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什么让中国人在深夜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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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和房屋政策权威杰拉德-雷默斯（Gerard Lemos）在《纽约时报》撰文说，随着中共准备下个月权力交接，问题在积聚：放缓的经济增长，薄熙来事件造成的政治后果和扰乱稳定的社会问题。中共领导人发现他们很难知道普通人在想些什么，图为云南地震灾民。(STR/AFP/GettyImages)

【大纪元2012年09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杰拉德‧雷默斯（Gerard Lemos），一名城市规划和房屋政策的权威，在2006~2010年间在重庆市工商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著有《中国梦的终结：中国人为什么害怕未来？》一书。他在《纽约时报》撰文说，随着中共准备下个月权力交接，问题在积聚：放缓的经济增长，薄熙来事件造成的政治后果和扰乱稳定的社会问题。中共领导人发现他们很难知道普通人在想些什么。

雷默斯说，在过去四年里，他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在雾都重庆来来回回。他看到国营工厂关门，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生活在光秃秃的一片片公寓里面。

雷默斯希望了解普通中国人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谈些什么？所以在2007年，在经过当局批准的情况下，他在重庆不同社区放上画着许愿树的广告牌，欢迎人们在树枝上写下他们的秘密愿望。

中国人失去欢笑充满焦虑

中国普通人的愿望和忧虑是坦诚，发自内心和惊人的：他们失去欢笑，呼号着社会保障和免于焦虑。那些失业的和失去土地的人们的主要担心是收入。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几乎不存在。人们挣扎着支付教育费用。他们支付不起医疗；诊所和医院要求病人事先交付现金。严重疾病可以摧毁整个家庭的财政。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已经把家庭生活从抚慰心灵的安乐窝变成焦虑的前沿。家长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并依靠他们养老。独生子女承载着父母和祖父母难以承受的重担。

身体饥渴刚刚消退一点，精神饥渴又攫住人们。焦虑和怨恨让心扉关闭，人们无精打采，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90年代改革加剧贫富分化

在80年代末期，邓小平的改革提升了生活水平，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混乱。每个人都充满希望。但是90年代的新一波改革关闭了工厂，吞噬了农场，新的焦虑风暴席卷了许多普通人。

作为二战时期的中国首都的重庆，吞噬了周边的农田。作为失去土地的补偿，农民们获得一个狭小的居住单元和少量的现金。一个人在许愿树上写道：“我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公民。”“我们希望惩罚那些夺走我们土地的人。”

在另外一个环绕着倒闭的轮胎工厂的社区，一个男子在许愿树上写道：“当工厂倒闭的时候，我的工龄少一年。我离退休年龄差一年。我工作了29年。他们关闭工厂，我将如何生活？我的女儿还在上大学。”

另一名老妇人揉着肚子说：“我的女儿远在广东。我生病了。我的肿瘤有好久了。我想是癌症。我无力看医生。我还没有告诉我女儿。我不想毁掉她的生活。”

一胎化政策意味着“后代凋零”。在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下，一胎化政策催生了男女比例失衡：六个男人比五个女人。甚至学校的男孩都担心日后娶不上媳妇。

精神空虚 人们开始心灵探索

许多人转向道教、佛教、基督教或新兴宗教。激烈的反日民族主义也在增加，特别是在重庆，这里曾经是二战时期的重点轰炸目标。卖淫，赌博和自杀都上升。

在寻求古老慰藉的时候，普通人再次热烈谈论起儒教。有钱的家庭把孩子送去课堂学习儒教“大同”思想。2011年一月，一尊大型孔子雕像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它待了三个月，而后突然消失。

这个事件是围绕中国未来而展开战斗的微妙象征。它不是共产主义和西方社会模式之间的战斗，而是一场中国人灵魂探索的战斗。

薄熙来倒台震撼中共政坛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为了吸引北京强硬派的支持，但是普通人只是报以嘲讽，哈哈一笑或耸耸肩。

但是当他的警察局长王立军逃进美国领事馆，并泄漏薄夫妇枉法杀人之后，薄熙来的高调运动功亏一篑。

虽然谷开来被判死缓，薄熙来的下落和命运仍然不明。“重庆模式”对北京领导层曾经是一个威胁，但是现在随着薄熙来倒台已经崩溃。

经济繁荣消退 经济政治陷入死局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在消退。潜在的经济刺激可能适得其反，通过坏账压倒国营银行。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针对官府的民怨沸腾，都在持续加剧社会不满。

焦虑在我的许愿树上凸显：一胎化政策，城市移民，医疗，教育费用和失业，都是棘手的问题。

北京需要更加容忍权力分散，但是地方政府经常太腐败和无能。在最高层，共产党在分裂。它的首要任务是一党制度的存活，现在，它似乎已经决定，威权是最好的选择。普通人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绝望或成为异议人士。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2/9/11/n36796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