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后由 我在 于 2011-12-12 11:52 编辑
什么是民主？民主有什么好处？如何反驳14种常见的关于民主的流言？中国民主改革的动力、能力、突破点、时机分别是什么？如何进行改革？如何具体地过渡？如何克服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民主之后，如何处理巨额国有资产？如何清算现在的专制者？民主化对中国各种职业、各个阶层有什么影响？本文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读完之后，你将对中国的现状有一层更加深刻的了解，你将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中国民主运动路线，你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认识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目录
1. 什么是民主？
2.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
3. 如何驳斥14种常见的关于民主的流言？
4. 民主变革的社会条件
4.1 变革的意识
4.2 变革的动力
4.3 变革的能力
4.4 变革的突破点
4.5 变革的时机
4.6 变革的方法
5.如何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下改革？
5.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
5.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
5.3议会制衡
5.4 过渡方法
6. 优化西方民主制度
6.1 投票制度：民主考试
6.2 投票方式：网络投票系统
6.3西方选举制度的缺陷
6.4 改进西方选举制度
6.5 吸纳孙中山宪法思想
7. 行政改革
7.1 税收改革
7.2 公务员制度改革
7.3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改革
8. 如何处理巨额国有资产？
9. 如何清算统治者？
10. 民主化对中国各种职业、各个阶级的影响
11. 写本文的目的
12. 关于我
1. 什么是民主？
政治的核心理念是：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1) 钱云会是个村长，是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他的官位来源于村民。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不在乎上级压力，努力为村民的利益上访，为他权力的来源——村民负责。
2) 一个月前，深圳政府规定“农民工在大运会期间不准非法讨薪”。人民骂了二十多天都没有用，而人民日报一批评，深圳政府马上就撤回了这项政策。因为人民没有任何途径影响深圳官员的官位，所以骂了也没用；而人民日报代表了中央的意见，中央能够直接影响深圳官员的官位，所以马上撤回，因此官员只会对他权力的来源负责。地方官员如此，国家领导人也一样。
中国目前的状况是：1) 国家领导人来源于官僚集团推举，所以领导人不敢得罪官僚集团，也不敢拿他们的利益开刀。2) 上级官员控制着下级职位的提名权，官员无法自由竞选某个职位，因此官员的权力只来源于上级领导，所以他只需要通过行贿等手段讨好上级官员，对上级负责；无需讨好人民，听取人民的意见。只有人民无法忍受压迫，发生自焚、跳楼、群体暴动等激进行为，才能略微影响官员的仕途，成为影响官员权力来源的一部分，官员才开始解决这些激进行为的人的问题。
因此，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如果人民能够投票罢免监察部门的领导，他们还敢对“地沟油”、“三聚氰胺”视而不见？如果老百姓能够用选票直接影响官员的仕途，谁还敢强拆他们的房子？如果人民能够直接选举总理，由总理任命的中石油等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还敢如此放肆？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只要把“官员权力的来源”开放给人民，人民能够用选票直接影响官员官位，中国大多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有人说中国只要司法独立就行。法律是由官员制定的，官员控制了法律的解读权。如果法官由官僚集团任命，权力来源于官僚集团，在涉及官僚集团利益的情况下，法官就很难去公平、公正地判决。即使法官公正地判决了，在政府控制了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的情况下，也很难严格地执行判决。所以只有独立的司法是不足的，还需要把法官、暴力机器等官员的权力开放给人民才行。因此，“开放官员权力的来源”是司法独立的前提。
又有人说中国政府只要引入监督制度或者透明运行或者官员财产透明化就行。谁来监督政府运行？谁来审计政府财政？谁来审核官员财产？这些人由官僚集团任命还是由人民选举？如果媒体或人民发现了问题，政府跟你耍无赖，人民能有什么办法？就像李刚，人人知道他有贪污，但是官僚集团就是庇护他、不去调查他，人民能有什么办法？没有任何工具去约束官僚集团的行为。
所以说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官员的权力只来源于官僚集团，人民没有途径直接影响官员的官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民主。不过这里的民主是一种广义的民主，不仅仅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泛指一切能够直接影响官员官位的方式，可以是投票选举、也可以是罢免选举；也可以是自由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去投票、罢免和监督；或者通过游行示威罢免官员；甚至是在民意压力下，官员必须被问责等等。总之，人民要有途径对官员的官位做主。为了叙述方便，在下文中我暂且使用“民主”一词代替它们。
30年来，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废除干部终身制、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行政问责等，在共产党内部改来改去，一直逃避改革“权力的来源”（也就是民主）这个核心。
2. 中国为什么要民主
有下面几点原因：
2.1 民主是削弱两极分化的最有效办法，这是民主的最大好处。利益集团人数少，选票少；底层人民人数多，选票多。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底层人民是执政者主要的权力来源。为了争取他们的选票，执政者会大幅增加底层人民的福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只能夺富济穷。加大对利益集团的税收，然后把这部分钱用于保障民生。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领导人由利益集团推举，所以执政者不敢得罪利益集团，也不敢剥夺他们的收入，因此政府默许富人通过股票、隐收入、假帐等形式避税。占中国1%人口的富人的缴税大约占总税收的10%；而美国1%的富人缴税能够占总额的40%。因此民主之后执政者为了争取底层人民的选票，会完善对富人的征税，然后把这部分钱用于改善民生。因此，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看，民主化是一个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削弱两极分化的过程。
2.2 民主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权。人权是什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类不分民族、国籍、肤色等，均享有如下基本权利：不被任意逮捕或拘禁、不被任意剥夺财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公正公开的审讯、不得加以残忍酷刑、对政府政策或社会现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等。这些人权都是在限制政府的权力，如果人民没有工具制约政府，政府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让步？？民主制度可以让人民通过选票制约政府的行为，所以比专制制度更容易保障这些基本的人权。虽然在民主制度下也存在侵害人权的行为，但要比在专制制度下少很多。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民主可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让它出来乱咬人。
2.3 民主可以调整政府财政分配。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最低保障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只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5.8%，而民主国家平均51%；中国行政开支(公务员工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款报销等)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9%，世界平均是5.1%。民主之后，随着政府运行透明化，被官员挥霍的财政将大大减少，因此行政开支将大大降低。执政者为了赢取选票，往往会用来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因此，民主可以让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
2.4 民主是法制的前提。上一个章节已经分析，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政府拥有解读权；同时，政府控制了暴力机器，即使政府欺骗人民，民众只能忍耐。没有民主，人民就没有任何工具去制约政府，也就无法保证公正审判、严格执行判决，因此民主是法制的前提。
2.5 民主可以缓解民怨。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根源是官民矛盾，最近几年咒官、仇官和弑官现象越来越突出，因为人民没有途径排解对官僚集团的怨恨。民主选举可以通过拉票、助选、竞选、选举等形式，形成官民互动，进而释放民怨，因此有人称民主是“民怨的排气阀”。延安时期有人问毛泽东，中国如何才能避免王朝更替的怪圈？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它的名字叫“民主”。没有民主这个“民怨排气阀”，中国社会这个高压锅早晚要爆炸。
2.6 民主制度纠错能力比较强。在一党执政下，决策的后果必须由这个政党独自承担。但决策难免会有失误，如果承认错误，人民就会怀疑它执政的合法性，也会要求惩治决策者，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错下去。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去纠错，例如：当美国人民意识到越南战争的错误，通过投票去结束了它；当人民厌倦了文化大革命，可以通过投票去终止它，不必等到伟人过世； ……
3. 常见的关于民主的流言
阻碍中国民主化的常见观点有：民主会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底层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会发生动乱和伤亡;民主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东西方文化不同，民主不适合中国;……我在这一部分中将逐一反驳它们。
3.1 民主会导致中国分裂。
答：很多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看到苏联在民主化过程中解体了。但苏联本来就是由15个不同种族、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在1930年左右拼凑成的，几个独立国家要想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往往需要长时间磨合。在磨合的过程中，这个政权是不稳定的，因此苏联才会在民主刺激下解体。而中国从元朝开始已经形成现在的版图，至今已有800年，即使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都没有分裂，更不用说现在了。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随着汉族人数越来越多、人员交流更加频繁、经济互相依赖性更强，这种分裂就更加困难。印度有巨大的宗教矛盾、种族矛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都没有分裂，更不用说中国了。民主之后，中国不但不会分裂，反而更容易联合台湾、香港、澳门、蒙古、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组成中华联邦。
3.2 中国底层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答：四百年前的法国，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农民，但他们建立了自由博爱的法兰西；三百年前的美国，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但他们建立了民主共和的美利坚；人民素质低只不过是当政者推托民主的一种借口。怀疑和批判是民主的基本素质，专制政权从来不会教育人民去怀疑和批判，因此专制国家永远不会教育出有民主素养的人民！民主素养是可以快速培养的，看看台湾和俄罗斯就知道了，或许刚开始人民容易被当政者忽悠，但经过几次选举后，会慢慢地学会批判性思维、渐渐地步入理性。
同时，还可以通过民主考试制度缓解这个问题，下文将详细论述。
3.3 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会发生动乱和伤亡。
答：动乱和伤亡是一个社会转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避免。中国现在每年有多少人被“躲猫猫”？又有多少人在强拆下伤亡？每年又有多少人因无医疗保险而离开人世？每年又有多少人伤于三聚氰胺、地沟油、假疫苗？这些都是被社会关注了的，还有那些大量的没有被媒体报道的呢？民主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媒体的自由、法律的公正、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会大大减少这些伤亡，这些减少的伤亡数目将远远大于民主转型中动乱造成的伤亡。所以说民主运动不是在漠视生命，而是在拯救更多的生命。
动乱是暂时的，而动乱之后的民主社会却是永久稳定的。既然中国一定要承受民主转型之痛，长痛不如短痛，越早痛社会成本越低。利益集团一直秉着“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捞完了就跑到国外享用”的心态，大肆出卖国家资源、污染中华大地。民主转型越早，挽回的国家损失就越多，已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就越早解脱，即将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就越少。
3.4 民主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
答：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精英政治，都被利益集团控制，都是不公平的，只是程度不同。自由、法治、公平在美国、俄罗斯、台湾等地区，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中国，是有和无的问题；同时在制度的约束下，一个越来越公平，一个越来越不公平。共产党豢养的学者的常用伎俩是: 1) 通过夸大民主转型中的动乱，意图让人民害怕民主，拖延中国民主进程，尽可能延长共产党的专制统治；2) 通过批判民主国家存在的问题，意图让人民甘于专制，却没有分析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社会问题的大小和多少。民主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但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
3.5 东西方文化不同，民主不适合中国。
答：大东亚文化圈不仅有中国，还包括韩国、日本、港澳台等地区，它们的人民跟中国人民一样缺乏信仰、一样唯利是图、一样官本位思想严重、一样的东方文化背景，但是民主制度却在这些地方很好地生存下来了，并融入了它们的文化。它们这些地区可以，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民主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不过是一种管理官员的方法， 与文化关系不大。
几百万年前，人类源自同一祖宗，只是在后来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肤色和文化等表面的东西，但生理结构是一样的，人类基因之间的相似程度高达99.99% 。物质决定意识，因此生理方面的相似决定了人类在价值追求方面有很多共性，即普世价值，如渴望自由、追求平等、希望公平公正地对待、拒绝被蒙蔽等基本诉求。人类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对于西方民主制度，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但人类之间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所以宪政、法制、分权、自由、平等、监督、透明等大方向和基本框架还应该与世界一致。
3.6 民主化过程中，外国势力会乘虚侵占中国利益。
答：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外国势力干预，或许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利益不等于老百姓的利益。打个比方，如果中国有100块蛋糕，现在0.4%的人占有了70%的国家财富，老百姓只能分享剩下的30块蛋糕；民主之后，被外国侵占了10块蛋糕，中国只能生产90块。但是在民主制度下，同样0.4%的人最多能够占有30块，老百姓能够分享剩下的60块蛋糕，是民主前的两倍。所以说民主化虽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在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要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主导。统治者一直在宣扬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是因为70%的国家利益属于他们自己！俄罗斯虽然比前苏联弱一些，但俄罗斯人民总体要比前苏联人民生活幸福。
其实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想通了——国家利益不等于老百姓的利益。共产党最喜欢拿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去迷惑人民，让人民陷入它的逻辑圈套。
3.7 西方国家势力干涉中国民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答：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西方国家只关注中国的人权，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人权不等于民主。上面已经分析，人权是指任何人享有不被任意逮捕或拘禁、公正公开的审讯、对政府政策或社会现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等基本权利，不包括民主。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喜欢干涉中国的人权？因为在他们的选举过程中，通常有三大议题：经济、国家安全和人权；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难争高低的情况下，政客就开始拿人权大做文章，争取选票。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包括人权和民主。政客为了顺应人民的这种想法，希望通过促进其它国家的人权改善，来获得更多选票。经常看新闻的人不难总结出来，西方国家在换届选举之前，政客会对中国的人权指责强硬一些；一旦完成选举，囿于中国的经济大棒，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就变得悄无声息。举例来说，奥巴马执政前两年很少批评中国的人权，但是为了连任，最近开始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强硬起来；马英九也一样，为了连任，最近开始声援大陆的宗教自由；……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说西方国家干涉中国人权的直接原因是：政客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根本原因是：基督教的普世价值。
西方国家不但不关心中国的民主，相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们不希望中国过早地民主。有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态环境，为其它国家生产生活必需品？有哪个国家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产品，大把大把地运往国外？有哪个国家允许富豪们，把财富大把大把地转移到外国？有哪个国家默许金融巨头与官二代合作，大肆对本国进行金融掠夺？只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正渐渐地成为西方国家榨取中国人民利益的代理人，类似于经济上的傀儡政权（只是经济傀儡，为了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延长执政时间，共产党在主权、外交和军事方面对西方还会持续强硬）。一旦中国民主化，人民群众就会明白这种“经济傀儡”，因此西方从中国获得的这些实惠将消失。西方政治是为其经济服务的，共产党的精明之处是：用巨大的经济利益，换取西方国家默许它进行专制统治。就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允许西方国家索取它的石油利益，但前提是要默许它的君主专制制度。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就不同了，因为这些国家无法给予西方国家足够多的经济利益，与选票相比，这点点经济利益无法诱惑西方政客默许它们的专制统治，所以政客才会刺激这些国家实现民主。中国可以给予西方国家足够多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政治利益，所以西方国家才会默许共产党专制统治，不希望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
但西方国家也不会遏制中国的民主化。有三点原因：1) 可以利用民主初期的混乱，侵占一些中国利益；2) 如果促成中国民主，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功绩”，执政党可以据此获得更多选票；3) 以朝鲜为例，中国正在帮助金正日奴役朝鲜人民，一旦朝鲜民主化，朝鲜人民一定会仇恨中国。同样道理，美国政府明白民主是中国的必然趋势，如果极力阻挡中国的民主进程，未来的中国人民一定不会善待美国。
综上分析，西方国家不会支持也不会遏制中国的民主化，但会因为竞选的需要，谴责中国的人权。
3.8 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答：如果你们家邻居正在奴役着他的孩子，难道你不想指责一下邻居吗？看着朝鲜人民正在被金正日家族奴役，难道你不想批判一下金正日吗？从言论自由、社会公平等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相对于中国，就相当于中国相对于朝鲜。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看朝鲜，你就知道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的统治者正在奴役着中国人民，其它国家批判一下都不行吗？
专制政权往往会从肉体、思想和舆论上镇压一切反对势力，所以很难自我完善，只有人民无法忍受压迫时才可能改变。在国外势力的干预下，这种改变能够来的更快一些。孙中山不就是借助国外势力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共产党岂不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才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干预下产生变革，还是中国人民自发产生变革，列强都会趁机侵占中国利益。利益的侵犯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民主的代价，只不过西方国家的干预会加速中国民主进程。
3.9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所以专制制度也不错。
答：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功劳，而主要应该归功于人类科技的进步。如果没有共产党，从1949年或者从1979年开始，让任何一个其它的政党执政，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民盟甚至是九三学社，中国人民的日子也能够像现在这样，甚至比现在还好。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科技的进步，恐怕中国人民依然要活在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中。举例来说，如果没有杂交水稻、转基因种子、机械化生产等人类科技的进步，中国人民不可能解决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无线电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工业技术，中国人民不可能有电视、手机、冰箱、电脑等家用电器；……因此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主要归功于人类科技进步。共产党只是顺水推舟，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顺应了世界的进步罢了，做了一个执政党应该做的事情。
衡量一个政党或者一种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绩，不应该只看历史的纵向比较，而应该看时代的横向对比。因为历史都是在不断前进的，20年前你的月工资是20元，现在是2000，虽然翻了一百倍，但这种纵向比较没有意义。应该主要进行时代的横向对比：1949年中国有4亿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46位，占世界总GDP的5.7%；2008年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排104位，只占世界总GDP的4%。人口翻了3倍，但是占世界总GDP的比例反而下降了20%！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绩”？？
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土地、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劳动力和智慧的解放，以及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的作用并不明显。即使从1979年开始，中国由国民党、中国民盟等其它政党执政，中国的经济一样可以发展到现在这种水平。
当然共产党也不是没有功绩。衡量一个政党历史功绩的方法是，把它从历史上抹去，估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政党，历史将如何变化。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可以估计最可能发生的状况。我认为共产党真正的历史功绩是：它打了一场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朝鲜战争(如果其它政党执政，不可能打赢，也就不可能洗刷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民族耻辱)；它彻底解放了妇女；它强有力地推动了很多大项目，如两弹一星、载人飞船、青藏铁路等；它快速完成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网络、水利设施、煤油电气发掘、通信网络等；它普及了教育；它广泛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等等。如果把共产党从历史上抹去，让其它政党执政，或许也能实现这些东西，但没有共产党在专制制度下推行地这么快速、广泛和彻底，这才是共产党真正的历史功绩。
另外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的民主还有一定的贡献。看看周边的国家，往往经济、教育发展得好的，民主制度就进行得顺利；在落后地区强行推行民主，往往显得凌乱。所以在列强林立的现代社会，一个落后的国家比较理想的发展道路是：先用适当的专制统治普及教育、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当生活水平很难继续提高，人民更关心社会公平、法律公正和适当政治权利的时候，然后主动进行民主转型。中国很早已经走到了这个转折点，是时候启动民主改革了。
3.10 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发展了两三百年，而中国才刚刚开始，不要急于求成。
答：这只是共产党一贯的拖延伎俩。民主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的，民主应该分成专制、基本民主和完全民主几个阶段。从专制到基本民主，英国用了37年，法国用了10年，台湾用了4年，前苏联只用了几个月，所以时间不是判断民主的标杆。文化的变革需要60年，经济的变革需要6年，而政治的变革只需要6个月。
3.11 民主就是要去推翻共产党专政，打天下者坐天下，共产党的政权是由无数共产党员的生命换来的。
答：打天下的人不只包含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等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战士。进入现代社会，执政者的合法性不再依赖于血缘，更在于信仰和执政理念。那些牺牲的打天下者，是为了共产党当时对他们的承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献身的。现在的执政者拒绝兑现当初的承诺，当坐天下者已经背离了“打天下者的意愿”，那么它是否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民主并不意味着要推翻共产党，也不是要抹杀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民主是为了兑现60年前的承诺，只是改变了产生官员的规则，要从“跑官要官”变成“跑民要官”。
3.12 如果共产党倒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它。
答：共产党不会马上倒台，中国也不可能一下子开放民主，至少有几年过渡期，几年时间足以产生一个庞大的政党。很多体制内的非既得利益者、政治斗争失败者、厌倦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者、上升没有希望者、必须退休者、有民主自由信念者、甚至投机者，如果他们发现民主对自己有利，会与旧体制决裂、从共产党这条船上“跳船”。跳得越早，政治资本就越多，叶利钦是第一个敢于跳船的，正因为这样，他被选举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台湾的亲民党，就是一批国民党高官“跳船”后组建的。
如果将来共产党失去政权，并非要把共产党的官员全部撤换掉。民主国家通常有两种类型的官员——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用来参与决策、制定大政方针，如总理、省市县长、议员、内阁部长等人；事务官用来执行政策，或者从事公共性事务工作，主要是有一定专业背景的技术官僚，如刑侦、审计、税收、结婚登记等。政务官由人民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事务官一般通过考试任命、依据任职时间提升，实行终生制，如果没有过错，不会被免职。很少人属于政务官，大多数官员或公务员属于事务官。民主化的过程中，事务官不会发生变化，只会改变政务官。总理、省市县长、部长或局长、各级议员等政务官的需求量很小，单单是从共产党这条船上“跳船”的人就足够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国内的知识分子、民意代表和国外的异见分子。
所以不用担心民主后没有组织能够执掌中国，民主之后，执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现在的官员。官员的群体基本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官员的产生方式，从由上级任命变成由人民直接选举。台湾、韩国、俄罗斯等国家民主前后也是这样的，官还是那些官，只是改变了产生方式。
3.13 民运分子拿着美国人的钱，做不利于中国的事情。
答：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每年至少接受共产国际几万美元的资助(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用于维持政党运行和组织各种运动；孙中山闹革命时期，也接受了大量日本和美国政府的资助；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每年接受美国上亿美元的援助；……难道这些国家以前赞助中国的异见分子没有目的吗？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蒋介石等曾经受到国外政府资助的人，不是也应该受到批判吗？现在中国民运分子得到的资助要远远少于当年国民党、共产党和孙中山，而这些少量的赞助主要用于推动中国基本人权的改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共产党用“胡萝卜+大棒”来对付西方国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经济诱惑和恐吓，西方国家对中国异议人士的赞助、对中国基本人权的推动要比现在多很多。
民运分子要比国内官员好很多。官员需要人民养活，不但不创造社会价值，还对人们作威作福，并且还阻挡中国进步；很多民运分子不仅不需要中国人民养活，还对人民思想启蒙，并且能够推动中国进步。这些民运分子很像台湾的李敖，对台湾人民的思想启蒙和台湾的民主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但只是启蒙者和革命者，而不是民主政府的执政者。反对党的领导人主要是从体制内官员和国内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少会从现在的民运分子中产生。因此，现在很多人拿柴玲、方励之、王丹、魏京生等人的行为，去污蔑中国民主运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像李敖一样，只是启蒙者和革命者，而不是执政者。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尊重他们，毕竟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一定的贡献。(个人声明：我跟这群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只是从老百姓的利益的角度，去评价了他们的行为)
3.14 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改善了很多，如果给共产党足够多的时间，它会带领中国走向民主。
答：民主改革的核心是改革权力的来源；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如何让政府更加有效率，主要是改革权力的使用、制约和监督。30年来，共产党一直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如废除干部终身制、取消政府重叠的部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行政问责、财政公开等；在共产党内部改来改去，一直逃避民主改革“改革权力的来源”这个核心。
看看最近几年中国有哪些体制改革。从2002年到2007年，没有任何体制改革方面的尝试；2008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失败了；2009年胡温提出“领导人财产公开法案”，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2010年深圳准备政治体制改革试验，被中央搁浅了；2011年两会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禁忌；现在连“公民社会”的说法都被禁止。在利益集团的阻碍下，连这些最基本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已停止，更不用说民主改革了！谁还相信共产党会带领中国人民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
亨廷顿教授对1990年左右发生的“第三波民主革命”进行总结，得出来一个结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专制国家，对民主越排斥，因为精英集团有太多的自我经济利益在里面。 ”中国也一样，近10年以来，精英阶级通过专制统治获得了太多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才会极力阻碍中国民主改革。那些希望给共产党更多的时间、然后主动改革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只有在巨大的民意压力、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共产党才会启动民主改革。
至此，本文已经反驳了那些常见的对民主的误区和流言。污蔑民主，源于人的无知或无良。对于无知的人，希望朋友们用本文的观点去启蒙他；对于无良的人，希望朋友们拿本文的观点去批判他。当然，民主不只有西方式民主，也不仅仅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分析，民主泛指“人民有途径直接影响官员的官位”，可以是投票选举，也可以是罢免选举，或者通过游行示威罢免官员，甚至是在民意压力下官员必须被问责等等。只有在民主运动的刺激下，中国才会发生真正的民主变革。
4. 民主变革的社会条件
首先民众要有意识和动力进行变革，其次要有能力推动变革，最后变革还需要时机和突破点，我将在这一部分中分别分析它们。
4.1 变革的意识
衣食足后就会有政治诉求，这是人的本性，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近几年来，那些基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中国人，越来越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呼吁社会公平、关注法律公正，参政热情高涨，中国正逐渐形成一个“网络意见阶层”。中国未来几年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同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
10年以来，从传呼机到手机再到网络，从QQ到facebook再到微博，信息传递越来越快速和广泛，一些异见的信息正促进人民思想开化。网络回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思想，近三年来，网友们先是发牢骚，再到诅咒贪官，再到不信任政府，现在慢慢开始怀疑一党专政，说明了市民的思想正加速开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解放了大学生的思想，1989年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只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现在的互联网正逐步解放全体市民的思想。如果说在1989年可以用机枪、坦克和面包堵住知识分子的嘴巴，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堵住市民自由的思想！中国的自由化绝不会倒退，只会曲折地加速前进。
4.2 变革的动力
4.2.1 人民生活水平举步不前。
人民默许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唯一理由是，感觉生活水平正不断提高。从饥饿到解决温饱问题，人民感觉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从解决温饱再到基本小康，人民也会感到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生活水平越高，增加起来就越困难，同时人的感觉也越不明显。因此未来几年，即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也很难感觉生活质量继续提高。再加上高房价、高通货膨胀，中国将进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举步不前的时期，虽然工资会增长，但生活质量不会改善。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民可以默许政府的专制统治，但一旦生活质量稳步不前，就不会再容忍专制行为，也就会开始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苏联、台湾、埃及、突尼斯、新加坡等地区的民主运动，就是发生在“人民厌倦了停滞不前的生活水平”的时候。
4.2.2 失业人口增加。
中国每年有500万大学生毕业、600万新增农民工、1000多万新增农村劳动力，所以就业是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正如小布什总统在其自传中透露，一次在白宫午宴上问胡锦涛，“什么事情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胡锦涛说：“如何每年创造2500万个就业岗位。”GDP每增长1%将会带来18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政府长期把“保8” (保证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就说明了就业问题的重大。但是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在国际上逐步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房地产泡沫、储蓄率下降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环境污染加剧等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如果经济增长减缓，就无法给新增大学生、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谁来养活这些人？去年温家宝说“中国的无业人口已经达到两个亿”。无业者是社会不稳定的最直接来源，这些人最希望中国改变现状，要求变革的动力最强。
在这些无业人员中，对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是大学生。政府不怕农民、工人抗议，只怕受过高等教育者对生活状况不满。因为农民工人只会“闹事”、只有经济诉求、只会对社会不满，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而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思想，他们知道中国应该如何改革，不仅仅有经济追求，还有政治诉求，一旦同工人农民结合，力量将无比强大。所以500万失业大学生对一个政权的威胁性，要远远大于5000万工人农民。正因为这样，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政府动用了各种手段，如大学生村官、研究生扩招、大学生入伍、公务员扩招等等，但是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将达极限，所以不可能无限继续扩招，再加上经济增长减缓，无业大学生的数目将持续增加。但是大学生即使找到了工作，几年后还是被高房价、高通货膨胀榨取得一无所有。什么样的人最不怕乱？一无所有的人。什么样的人最有能力推动变革？一无所有的知识分子。那些挣扎着生存、看不到未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将会是推动中国变革的最大力量。
4.2.3 历史问题积累。
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者、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食品安全受害者、遭遇司法不公正待遇者，以及拆迁过程中累计的社会矛盾等等，这些人都希望中国发生变革。
4.2.4 体制内分赃不均。
体制内的那些政治斗争失败者、升职没有希望者、对分赃不满的人、随时可能被双规的人、厌倦了尔虞我诈政治斗争的人，也希望中国发生变革。共产党可以通过武警、特务、甚至军队对付体制外的反抗，但是对消除体制内的不满，有效手段就远没有那么多。因此共产党自身分赃不均，就会产生变革的动力。
如果中国再次发生一次89运动，不会像89年那样只有一群学生和知识分子，还会有大量的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对生活现状不满的人，也会得到富裕却得不到法律保障的中产阶级声援，甚至还能得到很多体制内人士暗中支持。这时候的民主运动不仅会像89年那样由信仰驱动，还融入了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所以抗议的动力和力量将大大增强。
4.3 变革的能力
4.3.1 抗议集会
公安部公布2005年中国发生了8.7万起请愿、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此后就不再公布；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透露，2010年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28万起。中国社会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群体性事件正逐步由偶然事件激发，到有组织性、有目的性转变，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在专制政权压榨下，人民没有反抗的途径。一旦听说请愿、集会、罢工等行为能够逼迫政府让步，会产生很强的“效仿效应”，会不自觉地使用。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将急剧增加。
4.3.2 反抗行动
中国现在有很多针对政府的反抗行动，如草泥马视频、砸方滨兴、真相币等等。吉恩?夏普在《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一书中指出，反抗行动的核心是引导人民克服对专制统治的恐惧。
近几年来，中国人民正渐渐克服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对于异见信息，网友们从只是浏览，到回帖，再到主动传播，再到自己创造；对于时政，人们从在家批评，到网上发帖，再到转发敏感文章，再到微笑散步，再到主动呼吁行动；对于暴力执法，人民从只是围观，到起哄，再到掀翻警车，再到焚烧警车，再到袭警；……尺度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快，更不用说未来的10年。
为了克服对专制统治的恐惧，南联盟人民选择了在闹市区滚“印有领导人头像的油桶”，东德人选择了每周到指定教堂祈祷集会，埃及人选择了facebook集会……看看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人的行为：墙内传播敏感文章、砸方滨兴、眼镜哥骂party、制作视频图片动画、艾未未画像涂鸦、写有真相的人民币、公共地方写宣传、黑客fuck网络防火墙等行为。这些反抗行为的根本目的是：让政府底线不断后退、让更多的人渐渐克服对专制统治的恐惧。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主要有两方面的心理障碍：1) 有人担心参与反抗行动会被共产党报复：我们只是一只小鱼，只要你不是事件的组织者或者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共产党不会骚扰你的，毕竟每天有成千上万件类似的事情发生，共产党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警力，不会去关注一只小鱼；2) 有人担心反抗行动会影响将来个人事业发展：以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专制统治不可能继续存在10年；10年之内，中国在政治方面将越来越开放，就像文革时还讲究个人出身，现在早已取消，10年前还讲究国企铁饭碗，现在已经弱化了很多；同样道理，一个人曾经的政治行为，将不会影响个人事业发展，相反，还能成为与未来的民主政府打交道的资本，进而促进未来个人事业发展。
在抗议集会和反抗行动中，手机和互联网大大加强了它们的组织能力，毫不客气的说，现代科技将是专制统治的掘墓者！
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局部抗议集会和反抗行动，但全局可以稳定，在于共产党可以防止各种力量串联，所以变革还需要一个能够串联各种力量的突破点，进而形成大规模集会。
4.4 变革的突破点
4.4.1 第一步：大规模群众集会
1) 主动挑起。通过传单、手机、网站、email、计算机病毒等媒介进行传播，主动串联矛盾，挑起群众集会。从二月份开始的中国茉莉花运动属于这种方式，它的巧妙之处是：试图用周期性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把各种社会矛盾串联，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抗议。其实不仅仅有茉莉花这一种形式，还有很多，例如：签署《零八宪章》时需要发送电子邮件到指定邮箱，这个的电子邮件列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数据库，里面都是异议人士，可以考虑在将来的某一天（如国庆节前），通过对所有签署人发email组织突然集会；或者号召黑客中的有识之士，写一个类似于“熊猫烧香”的病毒，自动传播集会的信息；等等。
2) 偶然事件激发。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被捕，重大事件的周年，强行夺尸、暴力执法等新的暴行，强制拆迁、强建化工厂、强砍梧桐树等新的压制性政策，经济动荡，大公司破产，对外战争，地震、旱涝、火灾等自然灾害，等等事情，都有可能在某个城市引起一定规模的群众集会。
现代社会，消息传播非常快速和广泛，无论是主动挑起还是偶然事件激发，一个城市的群众集会可能引起“效仿效应”，本城市或者其它城市对政府不满的群体可能效仿，进而能够引起更大、更广泛的抗议。东德、突尼斯、埃及、韩国、巴西等国家的民主运动，都遵从了这种由点到面的发展模式。
4.4.2第二步：争取权利
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后，可以采取游行示威、留守广场、静坐抗议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个核心要求，埃及人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突尼斯人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利比亚人要求卡扎菲下台。不难总结，他们的要求有三个特点：1) 这个要求要具体，不能模棱两可；2) 这个要求要能得到大多数人民认同；3) 这个要求要能对专制统治造成致命打击。中国没有类似的专制者，所以要考虑其它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平反六四、严惩开枪者”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三点原因：1) 这个口号是具体的，不像89年那样要求民主、严惩腐败等模棱两可的东西。2) 六四影响力广泛，现在虽然很多人认为应该平息那次运动，但绝大多数人不认同“用机枪和坦克镇压”这种平息方式；同时经过了20年，人民更加认同六四时期提出的很多口号，如公布领导人家庭财产、政治体制改革等。3) 如果共产党惩治开枪者，那么军人就会知道“对人民开枪早晚会被清算”；即使共产党不惩治开枪者，只承认六四是一种错误，也会让军人知道不能开枪镇压。因此无论是“严惩开枪者”还是“平反六四”，都会大大减小军队再次对人民开枪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镇压工具，就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因此把“平反六四、严惩开枪者”作为核心要求，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要争取一个核心权利。埃及人要求解除戒严法、叙利亚人民要求取消紧急状态法，因为这些地区本来就存在一部民主宪法，只是通过“戒严”暂停了。中国的宪法不是民主宪法，也不存在“戒严”问题，那么中国人民应该去争取什么呢？严惩腐败、司法独立、政府财政公开、官员公布财产、甚至开放党禁等承诺都是靠不住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一种反抗政府的工具。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人民反抗政府的最好工具是自由。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它们之间是逐步递进的。中国人民已经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下一步应该是去争取和平集会的自由，将来再要求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
集会自由不是说群众可以一直呆在一个地方不走，而是政府不准拒绝和平集会的申请，但往往只批准几个小时，之后政府有权力强力驱逐。退一步讲，可以类似于新加坡，在周末选取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供人民集会，时间过后警察有权力驱逐，但下个星期可以再来。如果民众拥有了和平集会的权力，假如政府忽悠人民或者拒绝履行承诺，民众可以马上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和平集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可以发表演讲，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同时，集会自由是开放党禁的前提，只有在集会的过程中才能形成、发展和扩大政党的影响力，没有集会自由，即使开放党禁也不会有效果。因此，一旦赋予人民随时上街抗议的权力，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和平集会的自由，能得到大多数人民认同；也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政府不好禁止，军人也不会反对，更何况可能只是周期的或者有限制的集会自由。
因此，中国一旦发生第二次89运动，示威者的核心要求最好是“平反六四”和“集会自由”，用“平反六四”去保护“集会自由”，然后用“集会自由”去推动变革。要牢牢把握这两点要求，其它的神马承诺都是浮云。
4.4.3 第三步：刺激变革
群众大规模集会之后的道路是不确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压力下，共产党主动启动民主改革。
2). 支持党内的改革派人士，促使他们逼迫保守派让步，然后启动民主改革。
3). 鼓励党内人士“跳船”，然后带领示威者进行斗争。
4). 支持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支持党内人士发动宫廷政变。政变后，这些人急需支持力量，往往对民主改革的态度更加温和。
5).共产党内部不同派系可能因此发生分裂，进而解体，成为几个新政党。
6).如果上述几种情况长时间没有发生，可以像突尼斯、埃及、也门那样，使用暴力，逼迫政府改革。现在已经不是1989年，不仅仅有信仰，还有切身利益，所以实行暴力的动力将大大增强。
历史已经表明，民主运动如果没有体制内人士支持，不可能成功。体制内人士的倒戈，往往是促使专制政权倒塌的关键。所以，无论是谁，无论此前是否有腐败经历，无论此前是否侵犯过人权，无论是左还是右，只要他支持民主改革，我们绝不能计前嫌，要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如果共产党承诺改革，或者发生军事政变、宫廷政变，或者成立新政党，不要轻信他们的承诺，要牢牢把握那两项核心要求——“平反六四”和“集会自由”，其它的神马承诺都是浮云。
4.5 变革的时机
专制政权在权力交接时最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权力交接容易引起内部矛盾，进而可能引起精英分裂。十八大是中国离开邓小平政治指定后，首次进行领导人换届。因为是首次，没有可以参考的规则，原有的规则也很容易被打破。如果到了2022年，第二次换届，因为有第一次换届的规则作为参考，不容易打破规则，权力交接将更加稳定。
2012年美国、台湾、法国、俄罗斯等地区将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前面已经分析，西方国家的政客为了选票，往往在换届选举前对中国的人权指责强硬一些。所以单从国际环境上讲，2011年和2012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好时机。由于中国领导人每届任期5年、西方国家每届任期4年，等到2022年中国第二次换届时，西方国家已经在2020年完成换届选举，因此它们在2021、2022年对中国的人权指责将会软弱很多。
所以说，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角度来看，2011年和2012年将是中国10年之内民主运动的最好时机。但政治环境不足以单独促成变革，还需要民意和组织力量。
1). 民意方面，人民依然沉浸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欣喜中，虽然最近两年生活质量稳步不前，但人民还没有缓过神来，对未来还有希望。如果再过三五年，或许人民会真正厌倦这种停滞不前的生活状态，要求改革。
2). 组织方面，缺乏统一、强大的民主运动组织。但不要把它看得太重，组织只能缩减专制统治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民意。如果民意希望保持现状，再强大的组织也无能为力；如果民意要变，一点小火星就可以点燃，况且组织是可以快速形成的。
因此我认为2011年和2012年，由于中国首次进行领导人换届和西方选举前的刺激，民主运动发生概率很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十八大后，人民会对新的领导人心存幻想，领导人也会做出一些缓和民怨的举动，因此2013、 2014和2015年民主运动爆发的概率会有所降低；十九大之前的2016年和2017年，西方选举前的刺激、党内权力斗争与民怨加剧，会增大民主运动爆发的可能性；2018年之后民众对领导人幻想破灭和民怨继续加剧，民主运动发生的概率将增大很多。
当然，我只是估计民主运动发生概率的高低，一次偶然事件足以改变这种概率。我希望中国民主运动能够把握好2011年和2012年这次难得的历史机会，每个人行动起来，克服对专制政权的恐惧，推动民众觉醒。错过了这次机会，就要再等5年了。
领导人对变革的态度，对民主运动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认为无论是左的薄熙来，还是右的温家宝，要比那些只会墨守成规、缩手缩脚的胡锦涛、吴邦国之辈好很多。因为不论是左还是右，他们最起码都主张改革或实践改革。如果改革成功了？有利于老百姓，非常好。如果改革失败了？也不错，造成民怨，可以加速中国民主进程。最可恶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领导人！所以我真切地希望十八大能够提拔一批敢于改革的领导人。
4.6 民主改革的方法
中国民主改革的速度与民主运动的暴力、激烈程度成正比，主要有两种情形：
4.6.1革命式：
军事政变、宫廷政变、党内分裂或暴力运动后，开放党禁，制定新宪法或恢复《中华民国宪法》，一年内组织全国大选；或者制定过渡法案，几年内组织选举。
4.6.2改革式：
“体制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形成互动，促使共产党改革，适时开放党禁。
我个人期望中国发生“革命式”的快速的彻底的民主转型，但毫无疑问，“改革式”的缓慢转型要比“革命式”的快速转型可能性大，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大多数人民对中国现状只是不满，只是希望改革，还没到达要革命的程度。
2). “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是第一人权，这一点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认可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功绩。
3). “六四”之后共产党学会了一套处理不同意见、防止内部分裂的方法。海外民运往往夸大共产党的内部分裂，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共识比分裂更广泛、更牢固。
4).共产党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很强，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小恩小惠稳定体制外的诉求、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稳定体制内的呼吁。前一段时间博讯网透露出来的消息，“中国茉莉花运动发生后，中央召集副部级以上官员开会，明确说明如果再有万人游行，不能再开枪镇压，因为一旦发生将葬送党的前途。”这说明，如果真的发生民主运动，共产党可能会做出一些政治让步，毕竟自我阉割要比被别人推翻好受，还能掌握主动权。
因此，我认为发生“改革式”的缓慢转型要比“革命式”的快速转型可能性大，当然，我不是在排除“革命式”转型的发生，而是对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比较。纵观世界各地区“改革式”的转型，如台湾、巴西、加纳等，都是基于原有的宪法框架进行改革，因为这样改革阻力小，也容易被社会各界接受。中国应该如何在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共产党党委” 政治框架下进行改革？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5.如何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下改革？
总原则：把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民主国家的议会，共产党把权力逐渐归还人大；建立议会制衡制度，把共产党党委或政协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参议院，把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民主国家的众议院；基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改善西方政治体制。
5.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
如果严格执行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质上是一院制、内阁制，但共产党为民主设置了三道坎：
1) 提名选举。共产党控制了各级人大代表和行政长官（包括国家主席、总理、省市县长、部长、省市县的局长和各级人大常务委会委员）的提名权，往往只有一个候选人。选不选都是他，选举没有任何的竞争性。这叫什么人民选举？？又怎么能叫人民当家作主？
2) 无记名投票。即使取消了提名选举，人民可以自由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可以自由选举行政长官。在无记名投票制度下，你怎么能知道“你选的那个人大代表”投了哪个人的票？？匿名投票类似于暗箱操作，很容易徇私舞弊，一个人可以通过贿赂人大代表去竞选官位，反正人民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投了谁的票。在无记名投票制度下，你又怎么能知道“代表你的那个人大代表”对某项议案(如修你们家门前公路)投了什么票？？因此，匿名投票让人民失去了知情权、也容易徇私舞弊，实名投票有利于人民了解和监督人大代表的投票。如果人民不满某个人大代表的投票，下次不会再选他了，甚至不会再选“这个人大代表所属的政党的推荐人”了。因此实名投票有助于增强人大代表和政党的责任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议会采用匿名投票！
3) 两级代议民主。即使取消了提名选举，同时进行实名投票。现在人大每年才召开一次，人大闭会期间，由人大常委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对政府政策进行表决，因此大多数的政策是由人大常委会表决的。这样就形成了“人民——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政府政策”这种两级代议民主制度（人民要通过两级机构才能影响政府政策）。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人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因此人大代表对人民负责；人大代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因此人大常委会直接对人大代表负责，间接对人民负责。我们都知道“县官不如现管”，这种“两级代理制度”大大削弱了人民对人大常委会的制约。所有民主国家采取“人民——议员或总统——政府政策”这种一级代议民主制度，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民意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应该取消人大常委会，把人民代表大会从每年才召开一次，变成一个常设的机构，随时都能召开会议、监督政府、提出议案、讨论议案和投票议案。
共产党实在是太精明了，为了减少人民对政府的制约，设置了三道坎——提名选举、无记名投票和两级代议民主。并且一环套一环，如果人民只突破一道或两道坎，意义不大，只有全部突破才有效。这三道坎阻挡了中国民意和官员之间的互动，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毫不客气的说，即使中国开放党禁和集会自由，反对党也很难通过这种制度获得职位，尤其是能够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省市县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内阁人员。
蒋介石虽然独裁，但他给台湾保留了一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几乎完美的“五权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政治体制不会对民意设置门槛，当人民觉醒后，很容易通过法定渠道制约专制政府的行为。大陆人民就没有这么幸运，即使人民觉醒了，这三道坎也会大大减弱“人民通过法定途径制约政府”的能力。
5.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
因此，基于上面对人大现状的分析，可以做出如下改革：
1) 取消提名选举，人民可以自由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可以自由选举行政长官，不预设唯一的提名者。
2) 实名投票，并实行竞选人辩论和议案辩论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用电视频道全程直播辩论和投票过程。
3) 取消人大常委会，把人大变为一个常设机构。但是现在人大代表数目过多，全国有3000名、省级大约有1000名、县级大约有500名，不方便召集会议、充分辩论和投票。根据国外经验，国家议会在500人左右比较合适，超过1000人时，讨论问题就很困难。所以人大代表数目最好精简为原来的1/6，大约全国500名、省级150名、县级80名。
4) 人大代表职业化。现在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但是他们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去了解民情、制定议案、辩论议案和投票议案，应该职业化。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必须辞去企业工作、政府职位，也不得个人经商办公司等，专职做人大代表，并有较高的工资和专门调查民意的基金。
从权力的来源角度来看，通过这种改革，官员的权力不再直接来源于上级任命，而是来源于人民，因此他们只需讨好人民。
5.3议会制衡
5.3.1 议会形式
议会通常有两种形式，一院制和两院制。
1) 一院制主要在北欧一些人口少、国土小的国家施行，优点是立法效率高、不易产生僵局；但容易通过一些有争议的议案，也容易演化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2) 两院制是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组织形式。优点有：(1).两院按照不同原则产生议员，可以形成更加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代表不同地域、民族、职业和阶层的利益。(2). 下议院受民众情绪影响较大，上议院可以发挥“慎重”的作用，防止“轻率”的立法行为。(3).议会内部两院互相制衡，可以减少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冲突、增强行政效率。缺点是：议案需要两院同时通过，立法效率低而且容易互相推卸责任。
因此两院制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其实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就是借鉴了两院制的优势而设置的。
5.3.2 实现方法
方案一：英国模式
英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代表贵族、地主和精英阶级的上议院，和代表农民、工人阶级的下议院。初始时权力集中在上议院，随着不断斗争，权力逐渐向下议院转移，最后形成了“以下议院为主导、上议院虚拟存在” 的一种体制。中国或许可以借鉴这种模式：以代表权贵精英阶级的共产党党委和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权力制衡。通过民主斗争，共产党党委逐渐把权力交给人民代表大会，最后形成以人大为主导的一院制；或者党委和人大互相制衡的两院制。
方案二：赋予政协实权
现在政协对政府政策只有“建议权”，没有“反对权”和“决定权”。如果赋予政协“反对权”或“决定权”，然后政协委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主要是不同地域、民族、职业和阶层的人士，最后把政协建成类似于参议院、人大类似于众议院的制衡模式。
方案三：共产党党委选举全民化
共产党党委选举全民化，并允许其它党派人士竞选共产党党委职务，最后形成党委和人大互相制衡的两院制。
5.3.3 两院权力分配
类似于其它民主国家，上议院（党委或政协）主要掌握审核重要部门的人事任命权，下议院（人大）主要掌握财政审批权；大多数法案需要两院同时通过才能施行。美国式的两院权力相同的制度，容易互相扯皮、推卸责任；我认为日本式的“大小院制度”是一种更好的模式。所谓的大小院是指：议会由权力大的人民代表大会（下议院）和权力小的党委或政协（上议院）组成；人大通过的法律，如果被政协或党委否决，经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再次通过，法律也可以成立；反之，如果议案被人大否决，政协或党委无法驳回人大的决定。
5.4 过渡方法
5.4.1 地域选举过渡
通常有两种过渡方法：一种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开放选举；另一种是先开放地方选举，再开放中央选举。
民主最大的障碍在最高层，因此直接开放中央选举阻力很大。另外由于中央负责国防、外交、国家安全、金融等领域，如果在民众民主素质不高的情况下，直接在中央推行民主选举，容易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所以不应该过早地开放中央选举。
但是如果先进行地方选举，地方领导人就先于中央获得执政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抗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精英斗争时缺乏合法性基础，从而导致中央和地方对抗，不利于国家整体稳定。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先开放地方选举，中央与地方精英产生激烈对抗，诱发了政变，引起社会动荡，进而解体。
有一种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按比例过渡，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名额可以自由选举，其余部分由共产党指定，然后逐渐增加自由选举的比例；中央开放的比例可以小于地方。例如第一次选举时，开放50%的县级人大代表名额、30%的省级人大代表名额和10%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第二次选举时，县级、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分别开放70%、50%和30%；第三次选举时，分别开放100%、70%和50%；以此类推，直到全部开放。
由于地方没有完全开放选举，所以不具有全部的执政合法性；而中央也有一定的自由选举比例，所以也拥有一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中央领导人可以据此对抗地方精英，缓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对抗，有助于国家政权平稳过渡。同时在地方选举的过程中，人民的民主素质逐渐提高。有助于完全开放选举后，中央选举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希特勒式”的政治投机者、短期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通过忽悠人民造成国家动荡。
5.4.2 权力过渡
5.4.2.1 政治权力过渡
人大代表的政治权力包括三个部分：监督权、罢免权和选举权。
第一阶段主要行使监督权，把审计署、检察院等监督政府的部门划归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人大代表有权查看任何部门的财政支出和制定政策的过程，如果不涉及军事、外交、安全等机密，有权向社会公布。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如果想继续当选，一定会严格审查预算，替人民好好地监督政府，并把自己的“成果”向选民汇报。
第二阶段主要拥有罢免权。如果官员犯了错误，而共产党又在包庇它，这时候一定数目的人大代表投票可以罢免这个官员。
第三阶段主要拥有选举权。国家主席、总理、省市县长、部长或局长要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何人可以自由竞选这些职位，不预先设置提名人。
人大代表从只有监督权、到拥有罢免权、再到享有自由选举权，权力层层递进，类似于俞可平教授提出的“递进民主”，这样可以防止权力突然放开后中国政局发生混乱。
5.4.2.2 议案权力过渡
一定数目的人大代表连署可以形成议案，交给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第一阶段可以把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批权交给人大，第二阶段人大可以审计各种涉及民生领域的议案，第三阶段可以审计军队、安全和外交方面的议案。
5.4.2.3 暴力机器过渡
为了保障人大代表的合法权力和议案的执行力，必须要赋予人民代表大会调动暴力机器的权力。如果无法影响暴力机器，人大依旧只是一个空壳。暴力机器包括公安、武警和军队三个部分，在第一阶段可以把公安系统的人事任命权交给人大，各级公安局正/副局长、公安部正/副部长要由人大公开选举，并且要赋予人大罢免他们的权力。同样，第二阶段把武警的任命权和罢免权交给人大；第三阶段把军队高级职位的任命权和罢免权交给人大。
5.4.3行政首长选举过渡
初始阶段国家主席/总理、省市县长由人大代表选举，然后过渡到由人民直接选举。行政和议会权力的大小，要在未来各个政党的政治斗争中形成，我个人倾向于先实行内阁制，然后过渡到法国式的半总统制。
5.4.4媒体的过渡
对于媒体，先开放对政府现行政策的批评，允许异地监督，默许异见人士批评，共产党的历史问题可以慢慢开放。
5.4.5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
对于西藏、新疆存在分裂势力的地区，如果开放省级自主选举，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可以先开放全国选举和县级选举，最后慢慢开放省级选举。允许民族自治，但军事、主权、外交权力统归中央政府，禁止政教合一。
中国未来的政治机制是不确定的，要在各种组织和政党的斗争中形成。
6. 优化西方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陷，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要根据中国现状做出一些调整。孙中山先生纵览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为中国人民量体裁衣，制订了一套“五权宪法”，我们可以据此优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还应该与时俱进，根据现在网络社会的优势，去改进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缺陷。
6.1 投票制度
中国民主转型的一种阻碍是，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农民、工人阶层容易被忽悠，不具有鉴别领导人、判断国家政策、评判外交策略的能力，而这部分人数目庞大，赋予它们投票权可能把国家引向歧途，但如果他们没有投票权的话，容易引起歧视。看看其它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美国是从只有白人男性拥有选举权，再到全体男性，最后到全体人民；英国是从只有大地主和贵族拥有选举权，到全体人民；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也是从农民只有1/8的投票权到1/4再到全票。
为了解决知识分子的顾虑，同时避免歧视，中国可以考虑建立民主考试制度。类似于驾驶证的上机考试，方法如下：建立一套含有十万道选择题的题库，包括识字、算数、政治经济外交常识、批判性逻辑等方面的题目，每道试题有五个选项。用计算机从十万道试题中随机抽取100道，然后用计算机进行考试，每题一分，然后建立所有人的民主考分系统。得30分的人拥有0.3票，50分的人拥有0.5票，100分的人有全票。没有参加考试的人，依据其学历，取这个学历的人的平均分。
因为要全民考试，不宜采取高考那样的集中考试方式，可采取驾驶证考试的形式——人民可以预约一年之内的任何一天到指定考场考试。不用担心考题泄露，题目是计算机随机抽选的，每个人抽取的题目不相同。即使题目全部被泄露，你能背诵的了十万道题目吗？人民背诵题目也是一种提高人民素质的过程，我们希望人人都能得100分。为了防止考试作弊，各地考场可以在网络上 在线直播。
民主初期，人民素质提高较快，可以三年测试一次；若干次考试后，每个人的分数趋于稳定，可以五年甚至十年测试一次。
在民主转型初期，民主考试使得底层农民有较低的投票权(估计平均0.35票左右)，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这种顾虑。同时，考试虽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但却是人类到目前为止 发现的最公平的制度，它能有效地减小歧视，也比较容易被社会各界接受，包括农民(每题5个选项，瞎蒙还能得20分，况且他们人数众多)。经过十几年的民主启蒙之后，人民民主考分差距不大（题目不难，都是常识性的题目，知识分子平均可获得0.9票，工人平均0.8票，而农民经过多年启蒙后平均可得0.7票），基本可以达到公民政治权力的平等。
实施民主考试制度，人民有动力提高自己的民主、科学和文化素质（素质越高，自己的投票权就越重）。同时执政者也有动力施行一些政策 ，去提高“支持自己的选民”的素质（素质越高，投票权就越重，执政者就越容易当选）。这样以来，在执政者的推动下，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会得到快速提升，尤其是农民阶层。
民众素质越低，越容易被政客忽悠，民主后就越容易引起政局混乱；民众素质越高，越不容易被政客忽悠，国家政局就越稳定，所以群众素质是民主国家 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印度、菲律宾等国家民众素质较低，政局比较杂乱；欧美国家民众素质较高，政局相对稳定。在西方投票制度下，一人一票，执政者没有动力 提高人民的素质，政客也希望民众素质低，因为民众素质越低，越容易被政客忽悠，所以西方投票制度 有助于政客愚民。民主考试制度可以促使执政者提高民众素质，不仅有利于国家政局稳定，还能减弱西方投票制度下的愚民政策，一举多得。
总之，这种民主考试制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一剂良药。
6.2 投票方式
投票率反映了人民对现有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高的投票率能够确保政府可以代表所有公民，当选者也比较有合法性。低投票率会导致政策向某个阶层倾斜，例如西方国家老年人的投票率普遍高于青年人，导致政府倾向 “多制订照顾老年人的政策、忽略青年的福利”，因此高投票率可以迫使政府 去关心那些政治不活跃的人。但是现在民主国家的投票率往往很低，美国的投票率只有50%左右，俄罗斯60%，西欧70%。投票率低有很多原因，如认为自己的一票微不足道、工作繁忙、对政府不存期望、对政治漠不关心、外地务工等等。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大，因为中国流动人口大，外地务工者多。省、市、县选举时，农民工、高校学生、留学生等人需要回到家乡才能投票，导致投票率更低，进而会导致地方政府 忽略这部分人口的利益。
投票率低的原因有很多，但选民一般以太忙碌 或者不愿意专门跑到投票站进行投票为由，如果能创造出一种更加快速方便的投票方式，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建立网络投票系统，要像选择“超级女生”一样，网上投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省市县长、主席/总理。网络投票时，每个人在“网络投票系统”里有一个账号和密码。为了投票安全，可以借鉴“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的办法，对每个人发放一张密码卡，投票时需要账号、密码和密码卡三重验证。到2015年，中国将有7.5亿网民，不会操作电脑或者没有电脑的人，可以让亲朋好友代操作。偏远地区，每个村提供一台电脑，供人民选举；连网络都没有的地区，使用纸质选票。
优点：
1)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只要有网络就可以顺手投票，有助于工作繁忙的人、 外地务者、认为自己的一票微不足道的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 投票，从而可以提高投票率。
2) 如果使用普通纸质投票方式，省、市、县选举时，农民工、流动人口、高校学生、留学生等人需要在投票时间回到家乡才能投票，从而导致“投票春运” 现象 (回家投票) ，从而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就像台湾2008年大选，一群在大陆工作的人专门飞回台湾参加选举。
3) 如果施行民主考试制度，每个人的投票权重不同。如果使用纸质投票，不好具体操作。如果使用网络投票系统，只需要用计算机把“民主考分系统”和“网络投票系统”关联，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4) 网络投票系统不仅能选举，还能进行民意测试、推举候选人、评价执政者、发起或连署一项议案、对重大政策进行全民公决等功能。(这是最重要的功能，下文将详细论述)
5) 民众可以在家投票，防止极端分子、黑社会干涉投票。
不用担心网络安全，如果倾尽了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技术力量，完全可以达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偶尔出现大问题，因为网络投票方便、简洁、成本低，很容易重新投票。纸质投票也存在作弊问题，更何况是网络投票呢？投票网站要在有公信力的人、各个政党的代表、海外华人和联合国人员 监视下开发、运行，还要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现场直播运行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小网络作弊。
6.3西方选举制度的缺陷
看看奥巴马选举总统的整个过程：通过党内若干精英人士推荐，成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竞争者；之后通过党内投票，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然后筹集资金参加选举；最后通过人民投票成为总统。他权力的来源分别有——党内若干精英人士、政党、政治献金集团，最后才是人民。总统的权力不只来源于人民，就注定了美国总统在制定政策时 不会只考虑人民的利益。 他要归还“推举他的 党内若干精英人士”的人情，他制定的政策要向“给他政治献金的集团”倾斜、要受“推动他当选的 政党的利益” 制约。所以说从权力的来源角度来看：西方选举制度的缺陷是，提名阶段的精英政治、竞选阶段的政治献金和选举阶段的政党政治。
西方社会的很多弊端往往是提名、竞选、选举阶段不民主的结果，举例来说：
1) 梅德韦杰夫能够获得总统职位，来源于普京助选和一些政治、经济寡头推举；普京能够获得总统职位，来源于叶利钦指定。这种依靠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就能决定政客命运的制度，造就了俄罗斯的寡头政治。
2) 台湾很多执政者依靠黑帮打压竞争者、威胁民众投票，黑势力是他们权力来源的一部分，所以执政者才不会真心打压黑势力，台湾才会黑帮盛行。
3) 日本实行议会制，首相的权力主要来源于他所属的政党，一旦领导人无法平衡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就要下台，这是日本领导人频繁更换的根本原因。
4) 中国也一样。一个官员能否被提拔，取决于上级的推荐 和自己所属派系的推举，所以中国的官员只需取悦上级、站好队、做有利于自己派系的事情就行，无需理会人民的诉求。
……
因此，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去分析，很多政治行为和社会现象就会豁然开朗。 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要在提名、竞选和选举阶段 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势力对候选人的影响，尽力做到官员的权力只直接来源于人民。
6.4 改进西方选举制度
前面已经分析，西方选举制度的缺陷是：提名阶段的精英政治、竞选阶段的政治献金、选举阶段的政党政治，所以可以做出如下改进：
提名阶段：
人大代表和元首（总理、省市县长）的提名：由一定数目的人民在网络投票系统里推荐。
竞选阶段：
人大代表或元首的竞选费用，由政府统一拨付到候选人的账户。禁止候选人接受任何形式的竞选捐助，防止财团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未来的人大代表或元首”的决策。（瑞典等国家正在实行类似的竞选补偿制度）
执政阶段：
禁止在任的人大代表或元首 帮助候选人竞选，预防政治世袭和俄罗斯式的寡头政治。
通过这几项措施可以保证从提名、竞选和执政阶段，官员的权力只来源于人民，而不受其它势力干涉。
6.5 吸纳孙中山宪法思想
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是把“政权”和“治权”分开：政府实施“治权”，采用五权分立体制，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人民掌握“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议权。立法司法行政权、选举权是基本的权力，下面是其它权力的实现方法：
考试权：有两种类型的官员——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用来参与决策、制定大政方针；事务官用来执行政策，或者从事公共性事务工作，主要是有一定专业背景的技术官僚，如刑侦、审计、税收、结婚登记等，要通过考试任命。
罢免权/监察权：每年在“网络投票系统”里举行一次“对每个人大代表满意度”的民意测试，如果满意度低于一定程度，直接被罢免；一定比例的人民连署，能够罢免官员。
创制权：一定数量的公民可以在“网络投票系统”里连署，提出“建议案”，并要求人民代表大会表决。
复议权：较多数量的公民可以在“网络投票系统”里连署，要求人大对某项议案重新投票，或者要求对这项议案进行全民公决。
7. 行政改革
7.1 税收改革
7.1.1 改革个人所得税：现在中国0.4%的人占有了70%的国家财富，而这0.4%的人主要通过股票收益、隐收入获得，而股票收益、隐收入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富人的纳税。所以要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同时大幅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把这部分增加的税收用于提高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从国家层面进行“夺富济穷”。
7.1.2 增加财产转让税：亲属之间各种显性或隐形的财产转让 超过一定限额后，按梯度征收高额税收，如美国遗产税最高45%、法国最高可达60%，这样以来可以减少不劳而获的富二代，增加社会公平。
7.2 公务员制度改革
7.2.1公开公务员政绩考核方法，公开官员提名、提拔的具体规则。
7.2.2公开政府财政支出。要像香港那样，人民能够具体地查阅到“哪几个公务员到哪个酒店吃了多少钱”、甚至“某个办公室买了多少张打印纸”，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是笼统地公开政府财政支出。
7.2.3公务员工资改革：
可以结合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和香港的长俸制。提高公务员工资，同时每月扣除20%左右的工资作为廉洁保证金。如果公务员能够清廉地退休，那么退休时他可以一次性领取“以前积累的廉洁保证金” 和“保证金因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这样以来，称职清廉的公务员可以安度晚年。从事公务员年数越多，职位就越高，而积累的保证金就越多，就越不容易腐败；同时这些“清廉的高职位的公务员”可以有效地遏制“职位低、保证金少的公务员”腐败，进而可以从制度层面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7.3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教授，领衔编写了《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提出了很多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办法，是体制内人士编写的 我们能见到的 最详实的政治改革报告，但里面遮遮掩掩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党禁。下面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这份报告。
7.3.1 精简行政层次，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结构。现在中国一直延续建国时期的五级行政结构——中央、省、市、县和镇，政令层层传递，延时大；资金层层剥削，消耗大；人数层层递增，行政成本高；类似机构层层架设，行政手续复杂。建国初期，交通不便，政令从省到县比较漫长，需要过渡机构；而现在交通发达，很多时候甚至一个视频会议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需要精简行政层次。现在市级和镇级机构没有多少权力，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最好逐渐取消市和镇，实现省直管县、县直管村。
7.3.2 增加省级行政区数目。省级行政区域太大，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因素过强，对中央政权形成一定挑战。可以考虑把中国省级行政区数目翻倍，形成50个左右的省。新建立的省需要新的领导集体，这样以来可以消化掉“精简行政层次、取消市级机构”过程中的一些官员，减小改革阻力。实现方法：以河北省为例，先把北部的唐山市设为中央直接管理的直辖市，然后逐渐把它周围的承德、张家口等市并入唐山市，进而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省级行政区。
7.3.3 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具体来说，应当对目前的机构进行如下调整：将检察院、法院、国防、外交、安全、武警、银行、金融、海关、社保、全国性交通、国有资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监狱、警察、教育、卫生、环保、工商、质监、食品医药监督、土地等，属地方管理。
7.3.4 改革中央地方税收分配。中央政府的收入以社会保障税为主，包括关税、增值税、燃油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资源税、中央级国有资产收益等。省政府的收入以销售税为主，包括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省级国有资产的收益等。县政府以房地产税为主，包括土地增值收益所得税、资源税、排污税、车船牌照费等。中央和地方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以各占50%为宜。
8. 民主之后如何处理巨额国有资产？
苏联解体时，政府把国有资产平均分给人民，每人获得价值一万卢布的证劵，并允许买卖和转让。普通民众没有意识到这张证劵的价值，很多人把它贱卖后消费掉，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很多商界人士借机大肆低价收购这种证劵，然后完成对某一行业控股，通过这种手段迅速致富，典型如别列佐夫斯基基金、切尔诺梅尔金基金等。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路，可以参考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做法。1968年阿拉斯加州发现了石油资源，议会设立资源权益基金，建立了经营石油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分红，每人每年都会收到1000多美元的社会分红。
中国可结合苏联和阿拉斯加州的做法：把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平均分给人民，每人可获得近十万元的国有资产证劵，不可买卖或转让。成立由全国人大下属和监督下的“国有资产委员会”，对国有企业、国家控股资产、国家外汇储备进行统一管理。然后对其利润进行分红，每人每年可分到几千元的国有资产红利。这样以来，人民能够直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有热情监督国有资产，防止被人鲸吞；还能拉动内需，并能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9. 民主之后如何清算统治者？
中国从未经历过民主社会，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 决定了专制统治还很可能复辟。如果不清算，对不起现在被专制者压迫的人民，也变相纵容未来的专制者 肆无忌惮地蹂躏未来的人民；如果大规模清算的话，一方面会延长现在人民被奴役的时间，另一方面会让未来的专制者全力提抗，不利于未来的人民。因此适当清算是必需的。
9.1清算总原则
抓大放小，个人恩怨在未来民主社会的法制框架内解决。
9.2政治清算
9.2.1对于那些为了自己的权力 而不惜严重损害人权的官员，曝光其所作所为，并依据情节，判处终生监禁或重刑（控制在10人以内）或判处轻量刑法（控制在30人以内）。
9.2.2严重侵害人权的官员，如果推动了民主转型，依据其推动的程度，判处轻罪或无罪。
9.3经济清算
9.3.1追回转移到国外的非法所得，允许使用国家暴力手段（如恐吓、威胁等）对付携带非法巨款潜逃到国外的人。
9.3.2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者的家族，酌情保留大多数的财产。
9.3.3对于现行法律规定模糊不清的部分，从轻处理。
9.3.4设定一个时间点，如从2012年1月1日起，各级官员非法所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律全部没收；“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想法将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将成一句空话，从而可以逼迫统治者改革。对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所得，免除一定额度的非法所得，超过的部分酌情没收部分财产。
9.4如何使用清算所得的财产？
1).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迫害的人士给予国家赔偿；
2).本着“谁受益谁偿谁，谁受害补偿谁”的原则，补偿改革过程中的受害群体。如用房地产贪污腐败的钱补偿房奴，拿拆迁腐败的钱补偿拆迁户等等。
9.5共产党如何减少被清算？
1).主动启动民主改革。翻开历史，那些主动开启民主改革的集权国家，往往很少人被清算，如台湾、巴西、加纳等国家；如果统治者被人民、军队等势力暴力推翻，往往会发生一定规模的清算，如德国。如果共产党真的想执政地长久一些，是时候启动民主改革了。借助人民还认同共产党执政这段时期，启动民主改革，争取让人民原谅以前的罪行。五年之后，等到人民厌倦了这种停滞不前、看不到未来的生活状态时，再启动民主改革就为时已晚了。
2).大力发展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总是教导人民 与人为善、原谅罪恶；宗教将是统治集团被清算的一道民意缓冲壁垒。
3).好好对待政治犯。很多政治犯在未来的民主社会能有一定的影响力，如刘晓波等，这些人的态度往往能够影响官员被清算的程度。
10. 民主化对中国各种职业、各个阶级的影响
1).五毛：源于生存的无奈，你们从事了这一行业。民主之后，以你们忽悠群众的本领，或许可以从事政党竞选的拉票员。
2).网警：你们是一群有技术的人，任何时代都需要网警、任何国家都有网络审查、任何公司都需要网络安全，所以你们不会失业。
3).警察：民主之后你们依然是警察，区别是政府不会再命令你们 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你们不会再被愤怒的人群指骂，成为真正的受人尊敬的人民警察。
4).军人：你们一直在领着世界上少有的低工资，最近共产党把你们的收入提高到了正常水平。民主之后，你们一定能够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且你们将不再效忠某个政党，而是效忠整个国家，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5).公务员：民主国家一般通过考试任命、依据任职时间提升，实行终生制，如果没有过错，不会被免职。因此你们将不用担心无缘被辞退、随时被双规的危险。施行高薪养廉和长俸制，你们的基础工资将有所提高，你们的养老将有所保障，但你们的“灰色收入”将被“政府运行透明化”大大限制。
6).军官、官员：民主社会是一个凭借个人能力和贡献进行升职的社会，无需拉帮结派、不需向上级行贿，“官二代”将无法阻挡你们上升的通道，一切升职规则都会透明、公开和具体。
7).高级领导人：民主之后，每个职位的权力是明确的、竞争是透明的，你们不用花很多时间琢磨权力斗争，只需要全力以赴思考 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你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国际舞台上将有足够的底气；你们的行为将受到宪法的保障，不会再有刘少奇式的下场；一切程序都要遵守法律，不用担心随时可能被“双规”。你们如果能够开启民主改革，将会像蒋经国先生一样，青史留名。不要害怕被清算，如果在共产党主导下逐渐民主化， 20年之内共产党不会从中国政坛消失。现阶段的领导人，你觉得你还能再活20年吗？
8).权贵集团：你们是想安心地、公开地年收入10亿呢，还是想偷偷摸摸地收入20亿？即使你们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样可以通过国家手段追回。如果无法追回，你们也将生活在国家暴力的恐惧之中；你和你们的后代，将有家不能回，只能忐忑不安地在国外寄生。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你们完全可以利用既得的金钱、人脉资源，在民主框架下获得政治权力，接受人民监督。
9).中产阶级：民主化后，透明的政府减少了“官二代”，财产转让税削弱了“富二代”，他们将无法阻止你们上升的通道；法制让你们拥有了安全感，高社保让你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或许会有短暂的不可避免的动乱，影响你们财产的安全，但之后将是长治久安，你们上升的空间也将增大。
10).农民和市民：农民有土地的拥有权，而不仅仅是使用权；市民不用担心房子70年之后被政府再次搜刮。自由的媒体将第一时间报道、扼杀 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食品；法制能让你们遭遇不公正待遇后，有个说理的地方；高社保会让你们有了生存保障。
11).青年：无论哪个国家，年轻人永远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有时间、有精力，没有家庭和工作的累赘，也容易接受新思想。中国当下大多数青年人“除了年轻啥都没有”。民主化是一个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里面充满了很多商机，年轻人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11.写本文的目的
1.自我总结。本文从什么是民主，到民主的好处，再到反驳关于民主的各种流言，再到分析中国民主运动的社会条件，再到民主运动的路线规划，再到如何进行民主改革，再到如何具体过渡，再到民主之后如何处理国有资产和如何清算专制者，最后分析了民主对中国各个阶级的影响，一步步地理顺了这几年来 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2.解惑。很多人对中国民主运动感到迷茫：砸了方滨兴有什么用？即使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又能怎么样？大规模集会就能结束一党专政吗？谁能取代共产党执掌中国？……本文解答了这些疑问，让网友们能够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路线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3.共产党有一套愚民逻辑体系，如果使用它的语言和逻辑去分析问题，绕来绕去就把你给进去了。甚至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也无法跳出这套逻辑，无法评判对民主的误区，我希望网友们能够拿本文的观点去启蒙他们。在启蒙的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国家利益不等于老百姓的利益”，这也是我从迷茫到茅塞顿开的突破点。同时我在《关于党国和五毛的宣传逻辑》一文中，专门总结了共产党的语言逻辑，网友们可以搜索一下。
4. 墙外大多数的文章纠结于批判中国的丑恶现象，但是，创造要比批判困难地多，因此很少有文章去探讨中国应该如何改善。在与朋友聊天的过程中，他们经常问我，“中国这么多问题，应该如何改？”民主？多党执政？三权分立？在共产党多年的洗脑下，他们对这些东西有一些心理抵触，因此这样的回答只会让他们觉得天方夜谭、不靠谱。因此要改成一些更靠谱、他们更容易接受的说法，例如：“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比“多党执政”更容易被他们接受，“五权宪法”要比“三权分立”更容易说服他们，“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要比“民主”更容易被普通人接受，等等。
希望朋友们拿这篇文章的观点去启蒙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去反驳那些意图阻碍中国民主改革的人。
12. 关于我
1988年，我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跟很多网友一样，从小长在红旗下，曾经无比地热爱过中国共产党。但底层老百姓的疾苦、社会的不公、利益集团的嚣张，一次次地刺激着我，促使我思索中国的未来。周围的朋友一直不理解，经常问我，“你整天翻墙、捣鼓民主有啥子用呀？”我的回答是，“翻墙、看新闻、促进中国民主只不过是我的业余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快乐的，跟你喜欢打魔兽、看电影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发时间。只不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的业余兴趣要更加高尚一些。”促进中国民主对我本人而言，没有任何直接利益，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的组织或政党，这只是我的业余兴趣，也是我的良心。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的，还应该有精神。当人衣食无忧时，应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华民族的公民。
雪松
联系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Twitter： xuesong1988
博客：http://xuesong123.blogspot.com/
[欢迎来邮件讨论中国民主转型]
http://xuesong123.blogspot.com/2011/05/2.html
|
|
发表于 2011-12-12 10: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