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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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发表于: 2010-5-31 09:31    作者: 天柱山    来源: 全球王氏网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一、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移”。（注：［美］格兰姆·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 1987年中译本，第228页。）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①首先提出来的5000 万人的说法。（注：张嘉＠①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的估计。（注：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29页。）陈达教授则估计为 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 个重要城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出。（注：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左右”。（注：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 112页。）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注：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注：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王洪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不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注：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流亡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超过 100万人，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10以上。（注：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 —76页，第262—266页。）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姆·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铁炸弹的威胁”。（注：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16— 217页。）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的途径。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注：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5日。）
　　就1931—1933年间全国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34倍；就个别省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
　　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宁愿静观以待变。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
　　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好天气”？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 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 级以上的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1913—1937年、1944—1955年和1966—1976年为地震活跃幕； 1899—1912年、 1938 —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注：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其间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7次强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 年的时间内：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抗战期间只有1次，即 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注：张家诚主编：《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20年代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40年代初开始直至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旱指数也相对下降。（注：叶笃正、陈泮勤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第二部分，分报告）》，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张家诚前引书，第519—520页。）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在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有利。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江流域，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黄河流域虽然在1932年结束了1922年以来的长达11年的枯水期，并在1933、1935两年接连决口成灾，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容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像1938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珠江流域则从1915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1947、1949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12 次发生在1915—1935年间，而战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2次，一是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洪水，一是1939的海河大洪水。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1928—1936年，无年不蝗，而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的1929年、1933年更高达11省168县和9省1 市265县，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浙江、江西、陕西、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广泛；一是1942—1947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苏一带。（注：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1951年版，第2—8页。）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黄河花园口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灾总县次作过统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表一，中华书局即出。各县一年之内不管发生多少种灾害，每种灾害发生多少次，均以一次计算。），可以看出： 1920年、1938年和1942 年是三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从1912年到1919年，受灾县次最低年为1916年共67县次，最高年为1917年共300县次，平均每年168县次；但是从 1920 年到1927年，受灾县次除1923、1927两年略低外，均高于300县次，年均则高达416县次；从1928年到1937年，各年受灾县次更是不低于467个，年均771 县次；1938至1941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1938年仅88县次， 最高的1940年也只有298县次，年均则为215县次；1942 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最低的是1948年370县次，最高的1943年654县次，年均494县次。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注：据马黎元估计，“1940—1942三年是整个战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最稳定和产量最高的时期”。见《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开始好转，而由此形成的农业景气为工业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度，抗战以后又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是如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20至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注：早在1992年，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撰，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即将1920—1931年视为“灾害群发时段”（该书，第47页）；新近问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再次明确认定这一段时间“为一典型的灾荒群发幕”（该书第513页，高文学主编，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但论证均较简略。），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从 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发生在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大。另外在1938、1939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10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死伤5万余人，一次死亡1.3万余人。
　　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
　　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能力的综合反映。
　　一般来说，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脚。例如造成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民的苛政、暴政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乃至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生的境地。（注：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91页。）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值旱灾来临之际，即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的生产能力因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 里（注：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4页。），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1939年7 月的海河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注：参见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然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1942—1943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注：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战争进程中的某一战役阶段来研究的，而有关决口对豫皖苏泛区及其周边地带社会经济的影响，则自韩启桐等《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问世之后几乎无人问津，这就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了。）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重程度：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13320 余人；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约300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战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没有继续延伸。
　　三、以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规模、流向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