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GCD起家的财政来源

景远

《另类史料》
        这是来自《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作者裴毅然。这个一开始就靠苏联卢布喂养长大的政党，在成立、成长、壮大、夺权、建国初期都是依靠了苏共的支撑的，这在《GCD宣言》中被称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篇文章仅仅介绍了中共成立阶段苏联的财政支撑。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个乱世而苦难的年代，曾有两个非常的人物被苏联看中祈望与之合作，被他们义无反顾地拒绝了，他们是吴佩孚与陈炯明，后来的陈独秀更是坚决抗拒来自斯大林的指令离开了中共，这样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在GCD的词典里根本没有什么国家主权，有的就是阶级主权——在这个以既没有“国家主权”又没有“个人人权”的政治意识形态武装起来取得政权的所有共党国家，都会像苏联一样干那个自命具有“崇高道义”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中共也不例外。1949年后，获得政权的中共输出革命的对象，远的不说了，近邻就包括：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尼泊尔等，其中柬埔寨、越南、老挝的GCD最后夺得了政权，其他国家的毛派游击队除了尼泊尔外都被本国政府镇压下去，也就到了邓小平掌权后才逐步取消了对这些国家GCD的资助，包括在中国大陆设置革命力量的训练基地。结果，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统统敌对了，这也算了，惨的是那些国家的华侨，他们遭到了残酷的屠杀与驱赶，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杀戮华侨高达30万人，就是因为印尼华侨GCD鼓动苏加诺搞社会主义革命导致的，你以自己的阶级主权全面侵犯了人家的国家主权理亏了，也就不好采取任何援救措施，只好任人家枪华人的财富，灭华人的生命了。更有甚者，那个比希特勒杀人比例还高的柬埔寨GCD，在中共的支持下上台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杀戮了近200万无辜的生命，其中20-50万华人被杀，中共依然视魔王波尔布特最亲密的同志加朋友，这魔头在杀人最高峰时访问中国被给予了最高规格的待遇，毛更是以老师的姿态接见这个学sheng的，真不知道中共输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了。

      任何军政活动都需要庞大财力支撑。没有钱，职业革命者无法生存，大革命的场面无从形成，这是常识。中共初兴之时全仰苏联财援，但中共对〝用卢布〞一向讳莫如深。一九六○年代以前，苏联要避〝输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雇傭〞；此后中苏闹翻，中共又得避讳〝依靠卢布喂大〞——既显缺乏独立自主，又涉嫌〝忘恩负义〞。一九九○年代苏联档案解密，不断飘出尘封资料。但大陆学人余悸犹在，很少敢沾碰这一专题。近年有人开始整理这方面史料，论文发表于较冷僻的学术刊物。绝大多数学者（遑论老干部）对中共依赖卢布起家尚不知情，揭开一角，难免惊叫。

       一、维金斯基带十万美元钻石到上海

       一九二○年七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月捐八十银圆为小组经费。十二月陈独秀赴穗就任教育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支部书记，他抱怨：〝人都走了，经费没有，没办法干了。〞李汉俊要包惠僧去广州请回陈独秀，或将党的机构迁穗。包同意赴穗，但没有路费。由某青年团员资助十五元，包才赴穗。《GCD》也因缺经费，只出了六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间中国共运：〝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维经斯基（即吴廷康）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经费问题十分明显。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在报告中：〝我们感到最遗憾的是缺少钱。《劳动界》停刊了，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我们的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继续下去。〞
　　陈公博是党的活跃份子。经费问题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难题。撮选几则史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鄂西特委负责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经费：〝我们最低限度的预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费公办费一百五十元，生活费房租在内一百五十元），宜昌机关四个、沙市两个，共七个机关，如少了则万万办不到，而省委只允许二百元......二百元实在办不到，也是无法啊。〞
       一九三四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连遭严重破坏，经济一时陷于绝境，史沫特莱捐出四万美金，才助中共度过难关。一九三五年河北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经费无着，一边紧缩机关，一边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边再搞募捐，日子仍过不下去。省委书记高文华与负责经费的其妻贾琏，只得卖孩子以维持。〝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五十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五十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底的〝价廉物美〞（张申府语）的〝一二九〞学运，散发传单仍需经费垫衬，北平学联的成本为一百大洋。　　
　　为避免孤立无援，赤俄政权稍一稳定，便急着〝输出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宁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规划世界革命。一九二○年四月中旬，维经斯基赴沪，俄共派遣特使将价值十万美元钻石到上海变卖，不止一次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给他的任务是克服中国革命的分散状况，将中国激进的知识份子集中起来，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

       二、 初期经费完全靠苏俄资助

       一九二○年秋，《新青年》杂志开始接受共产国际资助，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引发著名的〝胡陈分流〞。一九二一年一至二月，广州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领到俄国人给的生活津贴（每月二十港元）　　
　　然维经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国组建赤党的任务。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再派出马林来华助建中共，最实质的支持当然是金钱。据《包惠僧回忆录》，马林抵沪后立即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筹备中共一大，向六个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请每一支部派两名代表赴沪与会，每位代表汇路费一百元。据说回程时再领五十元川资，毛泽东就是靠这笔钱，会后游历杭州南京。毛此时在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年薪仅百余银圆，他不断给报社投稿以赚稿费，很辛苦。包惠僧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的酝酿时间。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莫斯科：
      首先应该强调一下中共的财政困难情况......这对中国GCD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共三大一结束，马林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
　　党现有党员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一百六十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一、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三、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４、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
　　党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党早产并过多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
　　一九二六年俄共政治局决议〝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GCD的人员和资金援助〞。俄共不仅仅向中国输出革命，还向日本、蒙古、朝鲜等东方各国GCD提供经费。

       三、俄援贯穿上海、江西至延安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刚结束，张国焘草拟工作计画，上海总部及京汉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约三十人每月领取津贴二千零三十五元，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为每月一千零数十元。马林表示均由共产国际补助。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陈独秀打收条认领共产国际寄来的四、五月经费一千墨西哥元。后再认领二千九百四十港币（折合三千国币）。七月十日莫斯科汇款一千八百四十墨西哥元，专用于抚恤〝二七〞大ba工罹难者。马林档案详尽记录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援。
　   一九二四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三千元；一九二五年预算月领二千二百五十元，四月起增至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二七年月均收到三万元以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每月预算五万元左右。一九二七年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上下。如一九二七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俄款约三万元，开办党校得五万元，七月到八月湖南农运得款近五万元，九月准备秋收起义得款一万元，十二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援款近十万元。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万特别费。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章士钊也为他筹了两万元，这即毛后来厚待章的出处之一。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春，仅李大钊经手的经费就达数万，款子均由穗汉国民政府处汇来。一九二六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每月六千元；一九二七年再增经费预算每月一点二万元。二七年七月五日，共产国际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三点九五万元。二七年八月九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须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捕一带二。共产国际代表为此拨款千元。二七年八月国共彻底破裂后，共产国际拨给中共的经费增加到每月两万。
        据中共历史档案财务统计，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秘mi拨付中共各项款额接近百万银圆，这一数额相对于苏联这一时期援助GMD与西北军冯玉祥累计五千万银圆虽微不足道，但对尚处婴幼期的中共来说，年助百万已是天文数字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为支持GMD北伐，赤俄援助国民革命军五架飞机、五万余枝枪及其它军火。苏联顾问对广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背后可是站立着强大的经援，包括资助留俄学sheng的各种费用。

       一九二八年六到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苏联提供约十万卢布经费。联共（布）政治局根据史达林的建议，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再拨九万卢布给中共应急。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拨款十二点五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一九二八年月均超过六万元。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GCD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注17）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共机关全部迁入江西赤区，来自苏联的固定经援才中止。但被停发的相当一部分经费，共产国际建立〝中共基金〞，仍谋求以某种方式支援中共，只因苦求人员往来中断无法交递。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团中央局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均被捕，此前被捕并叛变的党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入狱劝降：〝......现在党中央局、团中央局都几乎全部破坏了，连最微薄的活动经费因同国际方面的联系断了，也难以维持了......〞中共总书记、党中央局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成为GMD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资助的确凿证据。
       红军长征抵陕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架起大功率电台，中共向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拍发的第一封电报：〝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并要求给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张闻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张闻天再驰电：〝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并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向中共）〝在拨出二百万卢布之外，再提供：五十万美元......〞，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了三十万美元。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一百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俄援直到抗战结束后仍在继续，苏联将东北日军遗留的大批军械转拨中共，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迅速膘壮，成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资本。

四、 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帐要钱

        向共产国际报帐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主要工作之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注1）十分明确，经费主要来源〝国际协款〞，自募党费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结尾提到：
　　按此前批准的二千二百五十元预算，我们在一至三月应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三千四百二十三美元，仅相当于五千八百八十七元中国币，因此还差八百六十三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注20）一九二五年四月九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十分详尽的年度收支报告。

        五、 陈独秀为经费与国际闹矛盾

        经费问题一直是中苏两党的摩擦点。中共〝一大〞前后围绕是否接受经援，争论激烈；此后则为款额多少与拨款拖滞不断〝摩擦〞。
　　〝一大〞之前，李汉俊向马林表示：中国共运当由中共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从旁协助；中共只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希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展开工作，只能在感到需要时接受共产国际的补助；共产国际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顾问，却不应居领导地位。马林碰钉子后，急盼能与更有影响力的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见面。
　　一九二一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首晤马林，基调仍是〝闹独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国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共产国际援助，以免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党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语，会对产生中共无中生有的攻击。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十分紧张。此时，张太雷到沪，奔走陈独秀、马林之间进行调停。李汉俊、陈独秀这一最初的〝闹独立〞，成了中俄赤党关系的一大基调。
        陈独秀在党内会议上曾怒曰：〝何必国际支持才能革命！〞马林大惶，逊谢不已。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争执，致使会议无法继续。陈独秀对李达等人说：每月只拿他们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制于人十分难堪，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陈独秀连接几周不出来与马林会面，不愿每周向马林汇报工作。陈独秀认为：中共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国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接受人家的钱就得跟随人家走，而且一时也没什么工作可干，要钱也没用处。陈独秀还认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需要一百年，要革命青年重视学习，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现实。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握拨款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
　　中共依靠苏联经援，乃中共必须听命〝远方〞（共产国际代号）之底牌。至此，苏联对中共之所以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