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舆论的抗争
晚清的舆论界，基本是民营报刊的天下。中央政府虽握有《京报》、《政治官报》（1907年11月5日创刊）以及各部所办之《商务官报》、《学部官报》等，各地官方自1902年1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以后，亦仿行其事，但官办报刊无论数量抑或影响，均无法与民办者相抗衡。以致1907年4月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勖等奏请开办《政治官报》时，言其重要性，也必称说「私家报纸」，「往往摭拾无当，传闻失实，甚或放言高论，荧惑是非，「故欲」正民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加之，民营报刊大多同时揭载「上谕」、「宫门抄」及重要奏折、法律条文、章程等，兼有官报之长，且信息量更大，言论更自由，自然更受个人订阅者的欢迎。在秋瑾被杀事件中，民报所扮演的角色，便出色地展示了其代表与左右舆论的现实功能。
秋瑾遇难后不久，一直关注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的各民间报纸，立即将重心移向秋案，连续不断的追踪报导，使秋瑾死事的每一细枝末节均毫无遗漏地公诸报端。各报虽有政治立场的区别，如上海《时报》的鼓吹立宪，《神州日报》的宣扬革命，不过，在同情秋瑾、指斥官方的舆论导向上，仍表现出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综述民间报章在此中的作为，江苏教育总会所言最称切实：
「……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纪载容或有一二见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 」
而若于众报中取为样例，《申报》自应居于首选。这不仅因为它是最具商业化特征而最少政治派别色彩的大报，而且，在晚清全国报刊中，1905年2月版面改革后的《申报》发行量高达万余份，在绅商界广有市场，又自1906年1 月美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出售申报馆动议，华人在报社的主导力量便明显上升。因而，即使从销量及反映国民言论著眼，《申报》亦颇具代表性。下文讨论秋瑾死事于报界之偏重《申报》，另辅以他报消息，原因在此。
《申报》对于秋瑾一案的报导，始终集中在居于重要版面的「专电」与「紧要新闻」两栏，又配合以「论说」、「文苑」、「要件」、「舆论」等栏目，日总字数约计三万。
绍兴党狱的首见《申报》，为秋瑾殉难后一日。7月 16日的「专电」第一条消息，即由绍兴府太守贵福查封徐锡麟家所开天生绸庄，而提及「拘拿徐创设之大通学堂学生，内有某生被兵役枪伤」 。18日的「紧要新闻」中《查封徐锡麟家产学堂之骚扰》一条，则第一次发布了秋瑾被害的有关情况：「绍兴明道女学堂教习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栗栗。」
此后半月，几乎逐日均有关于秋瑾事件的续报。言其被捕，指为栽赃陷害：「（押解途中）行至某处，某兵将手烟（枪）二枝掷于道旁，遂指为由女子（士）裤中落下。「述其遇害，深表同情：「女士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元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由山阴县署至轩亭口，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女士不发一语。」并详细、及时地披露秋瑾被杀幕后的种种传闻：杭州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因前次来绍未蒙学界欢迎而挟私报复；绍兴乡绅胡某、袁某因与徐锡麟常相联络，恐被株连而抢先诬告秋瑾；浙江巡抚张曾教之幕僚某姓因平日笼络学界，闻张愤恨于徐锡麟刺杀恩铭，谓「学生无不可杀」，惧失张欢，而力主严办；绍兴知府贵福审案时，被其早先认作义女的秋瑾咬定「义父乃是我同党」，怕于己不利，故赶赴省城张曾教处危言耸听，终获就地正法手令。
《申报》迭次报导的语调，也越来越强化了与官府的对立倾向。其间译自英文《字林西报》的一则通讯，显然给予报馆同人以极大启发。18日的消息述及秋瑾被处死，不过使用了「懔懔 ''二字表达叙述者的心情；次日的简单记写秋瑾「被拘拿，业已就地正法」，态度更为客观。而19日当天刊出的《西报论徐锡麟被刑之酷》的「紧要新闻」，引某英人致《字林西报》书，将徐被残杀放在「中国政府正在商议立宪」的背景中讨论，代表「文明国中人」指责清廷：
「彼官吏既杀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蛮矣；竟又株连其亲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轻视华政府之心耳。」
已有明确暗杀行为的徐锡麟，西人尚且为其被刑处置之野蛮鸣不平；未曾举事的秋瑾竟遭仓促杀害，自然更易引起同情。此后，《申报》对官府的抨击力度便转而加强。20日的有关报导已使用「株连」一词，21日的新闻稿则进而出现了「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的行文，后更以「奇祸」、「冤狱」、 「冤杀 ''等字眼指称秋瑾死事，大张旗鼓地为其鸣冤叫屈，并使这一抗争活动自始便具有要求法治的内涵。
为此，《申报》通过对秋瑾生前行事的叙述及刊载其作品，使不了解秋氏生平的读者，迅速 获得其人乃爱国女杰的印象。7月 22日的「论说」一栏，便公然以秋瑾的演说《敬告姊妹行》「代论」。篇首的编者按介绍秋瑾，也极称其「痛心国难，每于新报新书中，见外侮浸迫则横涕不可仰，大有『四十刀人齐解 甲，并无一个是男儿』之感」；「又擅口才，每登演坛，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击掌声如百面春雷」。次日，续刊秋穿和服持刀小照，上题「女界流血者秋瑾」，并发表《秋瑾女士遗诗六首》，包括《感愤》、《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时》二首、《黄海舟中感怀》二首，均为其赴日留学后吐露慷慨悲壮的爱国情怀之作。如此忧心国事的女志士却因徐案牵连被难，舆论的引导者及读者大众，自然要严厉追究地方大员的杀戮罪行。
在《申报》，这一切作得极为策略。尽管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及时缉捕首领、扑灭起义的浙府绍守实为有功之臣；且张曾教事后呈报的处理浙省党案经过的奏折，也获得了「着照所请」的诛批，表明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然而，《申报》主持人却置此于不顾，只将攻击的予头始终限于浙江一省的官员，有时还故意制造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以中央压地方，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民营报刊共同的做法，为避免官方寻找借口封闭报馆而先行设防；并进而发动有力的进攻，在强调「今夫法也者，立国唯一之元素也」的前提下，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宗旨，使围绕秋瑾死难的讨论超出了个案的局限，获致普遍的意义。
被利用的中央旨意，近则有7月27 日以「内廷消息」为来源发布的《两宫办理徐党之意见》：「除著名死党严惩不计外，凡所胁从，断不可妄事株连，致乱人心。」后二句发表时特意加上着重点，表明用心所在，纸背的意思已关合秋瑾一案，只因办报人与读报者心中，都毫无疑问地将秋瑾置于受株连之列。此说一经「饬电知各省督抚，一体知照」，浙抚绍守的处决秋瑾便是与朝意相背。更多的援引出自上谕，留东全浙学生7月18日致浙抚电即声称：「皖案逮捕株连，显背去年谕旨，祸及学界，尤恐酿成巨变。」所据正是1905年4月光绪皇帝批复伍廷芳、沈家本奏请的谕旨，「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着即永远删除」，以及「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着悉予宽免」。在晚清法治尚不健全的时代，上谕即为法律。因此，8月10日，代表《申报》同人意见的「论说」栏刊出的《论法部严禁各省州县官滥用非刑事》，也充分利用这些名目大作文章：
「以近事言之，刑律既已减轻矣，枭首、凌迟、戮尸等律，皆已删除矣，何以皖省之变起，而徐锡麟有剖心之事？何以徐锡麟之案发，而绍兴大通学堂之秋瑾女士，有不得口供而冤杀之事？徐之罪，诚当死，而剖其心得不谓之滥刑乎？秋瑾女士，既指为[非]徐之同党，何以不明暴其罪于天下，而贸贸然杀之，得不谓之滥刑乎？……黑暗如是，而犹曰减轻刑律，而犹曰严禁州县官滥用非刑，吾恐此后州县官，且有以不滥刑而获咎者矣。」
所谓「据理力争」，此为最典型的一例。删除旧律中的重法酷刑既已作为国家法律颁布，舆论界便可恰当征引，以此指责地方官吏的杀害秋瑾为横行不法。
对浙省官员处理秋瑾一案的抨击，首先是建立在秋为新学界中人而非革命党的身份论定上。叙述秋瑾生平时，《申报》编者特意提到其「汲汲焉提倡女学，以图女子之独立」，以为「女士之所谓革命者，如是而已」，「今乃以种族革命见杀，论者所以冤之也」。7月23日的「论说'」于是径以《论绍兴冤狱》命题，开篇即倡言：「中国党祸多矣，官场拘捕似是而非之革命党亦多矣。然未有残酷悖谬，假公济私，如近日绍兴冤狱之甚者也。」论者认为，指控秋瑾为「革命党'」毫无凭据，不过为一杀人借口：
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
当时各报虽已登载浙江巡抚张曾教之安民告示、奏军机处电、批同仁学堂监、督之禀词，绍兴知府贵福晓喻士民之告示，提出金华府武义县起事失败的光复军被捕者之供认绍郡绅士的密件，以及自大通学堂搜出之枪枝、秋瑾之革命文字与审讯时之供认不讳为证据，却并未起到消弭异说、统一言论的作用。相反，如《神州日报》、《时报》等均抓住文告中矛盾之处不放，逐条批驳，针锋相对，振振有词。以为若指大通学堂为起义总机关，则当首先严究批准办学、莅临开校典礼之地方官罪责，然后才可论及教员与学生；而其所谓「安民」，「是犹强盗之人入室，亦既席卷财物，戕伤事主；及其去也，乃温颜而喻之曰：吾之此来，凡以保尔生命财产之故，不必惊惶，自生扰乱也。其孰信之」！言词之大胆激烈，今日读之，亦令人讶异。
面对来自官方的消息，《申报》所采取的抗争方式与上述各报如出一辙。《论绍兴冤狱》既辩白发现枪枝不足以为罪证，目「通例中学堂以上应有军式体操」，「岂身为标统、为郡守，开此学堂向章而不之省乎」；又揭示秋瑾勾连竺绍康、王金发之言不能自圆其说，以「竺、王既在逃矣，何以知其与秋瑾纠结谋反」，更进而怀疑竺、王二人亦为虚构。缕析条辟这一最富辩驳效力的手段，也同样出现在《申报》中。8月1日发表的《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的社论，即痛斥张氏之批词与贵福之告示，节节质疑：谓「秋竞（ 瑾）之通匪，并无武匪口供之实证；且武匪欲图谋不轨，而乃结连一学堂之弱女子，既非情理所当有；「谓军火果然搜出与否，固不得而知；即有之矣，私藏与为他人预藏亦不得而知」；谓「既为体育会，必有枪械为之演习；以体育演习之枪械，而即据以叛逆之实证，然则今日之开体育会，及在武备学堂者危矣」；谓「秋竞（瑾）即使为匪，万无装有子弹之手枪常怀在身边之理，讵知人之来捕而故怀之以实他人证据耶」。文词间充满了对官府深刻的不信任。即使退而言之，承认文电中所说「是实非虚」，仍坚持秋瑾既「绝无口供，安知非奸徒所预藏，怨仇所谋害，员弁所买功」，而不予认可。在作者看来，其为捏造倾陷绝无可疑。古有「莫须有」三字以兴大狱，而今竟以「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以为罪案者，是则何人不在当死之例矣！如此义正词严的愤激文字，自然会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
而其时民间的舆论倾向，正与报刊同调。即使是范文澜当年在家乡绍兴所接触的「守旧派不同情革命的」人，他们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而「纷纷议论」，认为：「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诸多议论都是以法律、成规来裁准，秋案之被普遍认作冤狱而不可动摇，根本原因在此。
因前述官方文电只是一面之词，而办案中出自秋瑾、能够证明其为革命党的有关字据，又迟至一个月后方始公布，也不能不启人疑窦。在各报一片指斥官府杀无凭据的清议声中，初时持严办态度的张曾教竟也心生畏忌。先是贵福欲求自解，7月28日电禀张氏：「前呈悖逆字据，系拿获秋瑾时当场搜出，报章有意反对，乞宪鉴。」张次日复电，则要求提供更详细的「情节」：
「所称当场搜出，系在身边搜出？抑在堂内？字据三纸内，何者是亲笔？欲查实以息邪说，非有疑也。」又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立即一一禀明张曾教专究证据，问得仔细，皆因舆论对其违法断案追逼得紧，且有些细节，亦先由报纸获闻，可见报刊的消息灵通、无孔不入，使官方一手遮天的办案方式不再可能。而张、贵往复电文中清楚流露出的对报章报导、议论的在意与畏惧，最好不过地表明舆论的监督作用在晚清已开始发挥效力。
慑于舆论的压力，坚称「拿办秋瑾，供证确实，毫无疑义」的浙江官府，因顾虑「谣言不一，各报馆据以登载，致起浮议」，也不得不急忙将「搜获证据，刊刻传单，明白宣布」但尽管如此，仍无法消除民间先入为主的「冤狱」成见。因而，8月 13日，秋瑾的供词在《申报》披载时，报社中人便当即以「编者按」的形式痛加驳斥：「秋瑾之杀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雨秋风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辞，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词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大与昔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煆练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迨到四日后，《绍兴府贵寿宣布秋瑾罪案》刊出，秋瑾撰写的革命诗文、军队编制历历在目，其为革命党的身份已确凿无疑，「固不敢谓杀革命党之非也」的《申报》同人也并不会因此而缄口不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质难官方的立场仍然不变。8 月25日借「舆论'' 栏公布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虽未改变冤杀的结论，而论证的角度已作了调整。作者在承认秋瑾的革命党资历之后，照样理直气壮地为其进行合法的辩护：
夫女士之主张革命，固不能为女士讳，而亦不必为（女）士讳也。……女士果起革命军矣，固不能如文明国处以国事犯相当之罪，势必难逃一死。若革命未见实行，罪名未凶（见）宣布，而遽以「秋风秋雨」七字定谳，则是官吏蔑视法律，鱼肉我同胞也。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之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
当此预备立宪正在进行时期，依照现行法律办案应是最基本的要求。文章作者因此大声疾呼，「希望有言责、通法律者，与绅商学界共同「开会研究，积资举员调查，务期水落石出，昭示天下」，以为惟其如此，方对得起秋瑾女士，亦所以「尽我立宪国民应尽之义务」。
正是因为晚清以报刊为主要发表渠道的舆论界，始终坚持以法律为武器，据法力争——尽管同时批评现行法的不完善与亟待改进——才可以不为官方刊行的《浙江办理女匪秋瑾全案》与《影印秋瑾各种亲笔字据》所摇撼而受挫，在超出「是否为革命党」的更高层面上讨论秋瑾的被杀，使其与官府抗争的姿态一以贯之，从而维护了舆论的独立性与在国民心目中的权威性。而晚清时期之为「众声喧哗」的时代，于此亦得一证明。
发表于 2011-10-26 13: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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