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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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 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 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 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 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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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 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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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 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 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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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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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 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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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完

如果有必要，我会慢慢修改上面转发的帖子，以利于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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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一   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被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 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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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际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年后中共军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别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分，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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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但是几天以后，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发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  
在这决定毛泽东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于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恩来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  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以坚强的意志力，挽回颓势，更进一步扩大战果，当仁不让，毛遂自荐，提议组成有自己参加的新「三人团」，并通过党的会议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决策者之一。
毛泽东进人新「三人团」后，迅速使自己处于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以大踏步回旋转移的指挥战略，集中中央红军在黔、滇、川之间穿插运动，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战斗失利。频繁的战斗和就地打圈的战略，使部队疲惫不堪，更遭致红军高级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泽东部署的攻打会理城的战斗，屡攻不下，这时红军领导层对毛的不满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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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的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红军处于紧急状态下写出的，并无与毛泽东有意作对的念头。在以往的历史上，林彪与毛从无个人过节，林彪的这封信纯系出自他对红军前途的考虑，表达的是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情绪。
无独有偶，类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对毛泽东指挥才能的怀疑、不满情绪在其它中共领导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觉到部队中弥漫着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的情绪。他将了解到的军中情绪，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刘少奇拿着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
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他对毛的指挥方法也存有疑窦。还在新「三人团」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战指挥问题，与毛发生争论。王稼祥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 新「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他向张闻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林彪的信和刘少奇的电报，对毛泽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件性质之严重，不仅在于它显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已蔓延至当时中共中央所赖以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且这种不满正向中央核心层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刚刚获得的军权极有可能被再度削夺。
毛泽东迅速采取行动，正面反击这股由林彪领头的反毛风潮，他既不采取与林彪等私下沟通的方式，也不逐个向中央核心层成员解释、征询意见，而是将问题直接挑明。毛向张闻天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到了张闻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党的名义将对自己的不利舆论打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