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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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 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 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看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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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 6月I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 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  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 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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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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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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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  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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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 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  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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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  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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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进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  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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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产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  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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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馀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覆电。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 次日，毛覆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覆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 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