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 - 范学德

溪水旁

第一章　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

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意识形态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它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它以仇恨基督为目标吗？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地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管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灶王爷等等。 　　随著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宣传，把宗教信仰统统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听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鸩酒，反以为是香摈。正是在响应毛「批林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注1)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它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教科书历史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注2) 　　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是意识形态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的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但对它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义。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了的情感。我顽固地抱著偏见不放，还自认为是坚持真理！ 　　我本一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潜藏著一个邪恶的灵，它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它恨上帝！它喜欢偏见，它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死亡，彻底地毁灭我。 　　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于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进入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人生。在这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耶稣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所景仰的一位教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崇高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宗教是不会消亡的。读研究生时，一位著名学者指教我说：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笼统地谈西方文化而不加以缜密的区别和分析，无益于理解文化的中外古今之别。(注3) 　　这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我大谈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信仰，根本没有深思细辨这些概念的确切所指，说话大而不当，空而无实，不仅不同西方国家的精神生活，各具特色；即使一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及社会阶层之间，精神生活也有显著的差别。百万富翁和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虽然吃同样的汉堡包，听同样的爵士音乐，但怎能想像他们的所居、所行、所思、所愿，会在同一个世界？ 　　我也不再相信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宣传了。为了表现我的独到见解，我高扬宗教在道德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在向我的学生━━中层干部授课中，我从正面的意义引用过耶稣的话。我这样作，当然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而是标新立异。这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毕竟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使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是我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耶稣虽然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我并不让他占据我精神天地的中心。我自以为开明地把基督教放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同等的地位，视耶和华与佛、真主、梵天为异名而同实的最高实体，是居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是维系其伦理道德的基石。虽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某些教诲，是人类共同需要接受的精神宝藏。 　　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不能说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信仰。在西方，基督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在信仰基督的人中，虽然有一部分是西方人，但他们只是西方人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我问自己，在人看来，基督徒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但在基督的眼中，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东方人与西方人？还是富人与穷人，有权人与无权人？根据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区别。在耶稣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两种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新生的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信耶稣并且固执地按己意而行的罪人。 　　当我固执地把信耶稣同西方人联系起来时，我的眼睛只盯在地域和人的肤色上。由此，我也就限定了自己，把我等同于一个地区━━中国；一种肤色━━黄色；一种人━━在茫茫的宇宙中找不到一己之根的孤儿，无可奈何走向永恒灭亡的逆子！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虽然承认基督信仰的价值，但还是受到把基督教视为「洋教」的影响，担心信了耶稣后，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灵就会被「洋化」了。我编织了这噩梦，自己吓自己。但是，自从来到美国后，我却亲眼见到了另一幅图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他们是基督徒，但心仍挚爱著中华；一些华人很西化，但并不信耶稣。无论信或不信，从大陆以外来美的华人，大都显得比自己更好、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人的礼节。 　　在当代生活，怎可能一点也不西化？西化与否，这只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生命取向的问题。但是，当圣经宣布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时，它留给我的是，而且仅仅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生命基督化，还是非基督化；不与上帝同心，就是与上帝为敌。 　　对我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是：我亲眼看到我所认为的「洋教」，并不是「洋人」必然相信的自己的宗教。在美国人中，信佛的有之，信真主的有之，信梵天的有之，什么也不信的，亦大有人在。当我和他们诋毁基督教时，我们的心相通了。东西方之别消逝了，我们共享一个信条：相信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 　　从东方到西方，一大批政治信念绝然不同的人们，竟在与耶稣为敌上结成了同盟！东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集团，用宣传机器围剿基督信仰，用批斗、监禁、杀头对基督徒进行暴力的迫害；西方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客，则运用讲演、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或是玩弄基督信仰，或是打著耶稣的招牌牟利。在东方，基督徒被视为社会公敌，十字架乃是被诅咒的标记；在西方，信仰基督成了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十字架变为被欣赏的装饰品。 　　更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读书中发现，一些认真地寻找证据去推翻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人，他们诚实地、小心地求证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是荒诞的神话。但求证的结果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可否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征服了他们那一颗诚实的心灵，使他们写出了捍卫上帝真道的鸿篇巨著。(注4) 　　耶稣是何等伟大！竟有人通过认真地否定他而找到了他。令这些西方人转变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不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而是他们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不是他们认同于与其同文同种的西方宗教，而是他们找到了在天上的父━━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当面对著这个绝对性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变得赤裸裸了：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什么东方人西方人，无关紧要。 　　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面对著我，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至此，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再三地侵略我的祖国，烧杀掠夺，割地赔款，中国几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在中华儿女大难临头之际，基督的儿女竟拒绝中国政府送上门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戴德生爱中华不是出于至诚、至性，他能作得到吗？ 　　我突然感到：戴德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他挚爱耶稣使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神圣之爱。他那颗爱中国人的心，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无穷的光源，怎能源源不断地放出灵性的光芒？怎能说出：「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注6) 　　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我爱中华，并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谁能告诉我啊，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来到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杲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神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这期间，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这一切后，令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谁不觉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神进入我的生命。 　　那么，我过去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回顾历史我也看到，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有些基督徒不愿正视它，这只能进一步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因鸦片战争以来那至深至痛的历史创伤，还在中国人心中流血流泪！ 　　如何看待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呢？ 　　中华民族素无嫉妒排斥不同宗教之心，佛教和回教来华上千年，虽遭文人的笔伐，但民间百姓则大都能与佛教徒、回教徒平安相处，但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注8) 　　我忘不了啊，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传给中国人的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在这种情境，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不屈服于强权，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不能不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著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注9)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在情理之中吗？耶稣的榜样使我明白了，传教士到中国，不应是中国人伺候他们，作他们的奴仆；而应是他们为中国人服务，作中国人的仆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传教士们，他们不配作耶稣的儿女。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既然如此，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依靠耶稣吗？他们能使中国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徒的真正依靠吗？那强大的特权是他们软弱的象徵。我同情他们的软弱，但不能不批评他们使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我很遗憾地看到：某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著西方文化优越的感觉，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华文化，把传播福音和传播西方文化混淆在一起。从而，使我的同胞把福音误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他们羞于与中国人为友，这深深地羞辱了中国人，并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的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有以爱心和患难中的炎黄子孙站在一起。而在于，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以信心背上十字架，走向上帝。 　　但是，在我也亲身踏上传福音这条艰难曲折的路，并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即虽然那些真心爱耶稣并传福音的传教士并不完美，但我视他们是我的至亲兄弟姐妹，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某些行动伤害过我的同胞，我愿意为此而向我的同胞道歉，因他们来华传福音不止于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也是为了我。若没有他们当年传来的火种，不会有我今天的得救。 　　我渴望我的同胞能接受我的道歉。这绝不是我虚伪地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我的信仰。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因我和他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尽管我们对这福音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分别，但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他们的错误上也有份。我不推卸我的责任。 　　我渴望我的同胞不要继续因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而拒绝福音。若你们对传教士的怨气、火气和怒气还没有消掉，就把它们统统倾泻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头上吧。我乐意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今天作的，正是继承西方传教士们昨日未竟的大业：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同胞啊，不要再被偏见、误解和仇恨蒙蔽你们的心了！向耶稣敞开心灵吧！他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铁的历史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即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是出于爱耶稣而来到了我的祖国，向华夏儿女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最大依靠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耶稣。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不是枪炮；他们播种的是福音，不是罂粟。尽管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许多误解，但他们爱中国人的心是真诚无伪的。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著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福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著小脚。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还谈什么留学！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近代意义的学校和大学，是传教士创立的。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我的心哪，系著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反覆思考历史，我问自己，我明知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知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还是偏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著我呢？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　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著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著《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1)在他的话中，有我对基督教的同样无知和恐惧。晚清时的李东远说：「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注12)在他的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注13)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我以往只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没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纠缠在我心中的这个义和团情结，使我不自觉地把对耶稣的信仰，排斥在我的视野之外。基督教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我和上帝那不可分离的生命联击。我的生命力萎缩了，衰落了，它不敢面对耶稣向我发出的挑战。我用「洋教」这个藉口，懦弱地把自己裹起来了。 　　我耻于问自己但又不得不问：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有几多大汉的气度、大唐的雄风？大唐百姓的多数并没有把佛教视为洋教，反而有玄装西天取经之壮举、禅宗顿悟见佛之创新。他们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心胸开放，心态康健。他们有信心、有见识、有魄力去接受外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新价值的挑战，以宏大的气度包容、接纳、吸收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新天地。 　　可是，当我们面对那强大的西方，求救的却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咒骂━━他们是洋鬼子，一吐心中的闷气、晦气、怨气━━怒气。民族屈辱感和盲目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我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都作为排斥的对象。实在打不倒的又很实用的东西如「洋货」，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拜并谄媚它们。从排外到媚外，仅一步之遥。 　　我清楚的看到了，这导致我卑怯的义和团情结后面，隐藏著一个空了壳的民族自傲心：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祖宗和辉煌的过去啊！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自傲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人，民主上不如人，法治上也不如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怜、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怜了。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我的义和团情结，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管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没有上帝，天下有何永恒的正义可言！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折磨我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附注： 　　1·「批林批孔」是「批判孔子和林彪」的简称，它是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又一个政治运动。 　　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前，对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作用的结论。 　　3·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4·这方面的代表著是麦道卫著的《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出版。 　　5·《戴德生━━挚爱中华》，第292页。 　　6·同上引，见该书封面。 　　7·见浦乐克，《剑桥七杰》，校园书房出版社。 　　8·英传教士宓克指出：「以武力强迫中国驰禁基督，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伤仍深。」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9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9·唐德刚，《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第22～24页，传记文学杂志社。 　　10·查时杰，「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1977年，第3～28页，宇宙光出版社。 　　11·谢扶雅著，转引自《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286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年。 　　12·参《福临中华》一书。 　　13·参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二十章，1959年。 　　14·殷海光，《中华文化的展望》，书中的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对此心态有精彩的分析。

溪水旁

第二章　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

尽管在情感上我排斥基督教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无法漠视它在西方历史中所一再造成的划时代变化。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基督教唯我独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这就使我心安理得地拒绝相信耶稣。但是，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问题时，西方文化又是我怎么也回避不了的。 　　八十年代中期，我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注1)它使我看到：禁欲的新教伦理精神是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新教伦理不仅不把追求财富和金钱的活动视为罪恶，反把它和荣耀上帝联在一起。勤奋工作是美德和道德义务，是基督徒的天职。而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 　　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所厌恶的基督教，它的新教伦理竟构成了现代化在西方兴起的精神动力。一个古旧的福音，竟能通过现代化的过程而造福苍生百姓！基督信仰怎么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不信上帝，所以，只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 　　尽管在情感上我排斥基督教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无法漠视，它在西方历史中所一再造成的划时代变化。尤其是对西方人心灵的影响。几千年来，西方伦理的基础主要是由基督教奠定的。宗教能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训，并造就许多卓绝伟大的心灵，这都不足令我惊奇。令我惊奇的是：在基督教中，我竟发现了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爱！(注2)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万古不易的金科玉律。 　　我知道，这金科玉律基于上帝的神圣之爱和对上帝的爱：真爱就要爱你的仇敌；真爱就要饶恕人对你的过犯；真爱就要承认自己灵性的贫乏；真爱就要背起受苦的十字架；真爱就要服事他人；真爱就要完全信靠上帝，把一切奉献给上帝。 　　对我来说，这一切可谓超凡入圣，进入了人的理想境界。这样，我就陷入了矛盾之中：若这些原则具有普遍性，那它就不会仅仅适用于西方人的心灵。若连仇敌都必须爱，排他性从何谈起？我不愿得出我不喜欢的结论，我的灵魂在沉默中固执己见。 　　固执己见使我置身于众多的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自觉。热爱民主的我，在国内的理论讨论会中多次疾呼：民主没有阶级性，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形式。具体的民主制度虽依时代和民族而各有特色，但它包含的基本原理是共同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多数决定并保护少数、自由选举，这些原则适用于一切民主政体，并为之所必须。来到美国后，通过阅读书籍我才知道，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来自于基督教的根本精神：人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所创造的制度亦如此。因此，对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和制衡。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人应享有同样的权利。 　　基督信仰在西方文化中到底造成了什么？代表了什么？这使我这个渴望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三思。 　　我无法否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于是，就否认产生它的精神基础。 　　我在情感上反感、排斥西方文化，但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时，却觉得它很适合我，对我没有什么排斥。尽管我知道物质文明是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初到美国，使我最震惊的就是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大小汽车、四通八达的通讯网路、那洁净的超级市场、湛蓝色的晴空、满目的绿色，这些使我的心在嫉妒之余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确是伟大的。 　　令我感慨更深的是，我在生活中能轻松地享受到文明的社会生活。不论在商店中买多少东西，都会看到笑脸、听到谢谢。排队时，没见过有人夹心。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竟先说对不起。公共洗手间中洁白的卫生纸，没人偷。住宅区附近漫步的野鹅，居然不怕被人抓回家宰了吃。 　　我无法否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于是，就否认产生它的精神基础。因它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我可以强辩。我辩解说：不错，西方文化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这个层面、在民主制度的普遍原理、在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是不具有排他性，属于全人类；但在精神文化上、在信仰上，它有排他性。我无视这精神文化、这信仰和西方社会生活之间多方面的复杂联系。我只想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 　　于是，我看到的尽是黑暗！种族冲突、家庭解体、毒品泛乱、枪枝失控。随时随处可见的广告，极尽勾引消费者欲望之能事。充满传播媒介的色情、暴力，不断挑逗人的情欲之火。个人心灵如此之空虚，竟无一物可以填补。彼此见面时，问候的话热得发烫，道一声再见后，留下的是淡淡的冷漠，深深的孤独…… 　　看到了这些黑暗现象后，该怎样解释呢？我知道西方社会道德的衰落，是由于众多的西方人失去了信仰，他们用享乐、金钱和性爱代替了上帝。我这么想，不自觉中陷进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既然我那么讨厌基督教，那么，人们拒绝它岂不正合我意？既然我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么，不信上帝，岂不是十分正常？我怎么可以指望用我认为虚无飘渺的上帝来束缚人类呢？ 　　造成西方文化中的黑暗现象的根源在哪里？难道它真是由于西方人背离了耶稣所产生不可避免的恶果吗？ 　　基督徒啊，你们在西方文化中为基督作了什么见证？ 　　为了帮助我摆脱疑问，有的基督徒朋友对我解释说：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是由基督教带来的，而坏东西都是背离基督教的恶果。在许多基督教读物中，作者们也常常回避基督教与西方社会黑暗面的复杂关系。 　　黑白如此分明，我很难相信。说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是由基督教带来的，我承认。但若说西方文化中「一切」好东西，都是基督教带来的，那就有背于历史事实了。从荷马史诗，到苏格拉底哲学，到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诗学，到古希腊的雕刻、古罗马的法律等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并非来自基督教。 　　把西方文化分为好坏两个部分，这太简单化了。虽然，福音的真理简单明了，但却不能把它简单化。简单化只能使人头脑简单，远离真理。 　　我认为，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黑暗现象，不能说与基督教毫无牵连。不然，无法解释中世纪的黑暗，也无法解释马丁路德开创的宗教革命，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人目睹了某些基督徒的生活后，坚决不作基督徒。所以，我渴望基督徒能诚实地告诉我：基督徒中和教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是与基督有关，还是仅仅与基督徒有关？是与圣经有关，还是与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有关？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打上了西方文化的什么印记，基督徒的生命在西方文化中，又打上了什么样的印记？ 　　我要问：基督徒啊，你们在西方文化中为基督作了什么见证？你们是把基督带进了西方现代文化中，使文化基督化；还是把现代西方文化带进了基督教中，使信仰世俗化？人们看见了由你们的日常生活所作的见证后，竟怀疑基督信仰的生命力，这原因何在？ 　　是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进而使基督教中排他性盛行？还是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从而蕴育了西方文化？ 　　世人经常指责西方的基督教有排他性，确实值得基督徒深思。我在基督徒生活中观察到的某些现象，使我相信那些指责不全是人们凭空杜撰出来的。例如，有些基督徒慷慨激昂地批评一切其他的宗教，但他们竟没读过一卷佛经，也不知《可兰经》为何物。经常看到这些后，我能作什么感想呢？ 　　基督徒常常对我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真实的。基督徒当然有权利这么说。但我最希望基督徒敢于对我说：看看我的生命，若不是基督在其中作主，它不会变得这么美好、圣洁。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唯有那真信仰所造就的圣洁生命，才能使我相信，基督信仰能造就出排斥这世界的、邪恶的新生命。 　　看到历史的这一幕幕，我无法不叹息，基督教啊，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 　　历史上和现实中基督宗教内部的争斗和排斥，更使我确信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东正教，天主教东西对峙，犹如水火。新教与天主教势不两立，情同仇敌。在新教内部，不仅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和浸礼会这四大宗派彼此排斥，相互责难，不仅自由派、基要派和福音派吵个不停，就连一个小宗派内部也分为许多小小的派别，各自抓住自己的一得之见，就宣称普天之下，唯我独真，并迫不急待地把基督教再进一步分裂。整个基督教，成了一个不断地制造分裂、乱哄哄的机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是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从而使基督教中排他性盛行？还是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从而蕴育了西方文化？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相信不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明确答案。有些关系我一时也想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清楚，若上帝存在，他与人之间必有无限的差别。除了耶稣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言行，能完全体现上帝的旨意。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有权宣称它代表了上帝的全部真理，没有一个基督徒完美无缺。基督徒和基督教会在基督　的合一，以承认彼此的差别和不同为前提，以承认自己和自己的教派在灵性上的贫乏为条件。 　　基督徒啊，不要再把「基督教国家」这个虚假的观念挂在嘴上了，这是帮耶稣基督的倒忙。 　　有的基督徒和基督教读物，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伟大，常常爱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当我听到和看到这些话时，我心中激起的直接感情，除了厌恶就是愤怒！因为在这话中，我嗅出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它排斥非西方的国家，把他们置于道德上和灵性上低下的地位。 　　若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那么，它的性质必然体现了基督的精神。我的分析是，国家是合法的强制性力量，而基督教，则是以爱上帝为核心的精神力量、灵性力量。这两种性质力量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我的最好论据是，即使在基督教与国家权力合一的时代，西方国家也没有体现基督精神：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崇拜殉道者、圣徒和他们的遗物、朝拜圣地、特别是迫害异端和非基督徒，这些都远远背离了基督信仰。(注4) 　　并且，政教合一既伤害了国家权力，也玷污了基督信仰。国家权力把它的一切活动都标上神圣的标签，这就加剧了世俗权力的腐败；而世俗权力则堂而皇之地干涉基督信仰，并让信仰承担它所犯的罪恶。 　　基督徒随口就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大概没想到，这对那些饱受西方国家之苦的人们，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但受害最大的则是基督信仰本身，因它使人们自然地把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同基督信仰拴在一起。当那个自命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以其帝国炮舰的霸道，迫使中国人民接受鸦片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时，众多的中国人正是把传播天国的福音，同扩张殖民帝国的霸权联在一起。 　　纵览历史，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它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注5)至多，它在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心中存在，以显示白人的种族、文化的优越性。因此，我想大声疾呼：基督徒啊，不要再把「基督教国家」这个虚假的观念挂在嘴上了，这是帮耶稣基督的倒忙。时至二十一世纪前夜，不该再把基督与国家权力拴在一起了，耶稣的英名，不应继续再被一国、一族、一集团之私所侮辱。让天国和帝国各归其位吧！ 　　在某些基督徒中，还有一个流行的论调：即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似乎在建国初期，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这个论点，我也不敢苟同。 　　美利坚和众国成立于一七八九年。在此之前，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是印地安人。难道就因为他们没建立自己的政府，就得任由白人在他们的故土上建立国家吗？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也得先问一问埋在地下的印地安人那累累的白骨，看看被赶进了保留地中的印地安人那绝望杲滞的目光！ 　　〈独立宣言〉宣称「人人被造平等，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这话说得不错。但当美国的先父们通过这些原则时，他们中有几个人把黑人当做人？他们中有几个人相信印地安人、白人、黑人都来自同一个创造者？为什么当他们为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自由而战时，自由仅仅是白人的自由。而白人自由的存在，恰恰以黑人被剥夺自由的权利为条件。还有，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杀死，被赶走的印地安人，他们能相信写在〈独立宣言〉上的那些黑字是真的吗？ 　　也有的基督徒乐意炫耀一些统计数字，以此表明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是基督徒，或基督教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信仰。每听到或看到这些统计数字，我总觉得有点可笑。怎么，西方竟有如此之多的基督徒！ 　　在这些号称基督徒的人们当中，有多少人实际上相信的是耶稣？看看他们的生命，谁敢相信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当个人主义成为人们道德选择的最后依据，当消费主义主宰著人们的日常生活，信仰不过是这些人生活中的一个小点缀，或是一个从小就形成的令自我感觉良好、并且失去了还有点不舒服的习惯而已！不止如此，信仰本是起于人内心而现之于人的生命，怎能用统计数字来计数它呢？ 　　我之所以不相信世上有基督教国家，是基于这样的推理：既然基督教认为人皆有罪，那么，由人所创立的一切事物，就总会在某些方面打上罪的烙印。即便庞大如国家，也无法摆脱罪的羁绊。但是，耶稣来到人世，乃是召罪人悔改，而不是召有罪的国家悔改。人若承认自己是罪人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上帝，上帝之灵就可使人重生，变为属于基督的人。但是，国家既不能悔改又无法重生，它怎么能成为属于基督的国家呢？基督的国是天国，天国是由上帝亲自掌权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由上帝亲自执掌权力的呢？人世间有无数悲剧，一幕幕都是由国家权力一手导演的。历史上有无数罪恶，一件件都与国家的活动不可分割！ 　　我在福音书中还发现，耶稣是把救恩赐给了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个人。但是，他从来没说他要把救恩赐给国家或某些特殊的国家。因此，任何国家都没有特权垄断对耶稣的信仰，也没有资格标榜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国家。 　　如此这番阅读和思考，使我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了满足。什么东方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可是细一思量，又觉得不对头，我不相信世上有基督教国家，却认为基督信仰应限于西方国家的民众；我明知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它从起源上完全属于东方，但却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 　　我问自己，我宁愿陷入矛盾而不愿面对的是什么？我是在逃避耶稣！我为逃避耶稣寻找藉口。基督教属于西方，而我是东方人，所以，我不需要耶稣作我的救主，这就是我的藉口。以种族为藉口来回避信仰上的是与否，连我也觉得自己太可悲了。 　　西方文化包括了极其丰富、错综复杂的内容，把它们归为基督教文化，这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像夸耀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一样，有些基督徒还夸耀「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我认为，这就像古代的中国人夸耀华夏文化天下无双一样，非常荒唐。 　　什么是文化？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纷纭的问题。我比较倾向于泰勒(Tylor)的定义：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注6) 　　那么，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人们，他们想表明基督教属于文化的哪些内容呢？ 　　科学知识本身没有信仰的属性，也不表达任何特定的信仰，既没有基督教物理学，也没有基督教生物学。不错，确实有一部分最伟大的西方艺术同基督信仰直接相关，但基督信仰的光辉并没直接照耀在西方的一切艺术中。论及西方的法律，既不能说它们是完全依据基督信仰制定的、并准确地体现了基督精神，也不能说法律的实施程序，合于基督精神。至于信仰和道德，基督信仰何时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和共同道德呢？西方文化包括了极其丰富、错综复杂的内容，把它们归为基督教文化，这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基督徒宣称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无形中为我接受基督信仰又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因为它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接受基督信仰，同接受西方文化连在一起了。因为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就不能不在许多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们中，造成极大的心理反感。因为它把叛逆的个人与宇宙及人类的创造者之间对立的问题；变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对立的问题；变成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唯有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变成了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所有非西方文化都是非基督教的文化！)这对于我这个挚爱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让我在遭受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后，还要颂赞这耻辱是我的光荣。(注7) 　　若西方文化真的是基督教文化，那么，人们批评传福音是西方文化侵略就言之有理，而拒绝信仰基督也可以理直气壮了。因为西方文化中包含了那么多腐败没落的垃圾，为什么非接受它不可呢？ 　　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排斥基督信仰的文化因素，它与基督信仰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的对峙关系。 　　就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论，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不完全是基督教文化。它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希伯来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多条源头。希伯来和基督教文化以崇拜独一真神为核心，希腊文化推崇理智和科学，而罗马文化则重视法治和组织，这都是文化史常识。所以，只能说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基督教文化，而不能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我承认，基督教确实给西方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但西方文化中的非基督教成分也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只是这互动影响产生的结果，虽有些是有益于补充和丰富基督教的，但并非一切都有益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排斥基督信仰的文化因素，它与基督信仰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的对峙关系。基督徒怎能面对这现象而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呢？ 　　基督徒应正视那些敌基督的精神力量在西方文化中的恶性膨胀。它们在历史变迁中大大地畸形化了，片面化了，绝对化了。个人，而不是神成了衡量万物善恶的尺度。理性，是判断真伪的根据。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出发点。科学万能，幸福至上，我是我命运的主人等等。于是，没有绝对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进而，相对真理也没有，本来就没有真理；真理、道德和价值不过是美丽的词藻。天堂是梦幻，他人是地狱，人生是绝望。若你非得有个希望，那希望的尽头，还是虚无的深渊。 　　西方文化啊，你是从哪步开始走向堕落的？ 　　以往我听到「西方的没落」这类议论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歹毒的惬意。但多次阅读圣经后我看到，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灵性上堕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正是其中包含的基督信仰不断遭到排斥的恶果。这不能不促使我反覆思考：耶稣是谁？为什么排斥对耶稣的信仰，竟使强大的西方在精神上破产了。 　　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本身这二者之间，也存在著重要的区别。 　　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基督教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堕落与其背离基督信仰不可分割，这对我的认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解放。由此出发，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本身这二者之间，也存在著重要的区别。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它的某些部分是由西方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它是作为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的文化部分；而对耶稣的信仰则是由上帝启示给人的，它是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信仰部分而存在的，并且，构成了它的核心，它不受西方文化的限制。 　　基督信仰源于上帝的启示；而环绕这灵性之光五颜六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出自于人的创造。基督信仰的根据是圣经，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圣经的不同解释，则带来了有差别的信仰生活，它构成了同一信仰的丰富、多彩的个体表现。在圣经中所宣示、神的话语，具有永恒的真理性；而西方的神学家、宗教家所创造的神学体系，则必有其偏颇、不当、谬误之处。源于上帝的基督信仰，它具有普遍性、绝对性，不为西方独有，而为东方西方一切信耶稣的人所共有；出自于西方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它可能是西方独有的，也可能是东方西方共享的。 　　在美国，男人进教堂作礼拜时系系领带，新娘在教堂结婚时披白纱，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是否这样作，不涉及信仰，无关宏旨。但是，走遍天下，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同属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父神。(以弗所书第四章) 　　正像人接受耶稣不需要全盘西化一样，我即使不相信上帝，也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华文化。 　　把基督信仰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舞台中，该怎样看待它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呢？ 　　我认为在文化这个层次上，排他性是荒唐的。基督信仰是由耶路撒冷传到中东，再传到西方的。但它并没有要求西方人都成为以色列人。即使在使徒彼得、保罗的时代，他们也没有要求外邦人全部接受犹太文化。中国人若相信耶稣，他们完全不必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基督信仰的前提条件是接受耶稣，而不是接受西方文化。 　　即使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这个层次上，排他性也是狭隘的。虽然西方的基督徒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出了绚丽多彩、适合西方人心灵和民族特性、敬拜耶稣的各种文化。但这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们来说，只能是一个借监。中国的基督徒不应是他的西方弟兄姐妹的复印品，他们应发挥独创性，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心灵和民族特性的崇拜形式，写出有独创性的神学著作。 　　我更看到，不能笼统地谈论排他性。基督信仰传到西方，它并没有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而只是排斥一部分反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成分。而那些伟大的西方神学家、宗教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等，他们正是从西方非基督教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才创造出其伟大的神学体系。由此我理解到，中国人接受耶稣，并不需要排斥一切中华文化，而只是排斥一部分反基督信仰的中华文化成分。 　　正像人接受耶稣不需要全盘西化一样，我即使不相信上帝，也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华文化，而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了某些中华文化。因中华文化自身就包含了许多彼此互相排斥的因素。所以，信耶稣必然导致排斥中华文化的某些成分，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难道中华文化的某些因素不该排除吗？如尊古保守、轻视事物、菲薄知识、不重变革。如汉儒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其在当代的变种等等，它们毒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生命。这些毒瘤，早该彻底割掉了。 　　但这种排斥，并非意味排斥整个中华文化，如仁义礼智、忠孝廉耻、仁者安仁、舍生取义、天人和谐、和而不同、刚健有为、身体力行等等。中华民族的这许多宝贵的精神宝藏，在许多方面与耶稣的话语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它不是信仰基督的障碍，而是成为一个好基督徒的助力。 　　这样，我看到了人们所不满的基督教排他性的核心：即是否真有一个如圣经中所说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并且，唯有通过信靠耶稣，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注8) 　　人们既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也不能把一个真神不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当我指责基督教唯我独真时，我从没认真反思，我这话在宗教真理上有什么意义。更没有想一想，就不同的宗教形态而论，排他性是否是它们的共同特徵。 　　世界上存在著几大不同的宗教形态，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不同的宗教形态都把自己的道视为最高真理，排他性是它们的共同特性。即使自认为最没有排他性的佛教徒，亦引证佛陀的话说：「任何宗教的形式，假使包括了四圣道和八正道，就是真正的宗教。」(注9)如果不包含这些呢？佛教徒显然认为它不是真宗教。 　　若一个宗教在义理上不包含任何排他性，对任何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义理都相容并收，并视之为同一最高真理，那倒是不可思议了。若佛教徒把默罕默德的话视为最高真理，一日五次朝著麦加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回教徒相信耶稣是上帝的最后使者，真主即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基督徒以佛经和〈可兰经〉为上帝的话语，那么，宗教信仰岂不是世上最滑稽的东西吗？ 　　我问自己：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排斥与我何干？我纠缠于基督教是否排他于我何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不同宗教在最高真理这一问题上的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在于有没有最高真理。换言之，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若不存在，一切的争论我都可以不在乎；若真的存在的话，我必须明白，不同宗教所宣称的那些上帝中，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很明显，不同宗教所宣称的上帝，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既然它们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因此，有多个上帝一定是假的，不真的。但这不排除在这些宗教所说的上帝中，可能有一个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人只应相信这独一的真神。总之，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即人们既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也不能把一个真神不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但是，在彼此排斥的不同信仰都在谈论上帝时，我怎能知道他们哪一个说得对呢？若从我本人出发，我永远不可能明白。如果我能判断谁是上帝，那我就必有超出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我能找到上帝，那么任何其他人也都能。而我们就会找到无数不同的上帝，并为此而永远争论不休。因此，从人出发，找不到上帝。上帝若真的存在，那他一定会首先寻找人。 　　反覆思考，我终于明白了：人们关于上帝，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上帝向人们谈了些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不同宗教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述，我可以置之不理；但上帝在历史中向人类显现其存在，我却不可不理。别人对上帝是如何反应的，我可付之一笑，但若上帝呼召我，我岂可无动于衷！ 　　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我看清了我的问题之所在：表面上，我是拒绝所谓的具有排他性的基督信仰；实质上，我是拒绝耶稣。我明知信仰在人心中有极其深厚的根源，它是心灵对存在的终极问题的寻索。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盘桓在人心中的永恒问题。宗教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单单否认基督信仰的普遍性，而把它归结为代表了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呢！ 　　难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吗？明明它已经超越了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超越了欧洲文化、美洲文化、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明明它不是一个限于特定时代的阶段性信仰，而是遍及全球的跨时代的信仰，我为什么还否认它的普世性呢？ 　　难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包含了超越性、绝对性的宗教信仰吗？它回答的正是存在的终极问题：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吗？明明耶稣不排斥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人向他敞开自己的心灵，他就进入你的心。那么，怎么能说耶稣排他呢？像自己这样不信耶稣的人，不是一直在排斥耶稣吗？从自己的本性上，我不是一直在排斥上帝，以作叛逆之子为荣吗？ 　　在信仰问题上，我斤斤计较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有什么意义？斤斤计较于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说到底，上帝就是上帝。我就是我。我和上帝隔绝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也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能够长久地排斥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上帝是无限的，文化是有限的；人有限的文化和上帝之间永远存在著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则始终如一。 　　我终于在读圣经中体验到了：耶稣的话是对我讲的，但却是我不愿意接受的。耶稣不仅不排斥，反而接受在他面前忏悔的罪人，但我却自以为自己是义人而不需要耶稣。耶稣为了世人得救而死在十字架，但我却根本没把十字架的真理放在眼　。 　　是啊，我可以否认耶稣的话语的真理性，但否认不了它的普遍性。因为那是耶稣和人对话，是耶稣的言语，耶稣就是那圣言。 　　主啊，要求我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生活；我必须过的生活，是彰显十字架光辉的生活。 　　有一天，我终于情不自禁地向耶稣祈祷说：耶稣啊，我的主！你说你和上帝原为一体，只有通过你，人才能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之中。我愿意通过你来到天父面前，告诉天父，我就是那个愿意回头的浪子。 　　主啊，请进入我的生命，允许我进入的生命。主啊！ 是那圣洁的生命，我是那需要被你拯救的有罪的生命，那需要在你的爱中获得新生、有盼望的生命。 　　主啊，告诫跟随你的门徒说，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命令他们要圣洁、彼此相爱。 要求他们背著十字架跟随。这一切，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这排他性，排斥的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因这世界一直弃绝你，你不属于这世界。你命令基督徒把爱带入人间，在爱神爱人中使生命圣洁，让这圣洁的生命排斥生命的一切邪恶。 　　主啊！背上我的十字架，我才能认识你，因为在十字架上展示了生命的最高真理；我仰望十字架上的　，你才能接受我，因你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我。主啊，你要求我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生活，我必须过的生活，是彰显十字架光辉的生活。 　　至高无上的上帝啊！我算什么！我信不信你又算什么！但你竟怜悯我，让我看到那最光辉的真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二十2～3)是的，是我的上帝。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的神，因它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基督啊，你是我的主！ 　　附注：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中译本，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 　　2·尼布尔认为，爱包容了所有的道德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高准则。参见《尼布尔的政治思想》黄德昭著，第138页，使者出版社，1988年。 　　3·参见《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第240页，祁伯尔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3年。 　　4·同上引，「第六章，教会渐趋腐化」。 　　5·「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国家，除了那圣洁的国度，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国民』。」摩根著，《活著就是基督》，第7页，美国活泉出版社，1993年。 　　6·转引自《中国文化的展望》，第34页，殷海光著，文星书店，1966年。 　　7·「特尔慈认为，基督教与西洋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而基督徒几乎不能将其本身信仰，传给西洋文化以外的其他圈内的人，而其他文化内的人，也除非成为西洋文化圈内的一员，就无法与基督接触。」转引自《基督与文化》，尼布尔·利查著，第27～28页，东南亚神学院协会，1986年。 　　8·孔汉思说：「虽然文化和伦理完全可以融合，但是每一宗教的真理都触及人的深层，乃至最终要人做出取舍抉择。」《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249页，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9·K· Srl· Dhammananda著，《佛教徒相信的是什么》，第142页，慧炬出版社，1987年。

溪水旁

第三章　情系中华文化

我虽然批评中华文化中的丑陋，但还是深深地爱著她，因我是喝著她的奶汁长大的。 　　我时常感叹，生而为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和无奈！即便在选择信仰这个最具个人性的问题上，也要背起数千年文明的重轭，在信仰和文化的冲突之间不断地徘徊。 　　自从认真地接触福音以来，在我脑海中就画了个大问号：基督教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吗？福音若在中华大地生根，就必须摧毁中华文化吗？我若相信耶稣，就必须无情地斩断我那割不断的中华文化之根，并视那千千万万死去的亡灵为魔鬼的儿女吗？ 　　这些问题把我折磨得好苦。有时我狠狠地说，若真的如此，就让我作一个异教徒吧。我情愿带著永恒的诅咒，与那消逝了的过去一起消逝，也不愿意一个人独自在中华文化的废墟上欢庆永生。 　　也许是出于儿不嫌母丑的原因，我虽然也批评中华文化中的丑陋，但还是深深地爱著她，因我是喝著她的奶汁长大的。我乃一介书生，不敢忘本。我承认，这里面包含了文化视野的狭隘对我的限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那广大深奥的魅力，使我无法抗拒。长江黄河、孔孟老庄、唐诗宋词中是一个「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天地。在其中看到的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对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衰落，孔孟之道影响的江河日下，我感到悲哀困惑，但更为那些连中国人都不愿作的中国人而困惑悲哀。虽如此，面对长江时，我没有悲叹「无边落木萧萧下」，更不信这一江春水，会向西流！在迷茫的时刻，我没有诅咒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却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苍天哪，若你不灭中国，中华文化怎能死！大地啊，若你容炎黄子孙有繁衍滋生之地，华夏文明必新生。 　　不可否认，在我的困惑和悲哀中，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它用利齿不时地把我的心咬伤。但这似乎不是主要原因。生而为炎黄子孙，我属于这个受尽列强凌辱迫害的被压迫民族，属于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对于中华的兴亡盛衰，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由于这个原因，我与一些华人基督徒交流信仰时，感到话不投机。在中华文化存亡续绝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感情上难以产生共鸣。我不明白，既然上帝使他们生而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怎能不关心他们的亿万骨肉同胞的命运，那正是最需要得到他们帮助的邻居啊！ 　　普通基督徒对中华兴衰的冷漠，我还能忍受，但对某些华人牧师及神学生肆意贬低中华文化，则感到难以容忍。他们对中华文化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认知，这种无知不是不可原谅。但当他们无视自己的无知而夸夸其谈时，除了悲哀和厌恶之外，我还能感到什么！他们怎能变成这样呢？我想，也许因为他们接受西方神学的教育，接受得太彻底了，使他们的学问，及其思考神学问题的思维模式，都彻底地西化了。 　　最令我失望和愤慨的是：某些华人神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完全抛开时间与历史的因素，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老庄，与近几百年来传入中华的福音比来比去，把孔孟老庄批得一文不值。好像若不拆毁中华文化之殿宇，中国人就不能登入基督教之堂室。这些发现不只使我与基督教的心理距离加长加宽了，更加深了我对基督教的敌意和仇恨。我愈发相信，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势不两立。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只能导致此消彼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为了认识真理，我必须重新认识福音与中华文化。 　　粗略地阅读了一些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书籍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基本神学观念与中华文化的某些观念之间，确实存在著明显的对立和冲突。 　　最尖锐的冲突是人性的善恶，以及「神救」还是「自救」(注1)。我欣赏儒家的观念：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但基督教的教义是：人之初，性本恶。人有原罪，人性全然败坏。 　　我相信人能自己拯救自己，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只要人自觉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由仁义之正道而行，求仁知义于日常生命活动之中，那么，即使他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依靠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仁人志士，正人君子。但基督教宣扬人无法自我救赎，所以，人必须无条件地信靠耶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由他来作生命的主。不通过耶稣，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也不可能得到永生。 　　我同意许多基督徒的看法：在道德上人往往知道应如何行，但行不出来。但我认为对此要加以补充，即人有时知道应当如何行，并且，也如此行了。人真的能救自己吗？人真的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吗？ 　　我很难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当代西方基督教中，信仰与道德分裂得愈来愈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不得不怀疑：我看到的是基督徒吗？他的信仰和道德生命有联系吗？他们怎能生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却自信自己已因信而称义了。我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只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的结果，并认为中国贤哲所信守的「知行合一」观念，反而能更好地表达：信仰道德与生命活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孟子云：「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周子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通书)这些慧语都表明：在中国哲人看来，生命之大道，应得之于心、验之以情、见之于行、成之以事业、现之于生命。至情至性之人，必将真理与生命打成一片，以一己之生命，证生命大道之为真、之为实。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受到儒家「中和」观念的影响。我接受孔子所提出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标准，以为君子理应「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我认为这是对「中和」观念所作的最好界说，人应当不陷于偏执，有节有度。正是在「中和」、「和谐」观念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尚和谐、宽容，不走极端、对抗的民族特性。 　　基于这样的精神背景，我认为，基督教这个历史上最强大、最持久的分裂性宗教，过于尚分别、执对抗、走极端、攻异己。看看某些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绝对排斥，看看基督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攻击，这种非此即彼，有我没你的思维方式，令中国人讨厌。因此，当我读到诚静怡在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上(1910年)说：「中国人对宗派主义没有兴趣」时(注2)，我感到我与这位中国基督徒的感受是相通的。 　　有的中国神学家把「天人合一」这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贬得一文不值，这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一直非常欣赏孟子的名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尽心)也为〈中庸〉的「合外内之道」而激动不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易传〉中，大人者的赤子之心，令我肃然起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闻张载的凌云壮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顿生「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的感觉。 　　我真想当面问问那些神学家，在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华的漫漫岁月中，我们的往圣先贤执著地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渴望通过仰望太空和反省自己的天良，来体认上帝那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吗？在福音没有临到中华的情况下，如果中华儿女连上天和天良也不敬畏，那么，他们岂不是可以任意妄为了吗？ 　　反覆思量后我得出结论：不能抹杀福音与中华文化的不同，但也不能夸大它们。为了认识真理，我必须重新认识福音与中华文化。 　　回首历史的辉煌，我高扬人为万物之灵；面对现实的悲哀，则把罪过都推到上帝的头上！ 　　渐渐地我自省到，我之所以对于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分别过于敏感，除了理论上的原因外，我内心深处那种受到了伤害的民族感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回首灿烂迷人的中华文化，我不得不惊叹；壮哉！伟哉！但面对中华民族近几百年来，横遭列强欺压的辛酸史，我对上帝则愤愤不平。我认为，即使上帝存在，他也太不公道了。他帮助西方国家繁荣、进步、富强，却任由中国贫穷、落后、挨打。 　　但我的理性却反驳我，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若上帝存在，他一定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偏心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与扩张殖民的列强站在一起。列强的强盛，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它侵略中国，也不会是为了传播基督信仰。而中国的贫弱，也非一日而成，一因所至。但中华民族优良精神的衰落，必是一个重要原因。林肯在美国内战时所说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不是上帝站在哪一边，而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一边。(注3)我想，若是按照这个原则推论，那么，不是上帝对西方世界偏心，而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轨道偏离了以上帝为中心。 　　上帝到底公道不公道呢？为了回答这问题，我让自己的眼界扩展到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不是仅仅盯著这两三百年来的伤心史。我反覆思量，当我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而自豪时，为什么我看到了文武周公、孔孟老庄；看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也看到了大汉的烽火、大清的版图，为什么我竟丝毫看不见上帝对中华民族的恩典呢？回首历史的辉煌，我高扬人为万物之灵；面对现实的悲哀，则把罪过都推到上帝的头上！这哪里是健全的心态！ 　　我既想把上帝挤出中华历史，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又要把耶稣拉来，要他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受压迫的历史负责。人怎可如此忘恩负义，却又强词夺理！ 　　但我为自己辩护说，并不只是我想否定上帝在中华历史中的作为啊，许多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和神学家，也完全不承认中华那灿烂而悲凉的过去，一直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呀。他们步某些西方人的后尘，把华夏文明归结为异教的文明，把中华文化贬为异教文化，他们甚至把偌大个中国比拟为魔鬼撒但的势力！这种观点，不仅使他们自绝于祖宗，也使有良知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看到他们的言论，我的困惑更加深了。我疑问：若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完全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那么，上帝怎么会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若那金碧辉煌的华夏文明，不是源自上帝之光的折射，它的光源在哪里？圣经又怎能称上帝是光，是带来一切光明的光？若中华文明中那无比瑰丽的仙葩异草，不承受上帝的雨露的滋润也依旧能争芳斗艳、含英吐翠，那么，上帝怎么可能是美好的本身？ 　　上帝若爱我们中国人，他岂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就对我们置之不理？ 　　有一天，我突然认识到了我的荒唐：我怎么竟能赞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智慧勤劳，但却又怨恨上帝对中华薄情寡义，置之不理呢？不对！上帝对中华并没有置之不理！他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关心中华，眷顾中华，保守中华，导引中华。是上帝保守古老的中华文化，像长江流水，奔流至今；是上帝眷顾古老的中华民族，使之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积聚，如长城巍峨屹立。 　　诉说上帝一直眷顾中华，这岂非疑人呓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人才有了第一部汉译圣经，如此这般，怎能说上帝也爱中华儿女？ 　　但是，我又想，上帝若爱我们中国人，他岂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就对我们置之不理？岂会因我们不回应他的爱，就对我们寡情少爱？断不会如此！上帝就是爱，他的爱是圣洁的，无私的。他为了拯救世人而让自己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他对世人的爱在此就显明了。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仅是为西方人死的，也是为东方人，为中国人而死的。他是为爱天下人而死的。只是耶稣的死，曾经并继续震撼了千千万万西方人的心灵，而愚顽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却至今仍然拒绝耶稣的爱，反而诬蔑说神不爱我们。 　　孔子吸引我的最大魅力在于：他虽五十而知天命，但始终敬畏上天。 　　那么，我是怎样看到了上帝对中国人的爱呢？我认为，上帝把孔子赐给中华，又赐光给孔子，使他能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上帝爱中华的明证了。 　　我这是不是在歪曲历史，使之为基督教服务呢？我问自己。我认为不是。不是我歪曲了孔子的思想，而是今人还在践踏孔子那颗敬畏上天的灵魂。 　　孔子「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虽然他很少谈论到天，但在他的思想中，天却是最高范畴。据有的学者统计，「天」在〈论语〉中出现虽然仅十八次，但这十八次却异常重要。因它每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有联系。(注4) 　　孔子认为，天有智慧，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在他看来，天能知道人、了解人。人的最高学问，就在于知天、顺天。 　　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孔子自信「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孔子心目中，人的生死存亡，是由天决定的！ 　　孔子还认为，天能够赋予人以德性，「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述而)我若漠视孔子所敬畏的上天，怎可能体会到他阐发的圣人之道呢！ 　　面对那高高在上的天，孔子为什么不得不畏？为什么他谆谆地告诫人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那是什么样的畏呢？朱子描述说，那是「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四书集注)我体会到，这种性质的畏，不只是一种情感，更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意志上的降服。 　　孔子所畏的上天是什么？我试图理解这个关键的问题。那个风雷云电的青天，何需畏之。即使它置孔子于死地，也不过是毁灭他的肉体罢了。大勇大慧的孔子，怎可能让此苍天夺去他的独立意志？怎会向这自然之天，向空气祈祷？ 　　我真想知道，当孔子仰望太空时，他感觉到了什么？那个有德性、有感情、有智慧的天，是怎样地震撼了他伟大的心灵？他又是怎样敏锐地感受并谦卑地顺从了这无言之天？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千古之后，我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悲苍。他体验到了「三尺之上有神明」，他感受到了上天对他的护佑，但他没有看到那有位格的天，他没有听到那自太初就有的「道」，就是那「圣言」直接向他说话。(注5) 　　但孔子不愧为万世师表，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他罕言天，只是默默地承受上天赋予他的崇高使命。他返归人心，思量它的秘密。他看到了，那人人本当拥有的仁心，是使人不至于坠为禽兽的最后防线。而这仁心哪，正如孟子所论，它联系著天，「尽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 　　但是，实现仁于人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难哪！孔子弟子三千中，最得意的门生是颜回，但以颜回之贤，也不过「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罢了。因此，孔子也罕言仁，不是仁不好，不是不当行仁，也不是没有人力行仁，只是仁的境界太难达到了。 　　读过《圣经》后再读〈论语〉，我发现，孔子吸引我的最大魅力在于：他虽五十而知天命，但始终敬畏上天。(注5)上天要他作什么，他一旦感受到了，就谦卑地服从了。 　　我认为，宏大中华文化，这就是孔子感受到的上天降于他的大任。他一生将此大任担在肩上，不畏任重道远。他体认到，虽然文王死了，但上天并不愿中华沦丧，天将承继并光大仁道的重任托付于他，即使在他遭受迫害时也不抛弃他，反而始终护佑著他。所以，孔子不怨、不悔、不倦、不屈、不挠、乐天而安命。尽管我在此世永远也无法知道，孔子是怎样感受到「知我者其天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天生德于予」，但是，我并不由此而怀疑孔子的诚实。我了解，人生有许多秘密，历史亦如此。 　　孔子完成了他的天命。中华文化的历史证明，他对天的信任，是完全正确的。这「天」，也值得我们中华儿女信赖、赞美、感恩！ 　　上帝的话并没临到孔子，孔子怎能清楚地认识上帝呢？上帝并没有命令孔子作他的代言人，孔子怎敢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呢？ 　　我知道，也许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某些基督徒常把孔子同以色列的先知，甚至同耶稣相比较，批评孔子不知上帝。注6)对这论调我不敢苟同。因他们的看法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可以认识上帝。 　　这怎么可能呢？即使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依靠自己而认识上帝。若哪一个人能作到这一点，他岂不是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我在圣经中读到，是上帝的话先临到以色列的先知，然后，他们才对上帝有所认识，并接受他的命令，作他的代言人。上帝的话并没临到孔子，孔子怎能清楚地认识上帝呢？上帝并没有命令孔子作他的代言人，孔子怎敢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呢？ 　　上帝的话于何时、何地，临到何人，这出自上帝的计画和主权。上帝让人们认识他多少，人们才有可能认识他多少；上帝让人们何时开始直接认识他，人们才能于此时开始直接认识他。这不是上帝的武断，而是他有他的计画。这计画本不是人能猜透的。 　　为什么直到近几百年，上帝才让中华儿女开始直接听到了福音，这曾令我很是不解。但我是何人，怎能猜透上帝的计画！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再为这苦恼了，因它已得到了满足。它看到了上帝的慈爱，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上帝把众多的圣贤赐给了中华，保守中华民族延续到今天。对此，我感恩不尽。 　　我感谢上帝对中华的恩典，感谢上帝让我在中国历史中，看到了他对中华的看护，看到了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是圣经使我明白了：某些基督徒之所以没有看到，上帝在几千年中华历史中的作为，是因为他们把上帝看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堆抽象的属性的总和，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 　　不错，他们在理论上也承认上帝主宰历史。但是，他们所谓的历史，往往只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扩大一点，也不过是耶稣之后西方民族的历史。如此这般的上帝，不过像中国民间神话中的地方神一样，仅仅管辖某一个区域，一个地段！ 　　不！这不是圣经中所显示给世人，无所不在的三一真神。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他不仅仅主宰著以色列和西方，也主宰著中华，他主宰著天下；他不是主宰著人类历史的某一段时间，而是主宰历史的始终；他不仅仅用我们在圣经中知道的方式主宰著历史，而且还用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奇妙无比并且变化万千的方式主宰著历史。 　　对此，我只能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感恩！ 　　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的恶。 　　通过阅读圣经和一些神学论著，使我开始能以新的视野观察分析中华文化。 　　我敢于正视孟子的性善论了。孟子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人心皆有这「四端」，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对父母也不能尽孝。 　　问题是「不忍人之心」，并不像人有身体一样一目了然。人的身体，到了一定的阶段，自然而然地发育成熟；但「四端」的实现，则有待于人主动地、有意识地扩大它，充实它，使之变为现实。所以，「四端」只是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善的必然性；只是成为仁人的可能性，而不是成为仁人的必然性。「四端」只能说明人性之谓人性，应当而且必然要表现为善性。进一步说，人通过教育，是有可能成长为良善的。但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 　　孟子性善论的这个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为善，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注7)但我不想正视它。我忧虑，若人性本身没有善的基础，那么，人就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孟子·离娄)也谈不上了。 　　在《圣经》中，我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著他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著他的形像造人之后，他才「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还是历史的起点，「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在〈创世记〉第三章，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于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神的形像被人损坏了，人由完美的人，变成了不完美的人；由顺从的人，变成了叛逆的人。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地污染了。(注8) 　　于是，人心就变得极其黑暗。他有耳，听不见上帝的呼声；有心，不明白上帝向他显明的事情。虽如此，但上帝的话毕竟是人可以听到的。对上帝应有的知识，人可以清楚地领悟。我认为，这就是上帝置放在人心中的善端，它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并使人能回心转意，回应上帝的召唤，归向上帝，相信上帝。在全心信靠上帝中，使自己的生命逐渐地恢复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神的形像。 　　由此我明白了，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的恶。这恶不仅是指人作了什么错事，更是指人的存在其本身即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并且，是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中存在。我进而发现，在中华文化中，也有与「人皆有罪」相类似的观念，即人皆有「过」。这不仅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指圣人亦有过。区别只在于：圣人有过，「过则改之」；小人有过，「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 　　何以为「过」？「过」相对于「中」而言，是对中的偏离。「中」是作人行事的标准，达不到中，是「不及」；超过了中，是「过」。二者性质相同，「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都是「不中」，偏离了正道。 　　在这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到处都鼓吹一切皆依不同的民族、文化、时代为转移。中华先贤所高扬的不偏、不倚、不变的中道，还有容身之地吗？ 　　圣经使我相信：有上帝在，才能有绝对的标准，才能有中道。上帝为人立下了万古不变的律法，它就是恒古不移不变的「中」，偏离了这律法，就是「过」，达不到这标准，就是「不及」。没有人能守全律法，所以，人总是在「过」与「不及」之间晃来晃去。 　　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由皈依基督而得的是救赎，成为神的儿女。 　　当我反覆思考基督的福音时，我抛弃了自己以前把神救与自救简单地对立起来的谬误，走出了「为仁由己」的迷宫。我把神救与自救首先放在历史中，而不是抽象地来考查。我问自己，当上帝没有向中国人直接地展现他自己时，当耶稣「跟随我」的呼唤在神洲大地还没有响起时，人当依何而行？他们除了听良心(「仁心」，「良知」)的指导，还能听什么呢？人由仁心而行，岂不是理之所至，势之必然！ 　　我更认识到，是上帝把仁心置入了人心。(注9)上帝既这样作，必有他的美意。我以为，这美意就是：上帝要人们，在没有接触到福音时，生活能有所遵循；听到福音时，心灵能有所回应。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神救与自救谈的完全是不同的问题。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而由皈依基督所得到的是救赎，成为神的儿女。为仁与得救，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境界。(注10)为仁不涵括救赎但仍需救赎，而救赎则包涵为仁于自身并要求生命圣洁。为仁出于人的努力，救赎源自天父的恩典。 　　成仁也不是孔子所求的最高境界。成仁之上，更有「成圣」。成圣的标准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成仁已是难乎其难的了，连颜回也不过是「其心三月不违仁」而已。而成圣简直就好像难于上青天了。孔子终生无法成圣。连孔子最推崇的尧舜，距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亦有相当距离(论语·雍也)。所以，为仁由己可以说是人的美好愿望，但它所悬的目标太高了，人缺乏能力和机会实现它。 　　我更认识到，我放弃自己而让基督在我生命中作主，完全地信任他依靠他，这绝不是要我什么也不作，一切由基督自己亲自来作。而是要我一切依基督的意旨去作，通过我的工作，完成基督要我作的工。 　　既然上帝在天地间创造了独一的我，没有一个人与我相同。那么，在这赐给我的独特生命中，必蕴有上帝的特殊旨意。所以，我唯有依靠耶稣并把他赐给我的一切，发挥到最大限度，才能实现上帝在我这独特的生命中的独特意旨。我想：这，就是上帝要我与他同行的目的所在。 　　信仰和生命是合一的。 　　在深入探索福音的过程中我看到，唯有耶稣的福音才会使尚和谐宽容的中国人，进入新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和谐不止于人与人和谐，天人协调，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人与上帝和好。唯有如此，和谐才有根基。上帝藉著耶稣基督使世人有可能与他和好，因此，唯有与耶稣基督合一，才能与上帝和好。 　　两千年来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以及向世界的传播，使人们常常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耶稣宣示的基督信仰单纯的基本理念，什么是根据这些理念发展出来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和文化。若福音传到神州，就是使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特性发生断裂，变得像西方一样，那圣灵为什么启示保罗，说上帝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一20) 　　审视西方教会分裂的历史，我真诚地希望中华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能认真地汲取西方教会分裂的教训，以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命令：在圣灵中合一，在一主一信一洗的原则下合一，在爱中合一。凡是人，就不可能在认识上帝的一切真理上完全一致。所以，承认自己在灵性上的贫乏，不以自己的一己之见为绝对真理，不自视只有自己走在光明中，并进而分裂基督的教会，这是在圣灵中合一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不断地分裂基督的肢体，这正是敌基督者所盼望的。 　　我还看到了「知行合一」的真正渊源，人的道德践履，始于人心的一思一念。但这一思一念唯有同上帝创造人时，所赋予人的上帝形像联系起来，以敬畏之心面对上帝，以基督之心为心，才会具有超越人自身的终极意义。 　　耶稣告诉基督徒要信靠上帝。人的知只有同对基督的信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知道天理人道。而对基督的信仰只有「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它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信仰。(注11)真信仰必能导致生命的转变，见之于新生命，在爱心和信心中日新日日新。 　　我愿意套用知行合一的模式，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帮助自己理解信仰与生命的内在关系，这就是「信生合一」，即信仰和生命是合一的。在圣经中，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讲，是大有深意的。我以为这深意就在于：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道路是真理之路，生命之路。耶稣所传讲的真理，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真理，而是生命的真理，是生命必须遵守的真理。而耶稣所赐给的生命，则是真理进入其中的生命，是展现真理的光辉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是合一的。 　　所以，我相信，信仰始于人生命的转变，这转变起自思念的更新，去回应耶稣已完成的救恩，引导人从心灵深处发出祈祷。这祈祷使人得到了耶稣所赐给人的新生命，这新生命表现为：在信心和爱心的激励下产生新德行；在服事他人中与他人建立新关系；在敬拜基督，跟随基督中与基督同在。 　　三一真神就是天。 　　圣经给我的最美好的启示，就是让我看到了那位有位格的天，三而一的真神。在这科学昌明的时代，唯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成全中华文化的精华━━天人合一观念的唯一希望。我有时感到很可悲，即使那些真心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也往往和我一样，都已远离了传统的真谛。生活在二十世纪，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论的「天」，是一团用望远镜来观测的浩瀚星云，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圣贤所景仰的那有德、有意、有情的德性之天了。而坚信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正是往圣坚信天人合一的基石。粉碎了这一基石，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虚幻出的理念，狂人的呓语！ 　　但天人合一不是玄妙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是神秘的内心体验，更不是与人的 　　生命活动分离的教条。那是孔孟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历、感受，和体认。 　　我认识到：三一真神就是天。他使天人合一成为实在的可能。(注12)它再也不是圣贤之士苦苦追求而又时而感到虚无飘渺的内心体验。从人出发去追求，其最好的结局也只能如此。而众多的凡夫，则常常连这点感觉也茫然不觉，只好在烧香、拜佛、拜仙、拜鬼神、拜祖宗、拜玉皇大帝、拜观音菩萨、拜土地爷、拜狐狸大仙中，来求得安慰。 　　思想上一旦豁然开朗后，我有说不尽的感慨。多年来，我一直力求承继以孔孟为代表的文化使命。今日方觉，我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内在生命。我只见到风云变幻的自然之天，而把「德性之天」化为哲学的义理。我欣赏天人合一，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美丽的观念来欣赏。这样一个主观的观念当然无法改变我的生命。它变成了我生命的点缀，变成了我显示思想深刻的言辞，变成了我写书教书的谋生手段。 　　我是何等的有福哦！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我来到了信仰自由的国家。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而至终没见到的「德性之天」，他就是上帝之子━━拿撒勒人耶稣。 　　我是何等的有福哦！我的救主拯救了我，使我的心尊我主为大，使我的灵在我主的怀抱中获得安宁，使我的口能说出「赞美主，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中华这古老的民族，这古老的文化存活到如今。 　　主啊！我切切地向你祈祷。求你继续赐福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让你的福音使这伟大的文化新生，在这新生的沃土上，产生出像奥古斯丁、圣托马斯这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思想家，产生出像马丁路德、达尔文这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改革家，产生出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君子」，(注13)带领中华儿女归主。带领中华儿女早日归主。阿们！ 　　附注： 　　1·蔡仁厚，周联华和梁燕城合著的《会通与转化》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1985年，宇宙光出版社。 　　2·转引自魏外扬著，《他们写过历史》，第84页，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 　　3·转引自《探索者的脚　》林冶平编选，第15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 　　4·秦家懿、孔汉思合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95页，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5·孔汉思指出：「孔子的宗教视野是『天』」同上引，第94页。 　　6·参章力生著，《人文主义批判》第二章第一节「儒教的本质」，1968年，宣道书局。 　　7·张岱年著，《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第448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8·周联华在《会通与转化》中亦指出这一点，第80页。 　　9·尼布尔认为：「人性虽包含著理性才能，却也有超理性的才能。」转引自《尼布尔的政治思想》，第42页，黄德昭著，使者出版社，1988年。 　　10·梁燕城在《会通与转化》中提出：境界概念，可以开出中国哲学与神学会通的一些通路，第216～220页。 　　 11·谢扶雅指出：「西方人每欲以『知』明『信』，中国人则愿以『行』体『信』」，《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60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第1990年。 　　12·谢扶雅认为，「基督教的灵交才是深刻的真正天人合一，而非仅仅是中国式相互对待的天人合一」。同上引，第66页。 　　13·谢扶雅提出了「基督徒君子」这一概念。见《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70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年。

溪水旁

第四章　别了，唯物论

我的心灵若不是愚昧的，怎可能那么容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愚弄？ 　　算起来，到信耶稣的时候，我已是有近二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多年来我虔诚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视为最高实在，根本不相信天地万物有创造者。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本能地拒绝神。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理智和心灵中不可能不经历过一番痛苦的转变。 　　以前我总是认为，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是被强迫地洗脑了。现在想起来，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许多时候，我是自愿地去洗脑并帮助别人洗脑。记得刚学写字时，写「毛主席万岁」，我写了，却不明白它的意思。但当我在小学四年级时背诵《毛主席语录》，中学二年级时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时，我是主动地要表现得比其他同学更进步更积极。二十岁时，我已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一至四卷。我不单成了那个庞大洗脑机器的受害者，还卷入那机器中，助纣为虐，去洗一些还不够太驯服的大脑，美其名曰：帮助别人改造世界观。 　　当那一伙人不断地向我们青年人灌输毛的话「句句是真理」时，自己心甘情愿地敞开了心灵，任由他们灌输。我相信：马列毛是真理的化身。我没去想也不敢想，他们的著作中会包含错误。我被告知，我得到的是唯一的真理。我对其他的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但却相信一点：它们都是错误的。 　　我放弃了思索、比较、怀疑和批判的权利，当然找不到真理。我曾愤慨自己被愚弄了，但是，我的心灵若不是愚昧的，怎可能那么容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愚弄？可是，我一直不承认我的愚昧，尤其不承认我在灵性上的愚昧。 　　那套谎言给我箍上了一副假面具，我只能透过这面具看世界，看来看去，虽然看到的是谎言，但却以为那是真理。 　　当然，内心的恐惧感，也是驱使我不敢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的重要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就亲眼看见了对「阶级敌人」是怎样进行「群众专政」的。听那些「敌人」被皮带打得滚在地上惨叫求饶，我吓得浑身战抖。我从小就怕挨打，更不敢想像自己被众人打倒翻滚在地，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 　　长大后，心中增加了另一种更深的恐惧，那是对在充满不确定性中生活的恐惧。若生不知由何而来，死不知向何而去，活著不知为什么活著，那么，生活对自己就是无休止的折磨和威胁。可我盼望知道明天会怎样。教科书，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论，回答了我。它虽简单，但是，明确。而且，还挺美丽。 　　也许，人是不愿面对真实的。所以，美丽的谎言比直率的真理更吸引我。我被骗了，也愿意被骗。自欺，还欺人。在充斥了谎言的生活得太久了，谎言对我竟有了特殊的魅力：它至少使我自我感觉良好，并省去了自己去感觉，去思索，去选择的麻烦。所以，我慢慢地习惯了那些谎言。一个谎言构成的世界，变成了我的真实世界。告诉我那是假的，我不舒服，痛苦。看到了真实，我反而惊讶，怀疑，甚至反感。 　　在那岁月里，有时我也明知某些谎言听起来不大对劲，但我不在乎。我不愿去正视它们，揭露它们。我愿意相信那是特殊情况。我没意识到、也拒绝意识这一点：即我所相信的整个宣传，是以谎言为基础的。要是那样的话，我的精神天地就颠倒了，我得独自面对真实，面对自己。而我，没这个勇气。 　　我不敢面对自己，所以，我藏起来了，藏在谎言中。那套谎言给我箍上了一副假面具，我只能透过这面具看世界，看来看去，虽然看到的是谎言，但却以为那是真理。 　　那套谎言对我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满足了我内心深处那无法言明对上帝的渴望。就像罗素所刻画的那样：红宝书，毛选四卷，马列选集，那是我的圣经；绝对正确的马克思是我的上帝，无比伟大的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掌握著无限权力的政党就像教会，它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还领导我们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共产主义，那就是天堂。(注1) 　　还有什么超越的境界要追求？没有了。有的只是加入那个「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大军。我入党时十九岁，为那虚幻的理想奋斗了近二十年。 　　我内心不再有对造物主的渴望，尽管它从来没有安宁。 　　问耶稣是谁，就是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因为耶稣说，他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他里面。 　　当自己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后，心中伤痕累累。我嘲笑那个假神，结论是没有上帝。怀疑主义使我敢于怀疑一切价值，留下的却是一片虚空；相对主义告诉我一切都是相对的，可我又怕自己在别人的眼中也成了一个相对；我捡起尼采的口号，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但找不到重估价值的尺度；萨特自由选择的观念使我兴奋过一阵儿，过后，更加惶然，人依何选择，为何而选择，选择了又怎样？ 　　就这样，自己从一个幻梦中醒来，又跌入另一个幻梦中。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存在主义成了我的新梦。而辩证唯物论，我竟一直迷恋著它，它还是我梦中的上帝。我对唯物论也反思过，但主要是反思它的理论表达形式，很少反思其理论内容。所以，我虽然十分讨厌官方的哲学教科书，认为它教条武断，霸气十足，但却坚信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什么宇宙万事万物的共同本质是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什么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什么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满足了我那愚昧心灵的需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何物？茫茫宇宙中，精神的奥秘在哪里？当没意识到这些根源性问题时，自己不觉得痛苦。但意识到了它却得不到答案时，心灵就无法安宁了。唯物论的答案，虽然过于武断简单，但它至少能安定或者麻木我的心灵。 　　心灵麻木久了，也就觉不出麻木了，反感到麻木是正常的。所以，当福音打破了我心灵的麻木时，我本能地拒绝基督教。那时我很痛苦，因我既难以不问为什么就平静地接受基督信仰，从根本上改变价值观念；也难以不经深思明辨，就把基督教贬低为胡说迷信，心灵不再有任何追求。好像和自己过不去似的，我怀疑，我犹豫，我心绪不宁，挣扎了三年多，我还无法把耶稣甩掉。 　　耶稣复活后的整个历史，迫使我无法把思考的焦点从耶稣那里移开。我看到，对耶稣的信仰历经近两千年而不衰，如果他那么容易地被批倒，他早就被批倒了，绝不会等我来批。信耶稣的有大字不识的平民，也有才高八斗的大科学家、大学者，这其中必有其合理性所在。这合理性是什么呢？如果它仅仅是心理上的━━受苦人需要心理安慰，或道德上的━━劝人为善，那么，它必不能持久。它能吸引心理脆弱者，但对坚强者却会缺乏魅力；它能劝说意志软弱者，而对刚强者则无计可施。想来想去，我不愿得出但不得不得出结论：对耶稣的信仰若有合理性，它必然是真理上的，生命上的。而这真理和生命又完全集中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反覆读过福音书后，我不得不一再地问：耶稣是谁呢？我明白，问耶稣是谁，就是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因为耶稣说，他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他里面。这是真的吗？耶稣是上帝之子吗？这第一次对我构成了问题，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迫切地感到，即使我以往接受的唯物论都是对的，我也必须重新考察它的根据了。 　　辩证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是造物主的　品。它不是创造者，却创造了一切? 　　只是在问耶稣是谁的过程中，我才第一次认真地思索：我相信唯物论的意义何在？即使唯物论是真的，我不信它，会失去什么吗？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德性和心灵会更新吗？一点也不会。那个无情、无义、无思、无虑的物质概念，与我何干。它与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什么影响。我若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地被抛到了这个偶然的世界，那么，这偶然的世界于我何关？我这偶然的生命与它有何牵挂？ 　　但对于耶稣我却不能不思索，因他与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死后复活，而我却拒绝他，那我就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自己挖好了自己的坟墓后，又跳下去，把自己掐死，从而失去了一切。假若我接受他，那就从根本上扭转了生命的航向，从此后，上帝就是我生命之舟的舵手。越是这样想，就越是感到了说不出的凄凉和恐惧。如果上帝真的是人的创造者━━我生命的根，但我却拒绝认他为我的天父，那我岂不是割断了自己的根，把自己变成了宇宙中的孤儿。当父亲一声声地呼唤：孩子，回家吧！而那孩子却昂著头，走向黑暗，天下事还会有比这更凄惨的吗？我难道是那个孩子吗？我难道不是那个孩子吗？ 　　真想知道，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自己锺情于那个无情无义、无思无虑的物质？为什么自己认为相信上帝是迷信？为什么自己没发现唯物论才是无法证明的独断论？它的基本前提本身就是有待于证明的假设。 　　平生第一次，我开始认真地解析唯物论的理论前提。我惊讶地发现，所谓唯物论的基石不过是一些完全无法证明的理论假设而已！ 　　唯物论假设了物质是自存的，永存的。凡存在都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物质不依赖任何事物而存在。物质是永恒存在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物质何以能自存？按照唯物论，一切存在都依赖著一定的条件而存在。因此，凡具体的存在物都不是自存的。据此，物质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共同本质的概括，其结论只能是：凡存在是有条件的，即凡存在都不是自存的。而物质作为最高存在，它的存在也是有条件的。因此，所谓物质不依任何条件而存在，这只能是在人的观念中存在，而在具体的存在中并不存在。从而，所谓物质是自存的，就是说物质是个观念性的抽象存在，而不是具有现实性的客观实在。 　　物质何以永存？唯物论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从暂时中何以能抽象出永恒？从有始有终中何以能抽象出无始无终？凡物皆有起源。由任何一物上溯，必发现物Ｂ构成了物Ａ的源头，而物Ｃ则构成了物Ｂ的源头。源头之上还有源头，永无止境。从而，或者承认物质不可能是永恒的；或者承认，物质的永恒性表现为具体物的非永恒性，即物质的无始无终性，表现为具体物的有始有终性。 　　唯物论假设了精神是由物质产生的，并且由物质决定的，这在我以往教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困惑。我不明白，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怎么可能互相转化？物质无德、无情、无意，本身不包含任何精神因素，并且，需要人的意识活动来解释物质何以无德无情无意，它怎能从虚无中产生非物质的精神？因此，或者，物质作为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存在，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精神属性，从而它是自主的。或者，精神属性虽与物质属性交互作用，但二者都不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因而，精神与物质相互依赖而又各自独立，谁也不是自主的，皆为一个最高的自主存在所创造。(注2) 　　物质是自动的永动的，这是唯物论的又一个重要假设。物质内在地具有运动变化的能力。物质的一切形态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无物不变，无时不变。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对于这个假设，我也怀疑了。 　　为什么物质自身内在具有的是运动属性，而不是静止属性？依据人类的观察，我们至多能说：就人类的观察而言，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物体都是运动的。但无法断定，人类没有观察到的其他物体也是运动的；也无法断定，今后，所有的物体还会永远运动。从逻辑上同样可以推理说，其一，起初，物质和静止是不可分割的。突然，静止的物质产生了运动的能力，然后就一直运动了。其二，既然物质可以从自身发展出与之相反的精神，那么，物质在其未来的运动中，也可能发展出与之相反的属性━━静止！ 　　越分析越是清楚地看到，唯物论的物质概念，确实如巴克莱所指出的：它是一个笼统的抽象的观念，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注3)我更看到，按照唯物论的原则，不可能形成一个物质概念。人只能知道有限的事物。无限如果是真实的，那人就绝不可能概括它，因为在人所概括的有限事物之外，必有某些事物没被概括进去。不然，无限就不是无限了。唯物论的物质概念，宣称概括了宇宙中全体事物的本质，这显然是荒诞的。或者，它永远达不到这一点，从而，承认宇宙是无限的；或者，它达到了这一点，从而，承认宇宙是有限的。 　　即使它概括了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那又怎么样？它依然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上帝不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物，也不是万物中的某些物。因此，物质概念根本不可能对上帝的存在与否作出概括说明。反而，万物的共同本质，只有与上帝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人才能明了物何以有始终，事何以有本末。 　　辩证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是造物主的　品。它不是创造者，却创造了一切；它不是万有之王，却支配统治万有及其运转？它不生不灭，但生生灭灭皆由它而起；它是万有之因，但其自身不受因果律支配？它偶然无知，却赋予万物以规律；它与精神截然不同，但却能产生精神并决定精? 　　物质真是法力无边哪，它把我们一个个地送入死亡之谷，并提前告诉我们，那是绝对的结束！天哪，我接受了唯物论二十多年，怎么就没明白，它给我的礼物，竟是一份提前分送的死亡通知书。既如此，我何必出生，出生后为什么不早点把自己掐死。 　　把人的某一种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的决定性力量，封之为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不过是新的偶像崇拜━━生产力崇拜而已。 　　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意识形态的变迁，有个现象非常明显：即我们中国人总是在走极端。文革中，大批「唯生产力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注4)文革后，却视发展生产力为救国救民的不二法宝。经历了一次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的精神居然还不分裂！是我们的心灵被引导而习于偏执？还是我们偏执的心灵易于被引导？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文革后，我高兴地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等。 　　是我们多年来太穷了，穷怕了，还是我们今天什么也不怕了，只是怕穷！为什么我目睹整个社会天良丧尽，却竟断言中国的病根就是一穷二专制？为什么自己饱受缺乏民主、自由与人权之苦，却相信治贫能包治病？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来得及降伏那个穷鬼，也没有摆脱暴政，却又惊讶地发现心中钻出了贪欲这个恶魔？ 　　但是，通过观察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十年的变迁，特别是阅读罗马俱乐部所写的一系列报告，我看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类的曙光。人类尽可能地生产，尽可能地消费，尽可能地浪费，正走向一个更暗淡的未来。 　　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使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舒适了，但他们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压抑、痛苦、无聊和绝望。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地增强了，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灾害频繁，却一步步吞噬人类生存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更全面、更自由的发展，反而使人受到现代技术的极大控制，变得更片面，更残缺不全了。人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成了一块碎片。这种物的巨大膨胀与人生命的日益枯萎相伴而行的发展，算是什么发展？ 　　一九九四年回国探亲，看到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兴奋不已。但同时见闻到的贪污腐败、通货膨胀、贫富差别、民众失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又使我十分震惊！我亲爱的祖国啊，你怎么可能变得如此美丽，又如此丑陋。这么令我欢乐，又令我恐怖。难道这就是人们为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岂止是代价，这简直就是经济繁荣的催化剂！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权钱交换、大吃大喝，哪一样不曾被用来发展经济呢？ 　　我进一步分析，在人的活动中，是否有一种单一的力量(如生产力)，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没有。经济、科学、教育、道德、政治权力，它们都是巨大的力量。它们交互作用的力量更大。但没有一种力量构成了最终决定力量，它们合在一起也是如此。因它本是人的力量。人类从来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够深刻的了，当人们微笑的以为自己能决定和平了，他们听到的是枪声。 　　那么，是什么思维方式暗中支配我(以及许多人)，使我在人的力量中，寻找一种单一的决定性力量呢？那是因为我受了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在人活动的各种力量中，必有一种力量，是决定其他一切力量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像我把人没有面包不能活著，变成了唯有面包才决定人活著一样。 　　只要稍微认真地面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就会发现这种单一决定论的武断。李白的诗、苏轼的词、曹雪芹的红楼梦，与生产力的水平何干？古今好色的登徒子们的性犯罪，与生产力的变化何干？毛泽东与王明斗，与彭德怀斗，与刘少奇、邓小平斗，其乐无穷，又与生产力何干？ 　　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论的宣传者们，不仅热衷于宣传生产力是历史发展中单一的决定性力量，并且，在生产力的要素中，尤其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同他们把生产力看成客观的物质力量的论点直接矛盾。科学，无论它以知识的形态，还是以观念的形态出现，都纯粹是思想的产物！如果承认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那就是说思想、观念、知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力量。尽管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它自身必须被物化。但无论科学怎样被物化，被化为物的都是人的思想。而思想尽管可以变为物质力量，但它绝不是物质力量。 　　在分析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观点的过程中，我深思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那么推崇生产力？我认为，把人的某一种力量━━生产力作为人的决定性力量，封之为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不过是新的偶像崇拜━━生产力崇拜而已。它又一次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愿望：人要作人自己的尺度。无论这个尺度的名字变来变去，什么理性、生产力、科学、政治、制度，实质都一样，都是人要作自己的主人。人宁肯对著自己的创造物顶礼膜拜，却偏偏不崇拜自己的创造者！他还能用什么替自己的坠落狡辩呢？ 　　我不愿再自欺了！人活著不能没有食物，但他不是单单靠食物活著。再丰富的财富，对人的贪心而言，也是太少太少！人的心若黑暗了，生活永远是苦涩的。人若不吃耶稣所赐的生命之粮，等待他的只有饥饿。 　　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 　　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阶级斗争理论，对这一理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文革中流行的毛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从古至今，除了法西斯的种族哲学外，世上还有什么哲学比「斗争哲学」更血腥，更残暴？在四十年来中国这一哲学下屈死的几千万怨魂，是「斗争哲学」的残酷与黑暗的铁证。至今，少数民族弟兄心头还积存的积怨，是这「斗争哲学」在那里埋下的分裂中华民族的种子。几亿人心头那抹不掉的文革的伤痕，永远在诉说「斗争哲学」对中华民族心灵的蹂躏。 　　「斗争哲学」害了何止一代、两代中国人哪！在那人整人、人斗人、人杀人的血腥年代，亿万中国人中，有几人没被整过，又有几人没整过人！就拿自己来说，从少年时代起，就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邪恶中。我兴高采烈地追著看「牛鬼蛇神」被游街，我无数次地咒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写批判稿批评我的老师。直到有一天，别人写文章批判我！想起来真是恐怖，从小时候起，「斗争哲学」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无数仇恨的种子。 　　我不否认当代社会中存在著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我不否认在它们之间存在著利益差别和利害冲突，我只是否认这些利益差别和利害冲突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一方把另一方完全吃掉或双方同归于尽。 　　我的否认不是基于逻辑推理，而是基于观察客观事实。在美国，我看到了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利害冲突的社会阶层，怎样彼此妥协，和平共处，以求你活我也活。十几亿中华儿女，不斗不行吗！今日之中国，新的资本家集团已经产生，如果不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谁敢相信不会再来一次「土改」，「反右」，文革！ 　　谁怎能估量出「斗争哲学」对中国人的伤害呢？和为贵，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这是多么伟大的东方智慧。冤家宜解不宜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多么通达的处世哲学。可是「斗争哲学」播下的除了仇恨，还是仇恨！ 　　仇恨无法化解仇恨，只能引起新的仇恨。新仇旧恨何时了。你死我活的那一场场阶级斗争，斗死了上千万中国人，但生者活的又怎样？在他人的痛苦上，不可能建立起幸福的大厦。但面对著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对立和冲突，出路何在？ 　　只有爱才能化解恨，只有和解才能消除纷争。 　　但这爱与和解的源泉在那里？如果没有上帝，你死我活的斗争，「人对人是狼」，(注7)不正是人心中那说不出的邪情恶念吗？ 　　阶级道德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我以前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道德理论，相信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注8)也相信列宁的论断，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它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注9) 　　以阶级利益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怎能有普遍意义！如果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类怎能有共同的道德！人类若没有共同的道德，何来共同的是非、善恶？在此一阶级为是，在彼一阶级为非；在此时为善，在彼时为恶，反之亦然。如是，人类就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为了我这一阶级之是、之善，可以把我所反对的之非、之恶，强加于敌对阶级的头上。为了我们的阶级弟兄获得解放，过著幸福的生活，应当而且必须把另外一部分人踩在脚下，不把他们当人来对待。 　　从小学起，意识形态就向我们灌输：「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注10)在文革中，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革命领袖」把在一个锅里吃饭多年的「革命战友」，关进监狱，虐待至死。对追随他们的红卫兵，先是充分利用，继之一脚踢开。举国上下，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斗争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同事誓不两立。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了革命的利益，撒谎、欺骗、造谣、打人、杀人，统统都是正当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可言！ 　　不错，列宁也承认有共同的公共生活规则，但这在历史唯物论的体系中完全无足轻重。因为是否遵守公共生活规则，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旗号下，不仅可以践踏公共生活规则，连所谓的党内生活准则，也可以破坏无遗。 　　根据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由党代表的；而党是由少数领袖领导的。(注11)我看到的现实是，党的领袖们最终完全听命于一个人。准确地说，根本没有「领袖们」一说，领袖只有一个，他是伟大的。他可以完全置人类的起码道德于不顾，无法无天。道德仅仅成了愚弄大众的工具！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社会怎么可能建立道德？这正应了孟子的话，「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人们赞美的道德，不过是奴隶道德罢了。一方面是，在铁拳的威胁下，不敢不服；另一方面是，愚忠，作假，浑浑噩噩。 　　我明白了，在今日中国，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危机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的。不愿遵守奴隶般的道德的人们，连起码的道德也藐视了。阶级道德论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孔子，孟子若生于今世，岂能不疾呼：世衰道微，人心沦丧！ 　　更令我吃惊的是：鼓吹阶级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找到了他们最好的合作伙伴━━道德相对论者。这些鼓吹道德相对论的人，并不像理论工作者那样粗俗无知，他们是哲学大师，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很善于咬文嚼字，舞文弄墨。他们说，善，不过是表达了人的情感、愿望，不具有客观的意义。他们说，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他们说，价值观念不过是人类的假设，这些本身没有意义的美丽词句，不过是表达了个人憎恶喜好的词汇罢了。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要服从道德律令呢？ 　　尽管阶级道德论和道德相对论都曾吸引过我，但它们都回答不了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作好人？好人不是常常倒霉吗？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人死后一了百了，没有审判，在这短短的有生之年中，我为什么要一再吃亏受苦呢？我为什么不该尽情的吃喝嫖赌，玩乐享受，追名逐利，玩权弄术，坑蒙拐骗？教我作好人不是坑我害我吗？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不是更诚实吗？ 　　杜斯妥也夫斯基说得好：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革命是人民的鸦片。 　　多年来，我为什么接受了这个信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或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列宁语)为什么我接受它呢？不是我接触过基督徒，发现他们深受宗教的毒害；也不是我研究了宗教经典，发现　头充满了毒害人们的思想。只是因为我相信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都是真理。 　　当我戴著有色眼镜读圣经时，可想而知，怎能避免偏见。当我发现圣经有这样的教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前二13)「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罗十三1、2)我就把这些经句解释为叫人逆来顺受，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虚无飘渺的天国上。 　　可是，我为什么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些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二十一21)「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徒四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四18)这哪里是劝人们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呢？基督徒无条件服从的唯有上帝。对于其他一切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违背上帝的意旨，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基督教不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是使人从罪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良药。 　　后来，当我读到西蒙娜·薇依(Simone Well)的名言，「革命是人民的鸦片」(注12)时，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曾几何时，革命，许诺给我们一个无比美好的政治天国。然而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有剥削、有压迫、有私有制，用整个力量，从各个方面对人民进行压迫。贫穷，成了社会主义的商标；专制，是新社会的专利；不说真话，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徵。 　　革命，据说是劳动人民的节日，但劳动者只是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庆祝这节日。在余下的三百多天中，他们必须为革命辛勤的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据宣传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国家的主人。但这个主人必须学会一件事：不仅要听社会公仆的指挥，而且要忍受国家和政府的管制。 　　革命，命令我们为了革命而忍受现实的一切苦难。面包会有的，但不是今天。今天，你得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所有的苦难都是国内外反动派造成的。为了消灭苦难，先要消灭一切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先要制造出敌人来。 　　革命，强迫我们服从领导革命的党和领袖。只有他们才能为人们指明革命的航向，带领革命群众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党和领袖是真理的化身，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接受他们在现实中造成的一切，这不仅是人民的义务，而且是革命的利益所在。因此，服从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十分必须。如果你不服从，就要宣布你是敌人，然后，以革命的名义强迫你服从。这专政，若不能使你在精神上屈服，就消灭你的肉体！ 　　革命没把贫穷和专制革掉，却把自由革掉了。革命成了不自由的同义语，但人们还必须对之三呼万岁。据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虚假的。为了反对虚假自由，革命给了人民「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大家都平等地失去了自由。偌大个中国。只有一个或几个人享有自由，其他的人享有的是「真正的平等」，即大家都失去了自由的平等，即大家都得奴隶般地服从上面的平等。 　　想至此，我真是感慨万分，革命啊！多少人为了你，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革命的名义下啊，多少无辜者的青春和性命被践踏了！ 　　革命啊，当年，你是那样地吸引了我，直到有一天，你差一点把我也变成「革命对象」。我为你献出了我那宝贵的青春，你却把它糟蹋了。我为你敞开了我的灵魂，你竟把它玷污了。革命，我今天同你告别，因我再不想被你这鸦片所麻醉。 　　在福音的感召下，我从心底发出呼喊：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维埃帝国倒塌的尘埃，把你也埋在了尘埃之中。我被你骗得太苦了！我再不愿被你骗了！我不能眼见自己走向那绝望的深渊。人生不再是一场梦，我已经醒来。 　　我的灵魂苏醒了。慈爱的天父啊，请你搭救我！因你的独生子亲口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 　　赦免我吧！ 　　附注： 　　1·见罗素《西方哲学史》。 　　2·宾诺莎认为，「实体」有心与物两种属性。见其著作《笛卡尔哲学原理》。 　　3·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对物质只是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概念，有精采的分析。 　　 4·这是文革结束后，批判「四人帮」之一张春桥时，广为引用他的指示。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马克思，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7·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提出这一论点。 　　8·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9·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人民出版社。 　　10·这是中国大陆在宣传「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时，广为宣传的雷锋的名言。 　　1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和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 　　12·转引自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第183页，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

溪水旁

第五章　理性的挣扎

在探索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理性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使我认识到了信仰的合理性。但是，最令我苦恼的是：当我试图用理性去解决超理性的问题，特别是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时，我的理性，却处处与我为难。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印象是很奇特的。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圣诞节的寒冬，我跟著几位大学同学一道，悄悄地走进了一个小教堂。教堂又小又旧，但欢庆圣诞的基督徒们却显得很虔诚，很激动，很幸福。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理性告诉我，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著的上帝是迷信，无知心灵空虚的表现。可我的情感却被教堂中洋溢的神圣气氛所吸引，产生了一种我也说不明白的感觉：那是我很少有过的深沉静谧的感觉，是超越感？归属感？还是无法言明的对上苍的神秘感、敬畏感？我说不出来。但那个晚上的感觉，很难忘怀。 　　我有时问自己，真的是从那个圣诞夜，上帝就在冥冥中引导我，引导我回到我那永恒的家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为自己亲身体验了那神圣的情感而兴奋。但它不久就消逝了，这，使我平添了几分惆怅。 　　十多年后，当我可以自由地在美国作礼拜时，渐渐地，我的心却变得沉重起来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想起了我高唱「东方红」，想起了我真诚地把「敬爱的毛主席」当作「心中的红太阳」，激动万分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想起了我站在毛的画像前，严肃认真的向他早请示，晚会报。 　　我恨自己的愚昧，恨自己的纯真感情被我最崇拜的人玷污了，恨自己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耍了，像耍猴子那样地被耍了。我告诫自己，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骗了。我那颗百孔千疮的心经不起再被骗了。什么神啊神的，假的！全是假的！ 　　尽管这呼声搅得我心烦意乱，但教堂中的那种神圣气氛，还是轻轻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不由得我对基督徒的虔诚既羡慕又反感。我羡慕他们，因他们如此纯情地投入了那超然的世界，精神傲游于九霄之上；我又无法遏止对他们的反感，因我直觉到了，在他们中间，我是外人。虽近在咫尺，但彼此生活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精神天地之中。 　　于是，我自觉地以外人自居。基督徒唱诗歌，我就是不开口！他们低头祈祷，我偏要东张西望，看一看他们是什么表情！ 　　结果我双眼常常看到：许多基督徒唱得很投入，似乎忘掉了自己，只沉浸在对上帝的爱之中。这可与我当年唱革命歌曲大不一样，那歌听起来令人心惊、胆寒、恐怖！那旋律充满了狂热、仇恨、暴戾和杀气！我亲眼一再看见，在抄家、批斗会和学习班上，造反派们口中高唱革命歌曲，手中挥舞著沾血带泪的皮带！ 　　我的耳朵无法抵挡住圣诗带给我心灵的宁静。那韵律是那么和谐、美妙、扣人心弦；那歌词是那么深邃、飘逸、宏广壮丽。我感到亲切、温暖、柔和、挚爱。我心头的寒冰被不断地融化了，我多么想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在其中。可是，脑袋　总有个声音不断地提醒我：算了吧，你还有好多问题不明白呢。 　　最使我受不了的是看基督徒的祷告。开始觉得挺可笑，但渐渐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恐怖了，特别是联想到有个神在听他们祈祷。我虽怀疑某些基督徒的真诚，但无法怀疑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真诚；我无法具有他们的那种虔诚，也理解不了他们的虔诚；有时，我嘲笑他们的态度近于愚昧、迂腐；但有时，我竟渴望，自己若是能变得像他们那样愚昧、迂腐有多好。我无法印证他们的祷告是否上达于天庭，但我确信，那许多祷告，出于人类心灵深处那最深沉的呼声。 　　我把基督徒的祈祷与当年我和我的同胞「向毛主席请示会报」相比较，那确有天壤之别。那是别人低头向毛请示，你不敢不低头；那是遵循官方的宣传口径，大家都说同样的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大话、废话、谎话。我目睹的那一幕幕人间惨剧浮现在眼前：那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无辜百姓，弯腰向毛的画像请罪。在一再被毒打之后，还得高声赞颂「F众专政好得很！」还得高叫「我是牛鬼蛇神，罪该万死！」这哪里是祈祷忏悔！世上还有什么暴政，能如此践踏人的尊严！ 　　为什么当局的造神宣传，竟能激动起亿万人的心弦！它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条弦？ 　　像许多人一样，文革结束后，我也从对毛的个人崇拜中觉醒了。我对学生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讲法本身暗含了一个判断：即神是完美无缺的；他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如果不是与神相比较，说毛不是神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毛是假神，就必须以承认有真神存在为逻辑前提。如无真神，假神何以为假！ 　　意识到这一点是很尴尬的：我不信有神，却不自觉地假设了神的存在。因为我用神作为判断毛的标准，而一个虚假的观念，绝不能作为判断真假的客观标准。但我只有用神作为标准，才能有绝对标准判断毛有罪。如果根据人的标准评判是非、对错。善恶，就必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此地为是，彼地为非；此时为是，彼时为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无是无非！ 　　多次听到耶稣死后复活的宣讲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毛是假神！他之所以为假，主要不在于他不是全善的，而在于他不是全能的；不在于他活著时调动了千军万马，而在于他死后无力指挥一兵一卒；不在于他遗体还在，而在于他再也没能自己站起来！ 　　我问自己：在这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我为什么狂热地卷入了造神的狂热之中？为什么渴望「大救星」？为什么造神宣传，竟能激动起我们亿万人的心弦！它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条弦？ 　　我时而感觉到，面对耶稣，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动。怪了？如果我真的不再有激情，为什么心弦还颤动？我崇拜假神时的少年人狂热是已经过去了，但中年人的深沉又在 ？我真的是被骗怕了，还是麻木了，世故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如果我真的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心如死水，为什么还渴望了解有没有神？ 　　是谁在这死水中卷起波澜？这波澜因何而起？ 　　我愿意明白为什么我想了解有没有神，是出于求知欲吗？可我早过了求知欲旺盛的年纪，更何况，有没有神这个问题，早被许多人们排除在知识范围之外了。是好奇心吗？但耶稣若不是上帝之子，他有什么值得好奇的呢？也许是空虚感吧，可我早就相信人生本来没有意义，意义是人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空虚是此题中应有之义！是对永生的盼望吗？我对今生已深深失望，根本就不奢望来生。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我对神的渴望呢？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无名无形的畏，是行在薄冰上时的战战兢兢；是远古的初民们面对万钧雷霆时的诚惶诚恐；是在何烈山，摩西听到了神的声音后，不得不以手遮面时所感到的自己的罪孽。(注1) 　　是啊，如果真如圣经所记载，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 　　　　我的心啊，你怎能不战栗！ 　　科学家关于上帝的言论对世人相信上帝与否有巨大影响，但对上帝存在与否，无丝毫影响。 　　我总觉得我的心像个无底洞一样，人世上的东西总无法把它填满，不论是金钱、名望，还是权力、性。所以，它一直在寻找，送走了一个假神后，又匆匆地把科学拉来替代它，奉之为神明。 　　我记得，一九七九年第一次从教堂出来后，我就有了一个想法：相信上帝是迷信，只有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这样。其实，在教堂中遇到的那些基督徒的文化程度，我一无所知。我的逻辑很简单，任何宗教都是迷信，基督教是宗教，所以，它是迷信。可那时，我连圣经有旧约、新约两大部分，耶稣生在马槽，这类基督教的ABC都不知道。无知以至于此，却敢大胆地否定基督信仰！ 　　几年后，朋友给了我一部圣经。我读了旧约的〈创世记〉后，认为它是神话故事，再也没有兴趣读旧约了。我又多次试图把新约从头到尾读一遍，也都失败了。遇到记载耶稣神迹的地方，读不下去。认为那是天方夜谭，只有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原始初民，和没有受过启蒙的民众才会相信。 　　就这样，我把理性和科学当作了判断真伪的标准。凡是不合自然规律的神迹，都不能为我所接受。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都必须否定。 　　但在美国，进了几次教堂后，我就再不敢说信仰基督等于迷信了。我的许多基督徒朋友，是博士、硕士、专家、学者，有一位居然是生物学教授。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使他们远离上帝，反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他。说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信上帝，这只表现了我的无知。 　　那何止是无知，更是偏见。多年前，读爱因斯坦著作时我就知道，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虽如此，我还是认为宗教信仰是反科学的！我有何知何识，敢与爱因斯坦相比！但我竟狂妄地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 　　后来，我知道牛顿、法拉第、伏特、孟德尔、巴斯德、爱迪生，这些我所景仰的科学巨人，都相信上帝！注2)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偏见。我的偏见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我用无知之水不断的浇灌它。 　　多么可怜，我对科学仅略知皮毛，所以，对这个世界的奥秘毫无感觉，但却敢高扬自己的皮毛之见！而大智大慧之人，则谦卑地闭住了口，怀著惊奇的情感，仰望太空，以敬畏之心，去亲身经历与神的同在。 　　可心中又有个声音说：「有的大科学家不信上帝，这也是事实。」这话也没错。那我到底该怎样看待科学家信不信上帝这种现象呢？我想，用有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这件事实，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用有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二者在理性上是等值的。可是，上帝如果存在，他绝不会因某些科学家相信他，他才开始存在，或能够存在；也不会因某些科学家不信他，就不存在了，科学家关于上帝的言论对世人相信上帝与否，有巨大影响，但对上帝存在与否，没有丝毫影响。 　　我进一步思考：即便科学家们能说明天大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他们是否信上帝，这是他们个人的抉择，不是我的选择。即使他们的榜样有助于我的选择，但仍然不能代替我去选择。 　　  　我紧闭了的心门，必须自己把它打开。不如此，我就是阻挡上帝进入我心中的最大敌人。我灵魂的眼睛，必须自己把它睁开。不然，耶稣即使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信仰之路，我要自己去走。因那是我的路，并且，是上帝仅仅为我准备的路。如果我不迈出我的脚步，即使路在脚下，我还会喊，路在何方r耶稣救恩的真伪，只有亲身经历，后我才能判断。如果我拒绝被耶稣拯救，我永远无法知道他是谁，也永远体验不到自己如何被拯救。 　　我曾视科学为万能，但面对这关系我安身立命的生死大事，科学无奈！无语！无能！ 　　好像想通了可又碰到了新问题，这不是怀疑科学的伟大吗？反覆思量后，我认定，不是。我怀疑的仅仅是科学万能。而科学万能是一种哲学思潮，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并且，它是一种反科学的哲学思潮，因为它让科学去评判信仰的真伪，人生价值的高下，这本身就超出了科学能力的限制。 　　我不怀疑科学就是力量。但科学本身只是显示了一种可能性的力量，只有经过人，它才能变为现实的力量。关键在于，近几百年来，近代科学变成了什么性质的力量？它成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也变为人类毁坏自然的力量；它造福了人类的生活，也危及了人类的生存；它开拓了人类的眼界，也限制了人类的视野，使迷信科学的人，仅仅停止在科学的眼界之内，而无法看到自己的灵魂。 　　使我最痛苦的是：科学如此有力量，却不能改变我的心。我真想大喊，科学啊！当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时，你在哪里？你可曾与我同哭，并擦乾那斑斑血迹？当我在灵魂的黑暗中挣扎而绝望时，科学啊，你又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点点光？我只要一点点生命之光，以看到生命的希望所在！ 　　我能不痛苦吗？眼见著科学移动了高山，截断了大河，它能呼风，能唤雨，但它就是不能满足我内心那道不出的渴望，让灵魂得以安宁。浩瀚的科学之海，竟泛不起我生命的那一叶扁舟！ 　　我这么想，绝不是要贬低科学！但是，生活于此世，我总得弄个明白：我安身立命的根基何在？是功业浩荡，还是德性高洁？是长啸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是奔走于官府深院之内？是在醉死梦生，喜笑怒骂中了此无聊一生，还是遁入空门？伴那悠悠的钟声而不思不觉？真是太痛苦了，我曾视科学为万能，但面对这关系我安身立命的生死大事，科学无奈！无语！无能！ 　　我嘲笑自己，怎么老是想不开呢。在科学的世界中，我不过就像一只小猴，一条小狗一样。说得好听点，是个理性的动物，但终久是动物。何必老想这些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问题，自寻苦恼。可自嘲归自嘲，心中却忘记不了先哲往圣的慧语，「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人为万物之灵。」「人人有贵于几者。」(孟子语)「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语)。 　　为什么我的心不断地追问存在的根基、灵性的泉源？不问不行吗？就实实在在地围绕著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儿育女、求福延寿过日子，不也挺好的吗？大家不也都这么活著的吗？但不问行吗？若不知那真美善的灵性之光之源泉何在，若生不知由何而来，死不知向何而去，作好人仅仅是因父母师长和社会都要求你这么作，那么，人生有什么值得留恋！生死之间有何区别？好坏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理性的动物啊，为什么我的理性竟成了折磨自己的苦海！ 　　茫茫宇宙，是否有神？方寸之间，何以容下天国？这是人生的最大奥秘，我必须寻找。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否找到它。但我知道，若不寻找，我什么也找不到。 　　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无所不知。 　　怎样寻找基督呢？有一点我明白：若不首先谦卑下来，我什么也找不到。以往，我最喜欢两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我一无所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无所不知。我的全部所知，全部的推理，都基于一个前提，环绕著一个中心━━没有上帝。 　　我坚持「没有上帝」这个见解，主要不是由于我想坚持无神论，而是由于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考察无神论立论的根据，更没有研究过有神论。我反覆地发问：「怎么可能有上帝呢？」却从不反问：「怎么可能没有上帝？」我坚信耶稣死后复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死后复活过。却没有深思：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那么，他死后不复活才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我坚信「没有上帝」，也不是基于理性，这也是一种需要自己去坚信的信仰，无神的信仰。 　　在阅读王明道、戴德生等人的自传前，我从来不知道，那些追随耶稣足迹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竟能被耶稣彻底改变，他们的祷告竟能蒙神应许，得到实现。可悲的不只是我不知道这些，而是我了解了这些后，还顽固地坚持没有上帝的信念。我把这些解释为人由于相信某个观念，所产生的新感觉，把生命的改变归结为个人意志的努力，和心理暗示的结果，把实现了的祷告，视为偶然因素互动作用的产物。 　　可是，这毕竟不是几个基督徒的个别经验，而是无数基督徒的共同经验。它出于不识文断字的凡夫，验于才华横溢的智士；见于中土，闻于西域；通于远古，达于今朝；用外文可述其事理，用中文能言其情志。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中心：十字架上的耶稣。经历与耶稣同在，这经验对我来说是太神乎其神了，太不可思议了！ 　　了解了这些后，我的心变得更焦躁、更苦恼了。我与基督徒个人的交往日深，但与他们的心却无法相通。我渴望了解他们的灵性生活，但却摆脱不了一己之见的束缚。我不能直接体验他们的内心体验，又不愿重复他们的共同经验。我不怀疑他们人格的诚实，但又不相信他们对其精神生命的描述和说明。这到底是怎么了？ 　　精神苦恼的时候，我常想，要是能变成像小孩子那样有多好！怀著单纯的心，相信耶稣，体验一下天国能否显现在我心中。可是，理性不肯放过我，它总能发现新的问题，并鼓励我要把一切不懂的问题都搞清楚，然后，再作出抉择。 　　一个只想听到自己声音的人，他听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声音。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并不循理性而行，但在探索信仰时，却偏偏把自己的理性视为至尊。是我的无知扭曲了我的理性，还是我那扭曲了的理性加深了我的无知？ 　　当我一目十行地阅读圣经时，我轻蔑地认为：圣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出此狂论时，竟连这样的圣经常识都不知道：圣经是由四十几位地位、学问、经历各不相同的作者，前后经历一千五六百年才写成的。我更没有深思，是哪一种力量、才智、心思保证了他们能超越时间和人的差距，写成一部色彩斑斓而又吾道一以贯之的奇书。一部红楼梦，问世不过数百年，但续红楼的才女奇士，哪一个人写的续书不是狗尾续貂。可圣经中的每一位新作者，他所续加到圣经中的新篇章，为什么都使人感到它与前面的篇章之间有行云流水之顺畅，有锦上添花之佳美呢？难道真有一看不见的手，在那些人的背后，导引著他们写出圣经吗？ 　　想起来好可笑，我自认为对圣经颇有了解，但心不在焉地读过圣经中所讲的大量预言后，心中却毫无震动之感。我从来就没有反思一下，这些预言说明什么。一部宗教经典，竟敢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提到涉及七百多个历史事件的预言，它就不怕因其不可能在历史上应验而被后人耻笑吗？最可悲的是，由于缺乏一定的知识，许多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所读的这段话讲的是一个预言。(注3) 　　后来，我知道了一些预言，但我从没花过任何工夫去考察圣经中的任何一个预言，看其是否被应验。其实，为了维持自己不信上帝的信念，我也该考察一下历史上否定了圣经中的哪些预言。哪怕是指出有一个预言没被应验也好。或指出，基督徒所说的应验了的预言，是对历史事件牵强附会的解释。但我什么也没有作。不是我没有能力作，也不是我没有条件去作，甚至也不是我不想作，不愿作。我只是从来没觉察到有作这个考察的必要！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就是不信有上帝，你讲什么我也不往心里去！ 　　抱著这样轻率的态度读圣经，读和不读也没有什么大区别。我只是积攒了一些有关圣经的知识，用来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增加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但我掌握的那点知识算什么呢？基督教所涉及的释经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系统神学，我哪一门也不通！一部圣经，我从来也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她所宣扬的信息，我连皮毛也没抓住。但我不在乎，我认为自己了解的不少了，甚至比一些基督徒还多。我肯承认自己在绝大多数学科上是门外汉，没有发言权，但却觉得自己在基督信仰上是内行，随便哪个问题都有发言权！ 　　于是，我就敢于自以为是地发言讲话了。与基督徒讨论信仰时，我常常心怀敌意，要在他们的讲话中发现破绽，驳倒他们的论点和论据。我很少想到要向他们学点什么。也不认为能从他们关于信仰的告白中学点什么。所以，我总是依据自己的所知侃侃而谈，却不花力气去探索自己的未知；只发挥自己的所疑，却不求证他人的不疑；只想发现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不合我的常识，却不集中注意力去理解圣经；只纠缠于他们见证的合理性与否，却忽略了他们用生命所作的见证。在讨论中，我想表现我的聪明，辩才和独到见解。谈来谈去，谈的都是我的观点，听到的都是我的声音，而我还以为那是真理之声！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只想听到自己声音的人，他听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声音。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无知捆绑著我，使我失去了寻找真理的自由。而骄傲，则使我不承认自己被无知所捆绑。 　　我一直把理性当作探索信仰的基本出发点，认为只有依靠逻辑思维的力量，才能辨明基督教的事理。我明知理性有其局限，完全依靠它，不可能体认到上帝。但我还坚持要靠它来理解上帝，因这是我的理性！ 　　我有时也曾安慰过自己：人皆有所不知，不足为怪。但是，我可以为以往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辩护，因为我生活在没有宗教自由的环境中，确实不知道自己在信仰上有多少东西需要知道。可现在，我无颜为自己辩解，因为我享有了充分的宗教自由，却常常认为在信仰上没有多少东西要知道的了，我这是不想并且不愿知道我必须知道的真理。 　　无知捆绑著我，使我失去了寻找真理的自由。而骄傲，则使我不承认自己被无知所捆绑，却还以为那是理性的光芒在闪耀。一个人若不承认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他怎能去求知呢？骄傲和无知使我与耶稣所赐的新生命隔绝了。我太迟钝了！竟感受不到这生命的隔绝所带来的极大痛苦，还庆幸自己没有被基督教的清规戒律所束缚！ 　　骄傲和无知把我害苦了！无知，使我远离了真理；骄傲，使我不肯向耶稣请教。我有欣赏自己的知识和辩才之情，无改变心志和生命之意；有对心灵自由的渴望，却甘愿作罪的奴仆。圣经，读了，但不明白；讲道，听了，但听不进去；有些道理，似乎懂了，但懂得的仅仅是宗教知识。生命的活泉，无法流入我乾渴的心田。我心田的闸门，被我自己锁上了。 　　就这样，我的小聪明成了我奔向耶稣的绊脚石。我自己搬来这块绊脚石，放在我要走的路上，把自己绊倒了。我的聪明，竟变得如此愚拙！ 　　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问题全弄懂呢？ 　　由于过分地信任自己的理性，所以我多次告诉朋友，「我要是信上帝的话，非得全弄懂了再说。」于是：我的理性就不断地同我开玩笑，我越是想依靠它解决信仰问题，它越是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向我表明，我无法依靠它确立信仰；我越是积累了一些有关基督教的知识，它越是表明，我有更多的新知识需要积累。 　　面对浩瀚的基督教知识，我也不得不发出同庄子一样的哀叹：「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圣经涉及到那么多学科，随便哪一个学科，都使智者耗尽了心血，而圣经所涉及的问题是那么深邃，直逼人存在的根基，谁能全懂呢？ 　　冷静下来细想想，我是何人，有何超人的智慧，有何卓绝的学问，敢以「全懂」为在信仰上求知的目标？即使有一天我真的以为全懂了，那也不过是自欺而已，不过是在人类众多的谬误中，再添上一个小小的谬误。 　　再说，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问题全弄懂呢？要是等我都弄懂了，再决定信仰与否，那我就只能抱恨终生而无所抉择了。即便我变成了一缕青烟，青烟在白云间写下的也是个问号。 　　我渐渐地感到了自己的狂妄，如果我能完全理解上帝，我那有限的智慧，岂不成了无限的智慧！我那残缺的德性，岂不成了充实而光辉的全德！我那微不足道的能力，岂不成了大而可畏的全能！极目四野，在苍茫的天水之间，人显得多么微小；神游宇宙，在广袤的星汉之中，地球又多么微不足道。我算什么呢？我的一思一念算什么？我竟要用它完全理解上帝，真是不自量力。 　　由于狂妄，我所懂得的那点宗教知识，只带来了知识的积累，却无灵性的飞跃。它仅仅是关于真理的话语，却不是打入我生命的力量。因我拒绝让它打动我的心，所以，它不能成为我的力量。 　　其实，我哪里真想把信仰涉及的问题全弄懂，我是自欺。如果我有这愿望，我为什么不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为什么不虚心的向基督徒请教？为什么不内省并悔改自己的罪？ 　　为什么不跟著耶稣走？ 　　我明白了：我是以把问题全弄懂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为藉口，为的是既要拒绝上帝，又要证明自己理直气壮。 　　我的知识和理性，有助于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么，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我相信什么。 　　由于过分地信任自己的理性，所以，我的理性要把耶稣变成它认知的对象。而耶稣却 　　毫不理睬它的要求，反要作我生命的主人！让我的整个心灵都仰望他。 　　我真的能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吗？我明知自己一次次地立志，又一次次地失败了，可我却一次次地原谅了自己。我明知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国家、党，各种偶然情况都在左右我的命运。我明知自己常常随波逐流，被私心、情欲、下意识所统治。我明知这一切，偏偏还要挣扎，以逃避那个最重大的抉择：是否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去，交给耶稣，让他作我的主。我的内心有个声音在呼唤，去跟从耶稣吧！那是充满了神性之光辉的人性。但是，我的理性劝说我，相信自己吧，努力奋斗以达到自我实现。 　　何去？何从？我无法决定。天哪！我的心何日才能安宁？ 　　就这样，挣扎了三年多，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凭一己的理性，我不可能认识耶稣。我读圣经时所碰到的问题，无一不在向我的理性挑战━━圣经对我问的是：你还不明白吗？耶稣就是因爱你，洗净你的罪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真的不明白吗？耶稣所说的罪人就是你！你为什么还不悔改，你执迷不悟要到何时啊！ 　　我对自己说，是啊，我该回应圣经对自己的挑战了，只用信心去迎接这挑战。因承认与否、相信与否，这是意志抉择的问题，心理愿意与否的问题，说到底，它是信仰的问题，是我对圣经传讲的生命之道有没有信心。我的知识和理性有助于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么，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我相信什么。(注4) 　　我若不承认耶稣的存在，我绝不可能认识他。我若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我不可能体认到上帝是爱。如果我不向上帝祈求，我无法明了祈求的含义，不可能知道上帝给我的会是什么。 　　唯有上帝这个观念，能从根本上给人带来心理安慰，人心寻求上帝的安慰！ 　　当我以整个心灵仰望耶稣时，我终于明白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情不自禁地称他为主并向他祈祷： 　　主啊，以往我相信，信仰只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古往今来，金钱、名望、权力、美女，都曾给人带来心理安慰。但生死关头，多少人大彻大悟：那些东西所带给人的心理安慰，不过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但是，历经数千年，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与年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中间，凡坚信　的，他们的心灵都获得了安宁。无论金钱、名望、权力、美女，哪一样也无法取代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为什么信神能在心理上这么有效呢？如果基督徒相信的神，只是一个高尚的观念，这观念为什么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心理。历史上，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宗教家都提出过无数的美妙观念。但是，为什么它们或者根本就没给人类带来心理安慰，或者只带来了暂时的心理安慰，而当被安慰者从幻梦中醒来后，他竟诅咒那给他带来心理安慰的虚幻观念。 　　唯有上帝这个观念，能从根本上给人带来心理安慰。人心寻求上帝的安慰！(注5) 　　主啊！我渴望在你的安慰中心灵获得平安宁静。我渴望在力行你圣道的过程中，感受到你，经历到你，使生命变得越来越像你。我坚信循你的道而行者，无能者可因信你而有大能；软弱的人可因靠你而有大勇；愚拙之辈，可因畏你而生大智。 　　主啊！携著我的手，让我与你同行，让我的理性在信靠天父中发出它最美的光芒，让我在跟随你中，得到你所激发的那浩然的生命之气！让圣灵激动我的心，使我的情感在爱　、爱世人中不断升华！哦！主啊，活在你的爱中，我的心中有了天国。 　　哦！主啊！与你同行，这有多美好！ 　　附注： 　　1·陶恕指出，「人若不先认识神的可畏，就不能认识神真正的恩典。」《义人之根》，第45页，宣道出版社，1992年。 　　2·见福音小册子《世界名人宗教观》C· C· L· Hong Kong· 1994年。 　　3·参甘雅各著，《我为何相信》，第1～2章，香港三元福音倍进布道，1994年。 　　4·参周联华著，《神学纲要》第一卷第二章，「理智与启示」，道声出版社，1986年。 　　5·玛丽·乔·梅多，理查德·德·卡霍在其合著的《宗教心理学》中指出，「要想祈祷有效，哪怕是心理上的有效，就必须做到：要么，相信有一位能关心甚至能保护信徒的上帝；要么，相信自然法则的正义性，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完全承受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第1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