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我在

第五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1 罕见的电报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进，后想方设法进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O 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二OOO 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二OOO 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二OOO 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一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进行的一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

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言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

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3 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

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镕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一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一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

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叼，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4 火爆三个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还了解到发生在小岗村“火爆三个月＂的故事。面对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我们感到的，已经不仅是悲哀，而是震惊!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现在恐怕没有谁不知道了，因为它率先在全国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十八户农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决心，更是激荡过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说到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儿就得多说几句。

公正地说，一九七八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安徽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那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时，山南公社黄花大队的二十一名共产党员开了一个惊动省委、事关亿万农民命运的支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人称“汤大胆＂，大会形成的决议就是包产到户。这比凤阳县小岗村出现的那个后来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秘密契约＂早了两个多月。

汤茂林主持召开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会仅仅五天之后，包产到户在山南区就势如破竹，风靡了一千零七十三个像小岗那样的生产队，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当然，肥西县山南区也还不是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风阳县同属一个滁县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点怪，因它离县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胆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产到户＂的，是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又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今天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成了凤阳县小岗村，而肥西县山南区和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并不复杂，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次再伟大的全会也不可能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阴影，不可能不继续影响着新颁布的党的政策，因此，就是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还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而肥西县和来安县搞的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正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相悖，于是就应了一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当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个别人竟也慑于当时的形势，不敢再坚持，自己下了个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结果，功亏一篑。相比之下，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更聪明，他不说小岗村是在搞“包产到户＂，而是说包干到组，组里再悄悄地分到户。凤阳县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滁县地委的支持，地委书记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王郁昭，他不仅亲自参预，还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这就在策略上高了一招，而且总结得也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既避开了“包产到户＂这个字眼，又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种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岗村的经验一经宣传，自然风靡全国。再说，凤阳县还是安徽省最穷的地方，历史上又出过朱元璋，再加上有那么一个凄凉悲怆的凤阳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卖儿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因此，穷到这个分上的凤阳县小岗村敢于率先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并且显得十分的典型。

问题是，小岗村到了后来，越宣传，故事越多，也变得越传奇，先是有了十八户农民按红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的那张“秘密契约＂。

我们走访过许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件“珍贵的藏品＂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么平展，几无皱折，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十八户还是二十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晶＂上写着的二十个人的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二OO 一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却觉得，那张“秘密契约＂是真是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确实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

他们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连续多年的粮食大丰收，这是与推广他们的经验分不开的。

小岗村被称为改革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O 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一下变得雄风不再。

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这个“闪光点＂，这么多年却无人刻意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这一“小岗工程＂，安徽省、地、县三级党委政府，均无人问津。

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话说回来，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城市，周边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其实并不比小岗好到哪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认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对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肯定会有着“经典＂意义。

不过，就在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临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它有了一个崭新的变化。

变化之大，就连小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一场梦，确实又不是梦，恰恰验证了当下一句时兴的话：梦想成真。

变化是从这一年的六月开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一位领导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当时，小岗人并不清楚这么多领导的到来，会给小岗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因为这么多年来小岗参观、访问、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太多，他们来这儿转转、看看、问问，来来往往，小岗人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可是，这一回大不一样。一场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岗村拉开了序幕。

首先赶到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带来了福音：一所可容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接下来，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要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说干就干，并于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破天荒地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据说，原约定由三部门平摊的五十万元资金，只有建设厅的十万元到了位，水利厅和卫生厅的承诺却都打了水漂，那四十万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后只好由风阳县水务局垫付。

紧接着，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村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为一家一户建造了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随后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办公室，也因为装修美化而“土枪换炮＂了。这当儿，县建设局还按照省厅的要求，设计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规划。工程扫尾之后，总共用资二十三万元原是由本县宣传部、计生委、卫生局、供销社、人武部和县建委大家伙一道“抬石头＂，谁知五家变了卦，建委赖不掉，咬着牙垫付了其中的二十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元，余下的一万七千多元就不愿再出，害得施工单位多次上门讨债，直到我们采访结束，此项“狗头账＂尚未扯清。

要说，还是风阳县电信局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而且事情办得漂亮，明说收费，实际并没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电信局是用贷款解决的，从银行贷了一百万元，至于将来连本带利这钱谁还，自然成了糊涂账。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小岗人虽然修不起路，但并不说明小岗村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再早，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曾投资一百二十万，无偿地为小岗铺了一条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

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现在凤阳县林业局的队伍开进了小岗，虽然正值五黄六月，酷热难当，他们却自有办法，不但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将起运的蜀桧都在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村，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为了这桩奇迹，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由此撰写出的论文，后来还荣获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两百七十万零一千四百元，无偿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备的材料，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无法统计的。这一项又一项工程，变戏法儿似的出现在小岗人的眼里，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直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小岗村，小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偏偏总是发生这一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说，小岗村的这种变化跟南陵县弄虚作假原本两回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红旗，接受一点支持和惠顾，算不上过分，而且也是受之而无愧的。

有人说，小岗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历史功绩，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有人说，为迎接“大包干＂二十周年，迎接江总书记视察，对小岗村面貌进行一次筹划和必要投入，没什么不对，不过是例行必办的公事。

可是，小岗人似乎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水塔建成送水时，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岗村却有人站出来制止，说，那不行，拿啤酒来换!修路植树要用土，对不住，要动小岗土，每平板车要付十元钱，少一文也不成，这比在风阳县城用土贵上一倍!好像这些工程与小岗村毫无关系。

当然，这只是个别小岗人干出的不体面事，但饮水者不一定思源，却让贴钱帮扶小岗的人伤了一回脑筋。这恐怕是对帮扶者只帮物不扶志的一种报应吧。

小岗人显然还感到委屈，他们说：你早不帮，晚不帮，单拣江总书记要来看望小岗了，小岗村的小学校就开办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成“小康＂，显然不是变给小岗人看的。

最初听到小岗村的这段故事，我们确实感到过震惊。静下来一想，这事发生在安徽，但类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别的省市自治区，又有多少人会感到大惊小怪呢。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敢于乐此不疲，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甚至这样想：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个“火爆三个月＂的故事，江泽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说不定会使总书记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样，必将会给九亿中国农民带来更多更实惠的好处，给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带来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实是，没有假如。总书记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已经基本达到“小康＂的小岗村。

我在

第六章 寻找出路

1 税费改革第一人

公元一九八九年，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安徽电视台录制了一部名叫《土地·人·乐园》的电视专题片，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大包干的实行，使农业摆脱了令人焦虑的困境，但也把农业置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土地承包后向哪里去，如何再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这部荣获了全国电视文艺专题片节目展播一等奖的片子提出了问题，却并没有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时实行大包干已经十多年了，安徽的农村确实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整个中国的农村无疑也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
人们期待着中国农村出现第二次飞跃，中国农民渴望再一次笑起来。可是，农村中不断加深的各种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让人焦虑不安：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就在那部电视片播放的一年之前，就在安徽，在与安徽电视台近在咫尺的省政府办公厅的调研室里，已经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人就是高级农艺师，后来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

这是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男人。他长得有些特别，很瘦，清癯的脸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着一只高耸的鼻子，和一双仿佛每时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这是一个爱较真，敢说实话，又爱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特殊的性格，一九五七年，还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了北大荒一个几近蛮荒的青年农场，在那里一呆就是二十年。后来，右派改正了，四十三岁的何开荫终于回到了安徽省天长县的家乡。本来，他完全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之而来的中国农村的伟大改革又一次点燃了他的激情，加上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是他的老领导，又比较爱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当王业美全国第一个拍板在来安县搞起“包产到户＂时，他就紧随王业美，走到了农村改革的第一线；以后又追随积极支持风阳县小岗村搞起“大包干＂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冒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在全国赢得成功，王郁昭作为那场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长，随后也就把他调进了省政府办公厅。一个农业科研技术干部，跑到行政机关能干什么呢?打那他就开始了宏观农业政策的研究工作。

说来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几个部门，发起了一次“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时，王郁昭已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门牵头搞起的这样一次理论研讨会，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赏的老部下何开荫。王郁昭让他的秘书崔传义专门把论文征集函，直接给何开荫寄了过去。

何开荫收到征稿函，感到十分兴奋。于是他紧张地行动起来。他找到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室的金进和朱文根，还有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顾咸信，四个人一道，进行了一番深人的调查研究。

也就是从那一年的春天开始，中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现，使何开荫敏感地意识到，种田已经人不敷出，农民的收入增加趋缓，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民的负担却与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种各样的矛盾越积越多，已经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因为大包干十年到期了，农民担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种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没有了，纷纷涌向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说出现了土地的大面积抛荒，留在农村中的，因为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农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开荫想，要找准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须闹清出现的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综合四人调查研究的结果，何开荫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承包耕地所有权、使用权与产权的矛盾；
二、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一体化的矛盾；
四、小生产与大市场，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负担不断加重的六、封闭的社区结构与大开放大流通的矛盾；
七、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八、相对贫穷与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
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矛盾。

当然，还可以梳理出一些别的矛盾并列举出它们的具体内容。不过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以上矛盾，就必须拿出各项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时，由于小岗村大包干精神的影响，安徽省学术界的思想还是相当活跃的。何开荫在下面调研时发现，各级党委政府中都出现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又敢干事的领导干部，他们已经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分别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改革尝试。

那段时间，何开荫变得异常地亢奋。在认真分析了其他几位同志下去调查研究的情况以后，何开荫觉得，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其次就是必须改革农业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这一切变成文字之后，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便已经完成。他把它定名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后寄往北京。

因为这篇文章，何开荫开始踏上了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尽管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和泥泞，但他却一直没有回头。

何开荫撰写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层官员的重视，还在那次征稿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一些极“左＂思想的再度抬头，有一股否定农业大包干的思潮正在各地涌动，发现这一点，他感到吃惊不小。他正费尽心机地研究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连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也要一笔抹煞!

何开荫心重如铅。他想，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十亿人口，就有八亿农民，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历来事关重大，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应当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欠农民太多；尽管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是，重新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种报效祖国献身农业的欲望使得他热血奔涌。

于是他坐了下来，旗帜鲜明地写了篇针对否定“大包干＂思潮的文章：《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

他建议：“我们宜及时采取一个大的动作，这就是对耕地的所有制进行一次改革，将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国土国有，理所应当。同时把耕地的所有权(田底权)与使用权(田面权)彻底分离，实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现有承包地的基础上签订契约，长期承包给农民耕种，并对零散土地进行适当的串换调整，使每户的承包地集中连片。而且，使用权可以继承，也允许转让，但转让决不是出卖，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门鉴证下收回该地块的农田基建投资和相应的承包权益。如果耕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让农民上缴各种农业税，就有违法理；由于耕地是国家的，农民向国家承包耕地，那么，农民向国家纳粮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认为农业税征实的具体办法应该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亩产计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粮直到本世纪末不变，增产也不增税，以刺激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以后每十年签订一次契约合同。考虑到农村干部的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极不规范，农民普遍反感，叫喊负担过重，我们不妨把农村各项提留负担与公粮合并在一起征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征收耕地亩产的百分之十五，一并作为公粮和提留，原有的农业税金和各项提留负担就都没有了，乡村干部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由公粮的三分之一按定购价款返还乡财政统一使用。从此以后，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摊派或征收一分钱，这样，农民的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获得了相当于法人的地位。＂

他认为，走好这两步棋，全盘即活。这样做，非但激活了农村经济，农民不堪重负的局面也将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税费改革。

唐代推行的“两税法＂可以说是首开中国费 改税的先河。“两税法＂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集中了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这样就改变了“科敛之名凡数百＂以及老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又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同样要以贪赃枉法论罪。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赋和各 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允许农民照章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这种“一条鞭法＂化繁为简，税费合一，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采纳了“火耗归公＂的税费改革，将暗取改为明收，各省统一了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然后再由中央F 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实行查核和督察，严厉肃贪，打击地方官吏任意摊派的行为。“火耗归公＂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非但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整饬了吏治，减轻了老百姓负担，而且使
得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种地交皇粮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解放后，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耕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耕种，但“皇粮＂也还是要缴的。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公粮实物税。

何开荫认为，恢复农业实物税国家可以用无偿征收的公粮供应城镇居民的平价口粮，卸掉财政补贴的沉重包袱，同时彻底开放粮食市场，让农民从发展商品粮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他把自己设想的这种具体办法，简化为一句话：统一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这样，他就把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一步改革作了有机地联系，使用了同一句话。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称作“第二次大包干＂。他认为，这恰恰是对当年“大包干＂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为进一步说明他的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何开荫还算了几笔账。

“以安徽为例。安徽全省年产粮食约五百亿斤，按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无偿得到租粮七十五亿斤，而现在每年的定购任务为七十一亿斤，加议转平部分同样为七十五亿斤；如按耕地面积计征，全省六千五百万亩耕地，除去贫困地区暂时核免田赋外，至少可有五千万亩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亩收一百五十斤(南北不同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差别)，则五千万亩耕地同样可收地租粮七十五亿斤，保证了正常的需要。这样做，不但可使省财政卸去每年粮食补贴十二三个亿的沉重包袱，而且以无偿取得的田赋粮按现在的平价供应非农人口，多少还可以取得一点收入，一来一去，对国家的好处就大了。＂

“再从全国来看。全国每年粮食总产量约八千亿斤，按总产的百分之十五收取田赋粮国家可得公粮一千二百亿斤；若按田亩计征，全国十六亿亩耕地，去掉贫困地区的四亿亩暂不计征，还有十二亿亩耕地，平均每亩收一百斤公粮(各省各地区自当有别)，同样可收公粮一千二百亿斤。而目前国家每年定购不过一千亿斤，还不容易收上来。如实行租赁制度，国家每年就能掌握一千二百亿斤粮食，并且都是无偿获得的，用它去供应全国非农人口，总比现在的一千亿斤宽裕得多。＂

何开荫算罢了安徽省和全国的大账，回头又替农民算了几笔细账。

“那么，农民向国家交纳无偿实物田赋粮是否会减少了收入呢?结论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产粮最多、定购任务最重的天长县为例，天长县农民人均耕地一点九三亩，产粮两千五百斤，人均定购任务六百一十斤，按提价后每斤稻谷两角两分两厘钱计算，就可得一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亩向国家无偿交纳地租粮二百斤，人均应无偿交粮三百八十六斤，则原先定购的六百一十斤中余下两百二十四斤可以卖议价，按目前集市贸易价每斤五角五分计算(市场价高时曾达每斤七角)，就可卖得一百二十三元两角，比原先的定购价款少收十二元两角两分，可是，人均两千斤粮食中，去掉这六百一十斤，每个农民手里还有一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一千斤卖议价，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规定，余粮必须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价卖给粮食部门，只能得三百五十元，农民余粮卖议价可多收入二百元，补足定购部分少得的十二元两角两分，每个农村人口可从议价粮中净增收益一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这就是说，取消粮食定购，彻底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天长县每个农村人口向国家无偿交纳田赋粮后，多余的粮食自由进入市场，农民得到的好处很大。＂

当然，天长县产粮多，是个突出的典型，对其他县农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开荫便又以定远县为例，算了一下细账，即便像定远县这样落后地区，也是能够多收入三千五百万元的。

这些，还是明账，是明摆着的，也都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他指出，特别是实行了“什一税＂法，不再向农民额外收取别的任何税费，又明确了耕地的长期使用权，农民自然会提高种粮的积极性，舍得增加投入，进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与商品率，农民打的粮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于实行税费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优越性，何开荫一下子就归纳出十二条。诸如：“国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权，使用权长期归承包农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再滥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征用耕地，除经过批准外，还必须解决该地块承包户的生活出路，同时每年要交纳相当于该地块应交公粮款的耕地占用税，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减少；农民自己占地建房或养鱼挖塘，烧窑建厂，每年照样要交纳规定的公粮数量，这样，农民也自会十分珍惜耕地。＂诸如：“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就能有效地刹住乱摊派乱收费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乡村干部不再伸手向农民要钱，工资补贴及提留等一应费用由公粮中返还乡政府，干部的任务就只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只服务，作贡献，不向农民伸手索取，自然会极大地改善于群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当然，这种改革牵涉面广，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的利益，何开荫在文章最后又写道：“这就需要国务院出面进行协调，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建议国家先在一省或数省选择不同类型的县作为试点，进行探索。＂

文章写好以后，何开荫决定仍然把它寄给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因为，那儿是中央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门，况且，兼任这两个部门要职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领导。

他先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

不打则已，这一打，他差不多吃了一惊。原来，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降格为农业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就是说，属于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高规格、高层次的农村政策与农村发展的研究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王郁昭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北京有人正组织文章，准备对他上次应征获奖的那篇论文进行批判呢。

何开荫更是吃惊不小。

这次的文章，不仅把上次那篇论文的有些观点作了更充分地阐述与论证，其设想之大胆无疑也走得更远了。既然有人已经要组织批判那篇论文，这个文章还能再寄吗?

如果要寄，又该寄到哪里呢?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没有了，直属国务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农业部，可他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许多设想又岂能是农业部就可以解决的?

何开荫一时犯了难。

2 进了一回中南海

何开荫思来想去，最后下了一个决心：直接进谏中央。

最后他把这篇新写的文章再次定名为《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交给了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沈祖润。他认为，这种文章交给这样的新闻机构比较合适。

果然，新华社很快就出了“内参＂，《人民日报》还为此编发了专门的“副页＂，接着，国务院研究室一九九O 年二月十七日以一期《决策参考》的篇幅，将他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作了最详细的综述。

并醒目地写道：

“何开荫同志认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定能使农业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这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当前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他要求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选取一个县试点，相信必能与｀大包干＇一样得到群众的肯定和欢迎，至少是在粮食产区可以不推自广。＂

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转发“内参＂与“副页＂，国务院研究室编发《决策参考》的同时，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学涛也将何开荫的这篇文章刊发在他们办的《政务内参》上。转发给中央决策层的那些内参，省里不一定就能看到，但刊发在本省《政务内参》上的这个《设想》，还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省委书记卢荣景作了批示，建议有关部门的同志论证一下；省委副书记孟富林明确指出“何开荫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请省农经委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研究一次。常务副
省长邵明、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汪涉云，都希望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在小范围试点。主管工业的龙念副省长更是旗帜鲜明，在看到《设想》文章的一周时间，就先后作出两次批示，充分肯定：“这是一项重要的建议＂；明确表态：“我赞成在个别地区试试。＂

总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形势正如国务院研究室编发的《决策参考》上所说：“这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当前的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由安徽省农委牵头的专家论证会虽然召开了，会上，论证更多的并不是何开荫的那些改革设想对深化农村改革是否有实际意义，而是它与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着的“治理整顿＂工作是合拍还是相悖。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治理整顿期间，还谈论什么“深化改革＂呢!

于是，省农委以组织名义，向省委写了一份论证报告，报告认为，何开荫同志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并不符合现行的政策法规。

由于论证会的否定，省委主要领导再没出面过问。其他想问的省领导也就不便再问。何开荫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何开荫感到一种报国无门的无奈。

一九九一年元月，何开荫论述“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文章荣获了国家科委征文二等奖，进京领奖期间，他被意外地邀请前往国务院研究室汇报工作。这消息使得他兴奋不已。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神圣而又神秘的中南海，来到紧靠紫光阁的工字楼。接待他的是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组组长余国耀。

何开荫汇报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建议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

谈到这些近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的课题，何开荫就有说不完的话。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何开荫听说自己的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与赞赏，真是备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边对他文章的各种反应，这时，余国耀谈出了请他来当面汇报的初衷。

余国耀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思路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对于总理｀要从长计议＇的话，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前仍处于治理整顿期间，不宜采取大动作；而且对这个思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议，你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措施方案来，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先搞试点。最好在一个县范围内试点，或者先搞一个乡镇也行。如果试点成功，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国耀的话说得何开荫格外的振奋。只是考虑到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南海，接下这么大个任务，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就问：“能不能请总理签一个文字意见，这样我回去好有个交待。＂

“不合适。＂余国耀解释说，“如果领导签字后，那就变成中央的意图了，不仅你们安徽可以搞，别的地方同样可以搞，都搞就会出乱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试点，效果会好一些；别人没有这个思路和设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芦画瓢，就不一定会搞好。＂

何开荫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余国耀又鼓励道：“农业｀大包干＇就是你们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先搞起来的，一个小岗村试点成功，很快就风行全国。从这一点看，只要符合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个村试出的好办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广的。＂

谈到大包干，何开荫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一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对大包干的一种完善和发展。想到社会上正在刮起的这股企图否认大包干的“左＂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国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改革是没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余国耀很赞同何开荫的看法。在农村改革的话题上，两人有着很多共识。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个身居要职，一个不过是地方上的高级农艺师，两人却十分投缘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十分兴奋。

临了，余国耀握着何开荫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说：“希望安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一次好头!＂

何开荫点罢头，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余国耀约他汇报工作，提出那些想法，并不是余国耀的个人行为；而他何开荫，却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当时他是无法代表一个“安徽＂的，就连一个乡一个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国耀临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开荫暗自下了决心，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他相信，安徽在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步改革的历史，也一定会从安徽的大地上写起!一九九一年四月，经过又一番深入的调查取证，何开荫拿出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实施方案：《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

他在这个《设想》中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十项措施。

这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存在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已经是错综复杂的，下一步农村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推进的。为此，他分别就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经营制度、融资制度、劳动力转移制度、科技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然，整体推进，不是要齐头并进，更不意味着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明确指出，要将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
这些改革措施，他设计得已经十分具体。比如，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上，他建议给农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可以有偿转让，可以作价抵押参与集体经营，部分地恢复土地的商品属性；比如，实行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他认为应该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交纳公粮，取消定购，一定三年，不增不减，税人国家，费归乡村，严格收支，账目公开等等。

他的许多改革设想，大都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并且朗朗上口。这多半与他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有关，深谙农民之道。

待书面的汇报材料一打印出来，他就通过省委书记卢荣景的秘书刘学尧和余焰炉，省长傅锡寿的秘书方宁和翟庆党，首先送给了省委、省政府这两位主要领导。当然，他也及时分送给了有关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

一晃，三四个月过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报告，竟然一直没有任何动静，这使得何开荫开始惴惴不安。

他想，这显然与省农委办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见的“论证报告＂有关。可是，他已经在报告上把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负责人约见他时的建议，和传达的李鹏总理的讲话，都作了说明呀!

何开荫如坠五里雾中。

这年七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何开荫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长春市参加一个由《农民日报》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村问题研讨会＂。而且，就在这之前，《农民日报》已经把他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刊登在了《农村情况》上，并特地写了个“编者按＂。

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以及《农村情况》转发他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这都给苦闷不堪的何开荫，犹如打了一支强心针。至少，可以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在关注他的研究工作；《农民日报》作为农业部的机关报，也是支持他的《设想》的，他的种种设想由于《农民日报》的广泛散发，已经走向了全国。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参与进来，更希望能够通过参加在长春召开的这个研讨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一道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为兴奋，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把北京的电话通知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为什么?＂何开荫大惑不解。因为，调研室，干的就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务院发展中心能邀请本室的工作人员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作为室头儿，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才对。

然而主任没再回答，头也不抬地只顾忙自己的事儿。何开荫一下傻了。

他忍无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年。刘永年听说何开荫应邀将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态度十分明朗，高兴地说道：“应该去，这是安徽的荣誉嘛!＂

有了刘永年副秘书长这句话，当天上午，何开荫就赶往车站，把去长春的火车票买到了手。谁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头就问何开荫：“你买票了?＂何开荫理直气壮地说：“我买了。＂主任不容分说地把手伸到了何开荫面前，“把票给我。＂何开荫反问道：“为什么要给你?＂“这会你不能去!＂何开荫说：“刘副秘书长已经批准我去!＂调研室主任的口气很硬，“刘永年副秘书长?他还能有省里大?＂何开荫一个愣怔：“难道是省领导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说话。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开荫讨要车票。

但是，何开荫却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他不相信，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会对这样一件小事感兴趣。如果这真的是省长的意思，又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省领导早先在马鞍山一直从事冶金工作，对农业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视?还是鉴于当前“治理整顿＂的敏感形势，怕他这个政府部门的成员，到全国性的会议上给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开荫一直百思不解，连饭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办公厅编发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务内参》出来以后，许多主管和不主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态度，惟独主要领导至今不置可否。

现在，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长春会议不可能再去了。一个政府办公厅的一般调研员，要跟最高的行政长官过不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开荫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长春会议。

3 两个县委扩大会

那段时间何开荫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开荫刚走进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被副省长龙念喊住了：“老何，你来一下。＂

何开荫好生纳闷，龙副省长分管的是工业，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到了龙念的办公室，何开荫才知道，龙副省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龙念在仔细地询问了何开荫的一些改革设想后，果断地说：“老何啊，农业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贫任务；我的扶贫点在临泉县，你的那些设想可以在我的扶贫点先搞试点。＂

龙副省长是个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之人，他这样说，就算一锤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开荫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辆面包车，去了临泉。他们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贫，作为高级农艺师的何开荫，便成了龙念的扶贫高参；晚上，龙念就把临泉县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和体改委主任，一一喊来帮助何开荫算账，想搞出千个让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税费统筹的方案来。

在离开临泉县之前，龙副省长还和何开荫约定，等到了秋收时节，他将陪着他再来临泉，以启动税费改革的试点为契机，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推动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们的计划泡了汤。不少农村都被泡在洪水里，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税费统筹呢?再说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县委书记陈业夫也被调走，热心这事的周县长在政府换届时又意外地被选掉。结果，空欢喜一场。

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

当调查被证实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冬去春来，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这年三四月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说得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

读着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何开荫直感到热血奔涌。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你看我们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渗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省长意见。＂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终于来了。

这期间，全国国土学研究会在安徽省的淮北召开，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来到会上；何开荫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因为开的是有关国土的会，何开荫会上谈的也只能是国土的问题，但他的心思却依然在农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带到了会上，并送给了杜润生。杜润生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对何开荫说：“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说，我要另外去调查，但我可以断言，你这个措施对中国的中西部广大的农村是实用的!＂

杜老的高度评价，使何开荫深受鼓舞。

会议临结束时，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王怀中带着车赶到会上，要接杜老到阜阳去指导工作。王怀中所以专程来请杜润生去阜阳，一是杜在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曾主持起草过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内农业问题的大专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就曾在阜阳当过地委书记，他对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国家决定有选择地开办一批改革试验区时，由于老书记的力荐，阜阳有幸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备案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既然杜老来到安徽，阜阳人民邀请当年的老书记、老专家去试验区指导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润生是百忙之中见缝插针来参加这个国土会议的，来前就把回京的车票买好了，他对王怀中说：“我秋天可以来一趟，现在请我不如叫你们省里何开荫同志去。他是有办法的人，已经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措施了。＂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毫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一样＂的精神状态，已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里收钱了。

而乡村干部，毫无疑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摊派，不准乱集资，那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上县还要激烈。

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会从一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这项税费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方案能有效地刹住农村中“三乱＂的不正之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着。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一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你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一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你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一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一个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险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沮丧到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4 冒出一个新兴镇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一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进共和国改革史的一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一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一试“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一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一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一百元，亩均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报到一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一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一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一变!＂

“是呀，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卜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一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机，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会议处在一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一听便知大有背景。

没谁不清楚，这次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的改革精神和推广他们的改革方案，书记县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阵＂了。同样，没谁不知道，敢在全县几大班子以及所有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面前公开这种与书记和县长相悖相左的意见，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区人大在背后支持。

这使得差不多的与会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这对新兴镇的改革，对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无不是一记当头棒喝!

正因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见丝毫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仅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权力，是在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点明，谁都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法的决策，对于一个县委、县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场上，顿时呈现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宁静。 ；

整个会议原先笼罩着的那种亢奋的氛围，就在突然出现的这种寂静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会议的宗旨也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

无论县委书记王保明还是县长汪炳瑜，在这种情势之下，都不便再说什么。

既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变得如此缄默，人们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从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来，接下去的发言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现场会最后总结的情景，许多出席了那次会议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尽管县委书记内心是向着新兴镇的改革的，但话已不再是那样旗帜鲜明，甚至说出了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的话。

总之，现场会过后，所有支持的领导就变得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

新兴镇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这样的改革还能再干吗?

刘兴杰和李培杰犹豫过，但是，他们不甘就此罢休。镇里的党政班子经过认真磋商，决定不改初衷，硬着头皮也要把税费改革继续下去!

刘兴杰和李培杰认准了一个理：这种改革对农民有好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为农民谋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职!

他们当然知道组织原则的重要，也知道“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是有悖于现行政策法规的，这些，他们全知道；不过他们更清楚，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大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口是心非，还是不折不扣地照办，这显然是高举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执行不执行江总书记重要指示，有没有党性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证券＂、“股市＂，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却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并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甚至说，“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读着邓小平这些气吞山河的讲话，刘兴杰和李培杰不仅感到亲切，感到心灵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种大彻大悟。

他们按照既定的计划，把税费改革的《试行细则》和税费合并后的《收缴结算办法》发到了全镇每一户农民的手上，并按规定挨家挨户签订了协议。

于是新兴镇义无反顾地将中国税费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曾经准备和新兴镇一同进行改革的马店乡，终因党委书记见势头不妙，主动缩手；而同样是由基层人大开会通过了改革方案的丹城乡，却受到新兴镇的鼓舞，依然决定与新兴镇一起坚持干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三月一日，县人大法工委与县财政局突然兴师动众地派员下到新兴镇检查工作；三月三日，镇党委书记刘兴杰被调离。

有人说，调走刘兴杰，那是对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说，让刘兴杰出任副县级的城关镇镇长，李培杰接替刘兴杰当了新兴镇书记，那是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税费改革正处在十分艰难的起步阶段，刘兴杰的调离对新兴镇来说毕竟是种损失。

因为镇长李培杰出任了党委书记，副镇长龚保杰就当上了镇长。龚保杰也是个税费改革的坚定派，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个“杰＂字，后来人们便把“新兴二杰＂改称为“新兴三杰＂。

新兴镇的改革并没因此而中止，倒是由于改革的得民心，顺民意，很快便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势就陡然急转直下。这一天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一项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实行税费改革的决议。

面对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丹城乡顶不住了，退缩了。李培杰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接到正式下达的决定时，人们发现，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墙壁寻思了一个上午。

第二天，李培杰去了趟县城，他专程拜访了县人大主任。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任那儿得到哪怕只是一点儿松动的口风。但是这种企望最后还是破灭了。

得到的回答是丝毫没有回旋余地的：“不要再搞了，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县委，提出继续改革的请求。县委书记王保明当然知道，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个决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这一步，他显然也不便再明确表态，于是就说：“再干，就撤了你!＂说完这一句，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撤了你，也还是可以重新启用的嘛!＂

李培杰自然心领神会。

在回新兴镇的一路上，李培杰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时会在少数人手里＂的那样一种悲壮。

他想：如果有悖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都要坚决制止，一概扼杀，那么，中国的农村还会有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吗?小岗人不是敢为天下先，没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去闯去“冒＂，又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

他想，这镇党委书记又算个几品官呢?追查下来，大不了掉顶乌纱帽，只要能为老百姓干好一件他们称心如意的事，就是发配回家重新种田也值!

李培杰于是横下了一条心，要把“这条道儿走到黑＂!

这以后，无论大会小会，只要上边询问，李培杰都声称没再改革，干的还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瞒天过海＂、“我行我素＂了。

由于新兴镇同农民签订的协议规定，每亩耕地交足三十元钱之后，就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农户主动干起了高效农业，仅药材和涡阳的特产苔干，就都一下扩大到一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了两倍和九倍；池藕也扩大到五千亩，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为大家舍得投入，用心种地了，老天又帮了忙，午季出现了少有的大丰收。结果，这一年午季税费的征收，一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更没有乡村干部上门牵猪扒粮，全镇仅用了十天时间，就顺顺当当完成了任务。这是多年来不曾见过的。

因为有着改革《试行细则》的约束，乱伸手的现象，在新兴镇得到了遏制，全镇农民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点六。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杰意外的是，试行土地承包的“税费合一＂之后，土地的合理流转“浮出水面＂，土地开始向种田能人手里转移。李培杰派人去摸底，发现全镇自发转包土地的就多达一百多户，其中一户转入土地六十多亩，一茬优良大豆的纯收入便是两万多元。还因为不要组织人员上门催款逼粮了，许多编制就不需保留了，仅此一项，全镇精简分流的村组干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尽管李培杰和龚保杰，对外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改革＂二字，但这一切是瞒不过县政府信息科的。

科长王伟认为，新兴镇税费改革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他有责任向省里反馈。这一天，王伟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一份几百字的材料，简明扼要地报到省政府信息处。

新华社安徽分社一位记者得到了王伟提供的材料，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就把它编成了一份内参，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予以发表。谁知，这只有豆腐干大小的一则消息，却激怒了涡阳县人大的一些领导同志，了解到是王伟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伟问罪：“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他们认为这消息为涡阳县捅了“漏子＂，给涡阳人民的脸上抹了黑!

在县政府召开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会上，李培杰发现不少人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计改革的风声可能传开了。为不给县委、县政府领导招惹麻烦，在轮到他汇报时，干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他说：“新兴镇完全是在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再实行原先税费改革的办法。＂他说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学会认真地说假话。

李培杰一旦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场改革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得不把违心的弥天大谎继续编织下去。党性和良知，其实一点不矛盾，本来应该是一件事情，但为新兴镇的“土地税(费)制度改革＂，李培杰，也包括龚保杰，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组织纪律性＂与良知的痛苦抉择中…．

5 墙内开花墙外香

何开荫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设想，在颍上和涡阳两个县委扩大会上遭挫之后，并未就此罢休，回到省城合肥后，他一直寻找着其他的支持者。就在那段时间，濒临长江的著名的中国铜都铜陵市，市长汪洋在全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寻找差距自揭家丑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那场大讨论在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何开荫突发奇想：何不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给汪洋看看?他这么想，马上也就付诸了行动，给锐意改革的年轻市长写了一封信，同时把有关材料一并附上。

汪洋看了何开荫的信和材料，觉得很不错，就把它批给了铜陵县，要求县里研究一下实施的可行性。

当时铜陵县委书记陈松林虽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但听说了这件事，当即就明确表示支持；在家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唐世定，热情更高，接到汪洋市长的批示后，马上给何开荫写信，邀请他亲赴铜陵。

何开荫于是满怀喜悦地匆匆南下。

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封信这么快就起了作用，然而，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铜陵县的几大班子的会议上，当他把税费统筹的详细设想作了介绍之后，会上出现的情景，便和在颍上和涡阳见到的一样，支持者理直气壮，反对者也言之凿凿情绪激昂，各不相让。

这使得主持会议的唐世定县长十分为难。

唐世定最后为何开荫送行时，一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铜陵县进行农村税费统筹的试验的，但税费的改革事关重大，没有省领导的明确支持，下面的各种意见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再说政府换届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确态度，也好保持试点的连续性。

何开荫又一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因为，这时候，他突然收到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给他的来函，几乎是同时，还十分意外地又收到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邢录珍写来的一封信。分别告知，他的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认为他“所提的思路和办法，不单适合河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读着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信息，何开荫万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时，却也深感悲哀与无奈。

“莫非这事也验证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古训?＂

他念念不忘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余国耀的期待：农业大包干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率先搞起来的，更希望安徽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一次好头!

虽然他的设想眼看在安徽成了奢望，先后在淮北和江南的三个县碰了壁，但是他还是再次提笔给自己供职的省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恳切地希望“省领导明确表示支持，以利统一认识＂。

不久，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者香、主管农业副省长汪涉云和常务副省长邵明，就先后在何开荫的信上作了十分肯定的批示。特别是邵明的批示，何开荫见到后非常感动：“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多年了，我也多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因为邵明的态度如此坚决，何开荫于是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可是，一天天过去，直到这年年底，他的报告如泥牛人海，这事再也没有音信。眼看一年又过去了，送走元旦，春节就又临近了，望着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忙着添置年货，何开荫却打心里感到一种倦乏和惆怅，丝毫没有一点儿过年的心情。

他是个做事过于顶真的人，自从拿出农业深化改革的一些设想，到现在，已经五个年头了，可他的那些设想还只能是设想，依然只是在纸上谈兵。他多么渴望能有个试点，好让自己梦想成真啊!

听着街上的孩子们不时点燃的喜庆的鞭炮声，他在想，“天下大得很呢，能被外省采纳也好啊!＂

何开荫终于对在安徽能办成这桩事失去了耐心，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外省。尽管这使得他多少有些感到沮丧。

他想，既然河北省会是那样的重视并准备动手，他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省区都会对他的这些改革措施感兴趣。

他一下就想到了邻省省长李长春。

这首先因为河南省和安徽省一样都是农业大省，农业大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都是农民的负担。当然，他所以会想到李长春，还因为李长春的名字，对他，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了。李长春在当沈阳市长、辽宁省长期间，敢闯敢冒敢动真格搞改革的故事，已为世人所知晓；沈阳防爆器材厂在全国率先宣布破产，就是他大含细入最精彩的一笔。

何开荫像给自己十分熟悉又十分信赖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一样，他给李长春写了一封信。他把自己农村改革设想的来龙去脉；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及国务院研究室为此专门编发了一期《决策参考》已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并引起李鹏总理的重视等等情况，都作了说明。同时，他还随信附了最近写出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的文章。

信发出之后，何开荫并没抱多大希望。他知道，一省之长，日理万机，需要操心的事太多，况且，自己与他素昧平生，冒昧去信，李省长会不会见到信都是未知数。只是作了这一番倾诉之后，何开荫倒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信一寄出，他顿时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

李长春对他的信予以高度重视，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很快还给他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函。

看了公函，何开荫才知道，他的这封信刚刚发出，李长春已不是省长，而是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了。

来函写道：

“你给李长春书记的来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长春书记、李成玉副省长分别作了批示，责成我们研究你的意见并与你联系。我们认为，你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一文中，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希望今后继续把你研究的新成果、新见解寄给我们，以便相互交流、探讨。＂

随函，他们还寄来了李长春、李成玉批示的复印件。从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决定“农业税实行征实＂，并确定先在商丘地区试点。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邮来的来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长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开荫表示衷心谢意的来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何开荫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与此相比，让何开荫备感失望的是，在这以后长达一年之久的漫长的时间里，他给安徽省政府的报告，却再也没有等到什么消息。

当然，这期间，安徽也有让他感到高兴的消息传来。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作出的一项决定，将农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权延长三十年不变，而且允许有偿转让、作价抵押，或是作为股份参加集体经营。

解决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这是何开荫五年前就极力呼吁过的。新的决定一传达，阜阳地委和行署，就在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率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在全地区范围内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为单位，按现有农村实际人口，本着“强化所有权、明确发包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热火朝天地进行了新一轮的耕地承包分配，实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也可以由农民有偿转让、出租、抵押、人股。这样一改，就使得转让土地的农户得以安心外出务工经商，也有利于种田的能手从中扩大经营规模，于是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和乡镇企业便纷纷租赁土地从事起专业生产。此举不但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更大大促进了中国今后农村的分工分业。

尽管这同何开荫上书中央的《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的设想还不完全一样，土地的商品属性只有部分恢复，土地资源要素的流传也只是适度进行，但何开荫却已大为振奋，因为放活土地的使用权已不再是天方夜谭。

他确信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困扰着九亿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问题获得了初步解决以后，农村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税费制度的改革了。＂他想，“这事虽然急不得，可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呀!＂

我在

第七章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实早在一九九O 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副页》刊出何开荫改革设想一文时，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长岳歧锋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进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一头扎进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风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一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杨文良＂。

何开荫接到此信，又惊又喜。他绝然想不到，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在安徽无声无息，却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视。

视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开荫就杨文良《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一文很坦诚地回了一封信。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一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杨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写了一篇《公粮制：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综合调研信息》上。想不到，他发表了那么多有关的文章，惟独被刊登在本省机关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省委书记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给了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个改革方案，力求从法规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炳良已经从政研室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已经批给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时兼任县级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志雄。他在杨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启发。选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县将此事与粮油价格放开一并予以试验如何?请酌。＂现在又看到了省委书记邢崇智十分明确的意见，李炳良意欲进行公粮制试验的决心就更大了，于是他再次给吴志雄作了一个批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请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议个意见，择机讨论一次。＂

吴志雄接连接到李炳良的两个批示，不敢怠慢，马上找到杨文良，希望他尽快拿出一个更具体的东西来。

终于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杨文良十分兴奋，他很快写出《关于实行公粮制的建议》，觉得不大满意，后又草拟了一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为慎重起见，方案一写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农工部、省体改办、省财政厅和农业厅等部门的意见，然后又去了产粮大县正定县，征求下面的意见。他发现正定县委、县政府对进行这种试点的态度很积极，于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厅级研究员谢禄生一道，同正定县综改办的徐祥熙、肖玉良、韩根锁、张银苏、叶正国五人，历经四个月，一头扎到正定县五个乡镇十个村庄的一百户农民家里去调查走访。最后，七易其稿，写成了《正定县公粮制改革试点试行草案》。

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业已成稿，就准备向省委正式上报了，杨文良却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那就是应该去趟安徽，拜访这项改革的首创者何开荫，听一下他的意见。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杨文良从石家庄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了安徽省的省会合月巴。

何开荫见杨文良不远千里而来，而且还带来了正定县综合改革办公室的肖玉良和韩根锁，以及正定县粮食局的李黑虎，别提有多高兴。本来，他也准备把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间的生活安排得轻松愉快一点，至少陪诸位到各处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农村税费的改革十分重视和支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何开荫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关起门来，同他们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对河北省马上就要试点的这场改革有着实际上的更好的帮助。

杨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两天，他们也就这样谈了两天。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杨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最后修改工作。《实施方案》报上去之后，杨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为恰在此时，省委书记由X XX 替换了邢崇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不会出现麻烦呢?

杨文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不因人事更迭而确保一项工作连续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异的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书记李炳良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杨文良，他看了《实施方案》，十分满意，在批请新任省委书记研究决定时，显然出于同样的顾虑，所以特地多写上了几句话：

“X X 同志：此方案是综改办的同志与正定县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听过一次。其主要特点是将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同时，实行公粮制。对农民由现金税改为实物税，一道税，一次清，透明度高，群众易接受，可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证乡村必要开支和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先在正定县三个乡试点，拟同意其试行。＂

事实上，杨文良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新领导仔细读了《正定县粮食购销改革试点试行方案》后，干干脆脆地批了四个字：“同意试点＂。

省委领导拍板同意试点，这叫杨文良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他依然不敢怠慢，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县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们分别前往中央政研室，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内贸部，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等许多部门，广泛征求了一次意见。

当杨文良把他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告诉给何开荫时，何开荫大为振奋，甚至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几分妒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开荫偶然得知本省涡阳县新兴镇早就偷偷搞起了税费改革的消息，这消息使得何开荫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为这事专门去过一趟涡阳县，涡阳县委扩大会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半是惊喜，半是好奇，何开荫搭乘了一辆长途客车，决定去涡阳探听一下虚实。

2 不争论，干给他们看

在涡阳，何开荫找到了为支持税费改革曾在县委扩大会上摔了笔记本子的汪炳瑜县长。汪县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当何开荫问起新兴镇税费改革的情况时，汪却意味深长地笑了，说：“你还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后喊来信息科长王伟，要王伟领他去找农口的同志陪着下去。

出了县长办公室，何开荫忍不住地问王伟，新兴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伟悄悄告诉何开荫，说新兴镇闹税改风声已传得很远很远，附近县市不说，连江苏省、四川省的调研组也闻风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乡镇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联袂来此学习取经，但这事在涡阳却至今讳莫如深。

何开荫听了越发奇怪。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都有风传，他在省城却从未听谁说起，这是不是就叫“灯下黑＂呢?

何开荫跟着王伟去找县农口的同志。不曾想，听说要去新兴镇，他们不是借口工作太忙走不开，就是托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伟也挺尴尬，索性对何开荫说了真话：“现在没人敢陪你下去，我再找一个人，真的不行，我就陪你去!＂

他想到了从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县农委副主任牛淼。牛淼也只有三十多岁，不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农村调研工作。他用电话找到牛淼，牛淼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很爽快地就答应一道陪同下去，这才没让王伟感到过于难堪。

三人一道到了新兴镇。

在新兴镇，何开荫见到了镇党委书记李培杰。

当李培杰知道来的这位省政府参事就是最早提出这项改革设想的人，激动地双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连声说：“这太好了。打着灯笼也寻不到呢，老师今儿个上门来了!＂

李培杰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告诉何开荫，新兴镇的税费改革一直是在偷着干，但这种改革事关重大，仅靠一个乡单兵作战，好比小船闯荡大海，面临的变数太大，风险太大，困难太大。本来，镇里规定，每亩每年只向农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税费＂，但上边许多部门依然变着花样压任务，乱摊派，镇里顶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几乎就干不下去!

何开荫虽然为新兴镇这样的处境感到忧虑，但他还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他想，干起来就好!尽管新兴镇搞的这种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县搞的公粮制改革一样，说到底，还都只是对旧体制的一种并不理想的修补，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权力，把目前一些并不合法的政府部门与集体组织的利益也纳入税费项目一并征收，甚至随着粮食市场的变化而显得束手无策，但是，这种大胆的改革尝试毕竟遏制住了农民负担增长的势头，调动起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任何一项改革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都远不如它所引发出的问题更多，更广泛，更尖锐，正因为如此，它提供给我们的教益与启示，就比什么都更珍贵!

这种空前的突破，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义!

使他意外振奋的是，最早建起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阜阳地区原地委书记王昭耀，这时，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这种人事的变动，给了何开荫一种预感：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在深化农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将会给国人带来一点惊喜。

从涡阳县回来后不久，何开荫去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会议的休息期间，一个叫马明业的与会者找到他，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太和县县长，说他们已经将这一年确定为“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年＂，县委县政府还为此提出了一个“以改革求发展，以改革减负担＂的战略，县里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最后将着手要进行的改革，确定在“正税除费＂上。

何开荫听了，自然高兴，说道：“好啊，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马明业说：“这就太感谢你了。什么时候能让我看到?＂

“散会以后我交给你；＂

“可我现在就想看到。＂

何开荫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马明业说得很认真：“最好是今天。＂

何开荫没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一位跟自己一样的急性子。

何开荫当天晚上回家就找来自己的一摞研究文稿，交给了马明业县长。

更加出乎何开荫的意外的是，太和县的动作快捷得惊人，没有几天，他们就把一份《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意见报告》报到了省政府。

由于这是农业上的事，《报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县的《报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当他还是阜阳地委书记时，他就对税费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并带着老何下去找试点的地方。在颍上、涡阳两县领导班子的思想还很难统一起来时，他又对老何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现在，阜阳地区的太和县终于走了出来，条件显然也比较成熟了，于是，他要站出来为太和的这场改革鸣锣开道了。
他当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志阅。在太和县进行农业税制改革，我以为可行，请酌。＂

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我以为可行＂；作为政府的常务副省长，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还进一步寻求省委分管这一工作的方兆祥副书记的支持。

方兆祥当时的意见也十分明确：“精心试点，注意总结，保持稳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关领导，同一天在太和县要求税费改革的《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而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开论证会的通知连同太和县的《报告》，发到了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和省政府办公厅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这种办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历史上罕见的。

他相信，这肯定与从改革第一线上来的王昭耀副省长有关，也与河南、河北两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势有关。当然，还有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一年的春上，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集村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被打死在派出所，案惊中央；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紧急通知、专题会议以及涉农项目的审定处理，就一个接着一个下发，一时间，“减负＂成了当年中国的头等大事。

可以说，太和县要求进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宗旨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何开荫就觉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召开这样一个论证会，是不应该再开出个什么意外了。

然而，他预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由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主持的论证会在省委北楼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不但有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省政府办公厅等单位和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省农经委的生产处长、调研处长、办公室主任、经管站党支部书记和站长，都一一到会；太和县县长马明业、县财政局局长龚晓黎、县农委副主任邹新华和县政府调研科长宋维春，也都从太和赶到省城，出席了这次会议。

何开荫早早地就来到会场。

会上，省体改委农村处长潘茂群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对太和县大胆改革十分赞赏，认为他们的《报告》清晰明了，切实可行，操作方便，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具体意见。省减负办书记毛礼和接着指出，当前农民的负担确实太重，又一直减不下来，因此他对太和县的《报告》是表示支持的，认为是可以试一试的。省农委调研处长周信生则说，何开荫同志一开始提出税费改革的设想时，他就是举了双手赞成的，只是觉得太和县现在拿出的这个方案还显得粗糙了一点，他相信通过不断地摸索，实践，这项工作是会日臻完善起来的。

何开荫在会上也说了话。他主要谈了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税费改革的思考，并指出，既然是一项改革，就必须会涉及到有些部门的具体问题，因此，就特别希望各有关部门给太和县的这项改革多多理解与支持。

大家的发言，基本上都是表明一种积极的支持态度，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农业税征收工作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的代表，却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见，并且十分尖锐。

当时，省财政厅农税处长张光春是坐在远离何开荫的一个座位上，只见他突然冲动地往起一站，手指着何开荫，大声责斥道：“老何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痛!乱出主意!你把税费搞乱了，收不上税来，今后谁给发工资?到时发不出工资，大家不会找你，是找我!＂

他的嗓门很大，说得也很激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开荫的举动，全都来得十分唐突，使得与会者无不一愣。

会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当初我们在采访中听到论证会上的这段插曲时，也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农税处是成天和“农税＂打交道的，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本该比谁都清楚当前农村中的农民负担；其负担之重，连朱镕基总理后来都不得不大声疾呼：“农民不堪重负，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甚至说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腾＂的话来。而一个专门从事“农税＂的政府官员，对九亿农民——中国最众多的“纳税人＂毫无恻隐之心，却充当起“工薪族＂的代言人，这种感情和责任心的严重错位，让人不可思议。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县县长马明业。

马明业十分清楚，太和县拟出的这份《报告》，是参照了何开荫的许多改革的“主意＂，但这些“主意＂并不坏。在这之前，县里也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的。

他承认，《报告》依然要作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来，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却是不应该怀疑的。财政厅农税处长对他们的《报告》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言词这样偏激，态度如此粗暴，这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

马明业正要站出来予以回击，却被何开荫轻轻按住，示意他沉住气。

由于这位农税处长持了坚决的否定意见，会上的争论因此变得十分激烈，不过，毕竟支持者众。

临了，主持会议的吴昭仁作了几点总结。他说，太和县要求农村税费改革的出发点首先是应该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又能减少干部犯错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再说这也是得到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支持的。至于这项改革究竟起个什么名字?如何改?我们可以学学广东的办法，“先生孩子后起名字＂。他说，我同意在太和县进行这项改革试验，但《报告》要重写，可以再搞细一点，让它在理论上要说得通，实践上要行得通，然后我们再请专家论证一次。

当天晚上，何开荫和留下来的邹新华初步议了一下《报告》的修改方案。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两人匆匆扒了几口饭，就坐着马明业的小车上路了。赶到太和县的那天下午，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六大班子全体成员，县直各有关科局长，济济一堂。会上，马明业先将省里论证会的情况作了汇报；接着，何开荫就如何制定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发表了意见。会开得热气腾腾，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议。邹新华堪称“快枪手＂，当晚，他一夜没睡，就把报告的复议稿拿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长们再次聚首，对新草拟出的《报告》展开了又一轮热烈的讨论。中午，邹新华把大家的意见进行了集中，下午接着坐下来继续讨论。

县委书记王心云就改革的方案问题提出了“三个必须＂的要求：“必须达到｀减负＇的目的，让农民满意；必须做到｀明白易行，简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必须兼顾到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赢得上级领导的支持。＂

由于有何开荫的具体指导，又通过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复复的集思广益，一份有着四个部分十九条条款的《关于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便眉目清晰地产生出来。

《实施方案》决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太和县在全县范围内取消粮食定购任务，改为向农民开征公粮，征粮以实物为主，如果交实物有困难，也可以按物价、财政等部门共同核定的当年市场粮价折算交代金。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依章纳粮，取消定购；午六秋四，两次交清，一定三年，不增不减；粮站收粮，财政结算，税入国库，费归乡村；费用包干，村有乡管，严格收支，账目公总之，《实施方案》尽可能地做到贴近百姓，符合实际，既要有其严肃性，又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为切实制止“三乱＂、减轻农民负担，方案中专门增加了两条：一是，“凡违反公粮合同，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者，农民有权拒绝，有权举报、上诉，政府保护和奖励举报人员。＂二是，“县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及时审理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对于不服行政机关、乡村干部非法要求农民承担费用或劳务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及时审判。

对于不合理的决定依法撤销；因乱摊派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判决予以赔偿；对任意加重农民负担而引发的恶性案件，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方案》送省以后，得到省农经委、粮食厅和财政厅领导的一致认可。当然，他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很好的修改意见，最后，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亲自出马为《实施方案》定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签发了批复意见，从此以后，一场空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就在广袤的淮北大平原这个有着一百三十九万人口、一百七十五万亩耕地的太和县，令人怦然心动地揭开了序幕!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当河北省公粮制的改革仍在正定县三个乡的范围进行试点时，安徽省太和县却已雷鸣电闪般地将这场改革在全县三十一个乡镇全面推开，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县！

3 改与不改就是不一样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揭开税费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综改办和正定县政府，联合在京召开了一次“公粮制改革试点研讨会＂。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理论研究会。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中国农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农业部以及国内贸易部的有关领导和著名专家，均应邀到会。

研讨会上，大家都对河北省搞的这个公粮制改革试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毫无疑问，研讨会在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中产生的影响，远比它在理论研究上的收获更大。

新的一年刚刚到来，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河北省公粮制改革的试点迅速由正定县的三个乡，扩大到全省二十六个县市的一百八十四个乡镇，其中正定、宁普、故城、新乐和沧县都是全县全面推开的。

一时间，公粮制改革的滚滚热浪，在黄河北岸这一望无垠的阡陌之间奔突、沸腾；给我国这块重要的粮棉产区带来勃勃生机!

令人遗憾的却是，发端于安徽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这时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命运。安徽省省长傅锡寿，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县立即停止税费改革试点的决定。这一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以致许多人闹不清究竟是省长的个人意见，还是有中央的什么背景。

何开荫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甚至不敢相信。因为他一直在与杨文良保持着热线联系，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热火朝天，禁止这项试验显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长要求立即停止税制改革试点的决定，无疑又是有根有据的，不用说，还是当年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所以决定终止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那一些理由，即这种改革是非法的，因为现行的农业税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尽管那个《条例》还是一九五八年颁布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与今天格格不人的农业税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当年的《条例》一天没被废除，它就一天有着法律的效力，这种税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在采访中无法得知傅省长突然作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但这一非常决定，对热心支持太和县改革的所有人，特别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一记当头棒喝!

人们困惑，震惊，焦急，痛惜，却又无奈。

不少人也在背后提出疑问：如果不敢于革故布新，锐意进取，农村还能有发展吗?或是说，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还会有希望吗?

何开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据理力争。他把河南省委书记、省长，河北省委两任书记、省政府两任省长的有关批示的复印件，分送给了安徽省的党政主要领导。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书记卢荣景，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省政府批准太和县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已签发下去，如果现在再下文否定，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这样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后还怎么工作?

何况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干嘛!＂

卢荣景当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来的，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傅锡寿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维护税法，也是从工作考虑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着法律依据的。于是说道：“如果没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经下了文了，那就继续搞下去吧，秋后看看效果再说。＂

省委书记给省长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都留足了面子。话虽说得比较温和，但毕竟一锤定音，因此，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就得以继续下来。

到了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锡寿已经丧失了对太和县改革的发言权。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长职务，消息来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刚从欧美出访归来，人还在合肥骆岗机场，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决定。据说，这是因为安徽的干部群众对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的意见太大。这一天，中央将了解中国农民、更熟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担任代理省长。

了解回良玉经历的人都知道，自打他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树县农业局，以后整整三十年，就没远离过一个“农＂字。从公社书记，农牧厅长，到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担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位够格的农业专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对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大为赞赏；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长后，他召开的第一个省长办公会，作出的第一项省政府的决定，下达的“一号文件＂，就是将太和县改革的经验，在淮河两岸二十多个县市的范围迅速推而广之!
其实，也无须像省委书记卢荣景说的那样，“秋后看看效果再说＂，还没有等到秋后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见分晓。太和县自从搞了农村税费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时间，便一举创下这个县建国四十五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奇迹：全县三十一个乡镇、九千一百六十八个村民小组、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午季农业税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着多年不见的，踊跃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前排起的长蛇阵，许多乡村干部竟激动得鼻子发酸，眼窝发热，他们说：“过去，向农民要钱的文件多，向农民要钱的部门多，向农民要钱的项目多，向农民要钱的数额多，多得连咱这些当干部的也闹糊涂。现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从前一年忙到头，催钱，催粮，催命，年三十晚上还上门，今天咱是彻底解脱了，又落个清净；从收粮到结账干部两头不沾钱，更落个清白! ＂

干部清楚了，清净＇了，清白了；农民也因为一次征，一税清，一定三年不变，放了心，称了心。

这年的秋季庄稼虽然受了旱灾，但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前后也只用了十五天!

这一年全县共征粮六千五百二十七万七千公斤，比原先国家下达的定购任务还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万七千公斤!如扣除价格因素，农民的税外负担就较过去减轻了一半还多。尤其是，全县大胆地放开了粮食的市场与价格，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单商品粮这部分就让农民增加收入一亿五千万元，全县人均增收就达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县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闹到各级党委政府去的，还多达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县两千九百六十九个自然村，一百三十二万农业人口，再无一人因“农民负担过重＂去上访的。

说到上访，阮桥乡马王村马庄的马克中早先是远近闻名的。仅九三年，马克中父子就因负担过重和征缴特产税问题，两次从县告到省，直告到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实行税费改革后，家家一张《监督卡》，户户一本明白账，马克中领着一家人放心大胆地精耕细作，结果，人勤地不懒，午季，秋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带头完成上缴任务后，喜笑颜开地说：“农业税费征实，一切放在明处，任何人不敢再乱收乱摊乱掏腰包，干部不贪污，粮站不压价，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增加了收入，还上哪门子访呢!＂

当然，好事多磨。太和县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就在他们开始税费改革的那一年，正赶上全国推行国税地税分税制的改革。实行了中央财经集权之后，中央政府的好处那是立竿见影的：九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亿，九四年当年就猛增到两千九百零六亿，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两千亿；而九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亿，改制当年就减少到两千三百十一亿。这只是财政收入方面的情况。改制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情况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财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亿，仅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亿；而地方财政却一下猛增了七百零八亿，高达四千零三十八亿，几乎就是中央财政的两倍多!

在这种税制改革的一加——减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全变成了“吃饭财政＂，许多地方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支也难以保证。

政府财政的日子不好过，也不能再把这种困难转嫁到农民头上，动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心。太和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消肿减员＂的办法，大力压缩办事机构和精简富余人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税镇当年就辞退聘用镇村干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着往下减。与此同时，全县还进行了粮食购销办法和乡村财务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农业结构调整、村干部劳动保险、科学种田和加强市场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计调动起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期间，有许多事情却又是太和县委和县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你一个县搞税改，封死了增加农民额外负担的一切“漏洞＂，可是他们改革试点的第二年，国务院却明文规定农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双基教育费＂，许多中央机关也都只给任务不给经费地相继下达了各自的“达标＂项目。

这些全是“红头文件＂，下面都是必须执行的，太和县不可能不执行来自中央机关的这些硬性规定，就不得不对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应的调整，不得不专心地增加了诸如教育、卫生、武装、档案、统计在内的一些新的征收项目，使得“一次征、一税清、一定三年不变＂的承诺，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这样，农村的税费改革，改与不改还是大不一样。太和县出现的喜人的变化，还是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广大农村引起了巨大反响。太和周边的蒙城、利辛、临泉等县不但仿效起来，偷偷摸摸闹改革的涡阳县新兴镇也不用再躲躲闪闪了，就连当初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还为这事争论不休的涡阳、颍上两县的四大班子，这时也全都看清了税改的好处，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税除费；的改革试验。

对太和县闹起的税费改革，在省城合肥，有一个人一直忧心忡仲，放心不下。午收前后，他都去了太和县。这人便是曾经斥责何开荫“乱出主意＂的省财政厅农税处长张光春。他担心这种改革搞乱了对农业税的征收，他这个农税处长最后会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吊胆地跑到太和县去探听虚实的。结果，他意外地发现，先前自己的那种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想想当初在论证会上，自己竟是那样冲动，指名道姓地指责何开荫，张光春竟觉得实在对不住人家。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有意见，有看法，就当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如今知道是自己错了，倒也是个知错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后逢人便宣传：“太和的那个办法就是不错!＂

安徽省太和县改革农业税费的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国家财政部农财司就来了人，要去太和实地考察。他们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统内的财政厅农税处取得联系；下到太和县后，一不惊动县领导，二不给乡镇长打招呼，只要求县财政局派人派车，专门跑偏僻的地方、穷地方，直接进村人户，向农民面对面地调查。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想更加客观地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别人的话，他们也许不会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张光春的现身说法，却起了不小的作用。一路之上，张光春不停地在宣传税费改革的好处。他说，农民负担较过去减少了一半还要多，财政反而增加了；他说，从前到年底有时税也收；不上来，每年都会有百分之十五的农业税出现：“沉淀＂，现在实行征实，农业税缴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县没有一户不交的，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以后不久，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徐国洪一行也来到阜阳地区检查工作。他们在了解了这个地区对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之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建议地委、行署要很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并表示今后将密切关注这里的改革进展的情况。
曾亲自为太和县的改革实施方案最后定稿：的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这期间不断听到从太和县传来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心里痒痒的，这天，他高兴地邀上省减负办副主任马启荣，先到阜阳，然后和地区农委主任王春魁一道，也驱车去了太和。

为更真实地了解到社情民意，他们也是越过县乡干部，调查了三个乡的二十多位农民，可以算得上一次“微服私访＂了。结果，所到之处，接触到的每一个农民，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夸赞这种税费改革的办法好。吴昭仁为此大为感动。回去后，他在为《农村改革新探索》一书作序时，竟动情地写道：“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工作记忆中，农民对某项政策表示完全拥护的，除了包产到户，大概就要算是这次了。＂

他为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总结出了“六个满意＂：“粮站满意，定购任务完成顺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粮源；财政满意，税收及时足额人库；银行满意，统一结算，减少了货币发行流通，又不打｀白条＇；基层干部满意，他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免除了干群磨擦的烦恼。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农民满意，午、秋两季征实任务都在一周内完成，没有一户因负担问题而上访申诉。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省直有关部门、地区减负办和改革试验办，先后九次派人深入调查，结论都是一样的：“农民满意。＂

吴昭仁也认真思考了这场改革成功的原因：“现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设计并不少，难就难在落实，往往是执行中由于工作不力而走形变样。太和县的税费改革，不仅设计周密，而且实施完美。

何以如此?关键在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六大班子步调一致；县乡各部门齐心协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任何一项工作能否做好，我认为诀窍都在这里。＂

总结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经验之后，吴昭仁依然感到意犹未尽，又专门写了一篇杂文，题目一目了然：《为“第二次大包干＂叫好》。

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率十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深入到安徽视察，在看了阜阳地区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大变化后，高兴地评价道：

“你们这里抓农村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在几个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经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搞得很好，解决了稳定承包制的问题，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特别是税费制度改革，解决了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都很头痛的一个问题，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改善了干群关系，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谁知这时，陪同视察的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突然打断了姜春云的话。他说：“这儿把农业特产税也包在农业税里，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据实征收，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姜春云听了，马上不客气地说：“这个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没有错。我在基层干过，｀据实征收＇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可操作性，据我所知，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平均摊派的。这个你就别再讲了。＂

李延龄当然不可能同姜春云争执下去，既然姜春云说了“这个你就别再讲了＂的话，李延龄也就不便再讲了。

那天，姜春云的心情十分好，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看到安徽农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高兴地对回良玉省长说：“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你们要大胆推广这项改革的试点工作!＂
随行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也兴奋地接口道：“现在有种说法，好像这几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停下来了，这次来安徽一看，感觉到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阜阳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税费收取办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这些对全国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姜春云一行离开后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长办公会上明确要求：江淮分水岭以北的沿淮一带，尤其是淮北地区，必须全面推行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

此后，这项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阳，势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内二十多个县(市)遍地开花。

这时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势不可挡，并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贵州、陕西、甘肃七省五十多个县(市)。

正是在这个时候，福建省委办公厅编印的《省外动态》载文欢呼：“农业税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4 难忘阜阳会议

位于皖西北与河南省接壤的阜阳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产粮区，更是经国务院备案的中国第一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个试验区，还是早在一九八六年，在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亲自带领下，由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等一大批著名农业专家建立起来的。这次率先进行土地税制改革的涡阳县新兴镇，和堪称农村税费改革第一县的太和县，都在这个地区，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放在阜阳召开，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会议由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主持。

来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农业部、财政部：、内贸部和粮食部门等部委办的专家学者，安徽省阜阳试验区、湖南省怀化试验区、贵州省湄潭试验区及河北省正定县、河南省城郾县等七省暨有关县代表共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大家实地考察了太和县试点情况，还就各地试点的具体做法和成效进行了交流，当然，对目前尚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如何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都作了坦诚而深入的探讨。

由于各地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尽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何开荫早先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是一种“税费统筹、折实征收、财政结算、税费分流＂的模式。

总之，在原则和目标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农村基层税费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与会代表们公认，在诸多试点之中，安徽省太和县和河北省正定县的两处试点，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与会专家对这项改革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旧体制的又一次突破，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对头的，成效是明显的。

会上，国务院特区办政研室副主任刘福垣的发言格外引人注目。他说这次会议是朱琳主任让我来的，当然，我也很感兴趣，马上就来了。听了同志们的介绍，对这项改革，我有一个总的感觉，就是现在试点单位的改革已经获得了基本的成功，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姜春云副总理说这项改革不仅有经济而且有政治意义，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上下都很关心的事。

他说，“我认为这项改革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其核心，就是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我们第一次改革，是以｀大包干＇为旗帜，改革的对象是政府，是我们公社化以来的政社合一的体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包办代替农民决策，把农民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统统卡死了，使我们的农民收入太低，农村经济单一化，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改革突破了政社合——的体制，还给了社区和农民一部分自主权。但是，那种改革并不彻底，至少，流通和分配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今天，各级政府都在讨论如何解决农民负担，如何消除苛捐杂税，如何改变干部｀要钱、要粮、要命＇的形象；很多政府的文件三令五申这个费可以收，那个费不能收；哪个税是合理的，哪个税是不合理的；收多少为合理，收多少为不合理；国务院的电话会议也曾明令取消三十一项费用。其实，在分配关系都不清楚的背景下，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最后也是划不清的，上面下面都不清。比如计划生育费用、民兵训练费用，这全是一种行政性的费用，是贯彻国家政策所需要的费用，它和农业生产并没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应该由财政来拿的，但是现在，都混在了｀三提五统＇里面要农民承担。

“只有最根本地解决摊派问题，真正做到：明租，正税，除费，我们才能够对农村的分配问题喊上一声｀立正＇。农民和社区之间说到底只有租的关系，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也只是靠税来调整，农民交了租，交了税，其他的任何费用都与农民无关!＂

最后，他慷慨陈词：“既然我们下这么大决心来搞这项改革，就应该有一个恒心。搞了这个办法后，就再不开任何口子，即便是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压下来，试验区也要顶。比如教育搞达标什么的，公积金里有这个钱，就拿，没这个钱，坚决不能再向农民要!治本当然要从中央各部门做起，从中南海做起!

既然我们承担了这个改革任务，就应该给我们这个权力，以一切方式加重农民负担的东西，就要敢顶，即便说农民都同意了，也不要听这话!＂

刘福垣的发言，赢得了各地代表热烈的掌声。

财政部农财司李秋鸿的发言，却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大家强烈的反对，以致使得会议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李秋鸿的开场白是显得十分谦和的，他说：“参加这次会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税费制度改革，我们过去考虑得不是太多。＂

接下来，他的发言与其说是来“很好的学习＂，不如说是来做这项改革的专题报告。

“这次税费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他首先设问，继而自答。“我看恐怕有这么几个主要目的。＂他在归纳出四个既无新意又未必科学的“目标＂之后，便以领导机关的口吻说道：“我不知道各试验区在设计这项改革时，是把这四个目标都考虑进去了，还是只考虑到某些目标。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于是一个毫不谦虚的发言就开始了。

此话刚落音，贵州和湖南试点的代表就交头接耳起来，显然觉得这位蹲在国家大机关的农财干部，也太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了。啥才叫“无法承受＂呢?正因为农民已经不堪重负，干群关系严重恶化，才“逼＂出了这项税费改革的嘛。

接下去的发言，李秋鸿便是对各地改革试点基本经验的全盘否定。他说：“在中国农村，无论就每户来说，还是每村、每乡，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作为一个负担政策，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应该是经济收入，而不是其他东西，但像安徽太和县每亩耕地基本上一律征收一百斤粮食，这样的政策设计，和收人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的分配原则，显然是不尽吻合的。＂
他的这个看法，使不少人为之一怔。

应该说，李秋鸿说的是一个理论问题。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上看，不应该忽视差别搞均摊，而应该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各乡各村各家各户实际的经济收入确定负担。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同样，也不可能会有绝对的公平。李秋鸿在用这个看法评价安徽省太和县为代表的农村税费改革经验的时候，首先就与他归纳出的四个“改革目标＂中的“降低税费的征收费用＂的目标发生了矛盾。照他的意思，太和县有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真要按各家各户的实际经济收入征收税费，县委县政府需要组织多少人进村人户，才能闹清每家每户真实的收人情况；又需要调动多少人才可以落实这项浩繁宏大的税费征收工作呢?岂不是痴人说梦!

大家对财政部农财司这位年轻处长的发言，开始认真注意起来。

接着，李秋鸿又以同样的理由，谈到了特产税的问题。“对于农业特产税，税务部门的态度非常明确，绝对刁；能搞平摊。保护粮食增产，调节种植业内部不同作物间的收益，这是设计这个税种的目的，如果平均摊派，那么征收的意义也就没有了，更实现不了制定这项政策的目标。＂

李秋鸿这里所说的，正像姜春云副总理在阜阳视察期间批评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时已经指出过的，这依然是个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可操作性。

来自基层的许多代表听到这儿，就已经坐不住了。有的，甚至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开始了严词责问。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急转直下。

谁都知道，一九五八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中就有了农业特产税，但那时它只是含在农业税中，课税范围也是指农田以外的山场或水面，针对茶叶、水果、林木、山珍和水产等特产品征收的。因其收入较高，单独征收农业特产税也是应该的，但是一旦征收了特产税，就不再征收农业税了。至于种粮食的农田从来是没有特产税一说的。据实计征农田上的特产税也才是近几年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脱离实际的计征政策，已经使得这种农业特产税演变成了“田亩税＂和“人头税＂，早已丧失了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地地道道成了一种“合法＂的农民负担。特别是，这种计税农田上的特产税的本身，也早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广大农村推行农业产业化的羁绊；在传统农业区，它更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大敌，农民奔小康的拦路石!

各地代表不仅强烈要求取消农田上的特产税，还指出现有的农业税政策的缺陷也同样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农业税条例》还是一九五八年颁布的，如今三四十年过来了，农业税的征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的地方，诸如计税常产与实际常产、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计税土地面积与实际土地面积等等，千差万别，从而产生了“高产低税＂或“低产高税＂，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或名义税率低实际税率高，以及有税无地或有地无税等等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再加上国家定购粮食任务的畸轻畸重，这实际就等于产粮区在为非产粮区纳税，贫困地区为富裕地区纳税，这种种弊端都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

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国家财政部农财司的一个官员，不去设法解决农业财税政策上的这些问题，却对地方上进行的这些难能可贵的改革试验，横挑鼻子竖挑眼，缺少起码的热情，在这样的研讨上引起众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秋鸿说得最为理直气壮的一段话，也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段话，这就是：“从我们接触的农民上访情况看，没有一起是因为农业税的比例过重而上访的；农民反映的全是税费混在了一起的。所以我们在业务工作中主张税费要坚决分开!＂

他说得似乎确可信据，却招来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驳，使会场上趋向了白热化。

因为，造成这种税费不清的首先就是国家财政。

一九八五年开始的以乡镇为主的农村办学体制，这是产生中国农民负担问题最大、最主要的原因。

有着九亿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却是让农民自己掏腰包。财政该出的钱不出，甚至连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工作、乡村道路这些本该政府支付的费用，也逼得乡村的干部挨门逐户向农民强行索取。现在，来自京城的农财官员非但不领下边的情，反而倒打一耙，嫁祸于人。这确实把基层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规定农田特产税｀据实计征＇，＂从改革试点第一线来的代表抓着“特产税＂的问题不放，提出反洁。“就应该实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没有，就不收；有多少，则收多少。可为什么财政上年年却又层层下指标，派任务，这不明摆着是说归说，做归做，教人弄虚作假吗?农村干部｀替人受过＇，搞坏了名声，搞坏了形象，反过来还说下面不执行政策。这都叫个什么理?!＂

安徽省涡阳县的代表来了个现身说法。他说，涡阳县为不折不扣执行“据实计征＂的特产税政策，专门在耿皇乡做了试点，乡政府从财政所和经管站组织了十九人，进村人户，严格按照规定跟踪这个乡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前后用上两个多月，认真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后征收到四万多元的农田特产税。可是这些人下乡的用品、工资以及误餐补助的支出，加起来也达到了四万多元。结果，征收到的税额，基本上就被征收的成本抵消一空。就是说，按照现行的制度和办法征收税款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耿皇乡的故事近乎荒诞，但这种试验却把今天脱离实际的税制问题暴露无遗。

谁知涡阳县的代表话没落音，李秋鸿就接过话极力争辩。

太和县农经委副主任邹新华，一直冷静地注意着李秋鸿的发言，耐心地听着这位财政部官员对太和县试点的横加指责。因为对方说的就是“太和＂，作为太和县试点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驳，至少他要显示出太和人的宽容和大度。但是，涡阳县的代表举出的这个例子，已经是那样的说明问题，对方却依然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邹新华激动地指着李秋鸿，只差没把指头戳到对方的鼻子上；愤然道：“你们就是不看实际情况，坐在办公楼里瞎想。今天事实就摆在面前了，还死不认账!＂

他说得过于冲动，声音都变得沙哑，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颤动。

接着会场上四处都响起了愤懑的斥责声。

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文文静静，甚至是一脸书卷气的李秋鸿，他在会上极力坚持的，其实是国家财政部的意见，正因为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发感到，大家正在热心试验着的这场农村税费的改革，其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又是太和县试点的直接参加者，何开荫就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也旗帜鲜明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商品的价格差不多都放开了，惟独粮食这样大宗的农产品国家仍限价定购，使得粮食不能成为商品，其比较效益日渐降低，毫无疑问，这种定购制度必须取消，粮食的市场和价格也必须放开，否则中国的农业就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当然这需要条件，我们将税费改革征收的办法用公粮代替定购，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让国家最可靠地掌握粮源，保证非农用粮的供应；二是因为农民有这个习惯，征交公粮，对农民来说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们把税费改革和推进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就为下一步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准备好条件。只有取得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彻底地放开粮食市场和放开粮食价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场，封闭的社区结构才会最后被瓦解，中国的农村才可以说大有希望!

何开荫的发言，有着浓郁的理论色彩，却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很强的说服力，会场上一下变得安静下来，连喝茶、走动的人也生怕打扰了别人，把动作放得又慢又轻。

这气氛显然也感染了何开荫自己，他开始变得激动起来。他说，其实我们搞的，只是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还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假如现在就搞税费制度改革，立法部门说不定马上会来制止，涡阳县新兴镇的改革被县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证。因此，它肯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目的也只是侧重于规范征收的办法，先把农民的负担尽可能地减下来，政策规定上的“杠子＂

粗了一点，却简单明了便捷易行。虽然还不全公平合理，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对于过去的乱收费来说，农民已比较满意。

当然，他还想说：今天搞的还只是税费征收办法上的改革，就搞得这样艰难，如履薄冰，几近夭折；其实，即便就是真的进行税费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关键在于由此带动农村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但会上没人这么明说，当然今天他说了也等于白说。

主持会议的杜鹰，在作会议的最后总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总的感受是，我们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研讨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如何，将是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现代化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两年，｀三农＇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是比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而这些问题与我们这次会议研讨的内容无疑都是密切相关的。＂

5 报告进入最高决策层

杜鹰回到北京后，就忙着组织人就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试点的情况，给国务院写出报告，并特邀何开荫、杨文良二人参加讨论。

报告的题目十分鲜明：《事关农村发展和稳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姜春云副总理亲自到过阜阳试验区，看了这份报告后十分高兴，很快作出批示：“这是农村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试点探索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拟专门开个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

就在农业部转上来的这份报告和姜春云的批示，还都没送到主抓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的手上时，朱镕基却先看到了新华社记者叶冰男的一篇《河北省调整公粮制试点方案》的消息。显然这是朱镕基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消息，有点诧异，就把文章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副部长项怀诚：“请仲藜、怀诚同志阅。＂同时批给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要求他去搞搞清楚：“这个试点是怎么回事?＂

当我们最初从《河北省公粮制改革大事记》中，看到朱镕基的这个批示时，很是感到意外。因为农村税费的改革，从提出到试验，从秘密试验到公开试点，直到发展成七省五十个县的“燎原之势＂，已走过了漫长的五个春秋，不说大报小报已对此有充分的披露，河北省还在京召开过范围很广的研讨会，国务院许多相关部门的同志都到会了，朱镕基副总理对这事儿怎么可能会一无所知?

后来，细细一想，才觉得并不奇怪。何开荫改革设想的文章被刊发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引起过李鹏总理的关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可那毕竟是在一九九O 年春天，朱镕基还在上海工作，对这一切不了解是十分正常的。以后，他进京主管国务院的经济工作，又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跌人低谷之时，工业生产滑坡，中央财政吃紧，摆在他面前的，仅全国累欠的“三角债＂就高达五千多亿，要想在如此重关如铁的困境中走活一盘棋，他几乎是在拳打脚踢，甚至用出铁腕手段，发起清欠攻势；同时展开了一场狠打泛滥成灾的假劣伪冒产品的活动。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出现一个加快建设的热潮，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工作还远没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尴尬局面中走出来，经济的高增长几乎是和混乱同步，开发热，集资热，炒地皮热，已经热到了朱镕基用一句英文表述“Crazy＂(疯狂)的程度，“过热＂发展的经济，引发出了建国以来中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朱镕基就又大刀阔斧地运用起经济、法律乃至行政的各种措施，数管齐下，并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力整顿金融秩序。

朱镕基确实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像他抓城市的经济那样，去抓农村工作，再说，他对农村的情况又远不如城市工作那样熟悉。在一九九三年召开的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他对粮价的放与收，就没有像对金融和国企改革那样自信。他说：“去年我们缺乏经验，放开粮价太快了一点，准备工作不足。没搞过市场经济，不知道厉害，结果，十一月以后粮价暴涨，没有按照预定的调价步骤来做，措手不及。＂

但是，他对中国的农业是重视的，对农民的负担更是感同身受。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他在赴湖南考察期间，发觉个别地区的夏粮收购资金未到位，向卖粮的农民打白条，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难以为继，他气愤已极，严厉训斥湖南省的主管领导，并对下面地区的负责人说：“我留下电话号码，你们什么时候凑够了资金，就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要看看究竟会拖到哪一天!＂返京后，他深感问题的严重，遂亲自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农业部清理农民负担的三个文件，公开征税的项目和范围，明令不能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百分之五的上限，凡不遵令者，当依法处理。

就在朱镕基要求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去闹清河北省公粮制试点是怎么回事的四天之后，财政部长刘仲藜即把同样有着朱镕基批示的新华社记者叶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调整公粮制试点方案》批转给·了部里的税政司：“请税政司阅，是否与国办三局联系一下，农税处也派人参加了解一下。＂

刘仲藜部长作出的这个批示，无疑已经是多余的，因为从时间上看，在他还没见到朱镕基的批示，就是说，在他张罗属下“联系一下＂“了解一下＂的一天之前，朱镕基已经接到了姜春云转给他的阜阳研讨会的有关报告。朱镕基看罢报告，河北省公粮制改革试点是怎么回事，就一切都再清楚不过的了。

尽管姜春云在报告的批示中，已经对各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经验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试点探索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他的建议也十分具体：“拟专门开今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也许正是因为姜春云在批示中强调得那样重要，“这是农村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朱镕基在看了报告之后，处理得也就相当谨慎。他对“拟专门开个会＇的建议绕开不提，将这份报告批给了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不过，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个国家税务局局长金人庆：“请春霖、人庆同
志阅处。此事要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综合部门意见。＂

朱镕基显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意见，只是作出了具体的交待。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已成燎原之势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进入了他的视野，并引起了他的关注。

6“十三号文件＂诞生

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传媒机构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宣传，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从《中国改革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到《中国经济时报》、《经济日报》直到《人民日报》；从《内部参考》、《学习研究参考》到《国内动态清样》，直到《领导决策参考》，盛赞这场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河南视察。当他了解到一些地方在打着教育的旗号向农民乱收费，最终又不是把钱全用在教育上，这引起他的不安。视察期间，他还了解到，现在农村中的村提留、乡统筹的收费办法，随意性太大，本来就是一种“多收有利＂的机制．而收多收少又是直接同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挂钩，这就导致了农村的“三乱＂屡禁不止，成了老大难。于是他想这恐怕要从这种收费办法究竟行不行上来考虑一下了。

出乎他的意外，在河南视察期间，李岚清又听说有的农村已经实行税费合一的规范管理办法，这办法不仅受到农民的欢迎，各方面的经费也有了保证，十分感兴趣，要亲自去看一看。听说这事就发生在邻近的安徽省阜阳地区，他便临时决定，改变行程，弯到阜阳。在阜阳，他听取了当时的地委书记王怀中和专员乔传秀的专题汇报。听了以后，觉得这办法的确不错。从汇报中他还进一步了解到，全国政协的几位老同志也到阜阳的农村进行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回京后，他就派人要来了他们的调查材料。看过之后，感到颇有价值，于是他就又把要来的材料，附上自己的意见，送给了李鹏总理。同时也送给了朱镕基、邹家华、吴邦国、姜春云几位副总理共同参阅。

其实，促成几位全国政协的老同志深入农村搞调查的，正是原安徽省省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王郁昭。我们前文已经提到，在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那惊心动魄的岁月里，王郁昭曾是万里麾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出任过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可以说，他是经历＇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场中国农村改革的全过程的。而且直到今天，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依然是他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情。

打从一九九五年四月开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的几位曾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从事过经济工作的老部长们，就组成了一个专题组，围绕着当前农民“减负＂的热点问题，在王郁昭的带领下，不辞辛劳地深入到安徽、河北等地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回京后，又与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为在更大范围，了解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盛夏七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还在四川省乐山市召开了有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吉林、广西八个省区相关部门参加的“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研讨会＂。着重研究了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改革试点情况，探索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专题组的一行八人，一路之上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调查中发现，近年来由于各地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过多过滥，基层党政机构的干部编制严重失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少数干部横征暴敛，鱼肉乡里，农民苦不堪言，引发出一批恶性案件。特别是发现农民承受负担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作为国家主要粮源的中国中部农业大省，由于粮棉定购任务较重，农民获得的实际收入被大大打了折扣；而国家原本是想减轻农民负担的“三提五统费＂控制在上年以乡为单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以内的规定，不但掩盖了农村中的贫富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劫贫济富＂的负面效应，反而加重了低收入农户的负担，成为雪上加霜!

每当接触到这些沉重的话题，专题组的同志就感到分外压抑。只是当亲眼看到安徽省太和县、河北省正定县正在搞改革试点，亲耳听到这些改革深受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欢迎，才由衷地感到一些欣慰。

后来，通过与国家有关部、局的座谈交流，经过乐山会议的深入探究，王郁昭亲自主持写出了《关于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还为此在京专门召开了一次主任扩大会议，对《建议》进行了一次认真审议。

王郁昭在这份《建议》中认为：解决农民负担最根本的出路，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而要真正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并完善农业税赋的征管制度，坚决堵住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各种调查表明，农民负担过重，往往与政府制定发展目标时的要求过高过急有直接关系，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上面。

《建议》几乎是在大声疾呼：要坚决清理那些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凡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都要坚决取缔。

《建议》有着十分具体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农村税费征管法》，加强农村税费征管队伍的建设，绝不允许运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队征缴税费；如提出要坚决精简机构，改革干部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现有各种经济技术协会的基础上考虑建立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沟通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以便于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的法令，又有利于真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一直很关心，看了由经济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的报告，十分高兴。这一天，他约来王郁昭，明确表态：“你们提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需要开协商会，请李鹏同志参加，会我主持。＂

李瑞环还指示，将《建议》分别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建议》按组织程序送出去之后，王郁昭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他考虑到在中央领导中，温家宝是各地农村跑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中国的农村工作的，就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温家宝呈送了一份。

当然，王郁昭并不知道，他的这份报告，早在十天以前，李岚清副总理就已经把它直接送给了李鹏总理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参阅，李鹏、朱镕基也都批转给了财政部；更不知道，姜春云副总理在读到李岚清送来的报告后也已经转给了温家宝，并表明了他的意见：“请家宝同志阅批起草小组认真研究。＂这时温家宝领导的一个起草小组，正在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文件。

两份《建议》温家宝都收到了，他和姜春云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它对正在起草中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即将颁布的一个决定极有参考价值。按说，这事温家宝已经批办了，对王郁昭个人呈送上来的《建议》，就无须再作处置了，不过，他是个做事认真得一丝不苟之人，虽已有过交待，却仍然又一次拿起毛笔，将《建议》批转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和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并且多写了几句话。他的批示，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绝不马虎，像他以往处理任何一件工作一样的严谨和认真：

“济民、宝瑞同志：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这份建议，对研究和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许多好的意见，在中央起草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文件中已经吸收；一些带方向性的改革措施，也在积极进行试点。请将这些情况告政协并郎昭同志。＂

这份由王郁昭执笔的《建议》被送达中办国办后刁；久，一个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有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央纪委以及中央电视台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很快奔赴离京最近的河北省进行农业税制改革的专题调研。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省委副书记李炳良，接待了调查组的全体同志，并汇报了河北省三年多来公粮制改革的情况，同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这期间，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也悄悄在安徽广大农村流传：江泽民总书记派出秘书，一竿子插到最早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太和县。这位秘书在太和县的各处进村入户，所到之处，一概是认认真真地听，仔仔细细地看，边听，边看，边认真地往本子上做记录。临了，太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希望他能够谈一谈调研后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秘书却只是谦和地笑笑，说：“我的任务就是看，就是听，然后回去，如实汇报。＂

公元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最著名的“十三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具体地提出了“三减＂：减免贫困户的税费负担，减轻乡镇企业负担，减少乡镇机构和人员的开支；明确提出了“五个严禁＂：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之外的集资活动，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而且提出“两个加强＂：

加强领导，实行减轻农民负担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

《决定》特别指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对有些地方进行的负担分流和一些粮食主产区进行的税费改革探索，可以继续试验。＂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在“红头文件＂中，对各地正在进行着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公开表明了肯定的意见!

“十三号文件＂下达的第十四天，即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温家宝便代表中央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中央认为，这项改革可以继续试验，但目前还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广。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这项改革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一些重大改革方向，继续改革必须与现行的粮食购销体制和以农业税为主的财税体制的改革统筹考虑，这件事涉及面广，而且较为复杂，需要全面设计方案。试行工作要有领导地进行，已经批准开展试点的地方，要认真试好，并注意总结经验。＂

温家宝不但肯定了各地税费改革试点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而且精辟地指出这项改革触及到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了重大的改革方向，因而需要全面设计方案。

温家宝的这个讲话，高屋建瓴，振奋人心；他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诠释，更是高瞻远瞩，人木三分!

7 是非功过凭青史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名和与会代表的选举，朱镕基出任了国务院总理。

在担任总理两个月后的六月六日，朱镕基签发了一项国务院令，发布实施《粮食收购条例》。

早在四年前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就过问过粮食的收购工作，不同的是，以前是通知，不遵照执行还只是工作态度或认识上的问题；这次却是国务院令，这就把通知上的许多规定，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不执行就是违法。并且，这次的《条例》，还特别增添了一些硬性的规定，制订这些新的规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每年一千亿斤粮食的定购需要，并对国家粮食部门实行有效的保护。当然，它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因为《条例》上明确规定：除农业税外，粮食收购时“不得接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委托，代扣、代缴任何税、费＂。这里指出的“组织＂，显然包括各级政府；这里提到的“个人＂，自然包括党政领导干部。新的《条例》无疑是想从“粮食收购现场＂，对愈演愈烈的搭车收费现象予以坚决的狙击，从而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可以说，制订这部《条例》的良苦用心，是无可置疑的，却又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当今农村基层税费的征收背景十分复杂，比如就像《条例》上提到的“统筹款、提留款＂，这也正是国务院过去正式下文要求向农民征收的，而其中的许多费用本来就应该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国家财政该给不给，这才造成农民负担，现在这许多十分具体的问题避而不谈，不去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却硬性规定乡(镇)村干部不得在收购现场坐收除农业税外的任何税费，这其实就把农村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推向了极端——要么就只有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你的《条例》上的规定；如果要执行，结果也只能是迫使下面更多地以“小分队＂、“工作队＂或是“突击队＂的形式，甚或运用司法手段，挨家挨户上门强收强要。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粮食收购条例》明确无误地指出，粮食的收购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系统，而且要求粮食的收购，必须“户交户结＂，资金又只能“封闭运行＂，这就与各地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做法有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当时，河北省还正筹划着要将公粮制改革的试点进一步扩大到全省去呢，作为这一课题组主持人的杨文良，正劲头十足地张罗着“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当他弄懂了《粮食收购条例》上的那些具体的规定后，等于挨了一记闷棍，他立刻意识到，这五六年来三任省委主要领导重视的，自己更是倾尽了大量心血的公粮制改革，即将中辍；全国所有的税费改革的试点也都不得不面临在一个早上完全停止的厄运。

杨文良心急火燎地坐下来，把《粮食收购条例》反复地看了又看，试图从中找到对税费改革有利的字句。显然，他无法找到，不过他依然乐观地认为，从总体上和本质上看，公粮制的改革同《粮食收购条例》，都是为了规范农民的负担，确保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

于是，他连夜向省委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公粮制改革试点应当继续进行》。

但是，除了像他们这些对税费改革情有独钟者，其他人并不如此认为。就在杨文良将专题报告送上去不久，河北省政府办公厅金融贸易处也向省委书记程维高、省长叶连松和分管副书记赵金铎写了一份相反的报告，指出：“｀公粮制＇和｀费改税＇试点的做法，不符合《粮食收购条例》的具体规定，也影响到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针对上述情况，建议我省应按照国务院颁发的《粮食收购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种特殊的体制下，下级是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令还是畅通的。正因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执行中央的《条例》，于是，就只有放弃才刚刚推行的公粮制改革。
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因为同时也兼任河北省县级综合改革小组负责人，他对公粮制改革给农村带来的新的气象，是十分清楚的，接到金融贸易处送上来的报告，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就在前几天，他刚在杨文良起草的一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议程表》上批出“同意＂两字，可是现在，他必须作出相反的决定。

赵金铎在后来的一次会上曾这样说道：“河北省公粮制的改革可以列上十条八条的好处，但除农业税外任何税费不准代扣代缴这一条，是刚性约束，《条例》就是法规呀，在执行上打折扣是不允许的，我们只能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停了公粮制改革，并不等于是否定了这项改革，只是因为它与《条例》有了抵触。＂

杨文良参加了这个会，赵金铎代表省委在会上的这番解释，他听清楚了，但似乎又变得更糊涂了。

既然公粮制改革有那么多的好处，值得充分地肯定，为什么就一定要中止它呢?

接下来，省长叶连松也批道：“全省都要统一按国务院《粮食收购条例》执行＂，还特别指出：“即召集省综改办、地税、粮食、农发行研究，并即联合发出通知，依法执行。＂

在叶连松作出指示的当天，综改办、财政厅：、粮食厅和农业发展银行四家就迅捷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粮食收购条例》。

杨文良几乎都要急疯了，就在四单位联合下发通知的同一天，他再次上书河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就继续进行公粮制，改革试点的问题向中央紧急请示。

也巧，这期间，国家计委的一个调研小组到河北省了解夏粮收购情况，回去后给温家宝写了调查报告。温家宝在调查报告上作出了这样的批示：

“｀公粮制＇问题可纳入税费改革继续研究，目前应统一执行《粮食收购条例》。＂

温家宝的指示其实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了两层意思。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必须强调由朱镕基总理签发的国务院令的严肃性，要求坚决执行《条例》；但过去他曾就高度评价过安徽、河北等七省五十个县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现在，他的态度依然没有变，他对河北省搞的公粮制改革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果我们再仔细地加以领会，就会发现，他在两者的提法上还是有区别的。他在“应该执行《粮食收购条例》＂一句前面，加有“目前＂二字，也就是说，作了时间上的界定，而提到税费改革时，则要求“继续研究＂。因此，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温家宝主张在执行目前的《条例》时，不应该影响到对具有更深远意义的税费改革的试验与探索。

遗憾的是，叶省长并没有全面地去领会温家宝指示的精神，便作出了措词更加严厉的批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家宝副总理批示。必须做到敞开收购、户交户结、不准乡村干部在粮站坐收统筹提留款，以往的｀公粮制＇试点县统一执行《粮食收购条例》，这些问题都要很坚决。如我们的干部不听招呼，查出典型要严肃处理。＂

于是一个早晨，一场轰轰烈烈历时五年之久的，已扩大到了三十七个县市的公粮制改革，就从河北省的地平线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全国七个省已经发展到了六十多个税费改革的试点县市，也都几尽终止。

这消息，使得杨文良心急如焚。

然而，不管杨文良如何认为公粮制的改革是在探寻解决农民问题的治本之策，继续进行试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改革毕竟由于《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而停了下来。

公粮制的改革被停了下来，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在有些人看来，被宣布停下来，等于被坚决否定，而作为这一研究课题的实际负责人杨文良，这五年多的忙活，就都是在瞎折腾了!

一些流言蜚语随之而来，一些异样的眼神也接踵而至。

杨文良顷刻陷入到四面楚歌之中。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杨文良万般无奈，一遍又一遍地重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他固执地想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找到答案。他坚信，农村的税费改革，必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不归之路，就不应该继续推行粮食的统购统销，逐步放开粮食市场才是良策。

他多么想找一个志同道合可以倾诉苦闷的对象，可是，除了何开荫，他又能找谁呢?一想到何开荫，就料定老何的处境肯定也不会比自己好到哪里去，他的心里便充满了牵挂。

何开荫此时的处境确实已变得十分狼狈子。十年了，为了农村税费的改革，他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与世态的炎凉，但他无怨无悔，一直信奉着邓小平的一句教诲：“不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改革已经受到七个省六十多个县农民的普遍欢迎，现在却突然都相继夭折，他确实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不能接受的，还是随着税费改革的被迫中止，他发现，原来的情况全变了：过去热情支持、笑脸相迎的人，一下子换了面孔，好像不认识他了；而一向冷眼旁观的，这时却纷纷出来证明他们的先见之明；本来就持有反对意见，等着看笑话的，开始走出来“秋后算账＂了，将各种各样的屎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说他的那些改革设想，纯粹就是异想天开；说他写的那些文章，更是在胡说八道；说他把国家的粮食政策和财税制度已经搅成了一锅粥；说他做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自己出风头，为了欺世盗名。随之而来的是，他写出的文稿，因为无人为他签字，在省政府办公厅已不能再打印；早在一九八七年，由于得到当时的省长王郁昭、常务副省长孟富林的特批，他就参加了当年的高级职称评审，并于次年获得“正高＂职称，现在碰到工资改革了，却再没人为他兑现，只能享受到科级待遇。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省政府办公厅在为干部职工解决住房时，何开荫在分房的打分申明明得分高居全厅第二，但是，如今办公厅机关的每一位干部，包括分来不久的小青年，都享受到了政府办公厅的住房，惟独他，依然住在原来行管局房管所十分尴尬的老房子里。

夫人顾咸信，见老何成天心事重重，走在大街上也是勾着脑袋，怕他出事，更怕他会跑到什么会上，或是去什么场合，像过去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就动员老何去学学抽烟喝酒。因为，她听人说，酒可以消愁，烟能助人深虑，她只希望老何平安地度过这段日子。

“这些年来，你身为高级农艺师，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你去作这方面的技术指导，放着又省心又来钱的好事不干，偏要光着脑袋朝刺棵里钻，图啥呢?现如今，话已难说，就别说了，改革的事也不要瞎操心了。＂顾咸信劝着何开荫。

不过，在难耐与苦闷之时，他真的接受了夫人的建议：抽烟，喝酒。于是，平日从不沾酒也无烟瘾的何开荫，开始正儿八经地抽上了烟，每天晚上喝上两盂酒。谁知，一抽一喝，竟然发现，烟酒这东西确实好使，他的心情真的平静了下来。

可是，没过多久，他的心潮又一次涌动起来。他发现，安徽省的税费改革并非全军覆没，发现了这一点，他又变得激动不已了。

原来，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在《粮食收购条例》下来之后，就以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强调安徽省阜阳地区是经国务院备案的全国第一个农村政策试验区，为探索减轻农民负担新途径，要求继续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为解决税费改革与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相衔接的问题，安徽的试点决定将按耕田征实调整为按人付款。

由于回良玉的据理力争，当全国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都停下来的时候，安徽阜阳却是一花独放，税改的试验工作一天也没有终止。

有了这种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何开荫终于放下心来，更令他鼓舞的是，在他已年满六十应该退休的时候，回良玉省长聘任他为省政府参事。这就是说，只要身体康健，他就可以干到七十岁；给了他深入研究农村改革十年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他在感奋之余，立即又开始酝酿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把我们今天的粮食收购政策，作一次系统的研究!

尽管这种研究，在当时是件十分敏感的事，更是颇多风险的事，可他决心已下，就奋不顾身了。

他早就注意到，一九九三年夏收之前，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就下达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粮食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但是，这项旨在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增产增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随着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开始的分税制的推行，各地就难以贯彻了。

因为政策规定是中央定价，敞开收购，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问题是，产粮大县连工资都发不下去，哪有钱补贴?没有补贴，文件对粮食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等于没说；政策还规定，国有粮食企业只能顺价销售，但中国的粮食系统养了那么多吃闲饭的人，又如何能做到顺价销售呢?政策规定的保护价，其“保护＂的资金，并不是直接“保护＂给卖粮的农民，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被那些不法的投机倒把分子或垄断寻租者渔猎而去。对广大农民来说，这些政策不过是画饼充饥，反而误导农民多产粮食，而粮食又是粮食部门垄断着市场，结果就把农民坑得更苦!这些年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经低于人均负担额的增幅。

“这些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是清楚的，不清楚讲不过去啊!＂何开荫感到难以理解。这种明显不合理的粮食收购管制政策，过去下达的还只是《通知》，而这次颁布的却是具有了法律效力的《条例》，这就使得它变得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可是何开荫依然对这一《条例》表示了怀疑。

他承认，《粮食收购条例》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有粮食部门的利益。税费，在这一点上，税费改革与《条例》是有矛盾的。

但他并不认为改革的试点在这方面就是错的，相反，正是这种税费改革，触动了国有粮食部门的既得利益，才推进了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这些年，广大农民对国家实行粮食低价定购制早就表现出强烈不满，探索解决农民负担治本之策的税制改革，理所应当地要把取消这样的定购制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毫无疑问，这样的改革试验，它在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长期所承担的“隐性负担＂的同时，也截断了粮食系统牟取部门利益的一条主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依靠着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管理体制，左右逢源，下坑上骗：在收购环节上，通过压级压价、扣杂扣水的不良手段坑害农民；在销售环节上，通过乱摊成本、涨级涨价坑害城镇居民；在贷款的使用上，大量挪用挤占粮食收购资金，或利用少收定购粮、多收议价粮，虚报、冒领政策性贷款；在财务的结算上，又通过“平转议、议转平＂等卑劣伎俩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层层截留储粮补贴。总之，这次改革改的就是国有粮食部门官商一体、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定之一便是“粮食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担风险，不再承担任何国家行政职能，国家也不干预其经营行为＂，迫使粮食企业转换职能，走向市场。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那就不可能会使所有部门的所有人都满意。

他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启动的。第一步改革，基本上是在农村内部进行的，有相当的独立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我们又有着几千年家庭经营的历史，农民有着这种传统意识，只要政策允许去搞就行，农民家家户户都会。可这一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势必深入到金融、财政、价格、计划、物资、内外贸易等等诸多领域，触及到城乡之间，以及部门之间，大量的深层利益结构的调整，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要在经营主体变革的基础上去建立现代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如何去建立，我们的历史没有这种记忆，农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超经验的，凭以往的经验是无法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以往的改革定义为破旧的话，那么新一轮改革，就应该认定为创新，即组织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是在为市场运作夯实基础。

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人均不过一亩一分多地，永远不可能存在粮食过剩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人均拥有一千公斤粮食也没有出现卖粮难的问题，而我国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会出现粮食过剩呢?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应该从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几个方面去分析，更应该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粮食的政策上寻找原因。

我们经常强调：“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关系到国计民生。＂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往往会得出应由“政府统管＂的结论，把粮食视为一种统管产品，但同时应当看到，粮食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又是一种商品，仍应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只是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再说，就全国而言，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来自农业，农业收入中种粮的收入又占到百分之五十二，种粮收入对今天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而提高粮食生产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优质优价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的两条路，但现在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把这两条道不能说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说，不触动现有粮食体制中的利益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开荫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一鼓作气，拿出了一篇《彻底解决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必须进行农、财、粮、价、税、费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沉甸甸的文章，决定再次进谏中央。

直言无忌，自是坦荡的君子所为!

通过这几年税费改革的风风雨雨，何开荫确实领悟透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谁不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忘记，正是在那样一次伟大的会议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还曾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后来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却正是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为实质的“大包干＂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当那次会议的精神一传达，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伤心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

三中全会是“不许＂，四中全会就改成了“不要＂。“不要＂无疑比“不许＂宽容了许多，严禁变为劝告，变成“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评、不斗争、不强制纠正＂。再后来，中央三十一号文件，对“不要＂也有了松动：“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网开一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其范围就被进一步扩大，又成了“三靠地区可以搞＂。

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年之后，经过许多次反复，几十遍修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先是中央书记处讨论，继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后政治局常委通过，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将此《纪要》作为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印发全党——明确提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何开荫后来在给杨文良的一封复信中，不仅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走过的那段曲折的历程，还试着步杨文良诗作的原韵，和诗一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欢杨文良诗中透出的万丈豪情，特别是“成败得失靠实践，利弊是非问群众＂两句，他觉得是可以称之为神来之笔的。
是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这永远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上，农民拥护，政策就对头；农民反对，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么叫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欢迎的，就叫好；否则，就不能叫好。

他告诉杨文良，他的最近一篇分析粮食购销体制、希望综合改革的文章，经新华社以最高内参形式，已经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何开荫对“大包干＂历史的回顾，以及捎来的安徽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闷中的杨文良的兴奋剂。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杨文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要求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

8 中国农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便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在领导农村改革的立足点，获得的根本经验，也是我们今后推进农村改革，做好农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正确对待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

对于农村改革，他强调坚持两条：第一，鼓励试，不争论；第二，坚持“三个有利＂的判断标准。

在改革的实践中，要不断帮助群众总结提高，加以引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改正就是了。

江泽民还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课题。其中特别指出：“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坚定而明确地倡导和鼓励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他在讲话中最后强调：“深化农村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这里只是点一点题。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当地实际出发，继续大胆探索和实践。＂

总书记的讲话像一股强劲的春风，从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国各地，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团与迷雾。

于是，看似停滞已呈胶着状态的农村税费改革，顷刻间，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步伐骤然加，陕了。

一个月后的十月二十七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三人就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专题致信朱镕基总理。他们提出，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论证修改＂及“试点实践＂三个阶段，并把每个阶段的大体设想也作了汇报，还把实施的时间也作了确定。

既然江泽民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把农村税费改革作为“着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来，许多地方过去又早已进行过这方面的试点＇，并取得许多宝贵一定的经验，所以，朱镕基对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提出的这种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满意。他在他们的材料上作了明确的批示：

“三个阶段可交叉进行，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 年。先出个文件，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定改革时间，争取有几个省明年出台。＂

那段时间，朱镕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间仍念念不忘税费改革的事。据《广西日报》十月三十日报导，朱镕基在北海和南宁的谈话中就指出：“农村中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是目前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这些｀三提五统＇费用为借口，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政府年年喊钱不够用，农民天天怨负担重。

这个事不能拖了，你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他还说，“几年前我就已经有了个好的想法，思考了许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费纳入农业税的范畴，让村干部吃｀皇粮＇，稍微提高一些税就可以了，农民也负担得起，除了农业税，其他收费都属于非法的；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向农民收费，谁收谁违法。这样乱收费的人就找不到借口了，农民拒绝乱收费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完全可以做好的。这对农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有效制止乱收费、搞好干群关系、杜绝腐败都大有好处的。河北省搞了几年试点，实践证明是不错的。＂

没过多久，朱镕基再次给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作出批示：

“根据我同许多省市领导交谈，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么长时间。当然工作要做细，也不必由中央规定一切细节，划一实施时间。实际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区实行。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越多越办不了事，需要哪个部门办事和商量，国务院已授权你们可以召集。＂

这一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信息中心编印的《决策参考》第四十七期《权威论坛》，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一次说到了税费改革，他说：“河北省一个地方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了，采取公粮制，一律桥归桥，路归路，不向农民收乡统筹、村提留，都在农业税里面收，非常有成效。＂这年年底，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再次谈到“乡村费改税＂时，又十分明确地说道：“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安徽、河北的这项改革搞得还是好的，要继续搞。＂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

“抓紧制定农村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后，国务院办公厅本年度第六号《参阅文件》，就刊出了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三人合写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

到了这时候，河北省因《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被推迟了九个多月的“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终于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了。会上，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对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地从事公粮制改革研究的杨文良，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扬。他充满感情地说道：

“文良同志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执着。无论是这项改革顺利的时候，还是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一往无前的，也确实费了很大的心血。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条例》出台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是有分量的，我看许多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有一定的现实性。这些文章分别寄给了朱总理办公室、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也应邀前往石家庄并作了专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福音：农业税费改革是农民减负增收、理顺农村利益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的得力措施》。他的发言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一九九八年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区“抓紧制定并实施农村｀费改税＇方案，积极探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

至此，农村税费改革终于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和抓紧实施减轻农民负担的税改方案，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呼之欲出了!

这期间，新华社编印的《半月谈》杂志从全国各地眼花缭乱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这就是：安徽省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总额大包干＂模式、河北省正定县的“公粮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岗市的将“三提五统＂费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公开了推进的时间表：“明年国家先在几个省区进行试点，其他省区也可在个别县(市)试点，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现在，朱镕基把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了。

确实没有理由不再加快这项改革试点的步伐了。尽管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拟就的改革试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区对这个试点方案持何种意见，而且眼看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到了“明年＂，朱镕基还是把“几个省区进行试点＂的时间，定在“明年＂，同时宣布，几个省区大约只要一年的试点，就可以“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朱镕基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来，依然是他那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的施政特色。

然而，当国务院授权财政部长项怀诚等人组成的专门领导小组，拿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将他们拟就的试行方案发到全国各有关的省区以后，因为这个方案并没有集中起各地试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有着明显的政策缺陷，执行这个方案，农民的负担可能会被减轻，但地方财政由此出现的巨大的财政缺口，却无力填补。所以，除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因是这方面的专家；显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余各省都先后打了退堂鼓。但就是这惟一坚持试点的回良玉还因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调离安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这就使得农村“费改税＂的试点工作，顿时变得扑朔迷离，陷人僵局。

但是，朱镕基的决心没有变。早在一年前，他在给财政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长陈耀邦、中央财经办副主任段应碧的批示中，就指出过：“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 年＂，“实际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区实行＂，“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么长时间＂。随后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明确提出：“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显然可以看出，他确定的时间表却一再被耽搁，最后还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 年!

此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OOO 年必须推行改革，这一点，不能再有丝毫的动摇了。

于是，二OOO 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我们注意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出的后来曾轰动全国，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一封信，正是二OOO 年三月二日。

这既是一种巧合，却更像一个寓示，它至少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不仅顺应民意，还是十分及时的!

《通知》指出：“中央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少数县(市)试点，具体试点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决定和负责，试点方案报中央备案。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摸清情况，积累经验，逐步推开。＂

《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积极支持和配合搞好试点工作。要适应改革要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关政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的方针，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不办，能缓办的事情缓办，决不能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求得事业发展。＂

确立安徽作为税费改革惟一的试点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徽最大的信任与鞭策，当然更是对安徽率先提出税费改革并连续七年进行大胆探索的充分肯定。

这期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当安徽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总理来到了安徽代表们中间。

他坦诚直言道：“我一直关心农业的问题，考虑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已经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办法却又不多，只有｀减负＇。这是必须下决心的。｀费改税＇，是一揽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费很多，什么二百种、三百种，我看只有一种，就是农业税，其他都是属于非法的，不能再叫种田的吃亏了。这项工作，已经搞了一年的调研，也定了一些试点，可是到今天却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现在良玉同志还到江苏去了。＂

朱镕基望着新任省委书记王太华，问道：“你太华还搞不搞呢?＂

王太华非常清楚这场改革意味着什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什么可能都会出现，什么困难都会发生，但是，为了让亿万农民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还是愿意承担一切风险，迎难而上。也许此刻，他有许多话要说，却只是庄严地一笑，说了一个字：“搞!＂

朱镕基高兴地点了一下头，说：“有这个勇气，是要表扬的!＂

接着，他指出：“这条路很艰难，也很光荣。万里同志当年在安徽搞｀大包干＇，那是开创了一个历史；今天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不亚于｀大包干＇，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说到这，他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他认真地环视一周，动情地说：“我是南陵人，南陵县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统。安徽的历史上，有浮夸的｀美名＇，当然，全国都有，安徽却是比较严重的，我担心这次税费改革，下面还会搞浮夸。现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粮站视察，他们就对我弄虚作假。今天只有搞｀费改税＇这样一条路了，我们必须扎实工作，一定要谨防虚报，农民的税费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这一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职。＂

他感慨道，“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了一批会汇报的干部，这些干部不去访贫问苦，不去做调查研究。

今天我们搞税改，就是要讲实的，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讲问题。我希望安徽省的同志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能听得进不好听的话，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后说道：“太华同志比我年轻，风险我替你担了，但我依然为你捏把汗啊，因为｀费改税＇的工作是会非常艰巨的。我马上要下了，(任内)看不到结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团结起来，勇敢地挑起这个担子!＂

就在那次全国人大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也来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团中间。

他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搞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亲切地对来自家乡的代表们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措施。工作中，会有不少困难，安徽作为试点，我们就一定要精心组织，认真安排，有步骤地进行。＂

历史，又一次降大任于八皖大地。一场亿万农民期盼已久的，中国农村第二步伟大的改革，就在这世纪之交，在“大包干＂的发源之地，终于拉开了序幕!

江淮儿女又一次勇立潮头!

我在

第八章 破题

1 迟到的“新闻＂

安徽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宣传发动阵势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了。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一千三百万农户印发了《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在三十五万个村及村民组张贴了《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党的政策迅速走进千家万户。

可以说，其声势之浩大，铺天盖地，这种场面，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安徽就再没有出现过。

紧接着省委又从各部门各机关，抽调三百六十五名干部，组成八十五个督查组，奔赴大江南北，长淮上下，宣讲税费改革的意义，解释税费改革的政策，督查各地落实税费改革的情况。

这次安徽以省为单位搞的改革试点的方案，是由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确定的。归纳起来，大致是四句话：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和一项改革。具体内容是：取消现行的按农民上年人均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对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用三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的办法。

其方案简单地说就是“费改税＂。

原来的“乡统筹＂，即乡、村两级办学经费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费等五项由乡镇支配的资金，改革后被纳入了农业税，乡统筹的名目被取消；原来的“村提留＂，即管理费、公益金、公积金三项由村级支配的资金，改革后将其中的公积金剔除出去，由村民按“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而管理费和公益金均改为农业税附加。

为便于广大农民好懂易记，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一正一附，一事一议。＂“正＂，即农业税正税；“附＂，是指农业税附加；规定农业税附加的比例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二十。村里兴办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实行“一事一议＂，一律由村民大会民主议论决定，并规定此项资金每年每人不得超过十五元。

应该说，这次出台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第一位目标的改革方案，将过去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统筹提留＂中绝大部分项目纳入了税收轨道，改“费＂为“农业税＂或“农业税附加＂，这就使得原来一般性的行政行为，具有了依法征缴税收的性质，那些不在此例、无法可循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都将失去其合法性，农民交纳不交纳已并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交。再说这次又有着空前的宣传阵势，上下联动的强力推进，也迫使乡村的干部必须依法行政，这就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确保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也行动起来。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对以往制定或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又彻底的清理。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凡与税改精神不一致，或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不相符的各种规定，一律予以重新修订，或干脆宣布作废。

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涉农案件办公室，三家也联手发出《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详细地宣传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以及“一事一议＂筹资和“两工＂的改革政策，并进一步把涉及农民的行政性收费内容作了一一公示。最后他们将准许收费的范围，限定在中小学收费、计划生育收费、农机监理收费、婚姻登记和建房收费等十项，每一项收费的数字也都规定得十分具体。譬如建房，除允许土地证每证收取工本费五元外，其余的面对农民建房的一切行政事业性收费，统统取消；譬如婚姻登记，只准向农民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并限定简装本的结婚证工本费为两元，精装本为九元，农民使用简装本还是精装本，均由当事人自愿选择，不得硬性强求，除此而外，就不准再收取保证金、押金和代收其他的任何费用，更不得强行推销礼品、宣传资料、婚照等等服务项目。

在《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中，三家权威部门还分别公开了各自的举报电话，让农民吃颗定心丸，有了护身符。

这种惠民政策，不用说，很快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听懂了，闹明白了，知道了自己拥有的权益和维护这些权益的途径，所以，无不拍手叫好，奔走相告。

我们在凤阳县小岗村，访问了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谈到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变化时，他兴奋地说，这一年，对小岗来说，正是个难关，春上播种时顶头遇到旱灾，秋里收割时又赶上涝灾，有的地里颗粒无收，还幸亏实行了税费改革，大伙的负担减了将近三分之一，不然，群众的日子真不知该怎么过!

早在安徽省作为试点省以前，还是回良玉任省长时，安徽就在原先阜阳地区进行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沿淮一带二十多个县市，现在这些县市改革的范围进一步拓宽，内涵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农民负担减轻的幅度也更大。其中，怀远县的改革还是得到了高层的肯定的。

过去，怀远县二十六个乡镇，绝大多数都出现过因农民负担屡屡上访的事件，一九九八年就发生了二百八十九件(次)，被称作“安徽上访第一大县＂。到了一九九九年，全县开始搞改革试点，因农民负担引发的上访事件当年就降到了五件(次)。这次试点，算是怀远县的第二轮改革了，减负的成效因此就来得更加明显。

二OOO 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南方周末》一位记者走进了怀远县包集镇林庄村宋庄村民组，三十七岁的村民宋家全正在自家院子里筛芝麻。虽然那一年宋庄和风阳县小岗村一样，都碰上了春旱秋涝，收成低于往年，可一脸胡子茬的宋家全看起来心情不错。宋家四口人，经营着四亩五分地，上半年他们全种了小麦，午收以后又种了两亩花生两亩玉米，还见缝插针地点了一些棉花籽和芝麻。小麦亩产六百五十市斤左右，拢共收了两千六百斤，按每百斤五十三元的收购价，合一千三百七十八元；两亩花生一千斤，合一千元左右；两亩玉米一千一百斤，合五百元左右。他家全年的种地纯收人大约是两千三百二十元。六月初，宋家全收到的纳税通知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根据他家的耕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和今年的粮食收购价格，应交农业正税一百七十八元八角七分，农业税附加三十五元七角七分，两项相加，共计二百一十四元六角四分；村里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按规定最多不过十五元，就是说，把这次税费改革的“一正一附，一事一议＂全算上了，不到二百二十元。统筹款取消了；农业特产税也按“不重复征收，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征收了，除此而外，宋家全按政策有权拒绝再交纳任何税费，于是他很痛
快地按时交粮完税，变得一身轻松。

他对记者说，要搁在前几年，镇里村里定的乱七八糟的这税那费，他家四个人就要交到六百元，大多数的名目听都没听说过，他一个农民怎能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让人没法承受。

包集镇镇长朱兴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宋家全家的负担从六百元降到现在的二百一二十元，不仅是数量减少，更是质的变化。“以前是用行政手段收费，是无序的，现在是依法收税，农民容易监督，乱收费没了名目和依据，只要认真执行就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二OO 一年腊月的一场冷雨过后，我们也走进了这个包集镇，见到了镇长朱兴年。他是本县梅桥乡人，当过六年民办教师，一九八四年二十五岁时开始担任副乡长，以后分别在四个乡镇当过领导，一千便是十七年。我们见到他时，他正舒心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喝着茶，一边看着上边发下来的文件。提到减负，问到税改，他就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他说马上要到年跟前了，过去逢到这种时候，谁敢这么清闲地呆在办公室，心平气和地喝口茶呢，越是靠近年关越是忙，上门催钱逼粮呀!累断腿不讲，还最容易发生涉农事件，有时，甚至指望雇请的“收粮队＂也不行，必要时还得靠派出所扮黑脸。现在好了，给乡镇干部松了绑，农民再也不用担心吆三喝四的“收粮队＂上门扒粮搬柜牵牲口了。农民的田好做了，干部也好腾出手替农民实实在在办些事了。
我们去的那天，包集镇的党委书记何云刚从常坟镇调过来，这是他在包集镇上第一天班。何云和朱兴年二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谈起了温家宝副总理到怀远搞调研的一段佳话。

二000 年四月十二日，安徽遵照中央的部署在全省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温家宝就风尘仆仆地来了，要到“安徽上访第一大县＂的怀远县去看个究竟。尽管温家宝来得突然，地方党委和政府还是作了周密安排。那天下午，车从京浦铁路的重镇蚌埠出发，经涡河旁边的五岔路口驰人去怀远县包集镇的公路。眼看就要到包集的地面了，温家宝乘坐的车却故意落在后头，接着一个冷不防，车头猛地转了向，并且下了公路，直奔没做一点儿安排的淝河乡常湖村。他要“突击检查＂一下那儿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进行的情况。

在淝河乡常湖村，温家宝在作了详细的调查之后，感到确实不错，这才又回到公路上。谁知，车子开出不远，温家宝发现路的一侧有条简易的机耕小路，他就又要司机拐下去，然后一直朝前开去，开到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的那个林庄村宋庄村民组。

也许是因为在基层的地质部门干了十七年，一年到头翻山越岭，练就了一双好脚板；也许是深居高位后仍然经常深入到第一线，温家宝的精力显得十分旺盛，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他在林庄的村头下车后，疾步进庄，就像那里的常客一样，同村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随便地停下来和老乡们拉着呱，再不就是出东家进西家，他要来个眼见为实。

谈起那天陪同温家宝的情景，何云不由肃然起敬。他说，四月十三日，县里本来是安排温家宝去常坟镇。车过王庄时，温家宝忽然又喊了声“停车＂，车刚停稳他就跳了下去，走得飞陕。

当时何云还是常坟镇的书记，为了跟上他，居然要一路小跑，竟累出了一身的汗。

应该说，常坟在怀远县是比较富裕的一个乡镇，温家宝进了王庄村，却是谁家房子差进谁家，谁穿得不好就专找谁调查。镇里事先组织好的座谈会，泡了汤，在王庄的村委会里，温家宝却开成了一个由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谈心会。他让大伙放开谈，往实里讲，拣真的说。

调研的结果，令他十分满意。他确信，农村的税费改革确实使这个产粮大县、“上访大县＂的农民负担正在被减轻。

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年，安徽省审计厅对全省十七个直辖市六十二个县(市、区)的八十五个乡(镇)二OOO 年税改情况，进行了一次认真审计。结果表明，这些乡镇人均负担已由一百二十三元九角八分下降到八十三元一角四分，比税改前减少了四十元八角四分，农民负担明显减轻。

省委书记王太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进展，总体上看是比较顺利的。

“改革首先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测算，改革后，全省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总计为三十六亿六千一百万元，比改革前减少十一亿六千四百万元。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总的税费负担减少了十六亿九千万元，减幅达百分之三十一。同时，省政府取消了各种面向农民的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五十种，｀三乱＇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公元---000 年八月五日，一个周六的晚上，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新闻。这显然已经不是这条“新闻＂的第一时间，而且它与“中央确定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时间，也已经相隔了五个月又三天。这当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失误＂，只能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次改革的慎重与注重实效。因为这时午收已过，安徽省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开局喜人，已经初见成效了!

2 两份“内参＂

农民负担的减轻，意味着县乡财政缺口的加大。如何弥补这突然加大的收入缺口，一时成为他们火燎眉毛急于要解决的课题。
以最早进行税改试点的太和县为例，在开展这一轮农村税费改革的二OOO 年当年的收入缺口，就达到了九千七百三十二万元，少了将近一个亿!

钱不够花，要么开源，要么节流。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确保农民负担切实降低不反弹＂，从农民身上再打主意这一重要源头已被堵死。饭不够吃，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只有减少吃饭的人。早在五年前开始搞税改试点时，太和县已经精简过一茬人，现在的缺口却是比任何时候都大，只有清退所有不在编的聘用人员，于是精简乡镇中所有的超编人员，这些平日下不了决心也下不了手的事，今天都别无选择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可是，连清退不在编的聘用人员和精简超编人员依然无济于事时，对于在编的人员也要看锅吃饭了，有的，不得不通过劝其病退，或提前退休，来压缩编制。当然，谁退，谁不退，这中间还存在个人情、家庭背景等各种复杂的因素要考虑，但是，将吃皇粮的人数尽可能地压缩下来，已属刻不容缓!

减少吃饭的人以后，还要接着过紧日子。太和县委县政府，随后又提出了“放筷子、停车子、关机子＂的口号，并相应出台了《小车配备使用制度》、《接待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县里的六大班子如此，乡镇干部的小汽车也就只好改作自行车，而且中午一律得在食堂吃工作餐，村级更是取消了招待费用……所有的资金都必须首先用于工资的发放，在不能保证工资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其他开支一律停止!

那些过惯了无拘无束快活日子的乡镇干部们，对现在这种缺盐少油的紧日子存有腹诽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尽管这次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和省里的决心都很大，绝大多数地方确实也做到了令行禁止，但总也有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

其中性质最恶劣、政治影响很坏的，当数砀山县程庄镇事件。

砀山县，县内其实并无山，倒是邻县附近有＇一芒砀山，秦末时曾为刘邦落难隐藏之处，砀山、县名也许由此而来。它位于安徽最北部的黄河：故道，历来以盛产酥梨而名驰天下，但这么多年了，种梨的程庄镇农民却并没由此富得流油，只因为那里的农民负担一直很重。仅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这三年间，程庄农民人均负担的各种税费，就分别占到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九九、百分之十一点四一和百分之十三点二四，这与中央划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相去甚远! 年年收获甜梨的程庄人，一年忙到头，得到；的似乎只有苦涩与心寒。

二OOO 年，按照县里制定的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看，程庄镇农民人均负担仍有一百六十一元七角，在实际的执行中，镇里又无视中央和省里关于严禁额外加重农民负担的规定，根本不打算在开源节流上动脑筋，做点儿与这场改革相适应的事情，而是一切照旧，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一百五十五万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一角二分钱。在征收的过程中，不仅违反规定，按亩平摊，而且既不张榜公布，也不下发纳税通知单，更不开具税票，依然乱来胡搞。

好在安徽这次试点的透明度极高，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与广大农民直接见面的，且不说省委、省政府印发的《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发到了千家万户，就是《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也张贴得满道皆是，程庄镇党委和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与上边的精神不一致，许多农民便纷纷站出来抵制。

镇党委书记庞家良也并非凡角，他见群众拒不执行镇里的决定，便认定村民们是犯上作乱，就决定给大家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一个由他提议，由镇党委镇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思想政治学校＂便正式开办，他们将不能及时如数缴纳税费的农民，集中起来进行“教育＂。镇党委书记庞家良亲任名誉校长，镇长傅正勇任校长，其他有关的党政负责人一个个都分别担任了副校长。
要求完成税费上缴任务的时间确定在六月底，这对梨农来说，正是个“青黄不接＂的日子，因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陆续上市，不把梨子卖出去，梨农们怎么可能有钱呢?去借高利贷吧，很多人还不起。这样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纳数目的，名单便由村干部提供上来，学校就出车上门去强行带人。人到学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一百元不等的“乘车费＂，然后，每人每天还要交上二十元的伙食费和住宿费。

打从进了镇里开办的这所“思想政治学校＂，梨农们就别指望还有人身自由。当时，正值盛夏，呆在屋里不动弹还要汗流浃背，学校却把大家赶鸭子似的轰到操场上，去晒太阳，还逼着一个个绕着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骂，甚至受到体罚。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来，责令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往对方的脸上扇巴掌，巴掌必须真扇，且要扇出声，不听响不算，一次规定三十下。一时间，亲人相残，巴掌扇脸之声响成一片。

这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了呀，如此惨无人道强收税款的野蛮行径，自然激起了程庄镇农民的强烈抗争。一人呼，百人应，二支不讨个说法死不回头的上访队伍，分乘几辆拖拉机，向四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奔去。

这事当即惊动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平急忙驱车，在距合肥已是八九十公里的长丰县曹庵迎到了上访人员。他耐心地听着大家的申诉。他本人就是与砀山县接壤的萧县人，对萧砀地区的农民太了解了，他深知勤劳纯朴的黄河故道儿女，不被逼得走投无路，是绝不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的。

张平诚恳地说道：“请大伙回去吧，不要再到合肥去，我明天就派人到程庄去调查。＂他大声向人们作出许诺，“请相信我，这事一定会处理好的。＂

第二天，省农委主任助理许伟一行五人，从省城合肥赶到了几百里外的砀山县城。他们首先找到县委书记马骏了解情况，没想到，马骏竟说得十分随便：“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一贯不好好生产，就会告状!＂

许伟一听，知道这位县委书记是太年轻了，到了这种时候，尚不清楚程庄事件的严重性。便说：“我们下去看看。＂

马骏见省里一行人执意要到下边调查，就婉言阻止，指出下去的危险性：“你们这种时候去，人身安全恐怕都不可能有保障。＂
许伟当然不信。凭他的经验，只要让群众讲话，并且尊重群众的意见，绝大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相反的，如果一味回避矛盾，甚至把群众视为自己的对立面，事情就没有不办砸的。

许伟等人没在县城逗留，马不停蹄地赶往镇里。

程庄镇农民见省里果真来了人，确信省里的领导就是不一样，言而有信，大伙赶集观灯似地，纷纷迎出村头，然后，齐刷刷跪倒在地，百感交集得落下了泪水。

许伟慌忙要大伙站起，忍不住地哽咽道：“我是受省委、省政府委派，来听大家的意见的!＂

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从省农经委的汇报中，了解了砀山县农民集体上访的真相，气愤地说：“这样对待农民群众，还是共产党吗?我们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

他当即赶往砀山，要亲自去处理这一起“程庄事件＂。

不久，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安徽省监察厅，就这一事件查处的情况，向全党发出了通报。

通报指出，砀山县程庄镇严重违背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无视省委、省政府的三令五申，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特别是举办“思想政治学校＂，变相关禁体罚群众，极大地侵害了群众的利益，侵犯了群众的人身自由，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对这种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无视党的原则，背离党的宗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严肃处理。

研究决定：开除镇党委书记庞家良党籍；撤销镇长傅正勇行政职务并留党察看一年；撤销镇党委副书记王法洲党内职务；给予副镇长孟凡昌、王岩行政记过；同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委书记马骏、县长沈强，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
“程庄事件＂，以及后来受到的严肃查处，这在安徽省当时的广大农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给那些因为财政缺口极想铤而走险的乡村干部敲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

其实，像砀山县这样的反面教材，在安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第一年，也并非独此一例。王太华书记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回避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特别指出，由于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善，个别地方仍出现乡村干部上门扒粮抬物而引发事端的现象。具体指的就是皖东地区来安县的广大乡。

来安县，也是安徽较早开展税改试点工作的县份之一，各种政策法规的宣传不可谓不到位，然而，这一年广大乡的负责人，在部署夏季农村税费征收：工作时，用的仍然是老办法。他们在全乡两级干部的会议上公开动员：“对少数有钱不给、有粮不交的难缠户、钉子户、老大难户，必要时，还得采取扒的政策!＂

乡领导在大会上敢说这种话，村干部的胆子就能大上天。

这个乡的农民刘春国，原是本分的庄户人，以往年年都是按时足额交纳税费的，虽不堪重负，却从不多说一句话。偏偏全省启动税改工作这一年受了灾，刘春国一时拿不出现金来，村干部却认为他是在同税改工作对着干，属于有钱不交的“难缠户、钉子户、老大难户＂一类，于是领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征收人员，大呼小叫地强行扒粮，刘春国气不过，当场喝下农药，自杀身亡。
税费改革毕竟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而这种利益不光是长时期形成的，又是同各种权力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改革任务的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稍不留神，一些地方就会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花招，变着法子增加农民负担。

鉴于这种情况，省委书记王太华，在大会小会上强调，要求全省各地进一步健全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法制监督、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督作用，畅通农民反映问题的渠道，尽快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农民负担的监督体系，以确保农民负担得到严格控制。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能够长期保持稳定。

肥东县龙塘乡三清村发生的故事，就为王太华的此番讲话作了最好的诠释。

一天，安徽省发行量最大的《新安晚报》社的编辑部，突然收到肥东县龙塘乡三清村以“全体村民＂的名义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党中央、国务院在我们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目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我们打心眼儿里表示感谢和拥护。但我们这里在具体执行税费改革政策时却不从实际出发，将｀计税常产＇核定为每亩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而且发下来的纳税通知书，规定要公示的｀计税常产＇、｀税率＇、｀农业税附加率＇等许多项目全都空着不填，只填上我们应交多少钱。如果按亩产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计税，我们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降低，比去年要高出老大一截，日子将更加艰难了……＂

接到这封农民来信，报社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派史守琴前往调查核实。

史守琴算不上资深记者，却是年轻记者中出类拔萃的，虽为女辈，巾帼不让须眉，颇有几分古道热肠，敢说真话，敢碰硬，人称“史大侠＂。

这次，报社领导派她前往肥东，自然事出有因。从前肥东县路口乡的一个村，也反映过农民负担问题，就是派她去调查核实的，为此，还闹出个“半碗浑水＂的佳话。那天，她因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一件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大花连衣裙，竟也没顾上换，就风风火火地上了路。当赶到那个村子，向田头的农民说明自己的来意时，发现农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全好奇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套服装帮了倒忙。她于是取出村民给报社的信，作进一步说明，谁知，一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农民突然站起来，拾起身边一只蓝边大海碗，走到田沟处，弯腰舀起了半碗浑水，然后送到她面前说：“我们怎能相信你们不搞｀官官相护＇呢。这样吧，你若不怕水脏，敢喝上两口，我们就相信你也许能替我们说几句真话。＂史守琴一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一眼，胃里便觉有东西在翻；不喝吧，马上就得走人。她听不得对方说出那样的话，于是，心一横，毫不犹豫地接过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当快要喝完时，碗被夺了过去，她看到，青年农民脸上呈现出惭愧之色，在场的农民表情也都变了。

那次采访结束后，一村的农民全出来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一程又一程。

后来她用一篇报道给村民解决了问题，为表示感谢，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村教师冒着那年少见的大雪，给晚报送来一幅丈二对联，上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后她坚定了一个信念：“站在党旗下，尽心尽力为老百姓说话!＂

这次，当她看完这次村民写来的信，心情很沉重，当即就出发了；实地调查核实后，她变得越发不安。从了解到的情况看，那里的农民，对中央税费改革的大政方案并无异议，对省政府确定的农业税率和农业税附加率也都没啥意见，只是对龙塘乡“核定＂的“计税常产＂，每亩竟高达一千零四十三公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着法子加重农民负担。因为亩产数字“核定＂得越高，农民按规定税率需要交纳的税金就越多，已经多到了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

村民丁有发，拿出过去交的收费卡和今年的纳税通知书给她看，丁有发家两口人种了不到两亩地，以往上缴的是一百六十一元四角八分钱，今年税费改革了，却要上缴两百二十一元五角九分钱，税费改革本来是要减轻农民负担，现在却越改负担越重了!
村民杨尚禄给史守琴详细算了他家一年种田的收支明细账。他说，他家四口人，种着三亩三分田，买稻种花去六十七元五，农药用了二十元，化肥是一百九，从电灌站打水的支出一百四，前后两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给了五百，稻谷脱粒八十，这样把投入加起来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将近一千元。再说这儿一亩稻子常产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一季收了一千八百一十五公斤，按今年粮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购价，可得一千六百六十九元八；一季油菜，收了两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两项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农业税、水费和淠史杭工程外资还贷，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一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这儿，杨尚禄苦涩地一笑，说：“这还没算完。前几天，村会计又来要钱，说是清沟费还有一百二十二元；建电灌站，建在哪儿还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涝费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费的二十二元九角五，乡村道路费的五十元四，总共加起来，就又是三百零一元一角八!但这钱我没给。我却特地要村会计写了一张交费条子，我是存心要告这个史守琴确实看到了那张条子。她也替杨尚禄算了一笔账：这一年，杨尚禄一家四口人，从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劳力且不算，扣除各种税费之后，就只拿到了四百一十四元八角七分钱!一家人，一天竟摊不到一元二角钱；即便就是算上一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钱!

在一盒普通火柴都由两分钱涨到了一角钱的今天，三角钱又能干什么用呢?

杨尚禄一脸无奈地对史守琴说：“负担这么重，叫我们农民怎么过?我们村里的农民都商量好了，｀计税常产＇不降下来，乡、村干部还继续背着上边乱要钱，我们就只有全都退田，出去谋生。＂

史守琴听了，心中一震。

她也纳闷：一亩田的“常产＂能达到一千公斤吗?她找到龙塘乡党委书记王文中，王文中也承认不可能达到，“那么，在核定｀计税常产＇时，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她直截了当地问。

没想到，王文中也是满肚子苦水：“谁也不想定这么高，但如果不这样，乡、村两级政府就运转不灵。＂

他也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实际常产，照税费改革的规定计税，今年乡级财政收入较往年就要减少十多万元；全乡十个村委会的收入，也就比过去减少四十七万八千多元，这样两级干部的工资，办公费用，兴修水利，修路，绿化，报刊杂志的征订费，以及支付五保户的生活费，等等等等，就统统有了困难。

他说农民有农民的难处，乡村两级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认为出台的税费改革方案需要重新修订和补充，方案制定得太死，基本上没有兼顾减负与平衡的关系，下面在操作上就一点灵活性都没有。

乡长李泽芬也想不通：“我个人认为，上边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是对减负面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每户农民都达到减负目的，这在理论上讲讲可以，实际操作不可能做到。＂

史守琴采访归来，迟迟没有动笔。她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性很强，而且又是在试点阶段，肯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乡、村两级干部遇到的这些困难，确实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当然，税改后的农民负担非但没减，反而加重，这肯定也不是税费改革所希望看到的，杨尚禄一脸无奈说出的那番话，更是需要引起上级领导深思的。
因此，她认为，肥东县龙塘乡三清村反映出的农民负担，不仅仅是个需要“曝光＂的问题，如果写成一篇内参文稿或许会更加合适。

于是，二OOO 年十二月十一日，史守琴以《“计税常产＂缘何放“卫星＂》为题，将三清村全体村民写给报社的信，连同她的“调查附记＂，编成了一期《新安内参》，直报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省政府正副省长和省政协正副主席，同时，抄送合肥市委书记、市长，以及省市税改办公室。

“吏大侠＂的此番用心，不仅使三清村的农民“计税常产＂，由每亩一千零四十三公斤，实事求是地降到了七百九十公斤；内参出来后，常务副省长张平还牵头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会上根据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对全省农业税的征收工作确定出一个雷打不动的“上线＂：“计税常产＂每亩不得超过八百公斤。有了这一条“高压线＂，安徽全省类似龙塘乡变着花样儿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随之被彻底根除。

晚报的一次“舆论监督＂，不仅引起省委、省政府对乡镇和村级组织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度的重视，进一步加快了配套改革的试点工作，而且仅在“计税常产＂的问题上，就使得全省四千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证。这消息，传到龙塘乡三清村时，全村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后来，杨尚禄受大伙儿的委托，准备买上几大盘“千头鞭＂或是“万声雷＂，拿到晚报社门口痛痛快快地放上一回，以表他们的喜悦感激之情，但一来“大侠＂不允，说即便是感谢，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二来又听说，合月
巴市早就禁放鞭炮，不好乱来，这事才作罢。

3 南极人的喜泪

在税改试点工作日益深人人心，各地也不断地冒出些反弹故事的时候，在江南富甲一方的宁国市，却传出了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南极乡三十八户摆弄山核桃的农户把乡政府告上了法庭。

接着，就有更详细的消息传来，说要告乡政府的不光是三十八户，准确地说应该是三百一十八户；说农民不光把乡政府给告了，同时被告的，还有宁国市财政局和林业局；还说农民们又怕宁国本地的法院审理不公，就直接把官司打到了宣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地区法院考虑这是南极乡农民在全省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期间，起诉乡政府强行征收税费的行为违法，这在地区，乃至在全省，都是第一例，且原告人数众多，影响较大，按照规定就予以受理，只是他们念及这么多农民要从宁国的南极乡，跑到宣州城里来打官司，花销太大，诉讼的又是一件事，完全不需要这么多人一齐出庭，推出部分代表就可以了，这依然是从减轻农民的负担考虑，于是就成了现在的三十八尸。

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农村税费改革，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

案情特殊，但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原来，早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旬，宁国市政府为搞好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试点工作，曾组织过一个工作组开进盛产山核桃的南极乡，对全乡山核桃的税源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普查。不过，普查归普查，农业特产税征收计划的数字，还是层层下达下来，宁国市不得不依然像往年一样下派了税收任务，这任务显然与普查的结论出入太大。就是说，如果按上次普查到的情况征收，南极乡便根本完不成交下来的任务，乡政府也不得不依照过去的老办法，以税定产，把分解后的指标作为任务下达给各村，再由各村如法炮制，最后分摊到户。

每年，南极乡政府都是这么干的，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摆弄山核桃的农民，以往也都是这么缴的，虽然不满，胳膊总归扭不过大腿，只好就这么认着。现在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已经同农民零距离接触，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不按照实际产量收税，首先就背离了税费改革的政策，更何况，接到征税通知单一看，竟发现在征收山核桃农业特产税的单子上，还被注有“含育林基金＂，这就把税费混收，“搭车收费＂了；而且有的甚至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重复征收，明摆着是在胡作非为了。

农民们气不过，忿忿不平地骂道：“党的好政策，尽叫这些歪嘴和尚念糟了!＂

乡政府发下来的《农业特产品计税产量核定通知单》上印得明明白白，农户对核定的数额如有异议，可在三十日内向征收机关书面申请复查，征收机关将按规定程序予以复查，并以复查结果作为依据，据实征收。现在，南极乡的农民还真的就要“按规定程序＂向乡政府叫板了。

第一个拍案而起的，是南极村下洪村民组三十六岁的青年农民吴深田。先是由他执笔写了复查申请，然后二十多位村民就跟着先后在申请上签了名。但是，当他们把这份书面报告交给乡干部程桂萍和唐承权时，二人却拒收。这下惹恼了下洪村民组的所有农户，他们就把下达给各家各户的核产通知单，统统退还给了乡政府。

接着联合村的所有农户，也全把核产通知单退了回去。

很快，事态进一步扩大。关岭村栗坞村民组二十六位村民，也向乡政府递交了《要求实事求是征收农业特产税的申请报告》；没过多久，关岭又有七十位村民再次写出报告。

这时南极乡的农民已是群情激昂，强烈要求核查山核桃产量的书面报告，接踵而至，纷纷要求乡政府重新核定山核桃的产量，以减轻因强行下达指标给村民造成的过重的负担。

然而，所有的申请报告都如泥牛人海，乡政府既不打算重新核定全乡山核桃的实际产量，更不愿做出任何解释，这使得已经激化的干群矛盾，迅速恶化。不过，南极乡政府并不惧怕干群关系的这种恶化。

在许多农户的山核桃刚开始采收，尚未售出的时候，乡里便开始行动。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可他们依然组织起有司法机关参加的征收工作组强行征收。还划定出一个时间界线，超出期限一天，交纳山核桃的计税价格，就要从每斤八元增加到十三元；征收期间，还对不能及时足额交纳现款，或对计征产量与价格表示不满的，就破门入户扒粮抵税，或扣押东西抵税；稍不顺眼还会当场抓人。

对南极乡政府这种滥用行政权力利违法乱纪的做法，许多村民想到去市里或地区上访，请求上级领导机关出面干涉；也想到去地区或省里的报社，甚至想到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取得联系，求助新闻记者下来曝光。但是，也有不少人静下心来作了认真分析，觉得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是中央亲自部署的，既然有党中央为农民撑腰，国家又制定了那么多的有关规定，民告官已是有法可依，难道说南极乡的大老爷们连个“秋菊＂也不如?学一回秋菊打官司又何妨!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咱也试一试这话是否就当真!

第一个当众站出来的，是被强行用山核桃抵税、妻子也被抓进过乡政府的南极村下洪村民组四十六岁的红脸汉子吴云凌。吴云凌牵了头，接下去便滚雪球似的，呼啦啦站出来三百一十八户农民，要同南极乡政府对簿公堂。

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中国农民了不起的进步。当然，同样值得称道的是，宣城地区法院很快依法受理了此案，院长刘顺道十分重视，不但多次听取汇报，还指派副院长吴玉才和行政庭副庭长陈卫东，及时深入到宁国市南极乡去协调这件事，后在协调无果的情况下，便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原告补正起诉状内容和补充提交起诉证据，同时，要作为被告的南极乡政府提交答辩状。

南极乡政府在答辩状中，避而不谈司法机关参与了征收工作组的事实，辩称乡财政所征收农业特产税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出具给村民的完税收据是财政厅统一印制的，且加盖有“南极乡人民政府专用章＂，所收税款还是进了财政金库的，这不能说是乱收费行为；更避而不谈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辩称宁国市政府过去下文要求财政和林业部门，互相代征农业特产税和育林基金，并采取一张票征收的办法，因此乡财政所在征收农业特产税时代征育林基金的行为，既没超越职权，也不属于“搭车收费＂。只是承认，在征收过程中，“难免存在不足甚至失误之处，应当接受群众监督，并及时改进＂，但依然辩称：“对少数抗税者采取强制措施行为是合法的。＂

在以生产“文房四宝＂中的宣纸而闻名于世的宣城，我们在地区法院采访了本案的主办人陈卫东。

陈卫东庭长说，处理这样的行政诉讼案，就要求法官不但要掌握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些有关的法律，对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也要熟悉，特别是，从这个案子看，中央部署安徽作为税改试点省，这就更需要把税费改革的政策，烂熟于心。总之，他认为，依法为农村税费改革保驾护航，是人民法官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我们赶到宣城时，宣判大会刚开过，陈卫东介绍说，通过调取证据，又案经庭审质证，合议庭最后认为，被告南极乡人民政府提举的有关统计南极乡山核桃产量的证明材料，只属一般年度统计数字或属预测估产证明，不能作为核定农户山核桃实收产量的依据，原告质疑理由成立，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所述基本事实没有提出反证，仅是对有关性质问题提出辩驳，质疑理由亦不能成立。

在公开宣判的那天，正赶上初夏的一场豪雨。南极乡的五六百号农民，包乘了九辆大客车，顶风冒雨，赶到宣城。陈卫东审判长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不可能全让大家进入法庭，怕会闹出个什么意外，就慌忙迎上去，说你们懂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很好，说明大家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因此希望今天能够出庭的，和不能出庭的，也都能尽量表现出当今农民良好的素质，模范地遵守法庭的纪律。经陈卫东这么一动员，他发现，站在雨地的农民群众，顿时秩序井然。只有一个农民，突然冲动地挤出来，准备要向他提出什么，却顿时遭到大家的反对。这场面，又让陈卫东有说不出来的感动。

在宣读长达二十四页纸的《判决书》时，陈卫东曾窥视了一下站在旁听席上的农民代表，他发现大家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甚至听不到一点响动，哪怕只是轻轻地咳嗽。

轰动一时的宁国市南极乡民告官的官司，以民胜官败而告终。宣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南极乡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核定征税的具体行政行为；宣判强制征收行为违法，未按规定征收育林基金的行为同样违法；本案受理费全部由南极乡人民政府负担。

宣判结束时，南极乡副乡长周小平已是眼泪汪汪了，他显然感到委屈，也感到困惑；因为今后南极乡政府依然无法依照规定去“据实征收＂农业特产税，而且有些任务压根儿就是上边摊派下来的。许多农民代表更是泪流满面了，他们委屈过，愤怒过，现在当他们拥出法庭，和站在大雨中的黑压压一片的农民汇合到一起时，就已经分不清流淌在他们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因为他们运用法律的武器，对乡政府随意征税收费的行为予以了成功的抵制!

4 天下第一难题

细想下来，自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因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单兵挺进，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被触及。这次税费改革却不同，它让农村中长期潜伏着的各种问题先后浮出了水面，这也就为整体挺进、统盘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至少，在乡镇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就被空前地突显出来。

首先是，这种体制下的乡镇组织，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它们常常超出实际能力地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又过多地参与了农民们的市场活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别无选择地被摆上了桌面。

其次是，养了许多不该养的人。乡镇如此，村级同样如此，因此精简人员已是不容回避。

再就是，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先看村级，别的不说，单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门强要订的报刊费用，就足以耗尽一个村委会的全部财力，不向农民口袋里掏钱，就啥事干不成，而那些报刊又大多与农事无关，最后全当废纸处理。再看乡镇，在安徽省寿县负债高达一千一百多万元的一个乡，这次税改严格了一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这笔费用就省下十三万；严格·了一下电话管理制度，也节支近三万；健全了一下用车制度，省了十四万；规范了一下用电制度，又省下十一万；假如三年内不再安排基础性的建设支出，预计每年仅通过节支就可以减少赤字一百万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

而其中，尤为突出，尤为紧迫的，还是机构的臃肿，人满为患。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便成了天下第一大难题。

用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在全省乡镇机构改革现场会上的话说，就是：“吃皇粮，横向看，超过了任何国家；纵向看，超过了历朝历代。你说我们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吗?养不起，最后只有转向老百姓去敛财，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当然我不是指现在都是如此，但不坚决管住，发展下去，就难避免这个趋势!＂

也应该看到，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并不就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现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今天的改革不作综合改革与整体推进的设计，势必会顾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不是设在国务院的综合管理部门，而是放在财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财政、财经和农业三个部办领导牵头制订，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虑到本部门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财政并没有相应地投入，这样做虽然部分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却使得农村的义务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比如，这一方案很少考虑过去各地改革试点已经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经验，依然毫无道理地保留了无法让人据实征收的农业特产税，无法做到据实征收，就依然会造成乡村干部的随意乱收；同时将原来“村提留＂中的公积金，从“农业税附加＂里剔除了，好像是把它从农民的负担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还是农民的负担，而且这种“一事一议＂，就极有可能为以后的乱收费留下隐患。特别是税费改革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乡镇正常运转和村级组织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全省看，税费改革后乡镇的收入普遍减少三成多，村级收入减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仅使正常的工作难以开展，也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画饼充饥，改革的目标就会落空；而解决这些问题最现实，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开支，减负轻担。
安徽省五河县，正是在解决这个“天下第一难题＂中大胆突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敢于率先走出这步险棋的，是当时的五河县委书记朱勇。这是一位从祖国西部导弹发射基地归来的转业军人。正因为在内蒙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爬摸滚打过，·就没有什么困难可以让他低头。

朱勇以为，要带领大家搞好这样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是需要领导班子的人格魅力。他说：“改革，要先改到自己的头上。＂

五河县也是沿淮一带过去较早进行税改的试点县之一，那时试点，他们一次就清理清退了乡镇不在编和临时聘用人员两千三百五十四人。动作不能算小，由于工作做得细，就没发生上访或是闹事的。当二OOO 年四月，安徽将税改试点在全省铺开时，朱勇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把税费改革简单地理解为税费征收办法的一次改变，不是大刀阔斧在全县减员，减事，减费，减机构，且不说乡、村两级的正常工作将难以维持，中央部署的这次农试点，五河县也就只能是轰轰烈烈一阵子，过后又恢复老样子。

可是，精简机构，分流人员，需要面对的问题会很多，困难也大，必须动真格的，既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更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勇气，否则今天按下了葫芦，明天就起了瓢，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仅乡镇的机构上已经精简过好几回了，结果都是风声来时雷鸣电闪，事情过后皮蛋轻松，总是陷入一个“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甚至，越精简，越膨胀，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现在中央和省里都下了这么大决心，革了“费＂的命，剩下的问题就看下面各级党委和政府，敢不敢引火烧身，给自己真正来个“釜底抽薪＂。

在五河县六大班子的动员会上，朱勇操着浓重的外乡口音说道：“这一次咱要来，就来点真家伙，胡弄是不管(行)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当然，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可以想出来的，以往的经验也不一定都是可靠的，惟一的方法就是深人实际，深人群众，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你要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

采取大动作，须有大气魄，并伴之以周密的计划与安排。为此，县委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进百村、住百天、访百户＂的活动，调动起县乡两级上千名干部，下村驻点，拿出了当年闹土改的劲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老老实实做好调查研究，切切实实摸清社情民意，分析深化改革可能出现的那些矛盾和问题，悉心探索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为确保此项工作万无一失，县委书记朱勇，县长张桂义，以及六大班子负责人，率先垂范，亲赴第一线。全县二十个乡镇，二十个县级干部“分兵把守＂，“驻点包片＂，什么时候把负责的乡镇机构改革的任务圆满完成了，什么时候才能打道回府，撤回县城。

先行试点的最大经验就是：一个决心不走样，六大班子一齐上。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决定着这场改革的成败。因此，朱勇特别强调：在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的问题上，县级、科局级的领导干部，尤其不准优亲厚友，不准打招呼说情，不准搞人情照顾，必须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谁违规就查处谁＂，而且决不搞“下不为例＂!

从二OOO 年九月一日开始试点，九月三十日全面推开，到十月二十日全部结束，历时五十天，五河县成功地开展了一次后来影响到全省的“三并三改＂工作。“三并＂，即并村、并校、并事业单位；“三改＂，即改革乡镇机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事制度。

先谈并校。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学、相对集中、务求实效＂的原则，五河县农村中小学，由原来的四百三十五所，合并成为二百四十所，撤销了一百九十五所，减少面达百分之四十五，接近半数；分流在编教师一百七十五人，从而使得全县农村中的整体学校布局、师生比例以及师资力量相对变得更加科学合理。

和并校同步进行的，是并村。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着眼于规模适度和便于管理，大村并小村，强村并弱村，稳村并乱村，把全县四百三十八个村，撤并为二百二十五个村，减少了二百一十三个村的编制，精简面达到百分之四十九。这样一来，村干部就由早先的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锐减到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减少了两千零六十七人，人数精简过半，高达百分之六十五；村民小组也由三千一百二十二个，调整为一千七百五十六个，减少了一千三百七十六个，精简了百分之四十四。

并村并校工作的整体推进，为乡镇机构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更提供了保障，接着，全县乡镇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就由二百二十个，压缩到四十五个，砍掉了一百七十五个，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事业单位也由二百五十六个，压缩到一百二十四个，砍掉一百三十二个，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实有人数由一千二百九十二人，精简为七百六十八人，精简掉五百二十四人，达到百分之四十一；其中财政全额供给人员，由九百八十二人，精简为五百二十人，精简掉四百六十二人，也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值得称道的还是，在这次乡镇机构的改革中，县委特别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次机构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种精简，多是单纯的机构合并或撤销，很少考虑职能的转变，尤其是功能的分解；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只看重形式，不触及自身内部的利益层，当然，那时更不可能会想到要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次“三并三改＂之后，一些职能相近、业务交叉、工作任务较为单一的单位，如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水产站、水利建设管理站、林业站、农业机械管理站都被予以合并，变成了农业技术服务站；土地管理所、村镇建设规划站也合并成为土地村镇建设站；法律服务所和劳动服务站均改制为社会中介机构。除还保留原计划生育服务站及文化广播电视站两站而外，通过合并、撤销、划转，就将乡镇原有的十三四个事业站所，压缩成了五个。当然，在精简压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为促成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各乡镇都增设了经济开发服务中心，城关镇还特地增设了社区服务中心。在党政机构的设置上，乡镇还都将原先门类齐全、分工过细的十余个内设机构，作了较大的压缩：除城关镇和三个中心建制镇，设立了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和社
会事务办公室(同时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牌子)而外，其余的十六个乡镇，只保留了党政办公室(同时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牌子)和经济发展办公室，而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也大多是由党政班子成员兼职，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干部的职数。

“三并三改＂的最大特点，是五河县的乡镇机关从此不再是“五脏俱全＂。

由于乡镇机构改革的顺利实施，有力地推进了五河全县乡镇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增强了五河县农村基层干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一句话：改出了压力，改出了活力，也改出了生产力!

有人说：这样“伤筋动骨＂，是在削弱基层党的领导。朱勇却说：减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十二月九日，临近年尾，省委书记王太华也来到五河县。他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村税改工作，与县里的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谈。

他谈得很细。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乡镇分流人员的安置上，一是三年待岗期间的工资要发；二是到企业以后，企业开展养老保险时，在机关当公务员这段时间也应计算在内。

他说并校的工作，现在才起步，我们从数量上，表面上，撤并了，但大量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将来在农村，不论中学还是小学，都要强调规模办学，合理办学，并且要通过教师竞争上岗等措施，不断地提高教学的质量。

他说现在农村的学生一年的学费，等于农民白种了几亩地或白养了一头猪，学校收费高的主要原因是辅导材料太多；过去没有辅导材料、同步试卷，不也培养了那么多的大学生吗?减轻学校负担，减轻学生负担，就是要从减轻学生的书包这些具体的事情上抓起，同时要禁止向学生收取看电影、素质教育等这费那费。

他说，税费改革了，农民负担减轻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将所有的村支部书记，都用财政包起来呢?你们可以试一试。那些机构改革中比较好的，甚至可以包括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我看都是可以到村里任支部书记的。如果他能当好一个村支书，以后到乡里、县里来工作，就绝对没有问题。村级集体经济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这些同志不是本村人，可以很超脱，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当然下派要实行任期制，要进行任务考核，完成任务考核目标的，就可以成“飞鸽牌＂，再换另外的年轻干部接着干，这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需要，农村发展和农村稳定的需要，更是锻炼干部的需要。

他说乡镇机构改革后的转变职能，重点要做到“三个统一＂、“三个为主＂。这就是：过去是对上负责，现在要对上、对下统一负责，并且是以对下负责为主；过去是单一靠行政命令，现在既要摘行政命令，又要靠法律、民主、教育的办法，而更多的是要以法律手段、民主手段、教育手段为主来开展工作；过去只是完成任务，包括要完成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等任务在内，现在要转变为把完成任务和搞好服务统一起来，而且，要做到以服务为主。

他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王太华回到省城后不久，省委就从全省各市县挑选出了三千名优秀年轻干部，派到贫困村、后进村去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加强那里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随后不久，省委又从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抽调出一万名优秀干部，自带行李，进驻全省一万个经济相对滞后、基层组织相对薄弱的行政村，帮助派驻村建立健全以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规章制度，完善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市场规律、尊重群众意愿地帮助那里的农民迅速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安徽省各地开展的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差不多也就和农村税费改革同步进行了。

5 一号议案

在安徽省全面试点的头一年，虽然出现过淮北平原的砀山县陈庄镇，江南山区的宁国市南极乡，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南不北，地处江淮之间的肥东县龙塘乡和来安县广大乡，也照旧是我行我素，甚至闹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总体的形势，还是令人振奋的。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推动了乡镇财税征管体制上的改革，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也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句话：开局喜人。

也许正因为有了如此喜人的开局，二OOO 年十二月十三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就在北京发表了这样一个讲话：“明年将加快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中央财政也将每年拿出二百亿元人民币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这项改革。＂

二OO 一年二月十五日，《新华网》接着也发布了一条有关的新闻信息．：《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展开》。消息称，“二OOO 年三月，中国政府决定先在安徽全省开始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今年在全国推广，二OO 二年基本完成。＂

这是新闻传媒第一次公开披露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明白无误地表明：从试点，到全国推广，直到基本完成，每一个阶段只用一年时间；整个工作不超过三年。就是说，被称作继土改、“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第三次伟大改革的农村税费改革，将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大功告成。

面对如此消息，不少有识之士深表怀疑，觉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这项改革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许多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才逐渐暴露出来的，有许多我们过去不曾熟悉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去认识，寻求凸现出来的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待时日。可以说，这场伟大的改革，还只是刚刚破题，现在就宣布此项工作将于二OO 二年“基本完成＂，无论怎么说都过于草率，而且，让人不可思议。《新华网》上的消息，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新华网》发布这条消息不久，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便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隆重召开。

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事关各省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所以，决定将被扩大试点的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国务院有关各部的部长，几乎尽数赶往了中国中部的这座城市。

据统计，合肥的会议，仅正部(省)级领导就来了四十八位。因此，这个会，不但成了安徽省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也成为中国近年来有关农村改革规格最高的一次全国性会议。

会上，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两会期间出现了一件轰动性的事件，合肥会议的精神肯定就会很快地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得到贯彻落实，就像《新华网》所说的那样，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试点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时间推向全国。

但是，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一件议案，却改变了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这种进程。

合肥会议这边刚刚结束，那边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在北京拉开了序幕。会上，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十五＂期间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许多代表听了朱总理的工作报告，心中的感伤却远多于兴奋。因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这类“常识性＂的话，几乎是每会必讲，已经不知讲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依然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当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一九九O 年二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坚决制止乱收费和各种摊派的决定，这以后差不多年年都下达这样的通知或是决定，但时至今日，农民负担仍是叫人扼腕叹息的一桩事情!

福建代表团的人大代表饶作勋发言时，就坦陈当前农民最担心政策不稳，最怕的是负担过重；四川代表曹庆泽，毫不客气地指出，朱总理的报告中虽然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并没有举出突破性的过硬措施。

与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先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共有十位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半数言及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

两会期间，丹麦记者甚至反诘到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农民，只是城里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在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曾就中外记者关心的农村税费改革给大家详细算了一笔账：

“我们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三百亿元的农业税，六百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三百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五百亿元，也就是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四，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六百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当然，农民减负担，地方财政会有缺口，这个缺口很大，中央财政又会拿出二百亿到三百亿米补贴给困难省区市的农村的。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亿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地方财政的缺口究竟会有多大?

农民负担真的一年就只有一千二百亿吗?“甚至还要更多＂，这“还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总理都没有具体说。

决定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能否真正地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其关键之处，无疑就在于把账算清楚。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一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对此作过具体的调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负担远远不止一千多个亿，至少是在四千亿元以上!＂

他分类列出几笔账：全国县、乡、村所欠债务有六千亿元之多，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需支付七百万名老师的年工资就是八百亿，每年支付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债等就有五百亿；全国县、乡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干部＂计有一千九百多万人，村、组级“干部＂两千三百多万人，每年工资一项就又要两千五百亿。

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三千个县，约有近三万个科局，近五万个乡镇，七十万个乡镇所属部门都需要运转，还有四百万个自然村近八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晶的需求，这些每年至少还要三千亿元。

总之，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

若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农民每年的实际负担则高达四千亿至五千亿元!

与农民的实际负担如此之大，这显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负担却一直无法根除的原因所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朱镕基总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过的那句话：“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普遍情况，而又误信下面报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为税改在安徽试点已经一年了，一年里，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着重重困难，可谓竭尽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改革试点之后，乡镇村级组织的经费变得捉襟见肘，还可以从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增效节支上来寻求解决的途径，但是，目前实施的这个税费改革的方案，将原有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予以取消，而这个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当多的农村中小学办不下去，农村教师拿不到工资。

如果安徽的同志不把试点工作中出现的这种有关义务教育上的问题，及时反映上去，并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旦中央将税改工作在全国展开，农村义务教育受到的冲击，以及造成的损失，那将会是无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觉得有责任将这件事写成一个议案提交大会。

于是，就在这次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安徽省代表团在认真总结了一年来农村税费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后，提交了一份要求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的议案。

安徽省代表团提出的这个议案，顿时在各省的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并被列为这次大会的“一号议案＂。

发起这个议案的，是安徽的一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厅的副厅长胡平平。

胡平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两会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胡平平已经当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代言，早已成为她自觉的行动。她所以会想到要提交这样一个议案，不光因为她是教育厅副厅长，她本人也就是教师出身，再说安徽又是农业大省，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便成了她万死不辞、乐此不疲的一件事。

通过认真调查，胡平平发现，安徽在搞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乡镇财政拨款；二是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中的一项，即“教育附加费＂；再就是向农民搞“教育集资＂。一九九四年以前，各地农村基本上都没有欠过教师的工资，九四年因为实行了国税地税分税制，地方上的财力受到了削弱，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就主要依赖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余下的，全省农村每年教师工资还有的三亿元的缺口，是靠向银行借贷发放的。截止二OOO 年，仅这一项的负债，已累计高达十七亿元。实施税费改革之后，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两项收费全被取消，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要求从乡镇财政预算中安排，可乡镇财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粮，这笔经费其实便没有了着落。省教育厅为此作过调查，二OOO 年安徽全省乡镇可用财力只是四十六亿元，而全省乡镇负责供给的六十六万人的工资额就已经是四十九亿五千多万元，根本没钱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况，税费改革的两项有关教育的收费，每年空出来的缺口就是十一亿元。按规定，农村中小学危房的改造，每年还需要三亿元，以前这钱也是靠向农民伸手解决的，现在也就不能再向农民收取。这样加在一起，安
徽全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的缺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仅税费改革搞得最早的一个阜阳地区，截止到二OO 一年春天，就已累计拖欠教师工资六亿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元，全地区平均拖欠教师十个月工资；有的，是自税费改革以来就再没给教师发过工资!

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欠下的教师工资、银行债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基建费用以及危房改造资金，累计高达六十多亿元!

胡平平一想到这些就心急如焚。

这么大的缺口怎么办?似乎也只有两条路町走，要不就是把臼分之四十的农村中小学停办，再不就只能这样继续拖欠下去。

农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是，轻了农民的担子，饿了教师的肚子，误了俺们的孩子!＂

许多农村教师百思不解：国家既然禁止了乡镇政府的乱收费，那么首先就得保证这笔庞大的开支有“出处＂，这道理听起来似乎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么多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又是如何解决来源的呢?怎么没见哪个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费来办义务教育呢?农民已经交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本就该和城里工作的市民一样成为纳税人，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中央政府财政收人的支出就应该考虑到全体国民的利益，不应该“城乡分割，一国两策＂。况且，从根本上说，义务教育本就应该由政府财政
拨款，否则还叫个什么“义务教育＂呢?

问题的症结当然不在税费改革，只是由于税费改革工作的展开，使得这样一个长期被农民负担掩盖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突显出来，这就是：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严重脱离，以致地方财政收入太少而负责的事务却又太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的投人中，百分之七十八由乡镇负担，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农民“买了单＂；百分之九由县财政负担，县乡两级的负担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还负责了百分之十一；中央负担的，仅是百分之二左右!

无论怎么看，这样的政策设计，都是极不合理、也无道理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奋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经费，在公共资金的支出中，大都仅次于军事费用，占居第二位。全球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经费却比发展中国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国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教育经费却仅占到三十分之一。这让人难以思议。
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建国五十多年了，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中国的农民中，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万?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文盲。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依然如此落后的中国广大农村，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在教育上，我们确实是个失败者。

中央实行财经集权的初衷，就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而九亿农民义务教育的事还小吗?

应该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这不仅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际需要，更是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一九九三年就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应达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也仅实现百分之二点七九，少投入了一点二个百分点。二OOO年，我国生产总值实现八万九千四百零四亿元，财政收入达到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亿元，如果按照《纲要》规定的教育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的目标，就应增加一千一百亿元以上的教育经费。

如果中央财政按照《纲要》的规定拿出一千一百亿元，中国的农村义务教育乃至农村税费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对农民“发善心＂，也不是在对他们搞“施舍＂。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O 年，国家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就从农民那里无偿地拿走了一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从农民的手里拿走的就更多。

我们已经欠了他们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应该再这样欠下去了!

胡平平决计要写这个议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协四大班子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省里决定将它作为安徽省代表团的一件议案，提交本次大会。

一号提案一出现，不仅引起两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还引起出席过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二十个省区领导的格外注意。现在，他们都认真地算了一下细账，于是先后写出报告，要求中央财政帮助解决试点工作中转移支付所需要的资金。有一个省，只是要求解决义务教育和机构改革的实际困难，就申请补助一目零五亿元。各省加起来，少说也有一千多亿元!
改革，改出这么大的缺口，这是朱镕基没有料到的。中央财政也不可能一下支付出那么多的。

是呀，积羽沉舟，群轻折轴。

中国农村的问题是长年积累的结果，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显现。问题实在是太多，也太复杂了。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毫无疑问是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位的目标。但深究农民负担的成因，其复杂的程度，却足以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匮于投入，基础薄弱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流通领域梗塞的原因；有城乡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监管失控，贪污腐败的原因；有社会和经济上固有的，深层次的，许许多多的原因；当然，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说过：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业上。因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当我们感觉到需要认真解决它时，就可能已经发展成了大问题。

二OO 一年四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闭幕不久，海外传媒突然热闹起来，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遭遇流产的报道连篇累牍。

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政府的这种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流产，也不可能流产，只是再听不到《新华网》曾经披露过的那个改革的时间表。

中央重新作出决定：继续由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全国其他省区暂不扩大试点。

尽管这种调整，与合肥会议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这种变化，前后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这确实又是极其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最冷静而又最明智的决策!

就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受挫、流产的时候，人们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看到朱镕基总理正在安徽农村视察，他勉励安徽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再接再厉，努力解决好农村税费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坚决把这项改革全面引向深入。

6 寄希望于安徽

我们在采访中获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一年后的二OO 一年，朱镕基总理就先后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合肥周边的农村调研；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趁着“五一＂期间的长假，合家老小外出旅游时，他却又是在安徽的农村度过的。两次来皖，朱总理恪守诺言：不照相，不题词，不让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轻车简从，甚至，不让发消息。

对于这两次总理来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没有再像以往那样刻意准备，更没挑选“亮点＂甚或造假给总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的。

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镕基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带领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等十多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许仲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发轫之地阜阳地区。这时阜阳地区，已改为阜阳市，他们来到了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阜阳市颍上县十八里铺乡宋洋小学，重点考察税费改革试点之后义务教育的目前情况。

望着教室里空落落的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镕基显然有些诧异，他问校长王伟：“怎么没有凳子?＂

王伟解释说：“为了节约经费，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子都带回家了。＂

那些破旧的课桌油漆几尽脱光，而且全没抽屉，为了放书，不少笼屉竟是简简单单用线绳穿织而成的。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朱镕基若有所思地问。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朱镕基伸出手，下意识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课桌，就在这一瞬间，记者按动了相机的快／刁。

从后来《安徽日报》发表的这张图片看，简陋的教室里，看不到讲台，站在单薄而破旧的课桌后面的王伟校长，在回答着总理的提问；双手轻抚桌面的王太华书记，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显画面；从繁华的大上海走出来的教育部长陈至立，聚精会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税费改革的财政部长项怀诚，面部的表情，显然是十分复杂的。
“这个学校在县里是什么水平?＂朱镕基问王伟。

王伟答：“中等。＂

朱镕基沉默良久，摸着斑驳的桌面感慨道：“很艰难啊!＂

那天下午，朱镕基就在这所宋洋小学里，召开了一个农村基础教育的专题座谈会。当场听取附近的乡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对义务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王太华，开门见山。他说：“总理非常关心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有没有影响。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要讲真话，不怕讲错话，但绝不能讲假话。＂

王太华的开场白，使在座的干部和教师多少有点意外。因为过去每逢市领导来检查工作，县里乡里总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许说成绩，不许说问题，更不准随便说，如今来了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却要大家畅所欲言，要求讲真心话，不怕讲错话，特别强调不能讲假话，这几句话一讲，讲得不少人心头一热，有的差点掉下泪来。

颍上县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打了头炮。他说，他是打心里拥护这场税费改革的，希望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改革之后，镇村两级的正常运转却有了很大问题，正想找个机会把意见提上去，想不到总理亲自下来了，太华书记又把话说得这么恳切，他也就打消顾虑，坦率直言了。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供养人员和教师工资过去就不能按月发放，税费改革后，困难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经欠发教师津贴七十二万元。＂

朱镕基认真听着，这时问身边的宋洋小学校长王伟：“你们学校教师工资欠发吗?＂

王伟说：“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两个月工资，二OOO 年欠了四个月工资，今年上半年的都发了。＂

“过去八个月的都补发了吗?＂

“没有，挂起来了。＂

朱镕基望着王伟又问：“教师每月发到多少工资?＂“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还有其他补助吗?＂王伟实话实说：“没有。＂一位乡干部接过王伟的话，忙向朱镕基解“有的教师家里有承包地，还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镕基听了，语调严厉地说道：“不能因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师的工资呀!＂

插嘴的乡干部感到自找没趣，显得灰头土脸。

接着，十八里铺乡党委书记罗土宣发言。他谈到目前农村中小学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一是危房改造难；二是学校布局调整资金缺口大；三是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四是“两基＂(基本扫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础教育)欠账较多。

朱镕基一边听，一边思索，突然问坐在边上的夏桥镇小学校长张勇计：“学校向学生是怎么收费的?＂

张勇计说：“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级交一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么钱?＂朱镕基追问。

张勇计说：“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杂费五十元，书本费四十九元，作业本十元。＂

“还有别的吗?＂

“还要向镇里交上四十元。＂

“为什么要向镇里交呢?＂朱镕基转过身问，“镇长来了没有?＂

听说夏桥镇镇长没来，朱镕基就问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学校也向你们交钱吗?＂

李敬业说：“要交三十五元。＂

“为什么要收这个钱?＂

“主要是用来返还教师工资。＂

朱镕基转身又问王伟校长：“你们学校也向镇里交钱吗?＂

王伟说：“不交，但收的费中有一部分是要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的。＂

“其他学校怎么样?＂朱镕基决定来个刨根问底。

六十铺镇小学校长陈乃平说：“我们是交一部分留一部分。＂

通过和乡镇干部、中小学校长的面对面座谈，朱镕基终于发现，农村有不少中小学的收费，大大超过国务院下文规定的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的标准。他沉吟片刻说道：“感谢大家，让我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

十八里铺中学教师吴多顺，这时发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师专毕业的，现在月工资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县直中学的教师低一半，比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低的就更多。＂

颍上县教委主任陶俊之，接着说道：“农村中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一些学科教师紧缺，最近二十年，全县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毕业的外语教师。＂

朱镕基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在结束这个座谈会时，他不无感慨地说：“看来，农村的基层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农民负担能不能减轻，义务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证，这应该成为我们检验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得另想办法，只是千万不能在农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这方面探索出新的经验来。＂

分手时，朱镕基已经上了车，只见他突然从车窗里又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过去所不了解的实际情况。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

说得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动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远去。

这以后，朱镕基还到了安徽省的庐江县新渡乡，与农民进一步地恳谈；回到合肥之后又听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首先对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中敢为人先、知难而进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又是在当前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乡镇财政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需要我们解决好不少棘手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全面推进这项改革，又必须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安徽等地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情况看，不仅在改革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将来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切实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这与农村各级党政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如果安徽在税费改革中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义务教育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还培育了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正气和作风，这就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也就为我国的改革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朱镕基最后说：中央寄希望于安徽。中央决定，农村的这项改革，必须在安徽全省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并总结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在全国进行，否则，贸然推开，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欲速则不达啊!

这年十月，安徽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省城召开，会上传达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就是：从今往后，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方针。明确规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乡镇改为县级财政承担。

为支持安徽省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二OOO 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二OO 二年增加到十七亿元。

尽管这种支付，对正将这场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财政所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缺口来说，不过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输血＂搞改革，也决非中央政府推行这场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过农村税费的合并、暗费变明税的办法，来进行地方支出总量的控制，以期既减轻农民负担，又逼迫县乡尤其是乡级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然而正如农业专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样，当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全面引向深入，当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执行者角色的时候，管制型统治模式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中央、地方和农民，不会携手寻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自然就只有农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严重脱节而未作修补，县级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的今天，巨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乡镇转移到县财政承担，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员私下透露，现在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村级开支“一事一议＂范围的扩大和标准被松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默许乡政府和村委会拍卖公共财物来填补财政缺口，而对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农民永远没有发言权的，以致出现农民在自己的田间地头种树还要再向村里“赎买＂回来的事情；甚至，明火执杖地，新一轮的向农民公开集资的现象再次发生……
原有的矛盾并未化解，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如果将这一切都解释为农村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问题，这对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我在

第九章 敢问路在何方

1 市场不相信眼泪

何开荫在写给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税费改革方案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增收机制。＂

安徽在实施试点时，显然注意到了加大对农业的扶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总之，想方设法让广大农民增产增收，尽快富裕起来。

他们没有忘记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这种发展，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调整农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在开始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正是合肥市属三县的瓜农“谈瓜色变＂的时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场上的各种西瓜都卖了一个好价钱，于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场规律、至今没有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走出来的瓜农们，就盲目地蜂拥而上，这一年合肥地区的瓜田，一下扩大到十八万亩，总产量高达两亿七千万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万公斤，加上这些西瓜的品种基本上属于普通的中熟瓜，品种一般，产量太大，上市的时间又太集中，辛苦了几个月种出来的西瓜，一角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出现一个大西瓜不及半瓶矿泉水值钱的怪事。瓜农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为尽可能减少瓜农的损失，省市新闻媒体呼吁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决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时，允许运瓜的小板车、拖拉机和各种农用车进入市区，交通警察还对瓜农实行了“一卡不设，一分不罚，…路绿灯＂的特殊政策。

一时间，这座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走在全国前面的城市，朱镕基也盛赞“那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的合肥市，整个乱了套：一街二巷，到处可以看到拉着西瓜篷满灰尘的各种车辆，“肆无忌惮＂地往来穿梭……

社会呼吁市民多吃西瓜，不讨价还价地怜悯瓜农，甚至不惜牺牲省城正常的秩序为瓜农提供方便，此番义举，以及市民们自发的慈善行为，都是十分感人的，这种同情心，当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难时刻帮农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市民相信眼泪，市场不相信眼泪。靠善心扶不起一种产品，靠道德更兴不了一个行业。市场的问题，终归还得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就在众多瓜农为西瓜滞销而愁眉不展之时，讲究科学种田的市郊三十岗乡，他们种出的“京欣一号＂、“早春红玉＂和“小兰＂等优质西瓜，在市场上一露面就成了抢手货，价钱直线上升，竟卖到了一元钱一斤，而且，登堂入室，打进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样是西瓜，一边是惨淡经营，一边却成了大家争相抢购的“香饽饽＂。这在二OO 一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其实思变的，只是那些“先觉者＂。

三十岗乡地处江淮分水岭，岗冲交错，原是合肥市郊区一个偏远贫穷的农业乡。他们在科研机构的帮助下，不仅培育出了优质的西瓜，还为这些西瓜注册了商标。随着生产品种不断地扩大，他们先后培育出的鲜草莓、鲜水果、新鲜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拥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注册商标。

一个地方的农产品，上升为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知名品牌，这在安徽，乃至全国，还都是一件新鲜事。

肥西县紫篷山下的农兴镇，是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调整农业结构使农村面貌变化比较大的一个乡镇。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镇长蔡家德，和下来指导工作的县农办主任刘大山。

蔡镇长介绍说，“农兴＂这个名字，看起来振奋人心，但长期以来，它不过是这里农民的一个梦想。

全镇有五分之二的面积是山区，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头，农业生产的条件很落后，基本上还是在吃老天爷的饭。二十四个行政村，就有半数人、地、牲畜缺水，不搞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就没有出头的一天。镇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调研，最后理清了发展思路，这就是：“压水扩旱，压粮扩经，压常规扩优质，压单一扩混种；调优种植业，调强养殖业，调大林果业，培育加工业。＂

刘大山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起今天的农兴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怎么“玩＂起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点子＂，举办起各种各样的“野货＂：野荠菜、野蕨菜、野马齿菜、野苋菜、野菊苣，还饲养起了野鸭、野兔、野山鸡……

在农兴镇上塘村，我们访问了苗木专业户余成宴。余成宴属鸡，四五年生，五十七岁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为多半用不上水，过去一直是以种棉花、点花生和侍弄山芋营生，单产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过得很紧。前几年，在镇里的倡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黄鼠狼娶亲——小打小闹＂。税费改革之后，县委县政府选中了农兴在内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树几个乡镇，集中发展园艺苗木，市里还特意从农业大学请来了专家教授，免费为大伙培训，余成宴动了心，干脆把承包地全拿出来，大搞园艺苗木。结果，一年生，两年熟，这位种了大半辈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农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苗木能人＂。他指着满山遍野油光碧绿的林子，自豪地说，“那是一万五千棵香樟，市场上很抢手，栽上一棵这样的香樟，苍蝇、蚊子都不会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块钱呀，一万五千棵，卖个三四十万元不成问题。香樟那边，是冬青，也不少于两千棵。＂转过身他又指着阳光下色泽鲜艳的场地说，“看到了吧，那是全红紫薇，五千棵；旁边的，是乌桕，也有三千棵。我现在经营了十多亩，别人出地、出力，我出资、出技术，用城里人话讲，我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实在全县，我还算不上最大的。＂

在领着我们四下参观的当儿，他腰间的手机不断响起，不是来向他取经就是联系业务，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在粮价日益低迷，种粮食已无法使得农民变得富足的今天，农民渴望调整种植结构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他们毕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无法了解市场的需求，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一筹莫展，这就需要一批领头羊，带动起周围一批农民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也正是由于安徽的农村中，有了这样一批既有市场经济头脑，又懂得用科学种田的“能人＂，许多地区才会出现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都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肥西县清平乡神灵村种植大户吴正仓，从中国农科院植物所引进的人参果，亩产居然创下了十六万元的破天荒纪录。

不过，暴富的吴正仓头脑还算清醒。他说：“这样的价格肯定是极不正常的，随着各地农民大面积的引种，估计价格会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一亩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万元，依然比过去种田划算。＂

正如吴正仓所料，当肥东县解集乡阚集村的农民知道人参果是个宝，开始了大面积地引种，第二年，人参果在合肥市场上的形势就不容乐观，因为数量过大，又毕竟是鲜果，不宜久放，价格就只好“随行就市＂，于是走运的还蒙个高价，每公斤卖到五十元，卖到后来就不值钱了，一公斤能卖到两元也就不错。这以后全国迅速发展到十三个省市，大家都在抢着种植人参果，市场上的售价就趋于混乱，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倾轧，低价倾销了。

人参果后来价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吴正仓的意外，“一亩田好歹可以收入上万元＂的希望却并未成为预言，他和一部分农民虽然因为较早地引种了人参果，奔上了小康，但随着这种技术的迅速地推广，人参果最后变成了许多农民的“伤心果＂。

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竟成了农民减收的过程，科学种田并非就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听上去，这有些让人难以思议，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确实又是这样深奥得很，里面充满了辩证法。

于是，人们渐渐认识到，搞结构的调整，适当地压缩粮食的面积，决不意味着以往粮食抓错了，调整结构也决不只意味着调整粮(食)经(济作物)比例，理解是多种一点什么，或少种一点什么，甚至并不意味着仅是调整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而是要改变过去结构趋同的状况，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

合肥市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二年，就从市财政中切出五千万元作为“支农专项资金，有计划地引导郊县农民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处于省级集散中心位置；与本省其他地区，与外省市，乃至与国内外的农副产品市场，都有着广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贸、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于这种区位优势，合肥市在郊县培育出了五大农产品基地：发展三万亩草莓、两万亩食用菌、五万亩反季节甜西瓜和十万亩樱桃番茄、彩色辣椒、结球生菜、杂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发展一万亩红菱、一万亩蔺草、两万亩池藕、两万亩荸荠的水生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黑花生、五万亩黑山芋、五万亩黑黄豆的黑色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雪枣、大紫枣、水蜜桃和优质葡萄的林果基地，以及四万亩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这种宏观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是大手笔!

大别山区的金寨县，是个有名的“将军县＂，又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这两年他们大力发展蚕桑和板栗，老区的农民开始走上了脱贫之路；当涂县农民，利用稻田、水塘养殖螃蟹，规模逐年扩大，渐成气候；涡阳、蒙城和利辛三个县，因为大张旗鼓地发展养牛事业，也已经成了我国著名的“黄牛金三角＂；神医华佗的家乡毫州市，苦心经营中草药，更是闻名海内外……

也有靠种粮种成了“百万富翁＂的。在凤阳县黄湾乡后陈村，我们见到了被省委老书记王光宇唤作“陈百万＂的陈兴汉。“陈百万＂认为，当农民，就得要种地，不务农，咋叫个农民呢?

现在他在黄湾的淮河边上，承包了附近农民的一千二百亩耕地，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他先后购买了旋耕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大马力的拖拉机，以及“小四轮＂和农用汽车。他还筑堤兴圩，建起了排灌站，确保夏秋两季旱涝保收。最好的一年，他竟收了一百二十万斤稻谷、六十八万斤小麦，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誉为“种粮状元＂。

“谁说种粮不能致富?＂陈兴汉自豪地指着他家的二楼说，“种粮不光富了我一个，这一片的父老乡亲也都富了。我的这个楼上，就接待过二十八个国家来华的客人；朱镕基总理也曾来作过客!＂

毫无疑问，从已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百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党的富民政策的深人人心，又深得人心。

当然，毋庸讳言，现在安徽广大的农村虽然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试点，却还是同中国广大的农村一样，减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见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并且有着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说结构的调整，需要调整的，就远不是农业内部的结构，它还应该包括城镇建设，义务教育，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劳动力结构，资金、金融和经营方式等等，特别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平局面。中国需要进行一次制度革命，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更多的中国农民看到进城的希望，并最终让他们告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闭乡野，融人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2 在辉煌与富足的背后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同样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二OOO年，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超过一千万人，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

如何开发农村劳动力的资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已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事关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抛下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种田出现经营性亏损，农民负担又造成务农效益的进一步低下，一家农户就那么点地的种田模式对农民的吸引力正在丧失；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就更加使得许多农民将世世代代视之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一种“负担＂，于是一个人数惊人的农民大军，便浩浩荡荡，背井离乡，冲破了各种人为的铁壁铜墙，涌进了中国各地的城市。

走进了城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檐下。城市的“低保＂、“医保＂、住房补贴以及各种各样社会福利的温情的大网，依然将他们拒之门外。

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人。在这些跨省流动的人口中，川、皖、湘、赣、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占到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三，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国第二。

安徽现有两千七百多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就有七百多万在外地打工就业。在这七百多万个民工中，仅上海市的就高达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占到上海外来民工的三分之一。而这只不过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又把妻子儿女带往上海，实际在沪的安徽民工已远远超过二百万人。在中国东方的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纳民工的地方，就一准能找到“皖军＂的影子。

七百多万外出务工的安徽农民，为外地创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万元计算，总值便是三千亿元，这几乎相当于安徽省一年的GDP 总值，就是说，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创出一个“流动的安徽＂；而他们打工所取得的工资性收入，每年汇往家乡的，至少也在三百亿元左右，显然又高出了安徽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农民，每年在外边创出一个“流动的安徽＂的同时，还又创出一个“回归的安徽＂!

在我们所到的那些偏远的农村里，常常会在一片破败陈旧的农舍中间，发现几处鹤立鸡群让人眼前一亮的楼房。这些楼房，不用去问，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权的乡村干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安徽要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视和用好这支进城的民工大军。事实上，安徽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较早的，随着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农民创业之星＂。省农委，省劳动保障厅，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交通厅和省建设厅，也都先后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欧美各国的学者云集日本箱根，系统而又认真地讨论关于现代化的问题时，中国却正困在一场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饥馑中，接着又爆发了灾难深重旷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在我们开始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一场改革时，甚至并不清楚，中国要想现代化，尤其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人口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势必将成为当今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这也正是它的农业人口由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减到百分之十五的时候；我国的台湾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发展，同样是在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减到了百分之十五的这一时期。

中国目前有十三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九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五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一亿多，还有三四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说，只有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对于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还不可能会是爱的驿站。他们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的，还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会学研究专家李强等调查发现，仅二OO 二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民工，大约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的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小时，三分之一超过十二小时，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时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过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

这些竟然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国都北京!

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我们城市的一些人，却让各地的农民工懂得了什么叫“为富不仁＂。同在一片蓝天之下，人与人之间那种应有的平等、互助、友爱、尊重和谦让，就这样被无情而又彻底地打碎，甚至没有为他们留下多少怜悯与温情。

我们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沐浴着新的世纪新鲜的太阳，但是我们却依然是被这样一些消息所困扰，所震惊：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在下降，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变得愈来愈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痛切地指出，中国已经跨人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已经产生不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当今之中国，凡有能力的人，几乎就没有愿意待在农村的。头脑灵活的，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有点门路的也都通过招工、投亲或是打工涌向了城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的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但是这以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源难以为继，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的贫乏和枯竭，这无疑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匮乏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使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财富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源，同样包括实物资源。

因此，与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仅是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从我们掌握到的数字看，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就高达三千零五十七亿元，年均三百多亿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开始起草《户籍法》了，以期彻底填平横隔在城乡人民之间的这条不平等的鸿沟。可是，漫长的十八年的岁月过去了，中国农民望眼欲穿的《户籍法》，却至今不见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门的阻力太大，废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二元结构，几乎遭到政府各个部门的一致反对。

看上去，不可思议，其实，说到底，是我们有不少的政府部门，死抱着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得到的那许多部门利益和传统特权不放，宁可抱残守缺，也不肯有所作为。

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或辞退农民工，或限期使用外来民工，甚至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职业范围，导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的民工逐年增多。这是我们今天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农业失业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是大大超过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的人数的!

只要农业的社会保障一天得不到解决，没有一种新制度来安排解决依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们的生老病死，农民就只能依存已经十分有限的土地。尽管这种依存是十分被动的，更是无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天中国的农业仍是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就必然会被进一步拉大；如果城市的产出，农村市场无法接受，我们商品的全面过剩和通货紧缩将不请自来；如果农村被长期地排除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就极可能会使年轻的一代农民，成为活跃的社会的不稳定源，从而加剧城乡断裂的危险，由此引发的冲击和震荡，肯定都将是灾难性的！

3 小岗村的忧虑

二OO 二年金秋，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为“减负＂下的决心，不可谓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谓之不苦口婆心，但是农村中的“三乱＂却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来势之猛，让许多人始料不及。

据《新安晚报》透露：从二OO 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学生家长投诉教育乱收费的人民来信，就多达三百六十九件，几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临泉县五十三件，阜南县三十六件，固镇县三十件，太和县十四件，泗县二十一件，定远县四十六件，望江县十六件，太湖县十六件，天长县十五件，池州市贵池区十九件……

其实，问题的严重，远不是这些从安徽省物价局得到的群众举报，各地投诉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以来，“减负＂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压＂态势，可是涉农收费的问题一直依然还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安徽省价格检查所为此开展过一次涉农收费专项的大检查，检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收费的项目少则十几项、几十项，多则又是上百项；收费的部门已经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电、财政、税务、工商、卫生、公安等等；收费的内容也涉及到上学、建房、结婚、生老病死、出售农副产品等等。

可以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复燃＂。

按照试点之初，省政府《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规定，农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取五元土地证书的工本费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但有些地方农民在办理建房审批手续的过程中，交纳的费用项目之多、标准之高，再次叫农民无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证工本费，还要收取征地管理费、土地有偿使用费、权属变更费、造地费、开垦费、受益金、耕地占用税、建筑营业税等一干子税费。农民经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种费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达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农民外出务工办身份证，要被收取户籍证明费或身份证递卡费；农民结婚时，还要被强制收取咨询费等多项有偿服务费；明明是国家投资的农网改造，农民不但要出义务工、小工费甚至要出施工人员的伙食费……

省委书记王太华又一次拍案而起。

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农村建房乱收费等案件，进行严肃地查处和纠正，坚决制止和有效防止农民负担出现的这种反弹。

潜山县物价局和县教委联手超越权限，违反规定，制发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擅自变更中小学收费标准和范围，县物价局局长被免职并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县教委主任和物价局业务副局长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泗县大庄镇建设所所长，寿县杨仙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蒙城县三觉镇、怀远县朱疃乡、阜南县三塔镇等乡镇一批党政负责人，也都因为乱收费分别受到撤职、记过或党内严重警告的查办。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对几起较为典型的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领导的同时，对违反规定、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对农民负担问题严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通报中指出，省、市两级均已成立了涉农案件查处办公室，要求各县(市、区)也尽快成立这一办公室，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以便在全省形成一个涉农问题的监督查处网络。

这期间，我们也不断接到这两年采访过的农民朋友的来信和电话，反映他们那儿才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县乡和村里的干部就又把手伸了出来，各种名堂的“三乱＂卷土重来。

许多乱收费的借口甚至是让人哭笑不得，又是触目惊心的。

在发生过震惊两省数县“大高村事件＂的灵璧县冯庙镇，农民至今噤若寒蝉，乱收费不仅依然照旧，竟扬言如有上边人下来检查税改工作，不准说有问题，否则，“将对他绝不客气＂。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后来发生的事情。王营村村民写给有关方面的告状信，长达七八千字的状纸开篇写道：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进入法制社会的今天，我们王营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在遭受着如此野蛮的侵害，请看白庙镇党委副书记李侠、镇民政办主任周占民、村支部书记王俊彬在王营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们不由一惊。

——这不就是当年那位带头上访，一度被通牒追捕，开除党籍，后受到中央的关注解决了问题、恢复了党籍并被选为村支书的王俊彬吗?

怎么在王营“被迫无奈又一次举行集体上访＂时，当年的这位上访的领袖又成了被上访的对象呢?

从状纸上看，王营村今天又一次出现干部私闯民宅、扒粮打人的事，并隐瞒国家下拨的“灾歉减免款＂，村民们提出意见后，镇村干部恼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动用执法机关上门抓人。告状信在陈述了“灾减款事件＂后，这样写“农业税灾歉减免款，是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在大灾之年拨下来减免灾区农民农业税的专项钱款，这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当然也为了让农民在大灾之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党和政府时刻在牵挂着农民的生活生产，时刻都在关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钱上也敢做文章的官们，他们搂走的，就不是一笔普通的资金，那是党和政府对灾区农民的一片爱心啊!＂

读后，心潮难平。王俊彬前后角色的转换，也让我们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难道说我们当今中国农村旧有的体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变得面目全非?

这使我们想到二OO 一年春天的小岗之行。那是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会议即将在合肥召开的日子，我们极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经引发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的发祥之地----“中国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过去的农民负担，严宏昌同我们见过的那些村长一样，把头直甩。他说，“小岗的出名，就出在领头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面刮下来的所有的｀三乱＇风，就没有一项，不是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子可以｀交足一留够＇了。
你喂猪吧，生猪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最后干脆不喂；谁家买了辆拖拉机，交齐机械管理税还不算，你上不上公路，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少了哪一项也不行；不管你田里有投有｀特产＇，也一样全都得交｀特产税＇。＂

“当然税改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税那费没有了，可是，村级收入普遍下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严宏昌说：“现在村里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返回给小岗村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块钱。＂

他把右手伸在我们面前，扳着指头，算了一笔细账：“村干部七人。支书，主任，文书，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个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这样的工资，不能说是多吧，可仅这一项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里没有能攒钱的企业，村干部工资首先便没了着落；优抚对象的补贴、贫困户的救济，自然全成了问题；再说村里还有三个｀五保户＇，每户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这笔供养费也就难兑现。＂

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顺口溜：“现在是，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

他苦涩地笑了。说道：“为搞好这次税改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风阳县拨来二百万，大村小村一律拨下了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总归还是无济于事。当然，作为小岗村的干部，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再去向村民们要，村里的｀一事一议＇也不能超过规定的十五元钱。税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干部想不通，就撂了担子，梨园村的支书和一个副村长，严岗村的副村长，东庄村的村干部，就先后进城打工去了。这两年，我从村里总共报销了十六块钱，那还是去祝贺我们小溪河镇居委会成立；上县开会，没办法，全靠掏自己腰包；仅是陆陆续续为村里添置办公用品，我就已经掏过二百多元钱了。＂

我们听了甚感意外。就问：“你就是按时足额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摊到一百五十元，这点钱，就是养家煳口也成问题，外出开会，添置办公用品，还都要自己破费，日子怎么过?村长还怎么当?＂

严宏昌朗声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几分自豪：“老二严余山和老三严德兰，兄妹二人早年就闯深圳，现在都干得不错，严余山还在一家企业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严德锦，在省城电视台也当上经济记者；爱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养殖，养鸡养猪，收入也不赖。我这个村长全靠他们支持。＂

告别小岗村回到合肥，我们一直在想：这可是小岗村啊!＇严宏昌们为爱护“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殊荣与形象，可以这样大公无私，可以表现得高风亮节，有这种觉悟和境界，有这份光荣和责任，相信他们即便再苦，再难，也决不会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这显然并不能说明，更无法保证其它地方的村官、乡官和县官们，都会像严宏昌们一样的“克己复礼＂，一样的“委曲求全＂。在税费改革的“风声＂比较紧的“高压＂态势之下，有些人可能会变得收敛一些，但如果中国农业体制和政策上的那许多
弊端与缺陷，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农民不合理的负担想要得到彻底制止与有效防止，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看来只是迟早的事!

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尚且如此之难，那么，又怎么才能解决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解决城乡迅速扩大的问题呢?

这样看；搞税费改革，给农民减负，乃至科学种田、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显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显然又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4 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

中国农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阻碍中国农村飞速发展的症结又到底在哪里?

如何才能重新唤起中国农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天般的热情和干劲，重新激起农民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由世代积累下来的巨大潜能，再造二十一世纪中国新的文明史?

为此，我们寻访过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的研究报告。也许他们讲的全有道理，我们确确实实有着许多十分紧要的事，需要抓紧去做!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一个大学问家，他显然喜欢借用历史说话，让事实说话，甚至不用多少高深的理论，却同样的震撼人心。他说：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最初提出改革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一九八二年就出现了改革回潮；十二大肯定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一九八四年便翻过来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时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结果，几个月后，通货膨胀出现了，只得向后退；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制定的配套改革方案，差一点就付诸实施了，也曾兴奋得很，以为中国改革从此走上坦途，可是过了几个月，又决定不实施了。以前，总希望出现什么开天辟地的事情，现在我却认为，只要能够一步一步地前进就很不错。我们不能对前途盲目乐观，近年来一些重大改革不断挫折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大关。＂

这位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勇于进行探索，并赢得了“吴市场＂称誉的经济学家，这两年特别喜欢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小说中开头的话，暗示出他对中国改革的解读：“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吴敬琏说：“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转变时代，我们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前途。但是中国的未来，只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今天的努力。＂

5 跳出黄宗羲定律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在湖北省是个有名的“改革书记＂。为提高咸安区干部队伍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他们的改革意识，他曾将三分之一的区乡干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锻炼，每人每月只发给五百元工资，其余的，就全靠自己在社会上打拚，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书记＂。

二OOm 年八月，宋亚平慕名来到合肥，想亲自听一听倡导农村税费改革的何开荫谈一谈正在安徽试点中的这场“费改税＂。然而何开荫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却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开荫说：“｀费改税＇不过给农民减轻了三四十元的负担，我们现在就是税费全免，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国农村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宋亚平多少有点儿诧异地望着何开荫。

何开荫说：“我的理解，改革就应该是创新，体制的创新，机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重大改革，那就应该是一场革命。＂

接着，他引用邓小平早在一九A．Ik 年六月七日就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

引用了邓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改革＂的话，何开荫才又说道：“｀费改税＇只能减轻一点农民过重的负担，并不能解决主要矛盾。自从大包干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村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而且，又是处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位置上，我们才选择它作为突破口，先把农民过重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层面上来，然后按其轻重缓急分别采取对策逐个加以解决。＂

“遗憾的是，＂何开荫无可奈何地对宋亚平说，“设在财政部的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这场改革简单化为｀费改税＇，尽管这种｀费改税＇在减负和改善干群关系，在安定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却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使得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难以顺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试点的地方，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弹。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财政部只是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门制订政策。因此把｀费改税＇视作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误会，重大改革的标志是把农村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不断提出改善眼下｀费改税＇方案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从心。 ＂

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何开荫面对来自湖北省的“改革书记＂，谈起农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几个月才能说的这么多话，一下全说了。他说：“税费改革其实是有着丰富内涵的。

它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总之，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一场改革，必须由总理和分管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把改革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从各相关的部委抽调出熟悉业务并懂得政策的精兵强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由财政部修改和完善税改方案，使之能带动其它改革，然后，由粮食部门制订新的粮食购销政策并进行体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订义务教育法并由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由公安部制定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案；由农业部制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级机构和农民社会保障方案；由卫生部计生部门制定农村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环保与国土资源部结合农业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所有这些方案汇总到，综合改革办公室，进行协调和修订，最后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实现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夺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彻底胜利，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宋亚平的共鸣。因为宋亚平过去就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三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于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以及农民富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人都认为，对中国今天的农业首先应该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县乡两级由此导致的减收，可以通过减事减人减支的办法解决。这样，中央和省里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能够完全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卫生事业。

两人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业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可以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

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坚决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把土地还给农民，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序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面前地位的平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同样还要积极探索由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也都必须着手去做。

还要逐步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还要改革农村的金融管理体制，放开搞活农村金融……

何开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人亩＇的变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何开荫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毕竟不同了，我们多么希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定律。＂

宋亚平回到湖北省咸宁市后，不久，就将他和何开荫商讨的意见梳理出十二条建议，上书省委书记；何开荫随后也写出十分详细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进谏中央。

我在

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就在我们完成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二OO 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亿万人民的期盼中召开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会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中国的农村。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

接下来，二OO 三年一月六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京召开了。从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会＂，因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都开，可是这次“例会＂确实又是非同凡响的，它进一步强调要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再是原来的“零打碎敲＂，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其锋芒所指显然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会议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指出：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胡锦涛在会上就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了重要讲话；温家宝也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了部署；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

理性的思维和求实的精神，正在主导中国改革的未来!

这是中国九亿农民最大的福音!

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就以二OO 三年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值此新春到来之际，送给中国农民的又一份厚礼，九亿农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对待＂终于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诺。文件中的许多规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给农民恢复“国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国农村改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曾经有过的“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党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中国的农村工作赢得重大突破。此次“一号文件＂的重现，让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之情。

二OO 三年三月，世人瞩目的?两会＂在京召开，可以说，“三农＂问题再次成为这次“两会＂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原来只属于学术语言的“黄宗羲定律＂，经过新任总理温家宝的转述，走出了书斋，广为人知。“共产党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总理的这句话显示出了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二OO 三年四月三日，温家宝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届中央政府就召开了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行动之快，节奏之快，说干就干，同样让人想到，他在就职当天答记者问时的一段表白：“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他在这个电视电话会议上庄重地宣布：“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这确实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可以认为，这一决策是连续两届政府所关注的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深入并不仅仅体现在试点地域扩大到了全国，更在于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的信息。一个最直接的政策变化，就是农业特产税将被全面取消!

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尽管我国还不很富裕，农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财政也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向前走，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中央已经确定，今后文、卫、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点投向农业!

仅仅过去一个多月，六月一日，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又从八皖大地上传出：安徽省在全国继税费改革后再次率先推行粮食体制的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全面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同时，全面地调整粮食的补贴方式，将原来通过国家粮食系统的间接补贴，改为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直接补贴到农民的手里。

这种以粮食补贴方式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可以说是对我国农业政策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又过了一个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刻牢记“人民利益无小事＂。紧接着，八月三十日，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便通过了《行政许可法》。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立法。过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项许可就多一次收费，收费不公开，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这部重要的新法，不仅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权力运作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对进一步解决农村中的“三乱＂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这一系列重大的举措，无疑是对原有改革“硬伤＂的一种“修复＂。也许，“修复＂没有“突进＂来得那么耀眼和激动人心，不是大刀阔斧，更不是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但是它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了民智，而且珍惜民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看到了，新政府求真务实的政策图景正在渐渐展开。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将农村税费改革推向全国，仍还保留有“试点＂二字，因此可以预见，这场已经被确定为“整体推进、配套进行＂的伟大的农村改革，仍将会经历一个相当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

今天，中国农村的改革，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又是最困难的时期：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改革触及到了深层次的所有制问题，触及到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相结合的问题，难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已经使得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和深化动力，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有着一个可以期待的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和九亿农民朋友一道，去迎接中国的历史上又一次壮丽的日出!

二OO 一年十月动笔
二OO 三年十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