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爲什麽害怕辛子陵？ 转自明镜网

景远

           编者按﹕中共着名的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为发表支持温家宝的言论，受到党内的压制和半年软禁的处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谢韬追思会上宣读一篇讲稿，竟被指为鼓吹暴力革命，进而遭到无限期软禁的惩罚。中宣部为何如此害怕辛子陵的文章和演讲？本文揭露，因为辛子陵近年有两篇文章，点中了主流媒体的要害，动摇了一党专政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石。2011年9月24日，谢韬的生前友好爲纪念先生去世周年举行追思会，到会九十余人。辛子陵因被软禁不能到会，由他的夫人李建华宣读了他的讲稿，题目是《怀念谢韬先生——兼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下惹下了大祸。
原来宣布对他实施半年软禁（9月29日到期），10月18日市纪委谈话变成了无期（据说中宣部曾暗中使劲把他关起来）。罪名说他赞成暴力革命。关心他的朋友们闻讯无不愕然。
一批划界论﹕一党专政失去代表多数的群众基础
近年以来，辛子陵写了两篇令中宣部招架不住、使主流媒体理屈词穷的文章，一篇是批“划界论”，一篇是批“三统一”。
2010年10月16日辛子陵拟在三味书屋演讲。因演讲被取消，把演讲稿在网上发表了，题爲《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辛子陵长期当教员，给军队高级干部讲解马列主义，对马列原着下过功夫，熟悉近代史，他像个高明的武术师一样，出手能点到穴位上，使对手失去抵抗能力。《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一文指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産阶级民主与无産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爲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爲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着作是《无産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産阶级民主比任何资産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産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1]


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産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産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爲了绝大多数的人，即爲了被剥削的劳动群衆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2]


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産党以这个爲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爲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産阶级民主制和资産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産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産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産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産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産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幷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産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


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産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


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産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爲这是一场“社会革命”。[4]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逐渐演变成爲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産阶级，保护了先进生産力，保证了生産率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産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産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


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幷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5]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麽叫响的。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産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産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6]


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祖父是奴隶。资産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産阶级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中国的无産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


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産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麽今天的中国共産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爲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爲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梁八柱是些什麽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産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


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産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産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産阶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産（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産）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


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産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麽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幷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7]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8]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论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


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産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産阶级和民族资産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産阶级政权的蜕变。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爲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衆真正成爲国家和社会的主人”。[9]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産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僞，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爲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産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衆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衆基础。
今天的演讲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能灵药，一次一次地搬出来，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能灵药已经失效了。
辛子陵向官方理论家们下了战表，但没人敢应战到电视台跟辛子陵辩论，也没人在主流报刊上写出反驳辛子陵的文章来。官方意识形态打了个大败仗。中宣部理论武库中维护一党专政的主战兵器——划界论，就这样被辛子陵打残，再不敢披挂上阵了。讲道理说不过他，于是，让纪委出面，说他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说他不跟党保持一致，运用家法，把他软禁起来。这是辛子陵被噤声的真正原因。

景远

二批三统一﹕党官新三光政策，取代人民和法制
辛子陵在谢韬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我仔细研究过。发现要害是那个副标题：《兼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吴邦国的看家兵器。辛子陵一番讲话，又把这件兵器打残了。这样，爲一党专政奠基的两块理论基石——“划界论”和“三统一”，就都被辛子陵驳倒了，顽固派如何不急，如何不恼。这件事的看点如下：
辛子陵说：
顽固派坚持“五不搞”，拿出来的对策是“三统一”，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全面，很辨证，很和谐。落实下来只有变了质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完全是漂亮的空话,成爲掩护特权和腐败的遮羞布。
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当前党内深层次问题是变质，是领导干部队伍变质。”[10]党要求他们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爲人民服务，造福一方。由于人民无权监督他，制约他，许多地区的“一把手”打着坚持党的领导的旗号，成了恶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辖的地区黑社会化、山寨化。


福建省周宁县，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实行新“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800多个县，像周宁县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统治下，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统一到林龙飞那里，他既代表党，又代表人民，还代表法制，就弄出个新“三光政策”来。历朝历代的县太爷，还没出过林龙飞这样的典型。比照吴官正的调研结论[11]，如果县一级政权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个县会制造多少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去年发生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根源。


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无可忍，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根据《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82.3% 的受访者认爲“腐败问题突破民衆承受底线”。
这样的“三统一”，是不是彻底败坏了党的声誉！是不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在瓦解党！辛子陵摆出这些事实来，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要制衡，人民当家作主要落到实处，要有载体，这明明是在救党，北京市纪委却认爲是“又犯了严重错误”，保腐败、拒政改的北京纪委要无限期软禁辛子陵！
辛子陵继续说：再看“依法治国”。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12]萧扬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体吹捧爲“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萧扬有句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的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他曾先后十一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讲话。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穿着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马的头子。在他的黑袍笼罩下，在原籍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对案子明码标价，经济案按数额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轻定价。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质的考量，而是办一个案件能捞多少钱，能索多少贿。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


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十年来，这个集团累计勒索受贿高达1,500多亿元。[13]这就是我们十年来“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在萧扬的操控下，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在提出那个使他臭名天下的“五不搞”[14]同时，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但中国立法停留在纸面上，十年立法，十年腐败。民谣说：“法官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在萧扬之流掌控之下，惩恶扬善的司法铡刀，变成谋财害命的工具，堂堂正正的法庭变成生死交易、刑囚交易的黑市。中国的“人民法院”在变质成爲谋利衙门的同时，由于黑白是非颠倒，人心不服，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


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件冤案，几乎都与司法黑市有关。那1500个亿，浸透了访民的声声泪，字字血。
这篇文章的主题和主体是对“三统一”的批判，强调权力必须制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据说纪委跟辛子陵谈话时，不谈主题和主体，只抓最后一段定罪。最后一段说了什麽呢？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现在的国家形势很像辛亥革命的前夜。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轻慢人民要求和平改革的善意，错过和平转型的机会，拿着手榴弹击鼓传花，等来的必然是一场新版的“辛亥革命”。


最近有人撰文说：“中国当下之急，不是讨论如何改良——这跟讨论如何在云端上盖世贸大厦一样可笑，而是讨论如何革命。讨论革命，就是讨论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结束旧的邪恶制度，建立新的正义制度；就是不指望当权者，而是指望公民社会；就是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15]这是舆情转变的信号。
纪委指责辛子陵鼓吹暴力革命，有颠覆之嫌。因此要延长软禁，但不再说三个月至半年，而是无期软禁。
辛子陵文章明明是提请中央注意，不要“轻慢人民要求和平改革的善意，错过和平转型的机会”，现在有人把暴力革命提上了日程，社会舆情开始出现了变化，再不能拖延政治体制改革了。中央领导人看了肯定能理解这个明如白昼的问题，纪检干部也不一定是水平低，真看不明白，但不做“暴力”、“颠覆”的曲解，怎样构陷继续软禁的罪名呢！
思想观念是政治体制之母。正确的民主理论一旦掌握了群衆，就会变成推动民主宪政的物质力量。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必将导致政治体制的变化。这就是中宣部害怕辛子陵的原因。对于辛子陵的文章，中宣部知道是救党，但救党就必然导致解决权贵集团（虽然辛子陵一再说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他们是代表权贵集团大造舆论，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摆平全国老百姓的。


所以，对辛子陵的文章，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既不敢宣传，又不敢批判。只有组织手段，没有理论交锋。他们先是删帖，阻碍辛文的在网上传播；继而运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政权力量，强迫辛子陵噤声，让辛子陵在软禁中谢幕。把民衆景仰的学者关进笼子，将会造成“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的政治局面。
辛子陵运用历史和现实的有力论据，否定了列宁的“划界论”，进而推倒了一党专政的两块理论基石，对党的民主化转型，对国家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功莫大焉。但对权贵集团来说，则是弥天大罪。若不是党内改革派的保护，若不是国内民主力量和国际媒体的声援，他可能早进了秦城监狱，或被车祸，或被暗杀。辛子陵的命运和政治体制改革连在了一起。北京纪委如何了结辛子陵的案子，党内外改革派和民主力量以及世界舆论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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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30页
[2]《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3]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5]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
[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7页
[7]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8]《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9]201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10]中央有党内学习文件下发，《争鸣》月刊公开披露过。
[11]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邵正祥文章提供。邵老的地址：昆明市新迎小区新德巷28号。
[12]《阿波罗新闻和评论(阳光天下) 》受贿和侵吞1.500多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发表于2011-8-3 07:34
[13]维健：《正义之兽的司法在中国已成敛财之兽》(博讯)
[14]吴邦国在报告中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15]为保护作者，名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