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可杀不可辱”到“士可杀亦可辱”

我在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信仰。它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成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天灾人祸的精神依托和智慧来源。然而，近代以来，这种信念却逐渐被以各种方式认为地淡化，甚至进行系统的摧残。如今看来，它已经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社会资源。作为社会的首要阶层，士在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士可杀不可辱”这种信仰的迷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统治者随意杀戮士人固然可怕，统治者公开侮辱士人诚属可耻。最痛心的却莫过于，统治者这种既可怕又可耻的行为，却能够得到举过上下的狂热喝彩。如果一个民族不仅对“士可杀亦可辱”的现象心安理得，而且对此欢欣鼓舞，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实在令人担忧。不幸的是，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过这种悲惨的历史。然而我们至今仍然在承受着历史的报应。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中国很早就有四民社会的说法。考之典籍，首见于《管子》。自战国以下，代有更革，但是血脉相连，士气长存。士，既不同于贵族阶层，也不同于贫民阶层。有“术”之人，才能称为“士”。《说文》解释：“儒，术士之称。”术士，又称“艺士”。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艺术具有很大的差异。艺术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又称“六艺”。《说文》把六艺统统归到儒家的门下，反映了后来儒家地位上升的现实，但是和事情的本源并不符合。其实，艺术往往指称的是专门知识和技能。比如，武术、剑术、刀术、法术、权术，等等。只要掌握了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都可以进入“士阶层”。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体。儒家之外，还有墨家。墨家也是士。他们自称“兼士”。儒家和墨家之外，还有很多。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其实是各种独立知识分子的崛起时代。士阶层的兴起，几乎与贵族阶层的没落相同步。因此，钱穆先生将战国时期成为“游士社会”。

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改变“游士社会”的特征。秦国之所以能够消灭六国，主要依靠的人才都是当时在六国不能得到重用的游士。他们在秦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吸引下，络绎不绝地来到秦国。很快帮助秦国发展壮大。从商鞅、范雎等人，迄于吕不韦及其众多的门客，都是游士。李斯为相，也是游士。蒙恬为将，也是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是游士。在秦国，赢姓贵族掌握政权的很少。太子扶苏，也在蒙恬帐下。所以，秦国统一天下主要依靠的不是本国的贵族势力，而是游士实力。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主要依靠的还是各种文武游士，姓刘的开国功臣也很少。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人是游士，叔孙通、娄敬、陆贾、郦食其等人也是游士。至于所谓“商山四皓”更是当时名士。汉高祖为了刘汉王朝，大封同姓诸侯，异姓诸王倏加诛灭。各地游士纷纷投靠刘姓诸侯。一时之间，淮南王刘安、河间王刘德门下集中了大批的游士。中央权威受到威胁。“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大批游士逐渐可以封侯拜相。汉武帝拜公孙弘为相，乃封其为平津侯。公孙弘本是东海一个放猪的。因为掌握和熟悉《公羊春秋》，应“贤良之荐”成为宰相。

汉武帝之后，中央集权加强，游士消失，学归官府。汉武帝建立太学。太学生出身，高者为郎，低者为吏。郎为皇宫侍卫，吏为政府科员。当吏员的表现优秀，也可以取得郎的资格，进身为郎，然后在获得担任朝廷内外各种官职的资格和机会。从汉宣帝之后，凡是出任宰相的，都是士人出身。朝廷内外官僚，都由士人组成。所以，这个时候有可以称为“郎吏社会”。

西汉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中的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进而在朝，掌握政权；退而在野，管理家族。这种做法，儒家思想也不排斥。“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只要时代传经，即可世代成为卿相。这样，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却出现了世袭的士族。

士族的发展壮大，逐步出现了“门第社会”。士族的形成，在东汉末期。到了三国时期，中央权威崩溃，士族坐大。袁绍一家，四世三公；孔明一家，也是高门显第，所以兄弟三人，分在三国，同为显贵。曹操出身低微，用人惟才是举，，然而建立的“九品官人法”很快就成为士族操纵的工具。魏晋转移，政府被世家大族玩于鼓掌之间。东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不断，但是门第旺盛，岿然不动。从东汉末期到李唐中晚，门第社会绵延700多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再次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时期。然而，中国文化不仅没有随着政治动荡而陷入绝境，反而薪火相传，绵延不已，并且为大唐帝国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统治王朝的建树。政治动乱，往往使文化事业的发展摆脱了统治者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时期。中华民族生命血脉的养护，端赖于当时的门第之力。

中国的门第，主要形成与士族中间。门第中人，皆为士人。上接两汉，下启隋唐，中国一直仍然维持了四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士人一直是社会的中心。他们或者偏安于南方，或者胡汉合作与北方，或者努力于再创盛事辉煌，他们构成了社会精英的主体。隋唐时期发明的科举制度，最大限度地网罗了社会各界的人才，从而使中国社会士人的热情和才华得到极大的展示。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由于藩镇割据，朝廷开始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败。既而为进士轻薄。当时的士人，既没有门第的养护，又没有朝廷的培养，其真正的士人精神日益消散。社会逐渐失去以往的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继腐败。唐朝灭亡，五代继起。

五代十国时期，士已非士，国遂不国。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士人失去领导中心地位。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尚未彻底崩溃。尤其在中国南方，社会基础尚未遭到彻底的破坏，文化命脉依然存在。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时期确实处在真正的“黑暗社会”。

宋朝建立，政治粗安。朝廷开始认识到养护士气的极端重要。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正式复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教育界出现了胡瑗等人，政治界则出现了范仲淹等人。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得到恢复和高扬。科举考试向全社会开放。进士开始主要出自白衣阶层。所谓“黑暗社会”转向“白衣社会”。

白衣基本都是从农村崛起。由于此时的科举考试全面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的发明。知识的传播获得极大的发展。此外，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书院。宋朝的综合国力远不如唐朝，但是宋朝时期，中国的学术发展却远远超过了唐朝。可以说，宋朝是中国读书人的黄金时代。宋朝所给予读书人的优厚待遇，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即使像我这样生活在当今所谓的盛世里的人，也是用羡慕的眼光顽强嫉妒着宋朝的读书人。

蒙古入主中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大变。中国的士人相率闭门不仕。他们隐于民间，以讲学为务。书院之盛，上凌宋朝，下超明朝。元朝的书院之盛，无与伦比。元朝的经史文学，不如两宋，但是比较明朝，则毫不逊色。元朝初期的黄东发、王厚斋、胡身之、马端临，都是旷世巨儒。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时代，只有元朝的学术最盛。明朝初期的社会精英，诸如刘基、宋濂等人，基本都是元朝时期出现的。明朝的科举制度，承袭元朝。所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之标准，基本抄袭元朝的成果。所以在元朝，政治大变于上，社会却没有随着陷入蛮荒境地，学术文化传统依然保存。此时已无门第，而白衣士子仍为社会领导之中心。究其根源，实得宜于从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学术上之长期潜移默化，而濂、洛、关、闽，群峰竞秀，宋明理学蔚为大观。

满清入关，明朝遗民誓死不从。他们志节高尚，学术深邃，一时人物蔚起，声光粲然。历代政权更迭之际，文化灭绝之惨，无过于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清杀人接近百万。七十多万扬州人死在屠刀之下，一千多年的扬州从此一蹶不振。然而，满洲人最终还是没有迫使中国人臣服那种野蛮的气焰，反而被征服于中原文明。中国历史文化始终绵延不绝。整个满清时期，中国社会依然凝固，精神犹昔，文物递盛，端赖明朝遗民泽被。

清朝末年，革命四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依然颇具号召力。当时有《国粹学报》，一时洛阳纸贵。风声传播，人心振奋，影响深远。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远比西洋学说更有鼓动力。

中国从古代封建贵族社会转变为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朝末年。两千多年，士人阶层，进则干济政治，致君尧舜；退则教化乡里，鼓舞风气。在上则为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在下则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探究学术。再由学术而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运命。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之凌辱，思欲效法西洋，凤凰涅盘。于是，社会巨变，士林凋零。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老宅已毁，欲归无路；新厦遥遥，水深火热。穷途末路，遂有以俄为师，阶级斗争，唤起民众。传统士人逐步被边缘化，新式社会渐渐浮出水面。

伴随着民族独立，革命告成，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传统士人，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的对象。那些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开始被人们视为封建遗毒而大家挞伐。孟子所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然而，在新社会要做大丈夫，谈何容易？？

“士可杀不可辱”，这个经过中国五千年历史证明了的真理，进入新社会之后竟然成为了一个谬误。并非中国的只是分子妄自菲薄，自己不拿自己当人。实在是因为天地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是相对分立的。皇帝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威，掌握一切政治权力，然而，在最高的政治权威之外，中国的士人的偶像却非皇帝，而是孔子。作为社会最高的理论权威，孔子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领袖。这种相对分立的社会权威，为中国士人的卫道行为提供了充分的心理支持。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何其多？然而孔圣人却只有一个。

中国的士人从来就不缺乏杀身成仁的勇士。鲁迅将他们看作民族的脊梁。正是孔子所代表的人道，为他们提供了为民请命的无穷勇气。他们按照“道”的要求和规范，批评皇帝的倒行逆施。而皇帝一般也不会冒着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风险，轻易杀戮和公开侮辱士人。能以一死换得千秋英名，对于中国传统士人来讲，那是很核算的事情。

杀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载史册。按照圣人的教诲，那是义不容辞的正道，也是顺理成章的圆满。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他们前赴后继，抛头颅，撒热血，为了正义的事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但是，同样还是这些人，建国之后，却好象一个个都变成了懦夫似的，只会作灵巧的八哥，反复发出赞美的歌声，尽管后来他们已经五内俱焚，肝肠寸断。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呢？

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的合而为一，永远地结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春梦。这正是我们理解和探究建国之后“士可杀亦可辱”这种现象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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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中国今日问题之根本，乃在于士大夫之无耻。士大夫为什么无耻？那是因为有耻且格的士大夫差不多都被共产党杀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