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从来就没救世主

隋大业8年，公元612年，正月癸未（初三）这一天，帝国的边境城市——涿郡的蓟城见证了一场自己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盛大场面。这座城市虽然注定将以北京这个名字成为中华帝国的首都和象征，但此时，它还只是处于帝国的边陲。尽管随着不久前永济渠的开通，交通条件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由于时间有限，这一改变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蓟城的地位仍然远远及不上长安、东都等国家的心脏城市。虽然地位有所不如，但今天蓟城所经历的恢宏场面却是长安、东都这些城市所从未经历过，而很可能也永远不会再经历的：大隋天子杨广集结的1133800大军，正在这里誓师，准备东征负隅顽抗的“高丽小丑”。大军分左右两翼，共24军，准备同时攻击高句丽的24道。大军每天从蓟城发一军，每军相去40里。历经24天才发尽，大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接着又发天子亲率的6军，前后相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这一百多万大军之后，又有上百万民夫丁壮将无数粮草辎重从储粮2400万石的洛口仓，以及回洛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黎阳仓等其他五大官仓和储盐20万石的子罗仓等储存其他军资用品的仓库运出，经过刚刚挖成的纵贯中国南北、沟通五大水系，全长4000多里的大运河运往辽东前线。这一切，充分显示出隋王朝当时极其雄厚的国力。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杨广，这位后来被贯以“炀”帝这样恶谥的皇帝，当时想必是相当踌躇满志的。

然而，就在这极盛之后不过几年时间，历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前线战事的失利。隋军在猛攻辽东城（辽阳）数月不克，损兵折将无数之后，又在平壤城下顿兵不前。大业8年秋天，隋军粮尽撤军，在渡过萨水（清川江）时遭到高句丽军的袭击，全军崩溃。最后，在当初渡过辽河的隋9个军355000人中，仅有2700人回到辽河以西。紧接着，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堪劳役重负、不愿去辽东白白送死的农民们纷纷拿起了锄头木棍，唱着“无向辽东浪死歌”，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从大业7年秋，知世郎王薄在山东长白山起义开始，到大业8年第一次征高丽之役，见于史书的农民起义军就有21支。大业9年春，隋炀帝为了挽回面子，不顾国内严重的局势，再次率领大军讨伐高句丽。军出两月，寸功未立，在后方督运粮草的重臣，前丞相杨素的儿子，楚国公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后院起火的隋炀帝赶紧抛下攻打了一半的辽东城，“即日六军并还”。虽然杨玄感由于犯下了一系列战略失误不久就被隋军歼灭，但他的起兵却引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二次高潮，“山东遂大乱”，而且这也宣布了关陇贵族集团开始抛弃隋王朝。仅从杨玄感兵败的大业9年8月至9月的一个多月间，就有4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分别在山东、浙江、广东爆发。隋军虽然拼命血腥镇压，但“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大业10年春，恼羞成怒的隋炀帝杨广一意孤行，第三次发兵讨伐高丽。高句丽此时也已疲惫不堪难以再战，同时他们也看到隋王朝已经自顾不暇，出兵只是为了讨个面子，只要满足一下隋炀帝的虚荣心，隋军就会撤退。于是，高句丽王高元送来了隋朝叛逃到高句丽的大臣斛斯政和降表，而隋炀帝也乘机下台，“得胜”班师，虽然高元既不肯入朝，又不派使臣朝贡，杨广也已经奈何他不得了。在隋军撤退的时候，已经是举国上下一片混乱了，“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除了西南四川地区之外，全国东西南北已经找不到一块净土了。隋王朝在人民心中已经失去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的全国四处流传。在班师的路上，杨广的御驾在邯郸竟遭到农民军袭击，驾后第8队被劫，农民军夺得御马42匹而去。自己的马被抢走，隋炀帝也无可奈何，两年多前大军东征时的豪迈气概已经无影无踪了。4年之后，也是本文开始时那雄壮的一幕的6年之后，隋大业14年，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3月11日，隋炀帝在大臣宇文化及发动的政变中被杀，隋王朝不久后即宣告灭亡。

无独有偶，就在隋炀帝征高丽的200多年前，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活剧也曾经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前秦建元19年，公元383年8月，已经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的前秦帝国，在素有明君之称的苻坚指挥下，倾全国之兵87万有余讨伐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前秦大军在“投鞭断流”的豪言壮语鼓舞下动地而来，结果在淝水一战大败，进而引起国内民族矛盾总爆发。慕容垂率鲜卑人在关东起事，建立后燕。慕容泓率领迁入关中的鲜卑人起事，建立西燕。姚苌在关中率羌人起事，建立后秦。庞大的前秦帝国几乎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苻坚于建元21年7月为姚苌所俘，被缢死于陕西新平的一座小庙里。这时距离他发下“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以断流”的豪语仅仅2年时间。

为什么历史会跟杨广、苻坚开这样大的玩笑，让他们几乎在刹那间从颠峰跌落到谷底呢？原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在国内潜藏着巨大社会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贸然的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不啻于拿整个国家的命运去赌博，如果战胜还好，一旦失败，或者在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这一失败就将成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火药桶一旦被点燃，再要想把它熄灭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其实，不论是战争失败也好，还是社会矛盾也好，分开来看，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从来就没救世主

胜败乃兵家常事，有几个国家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败而复振的情况多得很。就以前秦为例，建国才两年，桓温就率大军杀来。前秦军数战皆败，让桓温军兵临灞上，直指长安。前秦并没有就此崩溃，而是稳扎稳打，坚壁清野，终于挽回了局势，最终迫使桓温退兵，并在追击过程中重创桓温军。更何况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进攻战役，就算失败，也不过就是使得进攻目标无法达成而已，并不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危。隋炀帝征高丽之役，高句丽根本就没有反攻。而淝水之战后晋军的反攻也仅限于四川、江淮和其他一些边境地区而已，根本构不成对前秦国本的威胁。

至于社会矛盾，单独来看也都可以有解决之策。前秦的民族矛盾，在淝水之战前基本上没有显露出来。在苻坚的开明专制之下，民族矛盾较之此前的战乱时期得到了相当的缓和。在苻坚统治时期，特别是前期，北方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某些史学家甚至认为其可以与“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相媲美。苻坚重用王猛、邓羌等汉族官员，大力推进了前秦王朝的封建化与汉化，一扫过去民族间相互仇视的紧张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苻坚先后灭亡了前凉、前燕、仇池、代国，降服了吐谷浑、鲜卑乞伏部和西域各国，夺取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和重镇襄阳，国力达到极盛。如果没有淝水之战的失败，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前秦潜伏的民族矛盾会突然爆发，颠覆整个国家。假如历史多给前秦20年时间，让苻坚的各项推动民族和解、民族融和的政策能够深入的贯彻下去，潜伏的民族矛盾就会慢慢消化于无形。前秦形成后来北魏甚至隋的局面都并非不可能，中国的这一次大分裂、大战乱可能会早200年结束。同样，在征高丽之前，隋的阶级矛盾也还没有激化到立刻爆发的程度。虽然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连兴营东都、修长城、开运河、巡行等大役，8年间耗用人力达千万计。但他毕竟继承的是一个极其雄厚的家底，隋炀帝大业初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全国人口4600万，在当时可称人力资源相当丰富了。因此，在高丽之役开征前，人民的负担还没有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在大业7年之前，国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东都、运河、长城等几项大役都在大业6年前后相继完成。如果此时隋炀帝没有急于出兵辽东，而且也按捺住了他的多动欲望，给人民几年十几年的喘息之机的话，社会矛盾有可能就被缓和下去了。等到隋炀帝兴修的几大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得到显现，隋朝的国力很可能会再上一个大的台阶，如果这样的话，杨广的谥号很可能就不是“炀”了，说不定还要弄个太宗之类的庙号呢。

然而，就像武侠小说中常常描写的那样，两种无毒或者低毒的药物，一旦混和在一起，就成了见血封喉的剧毒。社会矛盾和战争失败这两个似乎不那么严重的问题，一旦放在一起，同时发生，就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战争，不论胜利还是失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很可能会大大激化社会矛盾。隋炀帝先后三次征高丽，第一次用兵1133800，后勤所需人力至少还得再要100万，第二第三次所用兵力没有确切数字，但用兵也当不下数十万，加上民夫，总人力不下百万。这样一来，征高丽所耗用人力的强度（人数）超过了挖运河和修长城，与营东都相当，而持续时间还要长于营东都。在诸大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再给人民加上这样一个庞大的负担，无异于在已经走到破产边缘的农民们背后再狠狠推上一把。而且，战争总要伴随着极大的伤亡。第一次高丽之役，隋军仅在辽河以东就损失了35万人，加上第二、第三次高丽之役的伤亡和大量的民夫死亡，总死亡人数可能有上百万之巨。对广大人民来说，去辽东服役是死路一条，拒不应役又是一条死路，所以只能“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其次，战争的失败或是惨胜，将大大削弱政府所掌握的强制力和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力，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甚至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从而给各种反政府力量以可乘之机。如果不是看到前秦军队在淝水遭到重大失败，关东地区除了邺城等几个重要据点之外完全空虚，慕容垂是不敢起兵造反的，更不用提慕容泓和姚苌。同样，杨玄感之所以敢于起兵，也是因为隋军主力尽在辽东，国内一片空虚。不过杨玄感后来犯下了战略错误，顿兵东都城下，才遭到失败，否则若是他采纳李密之计，北上切断隋军粮道，与高丽前后夹击隋军的话，恐怕大业的年号就到不了14年了。而且，随着战争的失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人们会对政府的统治能力和统治合法性产生怀疑。这种信心的动摇的影响可能比增加减少几万军队要大得多。如果不是人们认为前秦将无力继续统治关东，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支持、响应慕容垂。而慕容垂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根本不会起兵。从一个人人都安定的均衡到一个人人都起来造反的均衡，差异就在于人们的信心，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隋末广为流传的“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则进一步显示人民对于隋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已经完全不认可了，这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的话，那么，就算是有个几十万军队，也挽救不了隋炀帝的命运了。

而且，还有一点是上面两个例子所没有能够反映出来的，那就是内外交困的危险。在上面两个例子里，外敌的实力都很有限，没有能力利用战争胜利和敌人内部动乱的机会来扩大战果，因此杨广和苻坚所面临的局面还不能说是最糟糕的。假如外敌乘机大举入侵或是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与内部的动乱交织在一起，那政府才真正是被放在火上烤了。

从盛世——涿郡城下庞大的出征仪式，到末日——江都宫中的政变，看起来仿佛是天渊之别，但其实却只有一线之隔，从时间上来说，差距只有6年，从事件上来说，差的只是一场战争，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的爆发，而社会矛盾的种子，则早在盛世之时就已经种下了。

这样的悲剧应该怎样避免呢？比较直观一点的办法是推迟或者不发动战争。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前秦和隋的社会矛盾在战争爆发之前都还没有到白热化的程度。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过上十几年时间，矛盾自然可以慢慢地缓和、化解，社会可以恢复团结与活力，到时候再进行对外战争，就算失利，也还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支持，不致全盘崩溃，假以时日，还可再决高下。对杨广和苻坚而言，发不发动战争，何时发动战争，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做出错误决定的责任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负，可谓自作自受了。而对那些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尤其是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加的情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采取一切措施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社会准备。只要有一个稳定、团结的后方，就是战争暂时失败了，也不可怕，还可以卷土重来。反之，在社会不稳定，暗流汹涌的情况下进行战争，一旦失败或是受挫，就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哪怕是局部的问题也可能引爆整个火药桶，到那时，满盘皆输，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来就没救世主

我国目前的形势，与文中的两个例子颇有相似之处。国家固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但积累的社会矛盾却也已经很多了。目前国家的对策是加快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缓和社会矛盾。这一策略在和平时期未尝不可行。但是，现在台海阴云密布，前途难以预料。一旦以现在的社会条件进入战争状态，国家就有可能面临隋和前秦的局面。一方面，战争必然引起重大经济损失。直接损失还是次要的，更严重的是西方国家可能对我实行全面贸易禁运所造成的损失。我国目前GDP约13000亿美元，而进出口总额达8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一旦遭到全面禁运，我国的产品将有1/3找不到买主，而所需消费品和原料将有1/3找不到卖主。这一比例仍在逐年扩大中。就算实际的损失没有这么大，其影响也将是极其严重的。有专家估计，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我国的GDP将每年下降30%，这并非不可能！以现在的社会状况，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将有上亿人失业，数千万以至上亿人返贫，社会矛盾会不会总爆发？难以预料！另一方面，台海战争全胜还好，如果受到重大损失，甚至失败，则国家的控制力将大为下降，一些民众将对政府失去信心，外来敌对势力则会乘机兴风作浪，甚至武装干涉。到时，莫说维护祖国统一，就是要稳定国内，不出大乱，也要费尽心机了！

而如果政府从现在起，下决心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推动共同富裕，加强社会的团结与稳定。那么，就算遭到重大经济损失，其危害也不会集中在弱势群体身上，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些，但大家都还能够生活，更重要的是人民团结一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共度难关。这样的话，就算军事上暂时受挫，也不会失败，不会崩溃，可以将斗争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且，解决社会矛盾的行动，将构成对台独分子的重大威慑。台湾的实力决不可能与大陆相比，台独分子之所以敢于玩火，一是期望美国干涉，二是期望大陆社会矛盾爆发，自己崩溃。美国不可能永远干涉下去，也不可能一举把中国灭亡，因此，从长期来看，台独分子所能指望的，还是中国自己崩溃。如果国家下决心缓和化解社会矛盾，就是向台独分子显示，中国不怕打败仗，一次失败，我们不会垮，我们还可以再来，可以长期斗争下去。这就断绝了台独分子的根本希望，从而为争取和平统一创造了条件。这种威慑，比添置几架飞机、几艘军舰、几枚导弹更有效果！

更何况解决社会问题是迟早要做的事情，台海战争的威胁，只是增加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这个契机解决好这个问题，则对于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将有莫大的好处！

但愿历史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