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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舟 发表于 2012-2-13 23:28 
谢天谢地，总算只敢跟大陆去比了。以后千万别说让美国学儒家文化之类的话了，我给你烧高香了
最 ...
从国际政治学看“美国主义”的实质和儒家文化的普世性
作者：姜赞东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04期
[摘要]：美国主义是一种在夸大和张扬美国的物质性文化、观念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以美国利益为本、美国利益和美国至高无上的国际专制主义和以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全方位主宰世界的新帝国主义。只有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才能真实地认清其在道德和宗教上的伪装，进而充分认识到儒家文化对于建立真正的世界和平所具有的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美国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国际专制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一
在政治学中，“美国主义”通常指称的是对美国价值观、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制度等构成的美国文化认同与张扬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主义，这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被夸大甚至等同为一种普世主义和理想主义，使其在表面上似乎和普通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所谓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美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按照英国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的研究，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民族使命感被定义为美国主义。这个词（包括‘百分之百的美国主义’这个说法）似乎来源于20世纪头十年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说：‘美国主义意味着勇气、荣誉、公正、真理、忠诚和力量等美德，正是这些美德成就了美国’。”[1]显然，美国主义是一种对建国以来的美国社会、文化特征及美国形象的正面评价和塑造，它包含了一种对美国自身的神圣性和道德性的“赋值性”的构建，就前者而言，美国的建国者们大多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新耶路撒冷”，作为“山巅之城”它负有照亮和引领全世界走向民主、自由、富足和摆脱专制*暴的“神圣使命”；就后者而言，由神圣性而自然形成的只能是美国社会和美国人追求良善、主持正义、热爱真理、疾恶如仇的道德性。并由此衍生了所谓的 “美国观念”（Amairican Creed）：个人的尊严、人人平等、人人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公正、机会均等，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除此之外，美国主义还有另一面相，这就是其在现实世界中横扫全球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商业文化或曰消费主义文化，这一点被美国的不少宗教团体描述为是由于美国以基督教原则建国、全民族信仰上帝而被上帝“祝福”之结果；而在美国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中，则多被指认为是其自由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
“天定命运”的民族使命感以及美国商业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所导致的对其价值观、政治经济制度优越的自我确认，使得美国主义积淀了极为深厚的爱国主义的色彩。民意测验显示，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前，有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显然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这也是美国人一般不愿承认在美国存在有民族主义而只承认存在有爱国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主要原因所在。实际上从政治学来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在17、18世纪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后的产物，但“原始朴素的”民族主义向来与爱国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联结在一起的，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外延更宽泛，爱国主义只是民族主义基本的甚或是本质的部分，而这与常识的观点差别较大。常识的错误在于，总是习惯将爱国主义视最优良高尚的精神或心理情操而与多少具有贬义涵义的民族主义相区别，实际上，极端狂热的爱国主义所具有的弊端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弊端是同样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亦是将两者不加分别的予以使用，他指出：“美国人国民身份高居于其他身份之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高涨，达百年之久，”[2]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精英阶层却认为“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国家特性是可疑的，爱国主义是陈腐的。这与美国公众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之心活生生地存在于世界大多数地方。不论精英们多么不喜欢，大多数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强烈认同于自己的国家。在爱国主义和忠于国家这一点上，美国人一向是出类拔萃的。”[3]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亦强烈反对“左翼”文化精英对美国主义的质疑和解构，大声疾呼：“就美国而言，民族自豪感犹如个人的自豪，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情绪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像一个人自尊心过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它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道德精神。因此，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就难以形成有关国家大计的富有成效的辩论。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方面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秀休戚与共——因国家的历史或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产生强烈耻辱感或炽热自豪感。当然，只有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4]然而，不言而喻的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一样都兼有着“正当”的一面和走向极端时“狭隘”的一面，这在其社会生活中的典型表现就说明了这点：如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 Pledge of 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建国初期的屠杀印第安人土著、美西战争期间的民族狂热、二战中的排日、中美碰机事件时的仇华等等。对此，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副会长莱文(Anatol Lieven)在《美国是正确还是错误：剖析美国民族主义》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一座美好的房子，但是在它的地窖里却藏着一个魔鬼，他的名字叫做民族主义。”然而，美国总是将自己的民族主义视为正当、优良的爱国主义、而把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视为狭隘、丑陋的民族主义，这种自欺欺人和骄横自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谴责和反对。
另外必须看到的是，美国主义在现实世界的成功及其自我美化和标榜，一方面引起了许多国家对美国的羡慕和较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在普世主义装扮下的美国主义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面前，最终都暴露出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美国利益至高无上的霸道、肆无忌惮的丑陋面目，更是激起了人们对美国主义的反对，正如理查德·克罗卡特所指出的：“没有‘美国主义’，谈论反美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美国自身的产品，也是其他国家对美国寄予期望的结果。”[5]
实际上，从政治学来看，美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无论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是一种自然现象，然而当其在全世界面前自我标榜为普世主义并在暴力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向世界各地输出“民主、自由和美式生活方式”，它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动机、究竟会为世界各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只有通过国际政治学才能予以揭示和澄清，
二
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文化的不同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每个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方式的不同。比较中西日文化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尚和文化，主要由儒家奠定的（道家亦起作用，但没有儒家殊胜，即有仁爱之中和，又有以直报怨的正义，道家以德报怨则在现实世界冲突中只提供道德规则、无能提供依正义处理国际事务之规则）；西方文化是尚争-尚力文化，这种争主要是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出现、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世俗利益乔扮成宗教之“神圣”面目出现、并佐之以强力或暴力推行的；日本文化主要是尚力文化，将人划分为高等与低等，强者为王，弱者屈从，它和西方文化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赤裸裸的经理性算计好的强力和暴力，少有西方需打着“为真理而斗争”的自欺欺人的面具。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它是基督教文化与世俗物质主义文化的奇特结合，这在美国尤为典型。西方文化对基督教文化亦有所继承，但多流于表面形式上以与物质主义相妥协，但大量的是歪斜地将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运用到对世俗利益的追逐实现上，以神的名义去裁决他人为邪恶、异教或异端，并以权力之暴力去强制征讨杀伐，暗里实现的则是自身的私利。国际政治学大师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引用了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权力总是认为它具有伟大的灵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广阔视野。当它违背上帝的一切律法时，却自以为正在为上帝效劳。我们的热情、野心、贪婪、好恶等等，具有非常玄奥的狡诈和无比高超的辩才，因而能深入我们的意识和良心中，并把我们的意识和良心转变为他们的同党。”[6]这种假冒为善是怎样装扮的？国际政治学奠基人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引用了几个著名英国人物的话和一个美国著名评论家的话，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英帝国的道德伪善。其中19世纪末的公众人物莫瑞斯这样写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捍卫强大的英帝国。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我的约翰牛情结。我坚信，我之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精神，为了和平事业，为了文明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著名记者斯瑞德在1891年写到：“我们信仰上帝，信仰英格兰，信仰全人类，讲英语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政治家贝尔福1917年在纽约商会发表讲演：“自从1914年8月以来，我们一直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而战（注：指一战），全然没有自己的私利和野心”；此时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亦宣称：英帝国的安全“也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当时的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英国人“是伪善者，他们沉迷于神的王国，谋取的却是政治王国的利益。”[7]然而，峰回路转，今天轮到了美国打着道德及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实现自己的私利，摩根索明确地指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自然包括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必然具有的基本特征，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亦对美国以道德和宗教的意识形态作秀作了客观的揭露。
众所周知，国际政治学中有两大基本理论学派，一是理想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前者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列宁的民族平等论奠定的，特别体现在美国28届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其中包含民族平等与独立自决、集体安全、门户开放，强调国际争端用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承诺美国恪守道义等，此后按其精神建立了国联。但不久理想主义便在现实中破产了：一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调查中袒护日本（包括在意大利侵略阿西比利亚中不能坚持道义）；二是威尔逊出兵追剿墨西哥的反美分子并轰炸了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却声称“美国南下墨西哥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此后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它确认人性恶亦体现在国家层面上，每个国家都是通过最大限度的追逐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极大化，并无所不用其极，故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和平具有稀缺性，而保卫本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自身的权力，凡此决定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状态。其中，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语言，国际政治只有利益和权力而无道德可言，道德和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意识形态）都是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工具，强权或霸权是维护或建立国际体系格局的支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以上摩根索的人性论现实主义，严格地将以人的权利为宗旨的国内政治学或一般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区分了开来，一般政治学是对内的，是权利政治学，而国际政治学是对外的，是权力政治学；以后，米尔斯海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权力政治的规定，国际政治自然是大国主宰世界的政治，而大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最大化的追求权力与利益才行，并由于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在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的竞争中必然碰撞，唯有先发制人的对对手予以遏制、打击才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构成了“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曰权力政治的悲剧，一种每个大国都无法置身其外的现实主义的毁灭逻辑游戏。由此出发，米尔斯海默强调支配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霸权国必须对新兴力量尤其是新兴大国保持警惕，及早遏制，否则更大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
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直白地揭示了现实主义是美国国际政治的基础、实质和核心，那么，现实中的美国国际政治行为是否完全实行的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呢？这倒不完全如此，现实主义总是包装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是其基本特点，正如美国国务卿赖斯所说：“我们即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这是怎样的“结合”呢？是否如美国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宣称的“目的是理想主义，手段是现实主义”的呢？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揭示：美国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如恰好与理想主义相合、平行时，美国政府就会将其鼓吹为是完全追求民主自由、人道主义和全人类利益，这当然是一种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追求现实主义利益的最佳方式；然而两者一旦发生巨大的冲突，就会如将人治死的“万能医生”那样极力辩解抵赖。[8]很明显，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民主和平论”等美妙说辞只是增进现实利益的手段而已，一旦它们与美国的现实利益不相吻合、有所冲突时便会弃之不用，有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所揭露的：“美国的国际与安全政策是植根于国内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所说的‘第五自由’┅┅这种自由是劫掠、剥削和控制的额自由，是采取一切行动以确保现存特权得到保护和提升的自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提出美国与其盟友要维护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时，这第五条自由被忽略了。美国政策制定的内部文献以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事件本身都充分说明了美国在理论和行动中对四大自由的重视程度；它们表明，这四大自由是隶属于第五自由的——第五自由是行动的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一旦决策者觉察到四大自由可能与第五自由发生冲突（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它们就会被搁在一边，弃之不用。”[9]
同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都十分清楚，任何霸权或帝国的维系都不能无谓地付出代价，以往称雄欧洲的西班牙及中国的许多王朝都是徒然耗费国力而灭亡的，因此理想主义只能当招牌，或对本国能有所收益才行而不能无谓的实干，这种以增进私利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假公济私、公私兼营的实用主义“高招”，颇有较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与此类似的是，美国在开国前后对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灭绝除采取直接暴力外，大量采用的是通过契约购买土地、政府帮助迁徙、对归化中的印第安人进行合法的强制和奴役等巧妙的手段，不断驱赶挤压各印第安部落，促其在不断颠沛流离的恶劣的荒野生存中自生自灭，对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十章集中地进行了客观的揭露，他指出：“西班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使自己遭到奇耻大辱，以史无前例的残酷手段，也未能灭绝印第安种族，甚至未能阻止印第安人最后分享了他们的权利。而美国人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通过合法手续，以慈善为怀，不流血，不被世人认为是违反伟大的道德原则，就达到了双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方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之绝。”[10]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强盗与君主》一书中曾意味深长地提及了托克维尔对此事的“困惑”：“‘要在摧毁民族的同时仍然对人道主义的法则保持很大的尊重是不可能的，’他困惑地评论道。”[11]不过，有一点托克维尔未能注意到，实际上，西班牙在对印第安人进行赤裸裸的种族灭绝时，打的也是“传教”和扫除“异教”的宗教意识形态口号，而今天的美国亦无出其右，只是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新教徒谁也不会天真地被这种伪装所蒙蔽而看不到西班牙帝国追逐世俗财富的贪婪本质；但是，今天的许多人包括许多新教徒却会为同样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口号去追逐世俗利益的美国所愚弄。实际上，两者的同一性在于，如若承认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行径的正当性，也必须在良知上逻辑一致的承认过去西班牙帝国主义行径的正当性、乃至中世纪罗马教廷从事“十字军东征”行径的正当性，否者反之。
对于帝国体系，目前美国学界与舆论对此毫不隐讳，即便比较低调谨慎的美国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亦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如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2]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软实力”或“软权力”理论的创立者约瑟夫·奈亦对此作了描述：“纵观历史，自罗马衰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强大，足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现在，‘帝国’一词再次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受人尊敬的左派和右派分析家都开始将‘美帝国’作为21世纪的主导话语。”[13]过去，美国的学界和舆论还多认为两极体系较稳定，可以相互制衡，防止任何一方由于权力过大而在世界上为非作歹。而在现在，他们越来越认同和论证单极世界的“帝国体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同时以现在美国的一尊独大，也用不着真正地谈论和实施国际事事务中的“民主”了，民主反正是用在国内的，不能用在国际上，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有权力在“国内民主，国际上不要民主”，其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行径特别表现在，一切以美国利益为第一，惟我独尊，将国内法置于国际规则之上，肆意践蹋国际法，置国际组织于不顾，大肆实行单边主义，如布什以美国利益和安全为理由，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的国际义务；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执意放弃《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一意孤行构建反导弹防御系统；在“9.11”后布什则以我划线，明确宣布：“凡是不支持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并由此裁定国际邪恶势力，制定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惩处剪除反美的异己力量，等等。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尔曾以“胜利改变一切”为标题撰文庆祝美国成功地轰炸了阿富汗：“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说明，权力自有回报，┅┅胜利改变了一切，首先是改变了心态。（如今）中亚地区的心态是对美国的权力的一种畏惧和深深的敬佩。┅┅美国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它还是世界的支配力量。它比自罗马帝国以来的任何强权国都更具有支配性。于是，美国处于重塑规则、改变期望并开创新现实的地位。怎么做呢？通过展示坚定不移且不可取代的意志来实现”，而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则认为：“美国不仅应当充当英帝国的继承人，而且还应该更狡猾、狠毒和深藏不露。‘采用隐蔽手段比宣战和大规模军事动员更审慎，代价更小’”。[14]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诉诸于强权和暴力的赤裸裸的国际专制主义的*暴，与其建国初期所宣称的引领世界的民主、自由、平等而反对专制*暴的自由主义观念南辕北辙、自相矛盾。德国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者格尔顿教授认为：“美国是一个地缘法西斯主义国家。它虽然在国内实行民主，但对世界来说却是法西斯。如果认为在国内实行民主的国家就不会产生法西斯，这是一个错误。”
同样，美国的这种国际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肆无忌惮、无所顾忌，亦使得具有一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霸权式民主的两难推论”存有几分担忧，“现在的美国在国际上是一个霸权国家，同时它又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结合使人有理由要问：对外推行美国的大民主是否与一个准帝国的责任相符？┅┅美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长期行使霸权（这种霸权被小心翼翼地用民主的幌子作伪装），这两种作法的性质是否一致？霸权力量虽然可以捍卫民主，甚至可以促进民主，但也可以威胁到民主。┅┅如果行使霸权时能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愿望和权利，如果它的名声不被那些华而不实、明显虚伪的民主口号所搞坏，霸权就可以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不过，面对新出现的易遭攻击之处，如果为了维护霸权而不能明辨哪些是必须审慎采取的国家安全措施，哪些是自造的社会恐慌所形成的幻觉，霸权也会威胁到国内民主。”[15]自然，在现实主义主导下的美国国际专制主义决不会自觉自愿地在“行使霸权时能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愿望和权利”，祈愿美国主义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的逻辑一致而不自相矛盾和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及世界永久和平，无疑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其在推行国际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其国内民主的威胁已然成为了现实，如总统权限的扩大、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对外籍美国裔的歧视与限制等等，这恰恰是查默斯·约翰逊之所以称谓“帝国的悲哀”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美国所建立的“新罗马”帝国体系与老罗马帝国体系比较而言，它虽不以国土占领的老殖民主义为主，而是采用了全球性的武力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控制、文化影响的“硬权力与软权力并举”的全新方式进行运作，其对全球的控制更为严密和彻底。目前，除了美国的庞大的军事力量住扎在世界各地外，即便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领域，美国标准已然成为全世界不得不奉行和屈从的标准，美国化已成为强加给人们的不二选择，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控制方式更为隐蔽、然而更为有效。二战时，作为老大帝国的英联邦自治领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心知肚明,“要人们警惕‘美国商业利益中的经济帝国主义，她披着国际主义仁善的外衣在大肆活动’。至于美国所谓的‘仁爱’（它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部分），英国外交部长理查德·劳在内阁阁员面前是这样评价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代表着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世界所需要的，是世界所喜欢的，最终也是世界不论喜欢与否都必须接收的’”，[16]无庸置疑，对美国主义来说，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多元主义及其文化在国际事务中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尽管美国自诩是“自由帝国”或“民主帝国”以与罗马帝国相区别，但无论是直接的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还是打着宗教意识形态和“自由、解放”（罗马帝国）或“自由、民主”（美国）等相类似的价值观的旗号进行干涉，均表明其与古罗马的帝国主义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从上世纪末，美国重视和加强了通过输出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等“软实力”的运作，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趁势全面推行了赤裸裸的亦即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的黩武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霸权”，其结局有如布热津斯基所看到的：“靠独断专行来维系主宰地位，虽然能保住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但需要美国在国力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国际上对美国主导地位的不满和嫉妒就会转化为一种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在对伊拉克入侵问题上尤其如此。那场入侵虽然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在国际上却引起了争议，结果造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局面：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声誉达到了顶峰，它的政治声誉却跌到了谷底。”[17]尽管约瑟夫·奈一再指出：“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将削弱美国的软权力”，[18]但却将美国以武力侵略伊拉克导致的软实力的下降归结为单边主义者主观上“忽视软权力”，殊不知，在任何形式的国际专制主义和黩武主义基础上建立所谓软权力只能是一种“木的铁”、“圆的方”，其假冒为善和自欺欺人早已在“铁与血”的面前自我破产了。
一般而言，从国际政治学来看，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国际政治格局和体系的主导者是否实行 “帝国主义”的体制，如果它屏弃了国际专制主义和黩武主义就能带来较多的仁爱和真正的和平，比如中国封建时期的“东亚朝贡体系”大致是一种讲和平、较仁爱的“帝国体系”，主要依赖经济文化的方式来构建东亚地区的秩序，这一点历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大都赞同，它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结晶，即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具体体现，显然它在1000多年中对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平起了根本的作用。但这种文化的不“尚武”，一是在日本的尚武文化对朝贡体系的冲击面前一筹莫展，二是在近代西方“黩武主义”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碰撞面前断然崩溃，确实显示了不尚武在尚武面前的劣势，只是近些年来美国学界尤其是舆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故意多做歪曲，将朝贡体系的道德理想主义歪曲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当然这毫无说服力和客观性。儒家文化历来是反对霸道，崇尚王道，中和仁爱，坚决排斥假力者的霸道和谋私利的“无义战”，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多多少少打上了这种烙印，即便清人入关确为野蛮，但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后则判然有别。尽管目前美国将其帝国体系视之为“仁慈的”或“善良的”帝国 ，然而，在其强权意志和黩武主义、专制主义面前，怎么可能对其他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存有“和而不同”的尊重和海纳百川的包容呢？
关键的问题是，现在整个世界已被美国拖入了现实主义的泥沼无法自拔，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夸大了权力与利益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完全忽略了国家间政治有遵循道德规则合作、和解的事实及可能，哪怕这种事实与可能较少较小——中国再和平崛起，美国也不相信，都视为是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霸主地位的挑战，其他国际力量的崛起如印度以及俄罗斯也是如此；即便对法德，美国也是不忘笼络利用中加以防范和弹压。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是从侧面致命地强化了国家间的冲突并将其上升到文明间的冲突，潜在地为美国提供了一种处理国际冲突的“十字军东征”式的意识形态的面具。如此这样，美国既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就必然祭起黩武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大棒而没有一刻的安宁，也不会带来世界的平安，其所奉行的脱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最终会逼迫那些毫无或少有现实主义观念的国家及文明同样为着安全和生存，最后也只好以现实主义相还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整个世界已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随时有可能崩溃和毁灭，并且随着科技的更快发展、更多的毁灭性的武器的层出不穷的出现，这种危险性则剧烈激增。
显然，我们只有看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这种严峻性，才能更深的体会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和儒家文化具有可以为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提供基石这一真正的普世性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我们只有从一般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相互联结的整体中出发、而不是片面狭隘地从政治自由主义的纯粹逻辑出发，才能看清美国主义的国际专制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实质，并积极地防范由于对美国主义的美化所导致的崇美主义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所造成的潜在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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