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 - 张伯笠

溪水旁

龙女 发表于 2011-9-2 11:40
你看到咱网站的这项新功能了吧，昨天开的。

童鞋们，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啦！

点评功能不见了？

龙女

溪水旁 发表于 2011-9-2 10:57
点评功能不见了？

直接点评不见啦，回复时兼给点评提示。这项功能设定，克服了单一的点评吃掉发帖量的缺陷，一举双得。咱这里的好多网友很在意咱的发帖量，一直呼吁关掉点评，只是我觉得这个新功能很漂亮又方便，一直也舍不得放弃，宁可损失发帖量。

不过由此见证大家真的视网站如自己的家和利益，我很感动的。

溪水旁

龙女 发表于 2011-9-2 12:12
直接点评不见啦，回复时兼给点评提示。这项功能设定，克服了单一的点评吃掉发帖量的缺陷，一举双得。咱这 ...

看到了。 不错！

溪水旁

第二章 梦幻少年

１

　　苦难和恐怖过早地闯入我的心灵。

　　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进入了最残酷的岁月。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所带来的大饥馑使全中国人饿死了至少两千万。

　　那一年我刚刚记事儿。父亲在县城里的政府人事局工作，母亲则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住在城郊，我是靠母亲和兄长们挖野菜活下来的。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长兄，他当时在县城里中学读书，每天学校发给他几块黑面的饼干，他舍不得自己吃，全都给我留下来，星期天放假回家带给我吃，在我上小学之前，再未吃过比黑饼干更好的点心了。

　　郊区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而我们那富裕的松江平原却是中国最著名的产粮区，当我后来成为了报告文学作家后才知道，我所生活的地区几乎是全中国饿死人最少的地区之一。

　　就在那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抱着我去参加一次批斗大会，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在批斗会上被村干部和民兵打死了。他的“罪行”是因为熬不住饥饿偷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青玉米。我永远忘不掉他死时的样子，他两只眼睛大大的望着天空，一缕鲜血从额头流到脏兮兮的脸上；而他的嘴里塞满了嫩嫩的玉米粒白浆，直到被打死他也不愿吐出来。

　　我发现他的嘴偶尔抽动一下，便喊：“他没死！”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告诉我，他死了，我感觉到母亲的身子在发抖。

　　饥饿常常折磨我，而我却不懂事地去折磨母亲，母亲的乳头被我吮得又红又肿，我得不到乳汁而大声哭叫，而母亲只有暗自垂泪，喃喃说我不应该来这个世界。

　　据姐姐回忆说我小时候最倔，而且不喜欢穿衣服，每天赤条条地和小伙伴在水沟中嬉戏，如果我要吃奶，母亲来得迟了一会我绝不再吃，直到哭乾嗓子为止。

　　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或我不该来这世界，父亲十分不喜欢我，我甚至觉得他厌恶我，我五岁那年，母亲带我们搬进了城里和父亲住在一起，从此，父亲的巴掌常常落在我的身上，而母亲只好用孱弱的身体护着我。

　　做为我挨打的补偿，母亲常常在我皮肉受苦后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很少有童话，都是真实的历史传说，譬如：“苏武牧羊”、“岳母刺字”、“包公赔情”等等。这对我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我从小就幻想长大以后能成为苏武或包公式的人物。

　　我是一个爱幻想且又敢做敢为的孩子，当我上小学读书后，不仅功课是全班最好的，在体育、音乐、绘画上我也充分显露才华。我是班长，这个职务从小学一直伴随我高中毕业乃至大学毕业。

　　读小学时，我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但遗憾的是我那时接受的全是毛式思想教育，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暴袭击了每一个地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能把“毛主席语录”全部默背下来，并且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历史小说。这些书，多数是我们从被压封的县图书馆中偷出来的，我们一些小伙伴常常互相借阅，以弥补无书读之苦。那时是我较“风光”的时候，一到下午自习课时，老师开会搞大批判，各班同学便请我讲故事，有时两个班为了争抢我这个业余故事员竟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这使我的父亲更不喜欢我。

　　父亲是一个十分谦和、对功名利禄又十分淡泊的人。他不高兴我过份活跃，他认为我或早或迟要闯大祸。

　　记得一次语文老师朱辉给我们讲毛泽东诗词，那首诗词是毛泽东年轻时最得意的诗词，词牌子是“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体现了他的“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远大政治抱负，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诗词中的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出长空，鱼翔浅底……

　　当朱辉老师读到“鱼翔浅底”的“翔”字时，竟把这个字读成了“翅”。于是，变成了“鱼翅浅底”。我于是举手起立，指出了读音的错误。这首词我的二哥已经给我讲过多遍，当时我不仅能深刻地领会词中的思想，而且能倒背如流。二哥当时正在县城的唯一高中读书，并投身了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们一起编了一张“红色造反报”，而那张报纸成了我常常阅读的东西。报纸上经常登载毛泽东的诗词或由二哥亲笔撰写的“社论”。

　　在我指出来老师的错误后，她震怒了。她把黑板擦向我的头打来，厉声说：“我读翅就是翅，老师还不如你！”

　　我很吃惊，弄不懂为什么她读错了却要坚持说没错，忙解释说：“老师当然比我有学问，不过，字典上这个字的注音也读翔，难道字典会错吗？”

　　盛怒之下，朱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室外滴水成冰，我衣服单薄，忍不住寒冷的袭击，于是便回家了。

　　没想到，放学后，朱老师带着几名女学生找到我家来，父亲热情地接待了她们，而朱老师向我父亲汇报了我的“劣迹”。她说我“扰乱课堂”、“顶撞老师”、“逃学”。

　　于是，父亲把我叫进屋，让我当面向老师道歉，承认错误。我如果承认了“错误”也许不会挨打，但是我觉得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朱老师，她不但教育有误，而且给我的三条罪状也是莫须有。我不服气，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把真实情况讲给父亲听，以便为自己洗刷罪名。朱老师恼羞成怒，一甩身走了，扔下一句话：“这个学生我不要了！”

　　于是，我的噩运又来了。

　　当老师走后，震怒的父亲猛然给了我两个耳光，并斥令我跪下，我的两颊迅速地肿得很高，两耳高声鸣叫，嘴角的鲜血一滴滴掉在地板上，但是，我没有跪下，任父亲的手一次比一次重── 父亲把我打糊涂了，我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在思考：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事实是他们错了，那么挨惩罚的为什么反而是我？母亲抱住父亲，让我快跑。

　　我不想跑，因为我想如果我跑反而会给父亲造成是我错了的感觉，既然我没错，为什么要跑呢？让他打死我好了。

　　母亲哭着喊：“小伯笠，你要把你爹气死吗？”

　　我恍然大悟，要给父亲一个台阶，要不然他如何下台？我痛苦地走出家门。

　　黑色的夜空飘着鹅毛般的大雪片，朔风在雪中怒吼，我嘴角的血很快冻成了冰粒，寒冬之夜，我去哪呢？

　　我想起了我的小伙伴一只大大胖胖的白鹅。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都到郊外为它割青草，所以它跟我尤其亲热。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它也常常跟着我，昂头挺胸，像个大将军，我的小伙伴们常常被它啄得四处逃窜。于是，我走到我在柴禾垛里为它掏的窝，钻进去。寒风夹着大雪灌进来，我便用柴草把洞口堵严实。我抱住大白鹅温暖的身子，觉得自已不再孤独。我和它喃喃对话，我说：“大白鹅，你全看见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孩子他们是大人吗？”我说：“大白鹅，我长大后绝不会这样，父亲和老师也有错。”我说：“大白鹅，你要多下蛋，重病的父亲吃了你的蛋身体就会健康，他就会多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快乐。”我隐隐为刚才让父亲那样震怒而忐忑不安，父亲是肝硬化，是生不得气的……

　　一个十岁的男孩就这样抱着大白鹅在风雪中进入了梦乡。他听到了母亲和大姐玉馥在风雪中的呼喊。听着亲人那带着哭泣的呼喊，在风雪中越传越远而任泪水纵横，但是他没有回应，他和大白鹅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我记得我醒来时已躺在热烘烘的火炕上，身上盖着温暖的被子。大姐玉馥一面哭一面为我青肿的脸抹药水，母亲也在不停地数落父亲：“这么狠，他才十岁呀！等小伯笠伤好了，我带他回外婆家，他三姨没儿子，给他三姨算了，你们不喜欢他，让他离你们远一点，也省着让他活着难受……”

　　父亲显然已经后悔，他说：“这孩子我以后不会再管了，等他以后闯了大祸，出了大事，你们就会体会我所做了，那时后悔就迟了！”

　　父亲的话似乎真有预见性：二十年后我成了中国政府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之一。我的通缉令和照片在“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上出现，并贴在全国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中国铁路公安局长竟命全国铁路警察发现我可以当场击毙。我不知道父亲看到我通缉令的想法，他是否会后悔儿时放弃了对我的管教？不得而知。

　　我很崇拜的二哥从学校回来，问我：“为什么挨打？”

　　我回答说：“为了一个字。”

　　二哥看了看父亲，什么也没说，从印着“红太阳”的旧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塞进了我的被窝里。我拿出来一看，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父亲放松了对我的要求后，从此我多了一些快乐的幻想，这个世界是神奇、残酷、苦难、沉闷而又多变，使我目不暇给。当时的红卫兵砸碎了所有的机关和学校，县长和演戏的一起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游街，我们这些小学生没什么事做，每天跟那些挨游街的共产党官员后面瞎起哄或捡红卫兵扔的传单。而我从那时开始重新设计自已，我认为只有自已是真实的、可信的。老师、父亲以及许多的有权威的人并不都能实事求是。所以要想掌握自已的命运只能靠自已，而掌握自已命运的钥匙是知识。于是我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从来不给学生留作业，我乐得自由，读自已喜欢的书。不久，我想当画家，便背着画夹到县文化艺术馆去画石膏像，于是结识了和我同龄的关玉良，玉良后来创建了“关东画派”成为大陆很优秀的青年画家。我的音乐天赋使学校所有的音乐老师感兴趣，我是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重要人物，十四岁那年我主演过京剧“海港”，我饰演“海港”中的男主角高志扬，我模仿黑头唱的那段“满怀豪情回海港”，把县京剧团的演员震得一愣一愣的，他们鼓励我报考剧团小班，然而我认为我唱戏只是好玩，让我终身唱戏，我觉得是辱没了我。而我最大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像雨果、罗曼罗兰、海明威或鲁迅那样的作家。我写了许多诗，有的竟然能发表在县文化馆门前的橱窗里。一九七五年县文化艺术馆办了一期工农兵文艺创作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我写了一部独幕话剧，经过几番修改，在县文艺演出中竟获了奖，而且是几个一等奖中的一个。奖品是鲁迅的“呐喊”、“旁徨”以及一套“毛泽东选集”。

　　从此，我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并为此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随着对社会和家庭观察和体会的加深，一个问题总在困扰我，家里经常来一些乡下亲戚，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地富反坏右”。父亲总是要帮他们一些，因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堂兄堂弟，而父亲当时毕竟是一个官员。母亲更为慷慨，尽管这些亲戚走后，我们会几天不能吃肉或买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这是我们张家的历史。但我不敢去问父亲，而母亲似乎也不愿意说，我真正知道我家的历史是我成家以后……

溪水旁

２

　　松花江有一个支流叫呼兰河，这条河不仅因为哺育了著名女作家萧红而著名，更重要的是她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

　　大约一百年前，山东省惠民县一个农民挑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已的妻子来到了这个美丽河边。这是黑龙江的第一代移民，在呼兰河北岸那陡峭的黄色土崖后，展现在那个山东汉子面前的是一望无垠的荒野，以及漫野奔跑的獐□野鹿和可以飞进饭锅的野雉。

　　于是，那个山东大汉住了下来，他一把火点燃了大草原。大火过后，油旺旺的黑土地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那个山东大汉是我的曾祖父，而挑子中的小孩则是我的祖父。

　　当我的祖父娶我的祖母的时候，张家已是良田千顷，房屋百间的大地主了，而曾祖父开创基业的地方已成了繁华的水陆码头，人们惯称这个地方为“黄崖子”，官名通江镇，隶属黑龙江省望奎县。

　　那时候的张家和所有的有钱人一样，为了防备胡子（土匪）的攻击，不仅寨墙高筑，而且长短枪都有，并配有“老母猪炮”。但当时的少掌柜也就是我祖父确是一个当地著名豪爽的人，所以张家很少遭到土匪的攻击。
　
　　祖父为人豪爽是众口皆碑的。他从不欺压长工和佃户。据说一个农活技艺很好的长工，因为喝多了酒和爷爷吵了一架，他赌气不再为祖父效力，并扬言：“屙屎也不往张家地里屙。”祖父便和他打赌，说：“如果你把屎屙到我家地里怎么办？”那长工道：“我要是屙到你地里便白给你扛一年活不要钱。”那长工一大早吃饱喝足开始上路，走到太阳西斜，实在忍不住了，便在小屯道的边上屙了滩屎，撒了泡尿，然后去问一个佃农：“这是谁家的地？”那佃农回答：“这是黄崖子张家大院的地。”那长工二话不说，便回到爷爷家拿起锄头去锄草了。当然，祖父还是给他工钱的。

　　祖父经管着偌大的家业，但遗憾的是奶奶却不曾生育。我们山东人是孔夫子的乡亲，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女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孝。

　　于是，祖母鼓励祖父再娶一房。当时，祖父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要娶亲就要从大家股上出钱，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家族的反对。祖母为了能有子孙，继承家业，便从自己的私房中拿出五个金元宝，为爷爷娶了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儿，那便是我的亲奶奶。她为张家生了六个儿女，而大奶奶和她相处融□，如手足姐妹，当我记事时，我的大奶奶还活着，她常常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张家的子孙们：“你们张家这几十口人都是我五个金元宝换来的。”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家的子孙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爹爹四岁的时候，张家开始衰落了。

　　爷爷有一个最要好的磕头弟兄（结拜兄弟）。此君天生一副反骨，爷爷给他骏马和快枪，让他去投军，可他在张作霖手下当了半年连长后，却又拉了一批弟兄跑回家乡当了胡子（土匪）。他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后来被击溃，他本人负伤入狱，被判死刑。

　　爷爷决心救他，发誓把他从死牢中救出来。那时，爷爷已经和弟兄们分家了。爷爷分得数千亩良田，为了救自已的磕头弟兄，爷爷开始卖土地，而这些土地多数被本家兄弟买去了，爷爷用两麻袋银元把人从死牢中买了出来，那人把家人托付给了爷爷，骑上快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去了苏联，成了苏联红军，有人说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总之，这个使张家败落的人永没再回来，但谁会想到，大半个世纪后，就是这个人的后代掩护了我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

　　后来，爷爷英年早逝，两个奶奶，一个管家，一个管外，带着六个孩子生活，家道逐渐败落，爹爹也只读了几年书便要为生活辛苦了。

　　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日本鬼子投降了，满州国的皇帝也被苏联红军押到了苏联。读过几年书的爹爹便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父亲在读书时被手拿戒尺的老师灌了一脑子的孔孟之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里，父亲注重的是前面两项，而治国、平天下则不去多想，否则，他不会在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急流勇退。

　　据父亲回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的素质很低，打击面的扩大使许多小康之家的农民被划为地主成份。由于父亲参加了“革命”，况家道已衰败，我家在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而父亲的叔叔们则统统划为地主，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时候，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多数是流氓无产者和青年农民，他们不仅大吃大喝，还奸宿地主家的姑娘媳妇。而动刑杀人则视儿戏一般。一个土改工作队员问一个地主婆坐没坐过火车，那地主婆连汽车都没看过更没看过火车，于是，那共产党员便把铁炉子绕红，然后把地主婆放在炉子上，让她坐“火车”。

　　还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员把一个地主用绳子吊在树杈上。
　　土改队员：“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于是，那土改工作队员把绳子往下拉，被绳子吊起的地主又升高了几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土改队员又拉绳子，地主又升高几公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了吧？”
　　那地主被绳子吊得吃不住劲了，只好回答：“看到了。”
　　那土改工作队员冷笑一声：“去找蒋介石去吧！”
　　于是把绳子一松，那地主便从十几米的高空中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在土改工作队员的笑声中死去了。

溪水旁

3

　　父亲最懂得政治的残酷，这也许是他反对我太介入政治的原因。

　　父亲当时还算是一个文化人，在由农民组成的土改工作队里显得很突出。他很快成为第二行政区主要负责人，但后来发生在他所在行政区的“河口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的家乡有一家姓郑的地主，郑家有一个男孩十几岁便到北京读书，从此再无音讯，谁会料到，二十几年后他成了共产党的大人物。

　　他叫林枫，日本投降后任共产党东北局副主席（主席是高岗，中共建国以后，林枫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林枫在坐上东北第二把金交椅的宝座后，便想起要光宗耀祖。我们的邻县绥化县当时还有日本人修的机场，而从绥化县到望奎县还有五十公里的路程。呼兰河从两县交界处流过，湍急的河流上没有桥梁，来往的车辆行人要靠渡船，交通十分不便。

　　林枫的座机在绥化机场降落后，他们从安全方面考量，没有到望奎县，而是让共产党望奎县委把他的父亲送到绥化与儿子见面。

　　郑老爷子在县委书记冯耕夫和一个连解放军的护送下，到绥化见到了儿子，然而在他返回望奎县行到呼兰河时，他们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就在三辆汽车开上渡船时，埋伏在树丛中的“政治土匪”开火了。船上的汽车被机枪封锁了，“土匪”们喊话，要他们交出林枫，缴枪投降。

　　被困在车上的望奎县大队政委胡再白建议：既然林枫不在车上，车上又有林枫的父亲和妹妹，是否应该和土匪谈判，以便保全生命。但县委书记冯耕夫坚决不同意，他向战士下达了命令，决不投降，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解放军开始还击，然而寡不敌众。

　　遭到抵抗的“土匪”恼羞成怒，把子弹和炮弹像秋风般泼向三条渡船。

　　只短短五分钟，三辆汽车上一百多人全部遇难，鲜血染红了呼兰河水……

　　这就是当时震惊东北的“河口事件”。

　　当驻扎在望奎县城里的解放军骑兵团赶到呼兰河时，“土匪”早已无影无踪，留在河面上的是一百多具尸体和仍在燃烧的木船、汽车……

　　据说：刚从绥化飞回渖阳的林枫听此噩耗大怒，立即给在哈尔滨的林彪打电话，要林彪动用野战军为他复仇。于是，一个师的四野部队开进了我的家乡剿匪，短短一个星期，他们抓到了两千多名“土匪”，并在埋葬郑老太爷的县城东北角的“花园”开了杀戒。两千多“土匪”（其实大多是无辜的农民）被分期分批处决。行刑者使用的不是子弹，而是大刀或锄刀。他们杀一批埋上一层土，再砍一批，再埋一层土，后来，土堆高了，形成了一座很大的土山，在这土山里，埋着两千多幽魂；在土山的前面不远处，是三座高高的纪念碑，刻着冯耕夫等三个县委领导人的事迹，在纪念碑的后面，是一百多座白色的小坟墓，每个坟墓中安葬着一个为保卫郑老爷子而献身的解放军战士。

　　我在九岁那年的清明节，在那蒙蒙细雨中，面对着这三座纪念碑举起了稚嫩的手臂，当老师把红领巾系在我的脖颈上，并告诉我那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红旗之一角时，我是噙着热泪高呼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我那时候绝对恨埋在土山里的“土匪”。那时候，解放军战士常常在土山后打靶，靶子就竖在山角下，我和小伙伴常常去挖子弹，但挖出来的都是白骨。伙伴们常常吓得跑掉，而我却不怕，常常拿着人的头骨发呆，心想：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坟墓也没有纪念碑呢？

　　回家问父亲，父亲瞪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土匪。”

　　读高中时常去县文化艺术馆，那里有几个文人在写县志，听他们讲，才知道林枫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当时想：这个老头死的也真是惊天动地，竟要两千多人殉葬。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林枫老爸的坟被红卫兵给撅了，棺木也给烧了。据说：林枫在北京对此耿耿于怀，并发誓再不回家乡去。不过，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父亲见不了这样血腥的场面，要求去读书，县委同意了，这样年轻，又有文化，将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于是让父亲去延安。

　　父亲很高兴，这样可以不必看这腥风血雨了，于是回家向两个妈妈辞行。

　　我的亲奶奶坚决反对：“父母在，不远游，你要走就是不孝。”

　　我的大奶奶更是反对，父亲己经订了亲，女方是邻县一个姓宫的地主的女儿，宫家老爷子在土地改革中死掉了，据说是被土改工作队打死的，大奶奶的意见是：赶快成家，救那宫家女儿于水火。后来，这个宫姓地主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她是影响我最深的女人。

　　在县委派人找父亲出发时，奶奶把父亲藏在了柴禾垛里。

　　从此，我父亲脱离了革命，不过，两年后他不得不又到县政府工作，但他从不再要求加入共产党。而成为了一个“革命”一生的非共产党干部。

　　四十年后，当我被中共全国通缉，逃离北京大学后，林枫的儿子林言志进北京大学主政，在他的主持下，我被开除了学籍和党籍。

溪水旁

                                                                                       ４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除了苦难和恐惧外，看得最多的是人性的扭曲。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课堂里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心也随之消失了。好多同学和自已出身不好或被专政的父母划清界限，人们用一个小小的“毛主席语录”包裹住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忘记外边的世界，最值得回忆的便是读书的幸福。我常常和邻家的小伙伴到县图书馆去偷书，或到红卫兵烧书的现场去抢书。慢慢的，书给我展现了一个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我那时候读书读上了瘾，一天不读书就感觉是一种人的浪费，当时读书的感觉就像是赚钱，一本本地读，一分一角地赚。

　　上中学以后，我开始读欧美作家的作品，雨果、莫泊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海明威....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印度的泰戈尔。记得一次被“沉船”迷住了，竟拿到课堂去读，被老师叫到讲台前去出丑。

　　书读多了不免爱胡思乱想，并把自已的所感记在日记上，不过，我记日记常常间断。当时只不过是幻想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意义的人。

　　书读多了也开始幻想爱情，但我在爱情上是一个懦夫，同班的女同学有那么几个喜欢于我的，我也看得出来，但当时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谈恋爱也会被视为是一种丢人的事。我在高中时曾暗恋一个女同学，她人长得美，小巧玲珑，但我却从不敢向她表露我的感情，相反，却和她最要好的女伴表现得亲热大方。她对我其实也是一往情深，但一看到我和她的女友大方地谈话，她就很伤心，这都是十几年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感受。

　　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很多同学都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街道办事处的人，这些人动员你到乡下“插队落户”的功夫会让你是铁也变成豆腐。而大多数人不愿到农村去受苦。

　　当时我是少数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人之一，我已满十五岁，新生活对我有较大的诱惑力。前面的路漫长崎岖却又是未知，而我却跃跃欲试，我当时觉得毛泽东说的有道理：“不了解农民，便不了解革命”，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这些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这是我急切想知道的。

　　于是我在学校第一个报名要求上山下乡。

　　此举惊动了县广播电台，派个记者访问了我，搞了一个录音专访。我当时对记者说的都是“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扎根农村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我告诉记者，我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和我一起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

　　当记者问我：你们到农村后生活会比城里苦一些，离父母远一些，你能克服吗？

　　记得我当时当着记者和老师、同学们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到农村后离父母是远了一点，但我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生活是苦一点，但却能锻练我们的坚强意志。我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以实际行动粉碎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预言，以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我的讲话使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激动得流了泪。

　　当这个采访录音在全县有线广播播出后，街坊邻居都来道贺，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母亲很高兴，只要我下乡，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张伟便可在城里找到工作，那时三哥已学会了木匠手艺，他心灵手巧，又很体贴父母的难处，对家的帮助很大，而老么的我却是什么也不会，只会读书。母亲说：“下乡也好，可以学点活计做，庄稼活只要肯吃苦就能学会。”父亲则不置可否，好像大家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儿。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特意多烧了几个菜，过去我是从来不上桌吃饭的，而明天我就要走向新的生活了，开始自食其力。父亲说：“这是大事，应该庆贺一下。”父亲让我坐在他身边，破例给我倒了一杯酒。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他说那时候他可以喝一斤多酒。他告诉我酒要少喝，喝多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还容易误事。但他让我把杯中的酒喝掉，说有话对我说
。
　　父亲说：他有七个子女，三个女孩不说了，将来都结了婚找个好丈夫，不挨骂不挨打，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父亲说：他这四个儿子谁见谁夸。老大张彬是军官，共产党员；老二张翘在北京铁道部三局二处当科长，也是党员；老三张伟学得木匠手艺，又聪明又能干，将来也准有出息。父亲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说我倔得出奇，这些年脑子里又装了些怪里怪气的东西。他说：他总是担心我早晚会闯大祸。

　　最后，他告诉我三句话，让我记住：
　　不要把功名看得太重
　　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
　　不要把女人看得太重
　　他让我切记。这三句真言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
　　第二天，我扛起行李到了学校。
　　一部敲锣打鼓的汽车把我送进了“广阔天地”里。

溪水旁

第三章 理想与青春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很容易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环境，这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并不是很多。也许是因为我生在农村，虽然长在城市，但与土地那种近乎于血缘一样的关系依然存在。

　　我当时插队的农村是一个叫正白后二的自然屯，隶属于望奎县红星人民公社，这里满族人很多，村名也按照八旗起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和正红旗，还有镶黄镶白镶蓝镶红旗。我们插队的正白后二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一千多人口，满族人占百分之三十．其余是汉人。满族人以洪姓为主，他们热情好客．而且还保持着种种旧规矩，对这个村的风气影响很大。

　　我们的知识青年集体户就建在村子的正南，与小学校有一墙之隔。不久，我被选为户长。成了四十多男女知青的头儿，其实，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还未完全成年，而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有一半比我年龄还大一些。

　　在这些青年人中，我的“领导才能”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没有粮食吃，我会到生产队借来足够的粮食，至于以后怎么还那是另一回事；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油吃，每天清水煮茄子，吃得大家胃酸，我便套上一辆马车，带上本城服务系统下乡的知青到自己父母工作的饭店，酒店去拿。饭店的领导知道是自己的子女来“揩油”也只能苦笑。生产队拨给我们一些土地，让我们种蔬菜，我便带着青年义务劳动，种了许多番茄、黄瓜、茄子、大葱、马铃薯等蔬菜，不仅够自己吃，知青们回城里还可以带一些让父母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

　　在集体里生活你要人们尊敬你，那你必须“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要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到农村时间一长，劳动不再是浪漫的事，繁重的农活使知识青年们叫苦不迭。秋天临近，快开镰了，而我们四十多男女知识青年都没割过庄稼，于是我就和各生产小队协商，把看护庄稼的工作要了过来。这工作在农村谓“看青”。活很翘，你只要拿着步枪保护成熟的庄稼不被偷，不被牲畜践踏就可以了。由于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我主动把这活让给别人，自己拿起镰刀和农民一起割地。由于不得要领，镰刀常常割到手和腿，右手也被刀把磨出一片片水泡。一个多月的秋割下来，我已经可以和农民比赛谁割得更快，不仅得到了知识青年们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夸赞。不到一年，我学会了锄地、割地、刨粪、打绳、骑马、赶车、扶犁、砍树等多项农活，这不仅使我和农民们的感情更为贴近，而对十几年后我在枪口下的两年逃亡生活有很大益处，由于我对农民和农活的熟知，使我在两年逃亡农村的生活里如鱼得水。

　　那时候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是能返回城市和家人团聚。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找门路或走后门为自己回城创造条件。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要上大学。当时全国各大学都在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条件是“政治标准第一”，需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就是农村共产党的组织用此来作交易，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使我对贫下中农这个阶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目光短浅而又不甘心为统治阶级效力的集体农民，他们同样没有什么权利，而所谓的当家做主是由他们这个阶级中产生的共产党大小官僚。
　　下乡一年以后，我被选为出席县的知识青年劳动模范，这是两手老茧换来的。会议一结束，我没能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而是立即回到农村，放下背包便拿起锄头参加劳动。

　　在中国农村，你必须首先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最难掌握的一门学问，你不能显得比他们有知识，那样他们会认为你不谦虚，你也不能显得比他们没知识，那样他们会瞧不起你。尤其在处理和农村干部的关系上更复杂多了，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你早几年回城或永远回不了城。

　　记得有一次为了迎接公社检查春耕的工作组，大队长老董让我帮忙把大队办公室布置一下，我用红彩纸写了一幅毛泽东语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每个字都像整张纸那样大，贴在大队部的正面墙上显得很有思想性。大队的干部都说不错。董大队长是土改时打地主入的党，算是老干部了。此人不仅说话结巴，而且一字不识，他让我给他读一遍，我念过后他突然把眼睛一瞪说错了。他说政治第一，政治应该放前面，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拿出《毛主席语录》给他看，他愣不看，因为看不懂，他说我不谦虚，不尊重贫下中农，不服从“再教育”，当时屋子里有许多大队干部和知识青年，他们都知道大队长错了，而我是对的，但没有一个肯为我辩白。因为他是大队长，是这个村的土皇帝，那时候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得罪他。

　　而我绝对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改，这不仅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在那个年代你不能把“最高指示”搞错，由于毛泽东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你写错了轻则说你政治思想差，重则说你篡改领袖语录那就罪恶滔天了。我不敢拿毛泽东开玩笑，但我可以揶揄一下大队长。我把这十九个字块都揭了下来，又重新钉在墙上，其实，还是原来的样子，只不过是重复了一次劳动而已。

　　大队长让我再给他念一遍。
　　我大声念给他听：“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拍拍我的肩笑了：“这就对了，年轻人要谦虚，我革命这么多年了，政治水平还能没你高吗？”

　　灵活的妥协给我带来许多好处，尽管在妥协的时候心情不那么舒服。但事后证明，暂时的委屈会使你以后少很多麻烦。

溪水旁

２

　　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天安门“诗抄”迅速传遍全国各地，青年集体户是“诗抄”流传的据点，我们每个人都偷偷在日记本里抄录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那些诗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关心政治，思考国家的命运，尽管当时我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对共产主义已经不很虔诚了，况且我以为共产党已经得了重病，那就是对“四五运动”的镇压。

　　我无时不在关心时局的变化，两报一刊上充斥了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攻击的矛头指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杀气腾腾，使你感到中国要有大事发生。而那一年的中国真够我这个十几岁的青年眼花撩乱的了。

　　就在这时，大队党支部推荐我参加了公社的“上大学学习班”。每天除了学习四个小时的文化课外，其余的时间是学政治，被推荐的三十多男女知青每天眉开眼笑，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参加这个学习班就已经是离开农村第一步了。

　　我是学习班里年龄最小，学习最好的一位，那些比我大许多的知青大姐姐们总爱找我辅导她们功课。公社管文教的党委书记对我也不错，常常笑咪咪地找我们聊天。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学习班解散了，我们回到各自的集体户里等通知。而我报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久，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又隔不久，毛泽东逝世。
　　就在此期间，上大学的名额公布了，我居然榜上无名。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集体户的青年都为我鸣不平。我为此也找过公社的领导，他们给我的答覆是：年轻人应该经受住党的考验。而那些学习成绩和劳动表现都不如我的人都不需要经过党的考验上了大学。而当体检的医生告诉我这次上大学的五个女知青有两个怀了孕，而五个人都失去了贞操后，我便缄默了。这就是贫下中农给我们知识青年的再教育？我为我们的姐妹悲哀，那一些不满也随之消失了。

　　那年十月，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了宫庭政变，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浩劫。

　　当“英明领袖华主席”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圣旨抓网治国时，我们黑龙江省的百万知识青年开始大批返城，我们集体户比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返城温和一些，虽然人人可以办理返城手续，但当时只能是以“病返”回城。大队部会计把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印章挂在墙上，谁要返城自己盖印。

　　知青都走光了，十几间的集体户只剩我一个人，我不想就这样匆忙地“病返”。况且我没病。我要好好理一理自己的思想，而我当时绝对没把返回城市当成最高人生目标，我想读书。哪怕是一个不很有名的学校。我自幼喜欢文学，向往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我喜欢的人都曾在这所大学生活过，鲁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我想再劳动一年，在农村等待第二年招生，我有充分的耐力等待。于是我一个人生活，每天除劳动外，要自己动手烧三顿饭，还要喂猪喂鸡，十几间大屋空荡荡的，晚上躺在空空的大炕上感受着孤独和寂寞，而往日的吵闹和笑骂声都远离了我。

溪水旁

３

　　那年秋天，我参加了高考，我报了黑龙江的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对我实在没什么诱惑力，但是可以离开农村。

　　我居然考中了，而且名列全县第一名。

　　离开生活了两年的农村时心情是复杂的。几名和我要好的知青特意从城里回到知青户为我送行。我们杀了一头猪，那是集体户最后一头猪，那头猪因为一个月没能好好喂养瘦得就如同一只大狗，那天早晨起床就开始忙碌。煮肉、灌血肠、买酒、烙油饼、我们把大队干部和平时比较要好的农民请来一起喝酒，从中午喝到深夜。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而这两年又是在人生春天的季节里。

　　当我饮尽最后一大碗老白乾后，我流泪了。

　　邻居大娘的一小碗酱黄瓜的温情，使我们可以多吃几碗玉米稀粥的香甜；

　　逢年过节我们都是老乡家里的座上宾，尽情地品赏他们的烹饪手艺，尽管不如城里的花样多，但大碗肉大碗酒令人畅快淋漓；

　　风雪交加的黑夜里，农民大嫂们炒一锅香喷喷的玉米花和葵花籽倒在知青户的大炕上，几十个青年抢着吃，然后比赛谁放屁响亮……

　　这两年我们哭过、笑过、打闹过、埋怨过、企盼过、憧憬过也失望过，然而一旦离开了，才知道那段生活是多么令人不平静。

　　那天我喝醉了，也说了许多心里话，没能去读北京大学的委屈在心里堵得慌，喝些酒，说一说，心里似乎亮堂了许多。

　　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文祥觉得很抱歉。未能去成北京大学而考了一个师范，我还能说什么？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从一个高中学生懂得了社会上许多我不懂的东西，尤其使我懂得了中国的农民，这些财富有许多是我此生受用不尽的。

　　我应该满足才对。

　　十年后我曾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子一次。我只在村里住了一夜。当年的娃子已经结婚了许多，而当年我们栽的“扎根树”也已经茁壮成林了。

　　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带来的变化，我们推迟在十一月初才到开学，报到那一天下着小雪，世界洁白如银。吴晓杰老师和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同学帮助我把行李安置在寒冷且又脏又乱的宿舍，吴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女同学，她叫郭秀庄，是行署教育局局长郭德昌的最小的女儿，后来我与秀庄相爱，但遗憾没成眷属。

　　无论如何，离开校园两年后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是令人兴奋的。我计划用这几年的时光多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那是我读书最多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把《资本论》拿到课堂去读，使讲课的老师大为光火，但她又知道那是马克思的著作，只好看着我摇头叹气。

　　有很多书籍是郭秀庄从她爸爸的藏书中偷出来的，后来，她成了我们班的班长，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当时学校的声乐老师都对我寄预厚望，他们认为我是难得的男中音，他们想把我培养成普契尼或什么歌剧大师，而我也经常参加市和地区举办的文艺演出，还经常得个奖什么的，或让那暴风雨般的掌声满足一下年轻的虚荣心。但我不想成为歌唱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用我的思想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观念。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我广交有同样志向的朋友，数学系一位姓陈的同学曾和我一起在同学放假回家度春节时，留在学校，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晨背一首唐诗，一起研读《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 实践论》、《 矛盾论》，也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和农村搞社会调查。他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到农村去，从村长、乡长、县长干起，他想改变一个县或一个乡，而我则主张应去北京发展，我认为要想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能影响最高决策人物和决策机构才行。现在想来当时是还很幼稚，但毕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