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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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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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女

酒中仙 发表于 2012-1-5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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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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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7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34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47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60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68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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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76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92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04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09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25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34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49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70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95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204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 记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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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
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 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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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自序

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两年来，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延安整风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我在本书中尝试性对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此次拙著重印，特别要感谢一些学界前辈的指教。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链、韦政通，张灏、林毓生、张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探讨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和嘉许。金观涛、刘青峰、熊景明、吕芳上、陈永发、刘小枫、许纪霖、萧功秦、朱学勤、何清涟、陈彦、丁学良、徐友渔、黄英哲、唐少杰、钱文忠、钱永祥、梁侃、毛丹、李杨、张文中、钱钢、吴东峰等先生还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如何深人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书初版时，由于电脑转换简繁体字的功能不尽完善，虽然对文稿做了多达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错误。此次重印仅限于文字错讹处的更正。近两年来，围绕延安整风运动，又有若干新的史料问世，日后，当拙著出增订本时，我将对其内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补充。

在这里，我要对殷毅、马沛文、尉天纵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马沛文先生就来信、他们不仅就拙著的内容和写作与我进行了深人的讨论，还特别指正了书中的文字错误。尉天纵先生也来信指正了书中一误值的地名的错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她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本书的修订有重要的启发。

本书的修订，由我的研究生黄骏协助做了电脑文字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高华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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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酿，虽然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1927—1930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分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年9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

1927—1930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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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东。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一、「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 「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