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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今天,近2.6万名几乎被遗忘的抗战老兵正慢慢凋零,为了让他们不抱憾离世,一群志愿者、文化人、媒体人、慈善界人士为老兵养老送终,替国家还债。
文/何雄飞
兔年寒冬,95岁的卿上先窝在湖南衡阳的一座道观里,两眼通红。
他曾是一名“国军”重机枪手,1937年入伍,辗转河南、山西、广西对日作战,在开封用战友的尸体垒起掩体与日军血战,三次受伤,1949年返乡,无妻无子,鳏寡孤独,每月领10斤大米,看守道观20余年。
有一天,卿上先摔倒在地昏厥过去,旁人为他穿上寿衣准备入殓,一群关爱老兵的志愿者闻讯赶来,发现他还有一口气,抬到医院,医院说没救了,志愿者们不信,找了名赤脚医生打了二十多天点滴,卿上先活了过来,每天靠喝一瓶志愿者送的“营养快线”维生。
卿上先住道观的偏房,五米长,两米五宽,他用石头垒了个灶,生火做饭烤火取暖,烟苗熏黑了屋里的一切,也熏坏了他的眼睛。
前来探望的《新周刊》杂志社社长孙冕,伫立在这间仅有几处瓦片裂缝漏下光线的黑房子里,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如果说章东磐、邓康延、崔永元是成功的记录者,孙春龙则是一名高调的行动者。
正是一群文化媒体人点燃了公众对抗战老兵的关注。
2003年,追慕远征军的民间学者章东磐、孙敏、牛子、江汶、邓康延等人,从一幅意外发现的1944年滇西反攻时美军葬礼老照片开始,耗时3年,沿着当年远征军的反攻路线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还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拜访老兵家庭,终于找到美军少校梅姆瑞在中国的埋骨之处,也考证出远征军中一支代号“Y部队”的美军顾问团的前世今生。这就是2008—2009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佳作品”——《寻找少校》的诞生记。
又三年,又一部纪录片《发现少校》诞生,深圳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康延带领团队以一本晾晒于网络的美国军官保存的军官照和中国军官签名联络簿为线索,讲述了一位历经大荣大辱依然健在的中国少校赵振英的故事。邓康延即将推出的下一部新作,是记录中国远征军的《重返野人山》,野人山号称死亡战地,“十万中国远征军,五万魂归野人山”。
与此同时,持续进行十年滇西调查的民间学者章东磐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追溯国人长时间集体失忆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历史。2010年,以章东磐为主的“国家记忆”出版团队,历时两个月,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扫描了23000多张美国照相部队所拍摄的中缅印战场照片,这些鲜为人知的照片经过精心编排后,有500多张在《国家记忆1》面世,有364张在《国家记忆2: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中面世,震撼人心。
2002年那会儿,正在做《电影传奇》的崔永元迷上了口述历史,他让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这些口述历史的人包括经历过国民党正面战场22次重大战役、参加过八路军和新四军重大战役的人。2010年,32集反映抗战背后个体感受和故事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出炉。2012年,《我的抗战Ⅱ》推出,崔永元说:“我们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简单地激起民族仇视和对立。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
如果说章东磐、邓康延、崔永元是成功的记录者,孙春龙则是一名高调的行动者。
孙春龙曾是《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2008年因持续关注、报道中国远征军老兵,并帮助30多名“老兵回家”,最终选择辞职投身于公益事业,2011年,他成为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发起“关怀老兵计划”、“老兵回家”、“献支菊花给英雄”、“两岸寻亲”等众多公益活动。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称自己是国内唯一一家关注抗战老兵的慈善基金会,并喊出“打造全球首个捐助人自治平台”的口号,还在淘宝上开设公益店,网民为老兵支付生活费、替“老兵回家”买爱心机票、送老兵关怀勋章,还可购买爱心小蜡烛、小兵雕塑、普洱茶和替老兵丧葬建碑,目前通过淘宝店募集的善款已超10万元。
“有个义乌老兵曾在文革时被吊起来打,他拿到纪念章就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有个广西老兵临死前死死咬住纪念章不放。”
在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之前,深圳、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南京、浙江、广东等地的关爱老兵志愿者早已通过论坛和QQ群开始寻找抗战老兵,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们是“关爱抗战老兵网”、“湖南老兵之家”、“湖南黄埔后裔联谊会”、“互助抗日老兵论坛”、918爱国网、腾越论坛、南京1213志愿者同盟、广西援助抗战老兵联盟……
“关爱抗战老兵网”称自己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援助抗战老兵群落,其公开资料称,他们至今发现了1300多名抗战老兵,为生活艰难的老兵筹款近800万元,“我们是2009年发起的,全国注册志愿者有4万多人,活跃的志愿者近1000人”,“关爱抗战老兵网”发起人之一、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益项目负责人周坚说。
在志愿者的定义里,受援的“抗战老兵”指的是1931年至1945年在抗日战争中,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或其他军事单位担任战斗人员或从事文职、后勤、医疗工作,并实际参与了包括前线、后方及沦陷区对日伪直接或间接军事行动的中国军人。“他们不一定要拿过枪上战场,因为有人是在后方从事翻译、谍报、医疗工作。”周坚说,“有一个争议是,共产党的老兵算不算?最后折衷意见是,‘非民政福利覆盖的’老兵就是援助对象。”
没有人说得清抗战老兵到底还剩多少人?“可能有2.6万人,”周坚根据某省1990—2010年黄埔同学会的死亡数字变化推测,“每一天,都有老兵被发现,他们年龄在85岁以上,多数生活在农村,生活凄惨,在我们说话中,或许就有一个老兵在某个角落带着委屈死去。”
“关爱抗战老兵网”关爱老兵的方式,物质上通常是送油、米、大衣、棉被、药品,并依据贫困等级提供一年2400元到5000元的生活资助;精神上通常是送挂历、记录老兵的抗战口述史,为老兵送自制的纪念章、勋章。“老兵更看重勋章,有一个老兵跟我说,你们送了这么多东西给我,都不如这个纪念章。”周坚说,“有个义乌老兵曾在文革时被吊起来打,他拿到纪念章就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有个广西老兵临死前死死咬住纪念章不放。有个江苏常州老兵收到纪念章嚎淘大哭。”
“老兵并不需要怜悯”,持续3年拍摄了162位抗战老兵肖像的《潇湘晨报》摄影记者马金辉说,因为种种原因,很多老兵的抗战经历和英雄事迹未被承认,未被知晓,他们在走到人生最后一站时,最渴望的是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2010年年底,孙冕因为邓康延注意到了抗战老兵,他以个人微博、“关爱抗战老兵网”为平台,加入关爱老兵行列,发出“假如我不能让老兵安渡晚年,断我中指”的毒誓,跟着志愿者走访湖南、四川、广东、河南等地,实施“抗战老兵养老送终计划”、“送大衣暖冬过年”,带动韩红、陈坤、姚晨、何炅、谢娜、柯蓝、李健、吴京、朱哲琴、高圆圆等演艺明星,以及何勇、谭维维等八组摇滚乐队为抗战老兵捐款。“今年年底,大概可以募集到500万—1000万元。”
在孙冕以及捐助者、志愿者的帮助下,卿上先的房子刷白了墙壁,修起了烟囱,凿了两扇窗户,卿上先洗干净了脸,显得容光焕发。
“老兵走得越来越快,2008年走了一个,2009年走了9个,2010年走了44个,2011年走了50多个,2012年至今走了70多个。成都的志愿者马大姐跟我说:她是老兵最后的抔土人”。孙冕说,“我们都是老人最后的陪途人、送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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