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书》之中共非中国三论

我在

中共非法家论

确如唐子兄所论中共决非帝王时代之法家，那些学院派学者如果没有从内心真正行奉过《九评》，在中共的沦陷区内必然很难从中共的惑乱中走出来，其认识中共仍在中共的周匝认识中共，仍然以中共的意识来判断中国因中共反天反地所出现的严重危机，甚至错误的认为中共不是严格的真的共产党，因为西方的共产党其实是工人福利党，这真是犹太自由主义加给他们的集体幻觉，这些“共产党”才不是真共产党，而中共才是真共产党，马列邪教的根本体。

现在我爱说根本，因为必须现在从根本上解决中共对中国的附体问题，此外论述法家，必须要给大家讲清楚的是我们对法家的认识也必须摆脱中共的定义，中共为对中国夺舍的附体需要，有计划的炮制了大量伪说，例如其用中共的学说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诸子百家，如郭逆沫若所撰集之《十批判书》奸劫先秦战国学术，范逆文澜的文化系列，都是在运用中共的邪教理论破坏中国历史文化的真谛，包括那些写什么中共文化小品的《燕山夜话》的太保们。

因此说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决非由中共之定义是甚么反动与光明的学说，他不应由被中共的肯定而被肯定，也不由被中共之否定而被否定，这个逻辑我们必须要确立，这是在对中国正统从新奠定的基础，中国与共产党没有任何的关系，现在的中国只是被共产党绑架，所以从这个逻辑演述，我们说中国的法家虽被儒家攻讦詈之为暴，但其实仍是帝王道德文明之另一演化，他的成就就是历代以来的诸帝王统：政治的体系，文官的体系，武将的体系，朝贡的体系，考试的体系等等。因为是法家完成了这一切，如说秦是法家的体系，从它的体制的因承来说，汉也是法家的体系，唐也是法家的体系，法家是成就中国文明帝王统的学术，而这个帝王统，是道德的太极位，我说的这个“道德”是中国文明的根本，不是所谓庸俗的日行一善的这个定义。

所以说如果中共，按现代仍顶着中共兽印不知自己尚躺在中共的包裹里的学术幼儿来说，如果中共真是假“共产党”而是真法家，请问历代法家体制的帝王政治，有谁、有哪一朝造成了中共劫政之后的祸害？
有哪一朝的帝王会反天反地毁灭中国的衣冠、鼎器、文物、制度？

而且屠灭三教，让所有的中国青年与幼子去跪倒在一个西方异端的极端宗教头子的像下，还要高喊它的万岁，并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保卫它？

这样的法家有吗？

恰恰相反，印证出一个秘密的恐怖的现实，这些学院派的学者正是被中共鬼物控制的，连中共大势已去的情形下，也仍然为之所愚、为之所迷。

中共非帝王论

为了批判中共的极权体系，有绝大多数的论者以为、比为中共是“帝王”。

我在大学中教比较文化学的时候说过两种比较的问题：一是中外的文化比较；二是古今的文化比较，如果有可能还有这二者的交叉比较关系；但有一种文化比较是堕入野狐禅，纯是文人的意淫，譬如成都老才子魏明伦把潘金莲的小脚与安娜卡琳娜的大腿作比较，殊为“不伦”，因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一个反驳——不能机械性的对比中外文化，因此彼此在没有形成、至少是某一境界没有形成共构状态的条件下，他们各有自己独立的内容，而且就另一对象而论，他是封闭的。

中国的“帝王”与罗马的“凯撒”也是如此，世间政治的最高权力的归属性似乎是等概念的东西，但中国的“帝王”在中国的文明体系内，它的自解释决不会与罗马的“凯撒”一样，按中国文明体系内的解释他是宇宙意志在人中的体现，所谓“天子”，也是人间道德的太极位，虽然表现他也有“极权”的特征，但他决不是现代政治所定义的极权，他的作用是成住人类道德的运化，从整个帝王体系说他并非是独立的单位而是整个中国文明体系的一个位置而已，别看他“乾纲独断”，那只是体系的要求，这是“道德”的要求，也是“道德”的成就。

中共作为反道德的罪恶邪体，又怎敢于与反应宇宙道德的“帝王”比列？这是从中共的属性上说，而二者的作为看更是不同，中共是要始终保持自己一已邪教对任何团体实施镇压之权的集团，因为这个需要它可以先叛国，因为这个需要它又武装叛乱，因为这个需要它要求民主、自由，因为这个需要它现在制作所谓“反分裂法”，因为这个需要它现在它把“民主自由”等于“颠覆政权罪”；它对外出卖国家利益换取对它对中国恐怖统治的支持，对内依据本性持续对人民作恶，就这样一个集“土匪”、“流寇”、“邪教”、“流氓”为一体的东西如何可以道之为以文明立教、以道德命世的帝王？所以也不奇怪在中共的得手之后发狂的摧毁帝王时代的一切文明成就，污蔑他们的制度。把中共比喻为帝王有两个因素：一是犹太自由主义学派的比较文化学，以为中国的帝王就与西方的城邦政治的“king”一样，弱小了中国帝王的神君威势与道德象征的内含以及其文明性的特点；二就是受中共邪说的蒙蔽，真以帝王为暴政的代表，而且帝王时代有什么阶级斗争，所以以讹传讹。我之所以又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就是彻底的说清中共就是共产党，它与我们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是一些朋友误会的它是什么我们先民时期的“共工”、“蚩尤”的后身。

中共非封建论

我在以前对刘晓波等自由主义者辩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曾引述现代新儒家的一个观点“用中国来解释中国”。站在现代欧美人文学的观点来观察理解批判中国的文化，还有当时的政治制度，很容易造成误会，譬如把满洲当成中国，把中共也当成中国，其实明遗民是极持华夷之辨的，因为满洲从不是中国的正统，所以中国的这个文明体系不能以西方的理念来解读，他自己具备一个自我论述、圆融的特点。也因此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支解中国文化的问题，不能从单一的现象说现象，正如他是有机的完备的一个体系，很难也没有可能单独的去论述一个问题，譬如我们说释教，其实中国的释教已经不是印度的释教，他已经中国化了，注入了中国的因素，中国的三教的分布好比一盆水里的三种各自独立的色料，虽然分成三大系，但它的形成是各自互相冲荡影响后而形成的，这盆水的三大系表现界限分明但底下是互相交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耗散结构，所以我们讨论“封建”一义也是如此，不可简单的说成只是现代政治学理解的一种行政制度，从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也因此会误会中共的错误就是中国文化的错误。

我经常对学生讲，中国的考据学是越到后来越真实，但中国的学问越到后来越糊涂，为什么？因为释论的关系，越古之人肯定对以前的学问要比我们后来人明白一些，我们对前人的东西要误会一些，所以我们讲“封建”，粗而论之是一种行政制度，但从帝王时代的来说却是周礼，礼制的体现，而且它是为尊奉道德为目地，因此尊贤亲亲，尽管它在后来的士大夫们的眼里看来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以帝王的道德之世能否太平为主轴的，也就是它的讨论与论证是在帝王体系内完成的，其目地也只有一个帮助帝王成就道德之世，而且就“封建”而论，终于汉季，汉之后就是郡县制了。

我们现在批判中共，必须要清醒这点，中共是与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西方异端邪教，它的体系与作为没有真正与中国历史的渊源。它只是附在我们国家上的邪体，看来一样，而且它也竭力想造成这样一个幻觉：它是中国。所以虽然中共现在、其实以前也是这样以近亲乱伦为其权力的组织结构与传承路线，但与中国的“封建”没有任何关系，古巴不也是这样的一个近亲世袭政权吗？

不容否认中国的文明体系有它治乱兴衰的表现与规律，但这不是中国文明的根本上出问题的问题，借写《封建论》的柳宗元的立论，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乱而已，我们当前否定中共必须要否定中共与中国的任何联系，彻底的将之剥离出来，中共就是一个破坏中国文明的绝对作恶体，它是西方的极端邪教，它在一日我们就亡国一日，我们的真正的文化与精神就毁灭一日，我们就为它的奴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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