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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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不久，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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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 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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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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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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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请，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  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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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 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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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 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 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看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毛泽东为了充分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员。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 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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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的见周恩来，对10月4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 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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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烦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月5日至6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请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 决议案还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 毛泽东对于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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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看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喝，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