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与玫瑰 （转贴）

景远

作者：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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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人类学家将社会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如果从石器时代算起，那么人类的历史已经超过100万年。如果从游牧农业算起，那么人类从物质上走出蒙昧时代的时间不过仅仅1万年。


　　蒙昧时代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走出蒙昧时代，从而进入野蛮时代。野蛮时代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我们至今还在其中挣扎。


　　在雅典时代，野蛮的军事民主制度曾经横扫地中海。每一个公民首先是一名战士，家庭的意义在于为共和国生产战士。当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关心的不是牺牲了多少战士，而是是否取得了胜利。这种军事民主主义是野蛮时代的主旋律，罗马人以此消灭了迦太基，哥特人以此消灭了罗马，蒙古人以此消灭了花剌子模，女真以此消灭了大明，日本人以此几乎征服了中国。


　　因为家庭的出现，野蛮时代最为成功的贡献是帝国的诞生，帝国是家庭的升级版，家长升级为国王和皇帝。帝国是国家的前身，准确的说，帝国就是家国，一家之国，以家为国。


　　中国很早就走出蒙昧。但从炎黄时代直到夏商周，中国一直处于徘徊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实行军事民主主义。


　　春秋战国掀起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高潮，人们对野蛮和文明提出各种不同的思想：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补充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面对野蛮时代，中国思想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道路：老子认为应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信任，也互不伤害。墨子以“非攻”反对滥用暴力，他提出民众应当自治，自己推举头领甚至国王。孔子首先承认一切权力（暴力）的合法性，但他建议权力应以仁义来施行。孟子继承了权力主义思想，但他认为权力是开放的，权力同样也可以消灭权力。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他发展了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主义，推崇以权力来驭民。


　　孔子与伏尔泰相似，他推崇开明的专制主义；孟子不仅欣赏仁政，他更反对一切暴政，甚至同情革命者；韩非子是马基雅弗利和尼采的祖师爷，他认为强权就是真理，铁腕就是手段，老百姓都是忘恩负义的混蛋；墨子无疑是一个超前的自由主义者；老子则是以犬儒主义姿态超然世外。


　　毫无疑问，这场由游士阶层主导的中国启蒙运动并未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因为当时的文字和书写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民众层面几乎完全被置于启蒙之外。但精英阶层已经行动起来，以野蛮方式来顺应这个野蛮时代的大潮流。


　　吕不韦问他父亲说：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他父亲说：可以赚一倍；他又问，做丝绸生意能赚多少？他父亲说：可以赚十倍；他再问：那么做一个国王的生意呢？他父亲目瞪口呆地说：那就不可限量了。吕不韦就花钱赎出了做人质的秦国王子，又花钱使他成为秦王，吕不韦就这样拥有了一个秦国，而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


　　刘邦的大哥二哥勤勤恳恳种地经商，每年赚很多钱，因此刘邦常常被其父斥责不务正业。刘邦建立汉朝后，得意地对他爹说：世上还有比做皇帝更暴利的生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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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是野蛮时代的最大财富象征，每个人都向着这个目标冲刺，无数人死于路途，最后一个人和他的家族渡过血海，踏着无数白骨成为胜利者，他从此就拥有了帝国所有的一切——权力、人民和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他以暴力镇压和阻止他人的觊觎与颠覆，以保持自己的长期垄断。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一元化的帝国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使野蛮时代成为一个漫长的黑夜。在野蛮时代，以暴制暴的革命是一种周期性的洗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像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野蛮时代的特征就是陷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或者说，战争是野蛮时代的常态。在野蛮时代，战争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政治。


　　准确的说，启蒙运动使欧洲率先走出野蛮时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启蒙运动使人们明白，与其打倒皇帝做皇帝，不如抛弃皇帝做自己。荷兰成为第一个共和国，他们不再是西班牙王国的子民，而是他自己，这就是公民。一群自称公民的人组建公司、银行、法庭和警察，直到组建了国家和军队。北美殖民地抛弃了英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卢梭说：人是被迫而自由的。美国成为人类第一个走出野蛮步入文明的国家，它很快就成为欧洲的榜样。华盛顿打完一场战争后继续做农场主，因为那就是他自己。潘恩的一本小册子《常识》告诉每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公民，做好公民就是“美洲人”。


　　毫无疑问，无论美国还是荷兰，都是由一群圣徒般的精英建立起来的，他们具有先知般的自制力和智慧，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丝毫不逊色于对财富的贪婪，因此他们以乌托邦的精神为人类展示第一次文明，这就是民主和自由。


　　吊诡的是，法国国王为帮助美国而倾家荡产，由此激起了法国穷人的愤怒。当王后玛丽听说穷人没饭吃时，玛丽说：“怎么不去吃蛋糕呢？”穿长裤的穷人冲向巴黎，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很快就被推上断头台。玛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一个美丽的脖子。”穷人们赢了，因为他们终于杀死了国王，这就是法国大革命。阿克顿说：“法国从美国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革命为了平等，而断头台从来都是贵族的特权，革命终于实现了人人平等。接下来的日子里，数万人被推上断头台，从富人到穷人，直到最后砍掉革命者的头颅。罗伯斯庇尔号召人们为革命献身，“好人和坏人都从世界上消失了，听我的，公民们，死亡是不朽的开始。”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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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793年9月17日通过的《嫌疑犯律》中规定：“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即是罪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如果断头台足够多，法国人一定会自我完成种族灭绝。罗伯斯庇尔最后一个被送上断头台，横空出世的“大革命之子”拿破仑成为革命终结者，他“拯救”了法国，因此他自我加冕成为法国人的皇帝，领着喜欢砍头的法国人开始了一场军事征服，法国又回到民主军事主义时代。“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虽然在《拿破仑法典》里写入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拿破仑封杀了法国73家报纸中的60家，余下的都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法国成为这个意大利人的家族私产，被任意分封。法国重新成为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


　　拿破仑极其鄙视路易十六，理由是国王不该向人民屈服，应该用大炮轰击不服从的暴民。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雨果在《九三年》中曾经这样批判法国大革命：“你要的是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有思想。你要建立一个生死予夺的共和国，我要建立一个人人智慧的共和国。”


　　半个世纪后，法国革命又使一个贫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大受鼓舞。他认为，资本家将会弄死皇帝，然后资本家再被穷人弄死，最后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穷富了，只有机器才干活，每个人都只管享乐就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无疑成为野蛮时代最为成功的革命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正是他的努力，革命由一种行为变成一种思想。


　　在赤贫的俄罗斯，马克思的徒孙列宁说：资本家卖给我们绳子，我们会用这根绳子绞死他们。很快，革命成为一种很时髦的东西，每个没有鞋子的穷人都为此而疯狂，革命可以使穷人忘记饥饿，忘记贫穷，忘记自卑，忘记恐惧，忘记常识，忘记良知，忘记世界，忘记自己。对一个革命者来说，眼里只有吃得好穿得好的富人，只有嫉妒和仇恨。阿Q们喊着“革命”冲向赵太爷家……


　　从布尔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试图摆脱革命威胁的帝国都将对外战争作为泄洪道，而革命者建立的新式帝国为了摆脱新革命者的威胁，如果不发动对外战争，也只有发动内部清洗运动，将野蛮引向极致。只有杀戮才能拉动政治的GDP。


　　60年前，皇帝时代的老式帝国纷纷土崩瓦解，被解放的自由民众建立起了文明时代的国家，还有许多革命者建立了新式帝国。20年前，革命者建立的新式帝国也被雨打风吹去，更多的自由民众和他们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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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那么摇滚就是音乐的良心。“枪与玫瑰”（GunsN‘Roses）是世界最著名的摇滚乐队。当中国政府耗费400多亿美元举办了人类史上最为奢侈的一场运动会时，“枪与玫瑰”乐队耗费17年时间和4.3亿美元，推出了他们制作的音乐史上最为昂贵的一支单曲。这首号称“摇滚音乐史的历史性时刻”的《中国式民主》(Chinese Democracy)很快遭到全世界的热捧，和中国政府的严厉封杀。崔健之后，中国已经没有音乐。


　　2008年11月，真理部，有记者问：“美国‘枪与玫瑰’乐队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式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秦肛很中国地义正词严道：“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引得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记者一片耻笑。在这个21世纪的人类世界上，音乐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一切政治的终极信仰，而摇滚音乐更是最为显赫的王者。与猫王列侬杰克逊比起来，厚颜无耻的政客们又算得了什么？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中国，中国政府的迎宾曲竟是一首摇滚天王杰克逊的《天下一家》。


　　如果说革命是枪，那么民主就是玫瑰。2003年11月22日，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和自由民众走上街头，每人都拿着一支玫瑰花，以表示对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及其所领导的专制政府的反对。这就是“玫瑰革命”。谢瓦尔德纳泽最后辞职，格鲁吉亚终于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政府原格鲁吉亚总统。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引发了一系列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民主浪潮。


　　从残酷的现实来说，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启蒙不仅仅使人走出蒙昧阶段，更重要的是走出野蛮阶段。一个蒙昧的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普通老百姓”，一个平庸的“恶棍”，或者不会思考、没有自己头脑的奴才和草民，一个野蛮的人可能是个暴君酷吏，也可能是个大无畏的革命者。


　　如果打个比方，革命就是一种吗啡或者鸦片，革命总是伴随着快感。革命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几个自命不凡的精英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斩木为矛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是为了成为“他”，而不是为了成为自己。刘邦看到秦始皇出行时说：“大丈夫当如此！”所以刘邦是个革命者。


　　在理论上来说，虽然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但因为未经过启蒙，实际现实仍是黑帮性质的野蛮时代，并不比帝国时代好多少。因为拉美并不是赤贫，所以革命圣徒切？格瓦拉在这里最终变成了耶稣。


　　如果玫瑰象征着爱情，那么枪就象征着强奸。孔子希望强奸者尽量采取诱奸的方法；孟子则认为被强奸者有权反抗；韩非子和尼采一样是个强奸狂，他认为对待群众就应当像对待女人一样，“带上鞭子”，与其让他们感激你，不如让他们害怕你；老子认为人们应当远离强奸者，除过墨子外，他们都不相信爱情。所以在2000多年阳儒阴法的中国文化中，牛郎织女这样的爱情从来只存在于民间传说；在正统思想中，只有强奸和诱奸。强奸是暴政，诱奸则是盛世。启蒙是一种爱的教育，启蒙的过程是自我觉醒的过程，或者说，是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诞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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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年前，管仲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是启蒙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首要的事情是获取生存，而不是其他。欧洲启蒙运动最先影响了社会上层的神职人员和商人阶层，从而出现了抛弃天主教的新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


　　马克思将财富变成一种罪恶，将贫穷变成一种美德，将道德变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杀人理由，并将它命名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道德将战胜一切，包括人的尊严、人的理性和人的生命。从此以后，一群自命不凡自我标榜的圣人和英雄出现了，他们与耶稣一样，号称要拯救全人类。他们与耶稣的不同之处是，耶稣流自己的血，他们却要别人流血。从斯大林到希特勒，无不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奴役人，这就是革命。


　　《旧约》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约》中这一训诫则变成“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也伸过去”。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只是常常会丧失理性。当理性回归的时候，革命就被宣告死亡。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疯狂。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并不比其他人更道德，而理性才是人类真正的美德。


　　1858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无产阶级确是愈加资产阶级化了”。当马克思认为贫穷的革命者将撕碎资产阶级时，无产阶级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马克思的革命美梦就这样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破灭了。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英国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宪章运动，而不是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运动，他们不是要剥夺资本家，而是要捍卫自己。伦敦工人协会领袖洛维特认为“需要的不是枪炮，而是教育”，他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必须说服全体人民用和平方法来争取宪章。”最后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赢了，获得了难得的普选权，在政治面前，工人终于与自己的老板站在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他们的利益代表——工党。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打败了希特勒，但“忘恩负义”的英国人很快就抛弃了他。对成熟理性的民众来说，他们不需要英雄。所谓英雄，不过是因为其他人都跪着而已。


　　相比宪章运动，革命运动是人类最古老最野蛮的政治形态。在战争模式下，“自由之树只能不断地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溉。”当一个社会找不到任何正常的向上流动通道，陷入幽暗的专制长夜时，一切权力都按照血缘、特权、金钱来选拔，以血缘、裙带为基础的门阀士族便垄断一切资源；人生下来，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陈胜、吴广那样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革命的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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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素有革命传统，连阿Q都可以在生气的时候喊“革命啦革命啦”。毛万岁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无限畅想地写到：“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你的抢过来归我，让我变成你，让你变成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革命其实很简单，如同阿弥陀佛经一样，一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周易》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本指皮革，兽皮去毛为革，因此指变更之意。夏、商、周三代都自以“天命”立国，“革命”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一家一姓的皇权帝国周期性地从崛起到崩溃，“革命”一次次地重复出现，周而复始，了无新意。从陈胜吴广算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人可以说是最狂热的革命者。推翻皇帝做皇帝，李自成是这样革命的，洪秀全是这样革命的，毛万岁也是这样革命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相比之下，民主要难得多，首先必须懂得自己，具备常识、理性，有尊严感，有良知，不卑不亢，不出卖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因此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富裕，一个窘迫的环境只能使野蛮泛滥。英国十九世纪的道德学家塞缪尔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沦丧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要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纯洁和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台湾发生民主转型时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从城管打人引发的“二二八事件”到人权运动的“美丽岛事件”，最后是跨国暗杀作家的“江南事件”，这就是一串坎坷的民主印迹。韩国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从光州的血腥屠杀到奥运民主运动，韩国终于将总统关进了牢笼，并赦免了他的死刑。当下中国在暴富的道路上正一路狂奔。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已经开始酝酿，并呈现出蔓延之势。但真正出现星火燎原的民主浪潮尚需多些时日。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从鲜血到选票，这是一段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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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11日晚，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生了一起有数千人卷入的“群体事件”，很典型地说明，当下中国已经逐步摆脱了革命陷阱，正在向民主进步。这件事本来是城市中常见的碰擦，一个学生过马路时，他的自行车碰到了一辆轿车的后视镜。但在“中国逻辑”中，车里坐着的是该市一个区级旅游局长，他下车便打了该学生一记耳光。于是，这件事就超出了车的问题，具备起码是非常识的路人便将这辆车围了起来，不让它走，要打人者道歉。


　　接下来，这件事与李刚门开始重合，打人者声称自己是“领导”。他试图将打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这说明他藐视起码的常识，变成了一个流氓和无赖。这样就引起群情激奋，即使警察来也无济于事。后来市委书记到场，当场表示将该局长撤职，还是将此事当作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民众的要求他必须出来道歉，否则不能走人。直到深夜，打人者还是拒绝道歉，当局出动防暴警察大队，强行开道，解救打人的“领导”突围而去。愤怒的人们向防暴警察投掷矿泉水瓶、砖块、西瓜等，勇往直前的警察向人群发射技术含量较高的催泪瓦斯。民众含泪大败，政府取得完胜。

我在

景远 发表于 2011-11-10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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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要左手握着枪，右手拿着玫瑰花，让共产党选择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