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残害中华文明

景远

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最近就有这样一本禁书现世，暴露了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主任鲍鹏山。 


《商君书》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 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中国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没一个好东西！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景远

 还好 有 youtube

我在

看来毛泽东也读了《商君书》。

景远

不仅熟读了，而且融会贯通。30多年前，批林批孔，赞美商鞅变法，焚书坑儒的那段历史想必经历过的人，都记忆犹新。

景远

儒家和法家是如何搞到一块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和儒家是一对冤家，在当时所有的思想流派中，两者间的冲突表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说是誓不两立。两派人物不仅在言语上相互攻讦，而且还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排斥甚至迫害。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反感法家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行”；而法家更是猛烈地攻击儒家，韩非子就说“儒以文乱法”，李斯更是撺掇秦始皇“焚书坑儒”。

其实，法家和儒家之间的距离比它们与墨家或道家更近。它们都主张君王要加强对臣民的统治，而墨家和道家则不热衷于此。但法家和儒家在如何加强对臣民的统治上却存在重大分歧。法家主张受用严厉的手段来统治臣民，增加君王的直接控制力；而儒家呢，主张要爱民，以换取民众的拥戴。正因为它们的争取的对象相同而又有重大分歧，所以它们之间的冲突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激烈。

当然，我说他们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很突出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一统天下之后，法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儒家则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潜藏于民间。汉在初期用黄老之学，为道家与法家之结合。至汉武帝，儒家思想重新兴起，统治者内法外儒，以儒家为表，以法为里，儒家就与法家搞到了一块。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不那么明显和表面化了，反而相互贯通，相安无事了，各有其用。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汉武帝后，中国的统治者可以让儒法相安无事，各用其用呢？一个用来忽悠老百姓，一个用来自己践行呢？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怎么不这么用呢？难道是诸侯们智商低些？

当然不是，不是诸侯们的智商比皇帝低些，几百年的时间还不足以使人的智力水平有些微的提高。而是诸侯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而皇帝是可以说一套做一套的。诸侯必须言行一致，否则他就会完蛋。他要么里里外外都采用法家的政策，要么里里外外都采用儒家的政策，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诸侯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一是诸侯国的规模相对较小，一是天下还有其它的诸侯国。如果诸侯不守信用，由于国家的规模小，他的臣民就很容易觉察到他不守信用。这与皇帝与民众的关系很不一样。皇帝在深宫大院，即使京城的百姓也难以了解皇帝的言行，偏远地方的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皇帝不守信用，言行不一致，百姓很难觉察出来。而且老百姓对皇帝言行不一的觉察是一个递延的过程，有些明白得早，有些明白得晚。臣民们不容易得出一致的反应。所以，诸侯一旦不守信用，会很容易失掉民心。同时，由于诸侯国相对较小，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容易聚集起与国君势力可以相抗衡的力量。所以，如果失去民心，就很危险，后果很严重，很容易被国内反对势力推翻。历史的表现也正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大夫搞掉国君的政变屡见不鲜。

再有一个，天下还有其它的诸侯国。如果诸侯不言行一致，失去民心，那臣民还可以选择离开这个诸侯国，投奔其它诸侯国。那时迁徙是绝对限制不住的，统治者还没有那么强有力的手段来封锁国界。在科技不发达时，人口规模对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起着更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用。所以，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会耿耿于怀，忧心忡忡，对孟子大倒苦水，向孟子问计。

由于诸侯没有皇帝阴一套阳一套的外部环境，他就只有要么采用儒家，要么采用法家，不能调和两者，各用一处。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采用法家，拒绝儒家。为何？因为诸侯国之间利益领土冲突不断、战争频发。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强国并增强君主可以直接支配的力量。也许，按照儒家的主张，对民施仁政可以强国，但毫无疑问要假以时日，而且君主可以直接掌握与调动的力量仍会不足。当有外敌入侵时，就无法抵御，更不可能去讨伐征战他国了。

如是，虽然孔老夫子奔走列国满怀热情地推销他的仁政主张，诸侯们却都无动于衷，不愿采纳。孟子说“仁者天下无敌”，这话听起来漂亮中听，但不解梁惠王的渴。诸侯们肯定这么想，你让我施仁政，爱民，这样作对我有何好处？敌国打过来时，老百姓会积极抵抗吗？我又如何能迅速地将他们组织起来呢？还是自己直接掌握与加强军事与经济力量保险。所以，还是法家的主张对诸侯们的胃口。而法家与儒家为了争宠于诸侯，自然会水火不容。

到了天下一统，国家规模大大扩大了，天下也只有一个国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或早或迟必然会发现儒家和法家可以一块用。两者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嘛。而他们的主张，一个可以用来忽悠老百姓，一个可以留给自己用。皇帝不用担心言行不一，老百姓不容易觉察出他们言行不一；再者，老百姓即使醒悟了，也只有默默忍受或随波逐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选择离开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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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懂音乐

好文!

我在

景远 发表于 2011-11-15 13:28
儒家和法家是如何搞到一块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和儒家是一对冤家，在当时所有的思想流派中，两者间的 ...

中共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嘴里喊着民主，手段却极其专制。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中国人民都发现共产党是靠着谎言和暴力治国，因为这世界又回到了诸侯国的时代。看看现在的权贵、富豪移民潮就知道中共政权已经快要完蛋了。

儒家思想的施仁政、爱民，其实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