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健:辛亥革命一百年 革命尚未成功

酒中仙

辛亥革命一百年 革命尚未成功 /陈维健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10日 首发)    陈维健更多文章请看陈维健专栏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两岸都在纪念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日子，中国政府不但砸下千亿重金开展各项纪念活动，还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孙中山的铜像，胡锦涛，江泽民二代领导人率八个常委出席“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更是引人瞩目。胡锦涛在会上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辛亥革命”无论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国近代史。反封建，反帝制，反抗异族统治，结束中国二千多年 来封建帝制，开创中国新纪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遗憾的是这个亚洲第一共和国，还处在襁褓之时，还没来得及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就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北 阀战争”、“共产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最后被赶到台湾岛上。而这个对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的叛乱者，不是别人就是声称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中国共产党。 [size=-6](博讯 boxun.com)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正当中国百废待兴之时，1917年 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改变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辛亥革命”看作与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理念都不相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从而开启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民族内部的阶级大撕杀。对于“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首鼠两端，建党之初的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抗战之际，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再次评价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 而到了中共执政后，已无须对“辛亥革命”进行评说，“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一锅揣，“辛亥革命”有关的人员统统作为旧人员，历史反革命，关的关，抓的 抓。曾经为辛亥革命作出钱出力，承载中国文化与经济的地主、代表中国新兴阶级的资本家、斗的斗，杀的杀，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承载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发展现代社会的新思想被杀得片甲不留。这样一个沾满辛亥革命血的共产党，只能是“辛亥革命”的罪人。 在“纪念会”上胡锦涛还引述孙中山的话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但是正因为中共的叛乱造成了“辛亥革命”“北阀战争”南北已经统一的中国，出现两岸分治的现状，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本应为自己历史上的武装叛乱分裂国家谢罪，在此前提下开创两岸的和平统一。然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坦然自己的罪行，反而窜改历史，把自己扮演成“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公然在纪念会上撒谎。在这个世界上见过不要脸的政党，还没有见过象共产党这么不要脸的。如果说今天，“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到之时，共产党从历史中认识到自己历史的罪行，改弦易张，顺应民主潮流，走向“共和”，象国民党一样，从革命的政党 转换为民主的政党，那也算是中国百年历史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是中共党内虽然有着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这样的政治改革呼声，但每一次改革均以悲剧告终，共产党整个权力系统始终拒绝一切变革，视“辛亥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为寇 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更是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喋血的利益集团，成为比满清皇朝更为专制，更为腐败的政权。
    “辛亥革命”是以结束满清皇朝专制政体为标志的革命，但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即使以三十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也远远没有达到被称为大清晚钟的“新政”那样的程度。1901年1月， 慈禧发布“变法上谕”， 构建新体制、颁布一系例法规。当时推进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从金融、交通、邮电、矿业、治炼、制造打下了基础。当时，中国的产值 也是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绝不输于当今的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变革其力图之大，之深更是非今日可比。当年清政府首先开放的是出国留学。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留学生章程》，至1907年，仅公费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自费留学则成为青年学子的一时之选。1906年清室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提出“定国是”、“改官制”、“平满汉”、“提民智”等方略，并定期9年开始逐项体制改革。1907年10月清政府下诏各省设立咨议局、资政局，1909年10月全国同时选举。1911年11月满清资政院正式公布宪法大纲的《十九信条》，明确大清皇帝已经成为立宪政体下的“虚君”， 皇帝的权力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不但规定“三权分立”，並規定民众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結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的权 利。与此同时，清廷亦放寬了对报刊、政党的限制。1911立宪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宪友会”，自此，中国的政党与社团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政”中占重要地位的新闻自由，1908年3月14日颁布的“大清报律”，开创了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新闻自由。“大清报律”第2条明确规定，只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中国人都有创办报纸的资格：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二、无精神病者，三、未经处监禁之刑者。“大清报律”还规定，凡具备办报资格的人,只需于发行20日以前,将报刊的名称、体例、发行人、编辑人和印刷人的姓名、履历与住址以及发行所、印刷所的名称、地址各项，呈由该管地方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 明民政部存案即可。由此迎来了中国近代报业的春天，涌现了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黄遵宪、汪康年、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独立报人。1913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迅速发展起来的民间报刊，形成了中国历史少有自由空间，开创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但是这一切随着历史的演变都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中，让人扼腕痛惜，唏嘘不已。
    满清政府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面对国内的革命浪潮，最终能从善如流实行新政，在革命军进攻之下，又能审势度时，不作垂死挣扎，顺势下台，减少生灵涂炭，使辛亥革命得以顺利成功，未尚不是善终。清皇室的逊位诏书是这样写道的：“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 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 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 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 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 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抚今追昔，一百年前，一个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369字的诏书，写得如此地有理，有节，有情，文字又是如此地优雅，让人生出无限地感叹。纵观辛亥革命一百年来的历史，真是有：北洋不如满清，民国不如北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如中华民国之感。一百年来历史的流转、历史的徘徊、历史的倒退让人扼腕。放眼世界各国之政治，没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一样经一百年的历史，不进反退。在被称为最野蛮的非洲大陆都在开启民主政治的今天，中国这个亚洲最早建立“共和”的国家，至今依然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一份民间的报纸，13 亿 人没有一张选票，这样的景观实在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哀，怎么不让人椎心泣血，长歌当哭。面对“辛亥革命”的先贤, “黄花岗”的烈士如果在天有灵，在地有知，又如何能够安息。唯一值得告慰英烈的是，“辛亥革命”还有台湾岛上一颗仅存的民主硕果。如果没有台湾的民主化，辛亥 革命便是一事无成。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继承辛亥革命的遗志，建立真正的“共和”，当“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到之际，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孙 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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