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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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

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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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党」的问题

1927年IO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1927年IO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人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政权大部分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着，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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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裹，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见， 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正消除。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褛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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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看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于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

「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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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一、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看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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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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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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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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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馀名「AB团」分子， 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请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 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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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 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27   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 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