈政治、谈物价，也谈家庭、爱情……我曾经想到此次学潮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万没想到第一个离开我们，死在广场的竟是那个温文尔雅的一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想起张玞，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而现在她在哪？她一定在死去的丈夫身边哭得死去活来。我穿上毛衣，准备去协和医院。正要出门，同宿舍的赵殿云和同班的赵北溟同学从广场回来，北溟带回了郭海峰的口信，柴玲等人要自焚，以死逼迫政府对话，他让我快去广场，最好带几名教授去，可以劝劝那些要自焚的同学。
　　我听后既难过又着急，难过的是我们真的在付出更大的代价，着急的是柴玲等同学真要自焚的话，白白送掉生命不说，还要把问题搞僵，使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那将会更糟。这是谁出的馊点子？两年后我才听人说，是李录。
　　我和十几名北大教授及同班同学北溟分乘一辆轿车，一辆面包车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夜广场非常寒冷，绝食的同学倦缩在棉大衣里，没有棉大衣的互相拥抱在一起，用身体取暖，过去挂外国旗的旗杆上挂满了各大学的校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硕大的黑旗，黑旗上写着两个大大的白色字：绝食。那面旗在塞风中瑟瑟抽动，发出哗哗的声响，使你一见就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在绝食的同学身旁，北大和其他高校的纠察队围成了一圈，严禁任何人进入，以免惊动绝食的同学，我和教授们被阻在圈外，后来还是郭海峰和封从德出来向纠察队员讲明了情况，我们才被放行。
　　在绝食团指挥部，我们见到了柴玲，只短短两天没见，她显得十分憔悴，她无力地靠在我们身旁：“别走了，伯笠，我们现在需要你。”
　　从此，一直到六月四日，我再也没离开过天安门广场，我不能让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自己去牺牲而我却去做“黑手”或“菁英”。
　　在我们的劝说下，要自焚的同学都放弃了这种抗争方式，我给《新闻导报》的同学们捎去一封信，希望王果为同学把总编辑的工作接过去，把《导报》办好。

溪水旁

3

　　两天以后，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柴玲出任总指挥，我和封从德，李禄出任副总指挥，郭海峰任秘书长，另外组成了常委会，常委有王丹、柴玲、封从德、郭海峰、李禄、王文和我。
　　白梦、郑义、北明和赵瑜在开完知识界的新闻发布会后，也从北大到了广场，我和封从德设了个绝食团广播站，主要由我全面负责，郑义、北明、赵瑜等人来后，广播站的力量加强了，稿件的质量明显提高，我们也可有意识地在一起研究起草一些广播稿，宣传我们的思想和主张。
　　除广播站外，我立即动手成立了宣传部，刚开始只有几名同学，我给他们开了个会，让一名北大法律系的女同学小刘负责，我兼任宣传部长，宣传部当时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广播过的优秀稿件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和张贴。
　　小刘的工作很有成效，但总和其他高校同学搞不好关系。宣传部成立的第二天，一位叫温杰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找到我，向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认为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全国的中心，所以应该派出更多的同学到全国各地去，在每个省都搞一个“天安门广场”。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在交谈中我发现这位二十四岁的研究生头脑清楚，而且很有口才，表达能力又强，所以希望他留下来到宣传部工作。他欣然同意。
　　当时宣传部设在纪念碑二层的东北角，一张支起的黄色帆布下有两部手推式油印机，同学们就在这里刻蜡板、印传单，宣传我们的民主自由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