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剧产生过程及人物素描

从来就没救世主

润涛阎

（写在六四24周年）

（一）李先念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之前与之商量的第一人便是李先念。是华国锋找到李先念，让他问问叶剑英是否会支持他逮捕四人帮。这才有叶剑英与华国锋私下里谈话并布置逮捕四人帮的具体措施。当然，华国锋在此之前先跟汪东兴密谈过。没有汪东兴的热情，华国锋也就不会再找李先念然后通过李先念联系上正在休假的叶剑英。李先念是个不倒翁，在官场上有不少人脉，所以，他认为他是扳倒四人帮的大功臣之一，而且他比叶剑英更早知道华国锋要粉碎四人帮。在李先念眼里，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得权后，重用的是赵紫阳。而赵紫阳有一个错觉：他认为邓小平等同于毛泽东一样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而在李先念看来，那是个领导集体，邓小平要与大家商量着来才行。而赵紫阳只买邓小平的账，这就使得李先念对赵紫阳不满，总想找机会废了他。对此，赵紫阳一清二楚。赵紫阳在临死前都对李先念公开毫不客气地要干掉他而耿耿于怀，甚至他不理解李先念为何如此疯狂。对此，邓小平非常清楚，但他不能指点赵紫阳，毕竟他需要赵紫阳对他忠诚。可在赵紫阳眼里，李先念是个毫无骨头的墙头草，论能力与权威根本就不是邓小平一个级别的。赵紫阳便猜测李先念在毛泽东时代手握经济大权，是搞计划经济的元老，必然不支持赵紫阳的市场经济，才跟他过不去。以润涛阎之见，赵紫阳看错了，误判了李先念。事实上，李先念根本就无所谓什么经济政策，他是一个混子政客，只要他自己有权有利益，什么政策他都无所谓。所以，他不是因为想当什么计划经济的祖师爷而反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导致跟赵紫阳过不去。这个墙头草政客对国家利益从不关心，否则，他当年就会站在同是计划经济追随者张春桥一边了，他就不会跟随华国锋干掉计划经济的理论家张春桥了。

李先念想用谁来换掉赵紫阳呢？

在中央里所谓的“第三梯队”里没有一个是李先念的嫡系，对李先念毕恭毕敬照顾有加的是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后来得知，李先念有一个情妇二奶，他把她放在了上海。据最近报道，她还给李先念生了个孩子。李先念在武汉还有一个二奶，终生不嫁，也给李先念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就姓李。上海有李先念情人的事让江泽民知道了，江泽民便对此女照顾得很好。李先念常常往上海跑，江泽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巴结他。倒不是江泽民不想巴结邓小平，而是邓小平基本上不去上海，他就没机会。常去上海的还有陈云。要说李先念去上海是因为解决一个器官的话，陈云则有候鸟特性。冬天一到，陈云就到上海越冬。

明摆着，如果赵紫阳被搞下台而让江泽民取而代之，对李先念来说那就是巨大胜利，他就成了江泽民的太上皇。

（二）陈云

如果说李先念认为帮助华国锋粉丝四人帮有功，陈云则认为陈云则对干掉华国锋功劳巨大。因为第一个当众而且是在华国锋在场的情况下公然提出要华国锋下台的便是陈云。承诺要辅佐华国锋的叶剑英提出条件，如果搬倒华国锋，那就得让胡耀邦接班才行。赶上胡耀邦也是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为纲”被整肃时的同伙，邓小平也认同了叶剑英的条件，陈云也就无可奈何了。但陈云对胡耀邦尤其是赵紫阳不满，原因很简单：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只认邓小平，以邓小平马首是瞻。陈云的资历使得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待遇。早在中共六大五中全会上陈云升为政治局委员了，1956年升为中央副主席。此时的“五组”便有他一组。排在他前边的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那时候邓小平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文革前，五组后面又加了两个人才成了“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位，邓小平的排位还在林彪后面呢。

陈云的经历使得他可以在邓小平手下憋屈着，但不可以被儿皇帝忽略。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的倒台，都与李先念和陈云二人有关。

如果我们正视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陈云从来都没有在任何场合承认过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一句都没有提到过这一点。邓小平自己给自己定位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从未得到过陈云的认可。邓小平坚持这样的潜规则：我私下里尊重你陈云，但名义上不能有两个核心。你得给我面子，双方不能摊牌。陈云之所以忍受这窝囊气，就是因为他在毛泽东死前没有与毛泽东硬顶的经历，而邓小平公开拒绝毛泽东让他写文革定性文章。毛泽东死前邓小平曾经有手握党政军大权的经历，而陈云从未插手过军队。没有枪杆子，陈云靠吃老本是压不住邓小平的。

压不住邓小平，可他压得住邓小平的儿皇帝。这就造成了“谁当邓小平的儿皇帝谁倒霉”的局面。要像尊重邓小平一样尊重陈云吧，那就被邓小平看成是吃里扒外，不忠诚；只尊重邓小平吧，那就要遭到陈云势力的打压。邓小平为了拢住这个摊子，就不得不丢车保帅。

相比之下，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凡是有机会去上海的高层领导，都是江泽民的爷。不论哪个爷来了，就对爷毕恭毕敬，反正邓小平也看不到。

这样，在陈云眼里，江泽民就是尊重他的孝子。如果他取代赵紫阳，便是自己的儿皇帝。

然而，不论是李先念还是陈云，都只能对赵紫阳的位子虎视眈眈，找不到机会干掉他而让上海的江泽民取而代之。这是非常麻烦的事，需要耐心等待时机。没有机会，那就想方设法创造机会。

机会来了！

胡耀邦死了，有的学生就跑到新华门叫唤几声。这可给李先念、陈云二人带来了机遇。他们知道有个傻大姐领养的傻子可以利用，加上赵紫阳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傻总理。我们就看到了学生们刚要收工，紧接着政府就出手刺激学生的场面。要把事搞大，才能让赵紫阳无法处理，才能把赵紫阳换掉。

事实上，李鹏并不是陈云、李先念的嫡系。他只是因为恨赵紫阳而被利用了。能利用李鹏的是王震。王震的资历与智商根本就不是陈云、李先念的对手，通过操纵王震间接操纵李鹏是非常简单的事。何况王震本人也对胡耀邦、赵紫阳地位比他还高而耿耿于怀很久了呢。

（三）薄一波
薄一波本来是邓小平的嫡系，可此人极端自私，甚至恩将仇报。在六四前的八老会议上决定谁是总书记人选的时候，邓小平提出的人选是小木匠。薄一波只考虑自己，儿子薄熙来还是娃娃，没有资格趁机接班，就不举手赞同邓小平的建议。由于李先念和陈云早就商量好了，共同提江泽民，这样，江泽民有两票而小木匠只有一票，邓小平找不到八老里任何一个人跟随他，只好认输。但从此邓小平再也没召开过八老会议，再也不跟他们坐在一起了。

薄一波明白，小木匠与他薄一波毫无瓜葛，让他当政对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如果他跟随邓小平的建议，那就是两票对两票，江泽民未必能胜出，还要看八老中其他人偏向哪方了。薄一波等人的自私和心怀鬼胎或看热闹心理，导致了江泽民胜出的结局。对江泽民来说薄一波等人便是有恩了。由于赵紫阳对薄一波并非像奴才一样毕恭毕敬，赵紫阳又要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加上赵紫阳在台上对薄熙来的未来没什么益处，薄一波也就赞同趁机拿下赵紫阳了。

（四）陈希同

陈希同不是邓小平的人，他是彭真的嫡系。当年陈希同刚大学毕业就进入了彭真的北京市委，不久就当上了副市长刘仁的秘书，便跟彭真朝夕相处了。后来彭真把他提拔到北京市市长。

彭真手下有两个人选可以当总书记。一个是乔石，一个是陈希同。陈希同担心地位在他之上的乔石会在赵紫阳和胡启立被罢黜后当上总书记，因为陈希同左瞅右看都找不到比乔石与自己更有机会当总书记的人选，便疯狂想搏出位。他清楚，赵紫阳不论采取什么措施，是同情学生还是镇压学生，都要为这么大的学生运动负责，当替罪羊。在邓小平那里便是“丢车保帅”也不得不把赵紫阳扔出去。陈希同认为一生中的机会就这一次了，一定要抓住。这是他看到学运一开始闹起来时就立刻走到强势镇压一边的原因。可他没想到，在后来的八老开会选定接班人时，彭真没有举荐他。

陈希同总是以为他给江泽民做了嫁衣，自己还得了骂名，便寻机在邓小平死前搬倒江泽民。他找了好几个省委书记，联名给邓小平写信告江泽民的黑状。习仲勋是反对邓小平再换掉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跟薄一波商量此事。薄一波也认为没有能力再搞掉总书记了。眼看江泽民坐稳了，薄一波便出卖了陈希同而巴结江泽民，为了他儿子的仕途，把陈希同写给邓小平的信交给了江泽民。江泽民才把陈希同搞进监狱。陈希同说他是最冤枉的冤案，是江泽民给他栽赃。可如果你陈希同当年不给学生栽赃是“反革命暴乱”，江泽民敢给你栽赃吗？赵紫阳成了公开的“分裂党”，江泽民也不敢公开判他16年。江泽民敢栽赃收拾陈希同，就因为陈希同民心丧尽。

（五）邓小平为何大开杀戒？

开八老会议时的王震，平时是邓小平的狗腿子，可这次早就被陈云李先念给忽悠了，他竟然举荐李鹏当总书记。剩下的八老眼巴巴看着邓小平举荐的李瑞环敌不过有两票的江泽民。令邓小平只有杀人一途了。如果不开杀戒，在八老中说话已经没有一言九鼎之力的邓小平就只能听任人家的宰割了。被逼下台是接着就要发生的事。

如果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这些平时对邓小平表面上毕恭毕敬的人都挺邓小平让小木匠当总书记，那邓小平就没必要动用军队大开杀戒了。因为陈云李先念联合起来也没用了，八老里大都以邓小平马首是瞻，加上总书记也是邓小平指定的，邓小平就没有被清算的担忧了。在政治绞肉机里混出来的邓小平非常清楚，政治是何等可怕，一旦失势，便遭到落井下石。何况此时民意也不在邓小平一边了。而用军队动武，便可继续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就不担心自己遭到政治清算，也掣肘下一个不属于自己阵营的接班人。

如果邓小平看上的李瑞环当选了，而且陈云李先念二人在邓小平面前强势心理被八老里的他人压住，陈云李先念就被边缘化，邓小平就可先宣布李木匠来京处理学潮。学生们如果给小木匠一个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撤出广场，屠杀便可避免。而且，失势的陈云李先念等人也没动力继续刺激学生了。要知道，学生们的极端行为每次都是被中央的“黑手”刺激出来的。没有这样的刺激了，而是新领导人的和缓语气，尤其是小木匠在天津没有跟学生过不去的经历也会让学生们对他放心。不论邓小平举荐李瑞环是否是要让他干十年，还是过渡性人物，邓小平此做法都是在试探他在八老心中的地位。陈云李先念他们都知道，如果在与邓小平的较量中惨败（如果邓颖超薄一波王震彭真宋任穷都支持邓小平），那才是对他们最有力的打击。

可见，邓小平此时不仅仅失去了学生市民的民心，也失去了八老的党心。他不甘心被陈云李先念等八老抛出来与赵紫阳一起遭清算，可此时给他留下唯一的路便是杀人。

（六）赵紫阳

赵紫阳才是邓小平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政治盟友。这与邓小平一生的经历有关。邓小平只读过中学，所谓的留法勤工俭学，他就是开了个豆腐坊卖豆腐，顺便跟着周恩来搞革命运动。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他认同毛泽东的“绿林大学”理论。在毛泽东打右派时，他是具体的执行者。他宁肯要木匠当总书记也看不上读书人江泽民，不是因为江泽民读书太多了，而是因为江泽民的从从政经历方面看没有李瑞环灵活。赵紫阳是邓小平早就看中了的人才。

八九学潮一开始，便是对着邓小平与赵紫阳二人的。如果学生们不是对着邓小平与赵紫阳二人，刺激学生们的“黑手”是插不进去的。

赵紫阳一开始也在观望，他不知道邓小平是否要采取哪些措施。在赵紫阳看来，显然有如下选项供邓小平选用：

1. 不开杀戒，丢车保帅。把赵紫阳抛出来顶缸。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赵紫阳要闯物价关，导致通货膨胀，市民不满。另一个是，当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与“康华”、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倒彩电发财。把赵紫阳扔出去，邓小平未必能得到市民与学生的原谅，但可能会得到陈云、李先念等八老的赞同。（危险：邓小平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需要有先决条件：八老中除了陈云与李先念外都站在邓小平一边。否则，赵紫阳被邓小平扔出来后下一步就轮到邓小平本人了。）

2. 大开杀戒，震慑住国人，包括底层的市民和顶层的八老。如果赵紫阳赞同邓小平开杀戒，那么开杀戒后，赵紫阳就是替罪羊。邓小平会找到另外的人接班，以平息人民内心的愤怒。

3. 邓小平与赵紫阳坚守同盟。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走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另一条是用武力干掉中央里的对手。第一条路是走法治的路，赵紫阳认为此路可通。而邓小平认为此路不通。第二条路由于太血腥，只有邓小平跟赵紫阳提出才有可能，而赵紫阳绝对不能跟邓小平提。这条路是这样走：邓小平是军委主席，赵紫阳是军委副主席，另一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是邓小平的人，何况杨尚昆在军队里并没有嫡系，只有一个弟弟，也是不敢跟邓小平作对的。邓小平与赵紫阳合作，走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路，把李鹏陈希同等几个刺激学生的“黑手”抓捕，他们的后台也就个个自保，毕竟他们军队里没有人。以润涛阎当时的猜测，赵紫阳在等邓小平走这一条路，直到他发现邓小平没有华国锋的气魄才彻底失望。

邓小平为何没有走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路而把他的对手干掉？

首先，邓小平到了九二南巡之前不久才认识到他低估了陈云、李先念等人想干掉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决心。等江泽民到了中央后总是对陈云李先念俯首帖耳，他才想到当年他们如此刺激学生们与双双举荐江泽民是一个早就预谋好了的阴谋。邓小平九二南巡，是对陈云与李先念的宣战。邓小平是跟刘华清与张震商量好了后才干的。军队在邓小平手里，他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直指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刘华清恨之入骨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不知道内情到底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此江泽民不敢再与陈云李先念紧密联系了，导致李先念半年后去世，陈云也不怎么出来了，也死在了邓小平前边。邓小平也就有再次发威的能力而隔代指定接班人。

如果邓小平事前知道了陈云与李先念串通提拔江泽民而私下里劝说他人在八老开会时不支持李瑞环接班，那邓小平就会让历史改写。到九二南巡前夕，他才明白过来，陈云李先念他们把邓小平玩弄了。杀人的罪恶留给了邓小平的历史记录里，而真正接班的则是他们自己的人江泽民。而且邓小平还与他的得力助手赵紫阳分道扬镳了。

（七）学生们提供机会给陈云李先念等八老整肃邓小平与赵紫阳，道理何在？

陈云李先念也好，薄一波彭真也罢，甚至包括其他中央高官们，都对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加入康华而发大财、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成百万富翁恨之入骨。你们以“改革派”为名，行搜刮民脂民膏之实，我们的孩子就眼巴巴地看着你们的孩子致富，成何体统？？！！！搞不倒邓小平，那就先拿赵紫阳开刀！

机会不好找，刚好碰上了胡耀邦去世。学生们对邓小平的儿子与赵紫阳的儿子发大财也是怒发冲冠。这才是学运一开始矛头直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原因。邓小平当太上皇干掉了华国锋和胡耀邦，学生们就提出要民主、反独裁；学生们知道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发了大财，就提出“反官倒”。这些口号深深刺痛了邓小平与赵紫阳。赵紫阳后来提出把他儿子交出来接受审查，这就更让邓小平毛骨悚然。赵紫阳的儿子只是倒买卖，而邓朴方的康华案水就深多了。后来人民才得知，邓朴方涉及到的康华案包括了“劳务案”“走私汽车案”“套汇案”“偷税案”等。邓小平知道邓朴方是无法经得住调查的，何况康华还在香港，共产党根本就很难控制得住。

邓小平的儿子与赵紫阳的儿子太贪婪，不给老爹争气，才是令改革家邓小平与赵紫阳陷入内外困境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的攀比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凭什么我也是八老之一，我的儿子不发财，你的儿子就发大财？羡慕嫉妒恨的力量是无穷的。

学生们走上街头，刚好给打击改革派的八老们提供了收拾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契机。赵紫阳金蝉脱壳，走向了被学生们事后怀念的方向，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需要提出一点小插曲：

据李鹏出版的日记，当年把“戒严部队总指挥”的大权交给的是陈希同。幸亏陈希同死在了李鹏出版日记后，否则，人们是无法知道此内情的。陈希同出书问李鹏：当年你为何不告诉我我是戒严部队总指挥？

那么，为何陈希同不知道他是戒严部队总指挥？这可是当时最大的权力啊。

显然，这么大的权力不是李鹏能定的。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八老开会时决定这个总指挥名义上应该是由北京市市长担当，便让李鹏通知陈希同这一决定。李鹏担心镇压完事后功劳记在陈希同身上，总书记的位子就是陈希同的了。而陈希同是彭真的人，自己等于给陈希同作嫁衣了。所以，李鹏就没通知陈希同，让陈希同别有非分之想。等李鹏快死了，看到后代要遭到报复，便把日记发表。目的就是把当年镇压学生的罪责交给邓小平和其他人，以减轻自己的罪责。这才把陈希同是总指挥的事说出来。陈希同当然不干了！你凭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到今天了才说出这事？

傻鹏没有那么多心眼，估计是他告诉他老婆说闹了半天总指挥的名义交给陈希同了。他老婆就告诉他别告诉陈希同！李鹏照办了。现在他老婆告诉他，该把这段补在日记里发表。

所以，李鹏的日记发表的部分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发表。你不能说他发表的日记是假的，但那是摘选出来的。

从来就没救世主

（十四）李录、柴玲、港支联

李录是在四二七大游行时到北京的南京大学学生，也是21通缉学生中唯一的外地学生。到北京后，李录走访北京各个高校自治会，广泛结识北京学运骨干，尤其与柴玲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绝食后不久，李录在五月十五日清晨建议柴玲与他一道组建绝食团指挥部，参加指挥部的条件是准备自焚﹑绝水和卧路。此举让绝食团几位发起人措手不及，广场指挥权落入绝食团指挥部手中，为日后运动组织的进一步混乱埋下隐患，包括绝食团发起人对指挥部人员的各种「政变」和绑架活动。

五月十九日李录得知政府即将宣布戒严，与指挥部柴玲﹑张伯笠等招集广场各校代表八十余人通过复食，二十一日在广场举行婚礼，当晚力主指挥部「转入地下」，次日见戒严被北京民众阻拦回到广场。二十四日广场指挥部成立后，李录主要负责各校代表组成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二十六日反对当时北大和北高联主席杨涛提议并得到指挥部其他成员通过的「空校」撤离方案，并于次日与王军涛等人达成协议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开。五月底反对与北高联的合作案。

到巴黎后，李录参与发起「民主中国阵线」但后来未加入。随后流亡美国，出版英文自传「移山」，英美电视网ＢＢＣ和ＮＢＣ据此拍成同名记录片，是首部八九民运人物传记片，在九四年国际人权电影节放映。李录学业优异，一九九六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士、ＭＢＡ和法学ＪＤ三个学位，后利用在美国建立的广泛关系在纽约开设风险投资公司「喜马拉雅」任总裁，并任「中国人权」理事，早年常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游说活动。 (引自64memo.com/89)  

李录在北京坚持几天后南下，六月中抵达香港，七月初至巴黎，对媒体称「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则在二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

【常见误解】许多人将广场婚礼的主角李录﹑赵敏同封从德柴玲混淆，封柴当时已婚一年，是李赵的伴郎伴娘，指挥部张伯笠签发的结婚证书，证婚人柴玲盖的章。赵敏、李录在南京大学读书，赵是研究生，比李录大几岁，六四后嫁给一位美国人，后随夫到波士顿。李录于二○○○年结婚，妻子也是南京大学的同学。

王丹柴玲与乌尔凯西等学生领袖的简历则不需要介绍，大家都清楚。


下面的文字摘自草虾先生的博文（内容是否靠得住尚不清楚，只是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角度）：

香港支联会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９０％来自香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

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有迹象表明这一点。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晚上，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也不在家里。可是在５月２２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哪里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哪里逃跑呢？

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活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

在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

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


５月２４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５月３０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５月２８日，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 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

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了王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一条。这就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的特别关系。

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

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他想用北京的流血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和市民。

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哪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７０％以上的副部级，８０％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５００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有一天，李录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录说这都是老干部，有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录叫她打电话采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 2) 对戒严部 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何看法？

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他们都说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2)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但是也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李录。经过高自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

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着想。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信不疑。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戒严令。”

请看历史事实：５月２８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利之中。万里在５月３１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６４前的一次接见美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

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边哭一边答：不！我要活，我还很年轻。

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2.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活。”

6月１日和２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６４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

89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打倒共产党的体制。”柴玲，李录也作了慷慨的发言。

李录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录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也被狗吃了。


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

6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他们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拚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６４死亡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不会拚死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

戒严指挥部显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难收住。

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打死学生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候德建就出来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逃了根据我们台湾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１，大家不要走动，统统坐下。２，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台湾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

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有几个竞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哪里去了，几点走的等问题。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


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多在场的学生说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这是由于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的死亡陷阱，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也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64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但是他们被愚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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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毕。

下面由润涛阎本人谈论一下封从德为柴玲的辩护。封从德坚持说柴玲是最后跟随学生一起撤出广场的。

目前我们无法得知封从德的说法是否当真。假如当真，问题就出来了：当戒严部队问侯德健学生们的头头哪里去了时，没有一个学生领袖出来与戒严部队谈判学生撤出的事宜，唯有侯德健自称临时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们的责任感都到哪里去了？

封从德的说法站不住脚的另一证据在于：李录与柴玲逃到海外后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在场帮助学生撤出的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死人。从广场撤出的学生们也说死人发生在木樨地等长安街上，而非广场。

显然，在最后清场之前李录柴玲都跑掉了，否则他们就会跟侯德健谈论是否该撤退，而且侯德健也会拉着他们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李录柴玲在逃跑前和逃跑后显然没有预测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侯德健，阻止了广场清场时的大屠杀。


我上面引用的网络文章内容，大家都应该在24年后的今天对此基本上有了共识。然而，对于柴玲“让别人死自己活”的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


大家之所以达成了“柴玲要学生死自己活”的共识，有两个根据。然而，在润涛阎看来，这两个根据都站不住脚。

先说第一个根据：柴玲逃到海外，而长安街死了三百。以此说明柴玲是“让别人死自己活”。

如果从结局反推动机，得出“柴玲要学生死自己活”的结论，是违背逻辑的，虽然柴玲本人无法反驳，就因为结局是她活了下来。

如果我们反问：当柴玲逃跑的时候，她是根据什么预测到她一定不会被抓到？甚至在她逃跑过程中不被军人打死？她没有逃跑成功的经历，北京也不是在香港边上，按照常理判断她当时并不能肯定在邓小平镇压成功后她能跑到国外。因为十个月后她跑到了国外，就反推她当初百分之百肯定不会在被抓捕时丧命，是对柴玲的不公平，也是对真理的轻渺。

第二个根据是：柴玲的录音证据确凿无误地讲出了她预测到广场会发生大屠杀，而她还是不让学生撤，并说自己不想死。

他说自己不想死，这是她的实话，但不想死就不死？如果认为她说不想死就死不了，那就把她看成了神。她并没有说她死不了。她也没说其他学生都想死。假如柴玲在逃跑途中被杀掉了，那她就成了民主英雄。

当然，柴玲的话中的确是想让学生牺牲掉。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她自己为何在5月20日失踪两天后突然改变了当初她同意的“5月30日学生们都撤出广场”的决定。


以润涛阎之判断，柴玲在她说出学生们会死在广场，但她不想死时还有一句话她没说出口。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测，她也就无法把那句话说出来了。

24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到柴玲没说出来的那句话是什么。搞不出那句话是什么，就无法解开两大谜团：一个是上面说的，柴玲为何突然改变观点而不让学生撤出广场；另一是：柴玲为何在国内颠簸了十个月才跑到香港的？而李录很快就到了香港。


我不知道柴玲是否来我的博客，如果她来，她一定从内心里承认润涛阎下面的判断是准确的：

这里首先需要推理出：“港支联跟柴玲讲了什么让她决定让学生们去死？”那无外乎一点：“不要害怕戒严部队在广场大屠杀，如果你们撤出了，遭到秋后算账的是你柴玲，你的前途就完了。可如果不撤出一旦发生在广场屠杀学生的流血事件，全国人民就会行动起来。一个北京市都要三十万野战军，全国只要十个大城市闹起来，野战军就不够用了。何况军队里也不都是愿意杀人的。三十八军徐勤学抗命的事就会在各地发生。到那时，你柴玲就不是天安门广场总指挥了，而是全国民主运动总指挥！而且，对学生大屠杀后的中共会很快垮台！”

虽然我上面的话未必一字不差，但内容应该是准确的。这需要柴玲本人以后给出说法以证明润涛阎此判断是否准确。

这就是权力的魔力。邓小平为了个人的权力不被政敌夺走而大开杀戒，柴玲也害怕失去权力，为了权力，她照样不怕流血。当然，她也未必不担心她会被杀掉，只是权力的魔力让她认为为此可以去冒被杀死的风险。而李录没有得到过最高权力，也就没有被权力的魔力所浸淫到一条路走到黑的地步而立刻按照港支联的安排逃到了国外。

柴玲当时每天开广场上的扩音喇叭讲话时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总指挥柴玲”，其感觉跟说一不二的邓小平一个级别的，对权力的享受不差于此时的邓小平，甚至有高过邓小平的倾向，大有毛泽东刚打下天下时站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威风。这样的权力才开始，她怎么可能放弃？誓死也要保卫这样的权力。对参与了政治的人来说，权力就是精神鸦片。

如果柴玲真的怕死而在六四屠杀后想立刻逃命，那她要比李录更容易跑到香港。

柴玲从广场跑出来后，没有按照港支联给她安排好的路径与接头人联系，而是在全国各地查看国情。她误判六四屠杀后全国的大学生甚至全国人民都会起来闹事，哪里闹起来了，她就到哪里去当指挥。这就是她为何从南方跑到东北，然后再到南方，再到东北，反复折腾了十个月的原因。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最多的是来自东北的学生。这倒不是说十个月后她才知道全国人民并没有按照她预测的大闹起来，而是当她确定全国人民的确都不闹了后，她跟港支联的联系已经断了，需要自己探索外逃之路，便导致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跑到海外。

（十五）方励之


为何柴玲预测“六四屠杀后全国人民会大闹起来，共产党政权很快就会垮台！”的场景没有发生？

事实上，六四屠杀后全国的学生和民众并没有被吓住，而是轰轰烈烈地起来了，甚至包括北大等北京各大学都继续在校园宣誓为死者报仇。但这把火很快就被扑灭了。这次，邓小平靠的是“软实力”。

一个是电视画面上播放摄像头录像录出的士兵被杀死的惨烈镜头，而这些士兵都是老农民的孩子，便稳住了农村娃娃军人和农民不会仇恨邓小平。不给你放解放军杀学生的镜头，这种资讯的不对称虽然人民大众不相信，但烧军车的画面总会让绝大多数人思考是不是北京有暴徒参与了暴乱。二是天安门广场的确没死多少人。广播里对木樨地等地的杀市民学生的事只字不提。外地人无法得知真相。北京人知道真相，但北京已经被野战军占领，那时又没有手机或微博，真相传播到外地就很困难。

但这也不是让全国学生突然停下来不再闹事的最重要的原因。

让全国学生们停下来不再闹事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与美国老布什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方励之逼到美国大使馆。

今天只谈邓小平一方的策略。

邓小平屠杀京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擦屁股，让全国的大学生都停下来不再为北京死去的学生复仇。除了上面说的宣传洗脑外，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把方励之逼到美国大使馆。

我没有机会跟方励之先生面谈，哪怕一次，我就可以通过问他几句话而得知真相。在此我只能估计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邓小平派下属（具体是谁不重要）要设法让方励之觉得他死到临头了，如果不跑，要么被车祸什么的杀掉，要么判刑，在监狱里给弄死。说不定可以直接用神秘电话以内线朋友的名义告诉他这些：你方励之别想坐几年牢就出来，别做在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梦，他们要么用车祸的方式杀死你，要么被判刑后在监狱里整死你。

当全国的大学生们得知方励之跑到了美领馆，那就等于政府说的是真的：“学生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黑手操纵的，学生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方励之不是黑手，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布通缉令，你何必自己跑到美领馆？树正不怕影斜，没当黑手，就不怕栽赃。这道理非常浅显，妇孺皆懂。

然而，有一个人没搞懂，他就是方励之先生。

政府发布逮捕方励之的通缉令则是在方励之跑到美领馆一周后。方励之是六四发生后的第二天跑进美领馆的。

邓小平这一着棋特别高。当全国的大学生们得知方励之跑到美领馆去了，立刻停下来不闹了。相信方励之是黑手的学生不会闹了，不相信方励之是黑手的学生担心闹下去会导致政府军队进入美领馆把他们崇拜的方老师抓出来杀掉（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跑进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下令闯馆抓出来后杀掉的）。

方励之为何误判？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不可能在六四后杀掉方励之，六四学生领袖们被抓到也不会被杀掉。因为邓小平最担心的是陈云李先念联手八老里的绝大多数把他的权力趁机剥夺，而邓小平想走干掉赵紫阳丢车保帅的路以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六四后必然担心中共走回头路，不再搞改革开放。差点把中共搞垮的轰轰烈烈的学潮表明邓小平赵紫阳的改革开放之路行不通，如果搞计划经济，那陈云李先念才有资格领导中共，因为他俩才是毛泽东时代多年计划经济的当权者。邓小平要想继续改革开放，就不能得罪美国等发达国家。六四已经让邓小平很难擦屁股了，挽回国际形象非常困难，他不可能继续杀戮方励之等没在广场的知识分子了。最好是把他们赶到外国。即使他们不走，坐牢也不能太久，否则诺贝尔奖就给方励之了。邓小平在当权时，没让任何异议人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佐证。

方励之误判了形势，才走了一步臭棋。

他为何误判了形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六四屠杀发生在北京，当时他就在北京。他以为邓小平疯了，肯定要杀掉他。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


（待续）

后记：

柴玲到底是何时离开广场的？24年来，在广场的学生一方信誓旦旦说撤退前指挥部那里没有学生领袖，而封从德反反复复说柴玲是跟广场上的学生一起离开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封从德有篡改历史的把柄，但显然柴玲并没有跟侯德健谈论或吵闹关于学生是否该和平撤离广场。如果柴玲认为和平撤离是对的，那她就会不让侯德健当权，而是自己下令撤离，哪怕观点是侯德健提出来的，这个最后的正确的决定留给历史的美名她不会送给侯德健的。如果她认为撤离的决定是错的，她就会跟侯德健大吵。

那么，如何看待没有篡改历史记录的封从德为柴铃的辩护“柴玲与广场上的学生一起撤离的”？

润涛阎给出的判断是： 吾尔开希的确是逃离远去了，所以，他不知道广场死人没死人，后来也就没提广场血流成河。而柴玲李录二人没有放弃当权的机会，他们俩一直在广场的外围偷窥，静观其变。如果北京发生了军队内讧，出现了反叛军，很快就会得到市民的拥护而使主张杀人的一方倒戈，柴玲李录他们便可回到广场继续当总指挥副总指挥。当他们看到军队进入了广场，并没有发生军队出现反叛军事件，才离去的。而此时学生们也开始往外撤，他们也就先后脚离去了。在这点上来说，封从德说的不太离谱。 柴玲李录二人不知道军队在广场开枪是吓唬学生的，便根据枪声的大概数量而判断出死了数百人，事后才信誓旦旦地说“亲眼所见”“用人格担保”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死了数百人。倒是邓小平一方计算有误，否则派人先到广场外围去抓学生领袖，那就让柴玲李录心服口服了。政治，毕竟是高智商者才应该玩弄的东西。

希望封从德先生对润涛阎此判断给出评论，以还原历史真相。柴玲李录撤出广场但不远离，是非常符合常识与逻辑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毕竟有军队阵前倒戈的可能。十亿人24年搞不清楚到底柴玲李录何时离开广场的，封从德的辩护的确真实但有欺骗性在里边，我认为这还是骗不了明察秋毫的润涛阎的。如果我判断错了，我真诚地给他们道歉。

此预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柴玲不是一个骗子。如果她和侯德健一样一直在广场，她出来后还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那她就是一个信口开河之人，那我上面的推理就毫无意义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她是一个在大众之下公开撒谎之人。

从来就没救世主

（十六）老布什

八九学潮突然间猛烈爆发，震惊了整个世界。对于美国的战略家们来说，如何对待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学生，则是非常非常棘手的难题。

首先，美国战略家们清楚，学运是朝邓小平的儿子与赵紫阳的儿子发大财搞官倒不满加上开明的胡耀邦被罢黜，胡耀邦突然去世诱发了学生内心积怨的爆发。干掉胡耀邦，本质上来说是陈云李先念煽动薄一波搞起来的，邓小平保不住胡耀邦了才让赵紫阳接替总书记的职位。

而邓胡赵属于改革派。为了平衡毛泽东时代的老革命家保守派，邓小平采取了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一党专制的“蹩脚改革”。这跟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想的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刚好相反。

此时的美国，最关心的对手是苏联，以及在苏联荫庇下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对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感到一点威胁，也就不仅不关心，还继续延续尼克松开始的拉拢中国对抗苏联战略。

从上面的论述便可得出这样的两个假设：

1.    假设当时中国军队的军权掌握在陈云李先念李鹏保守派手中，搞官倒的不是邓小平赵紫阳的孩子而是陈云李先念李鹏的孩子，学生们反对的是保守派，下令野战军进入北京的是保守派的陈云而非改革派的邓小平，那么，老布什就好办了。别说当着全世界的面可以公开告诉中国政府：如果胆敢用野战军坦克镇压学生市民，美国绝不会答应。要知道，就是今天中国的军事水平与美国还差得远，而那时的中国军事水平与美国相比根本就是天渊之别。美国不需要用B2隐形轰炸机，就开动F117一晚上就可把北京城外的野战军坦克炸成铁片。

可问题刚好是反过来，学生反对的是官倒和腐败，而官倒与腐败带头人恰恰是改革派的邓小平赵紫阳的孩子们。学生们要民主，反对太上皇制度，给胡耀邦的死鸣不平，而太上皇是改革派的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邓小平。如果美国出动F117 轰炸在北京的野战军坦克以制止屠杀学生，陈云李先念他们巴不得这样的事发生，他们便可当即让邓小平为学运负责。那样的话，中国就又回到了毛泽东计划经济的老路，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当然，邓小平也不是不害怕美国的干预，这也是他为何公开大讲特讲“解放军进京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的”原因之一，以防止美国为首的北约用隐形轰炸机对京城外坦克的军事打击。那时的中国，论常规武器，基本上比萨达姆强不到哪里去，唯一的是有核武，而那时中国能打到美国本土的能携带核武的远程导弹即使有也没有几枚，也未必敢用。更重要的是，凡是了解中国历史的都清楚，越是有外敌入侵，中国高层越是分裂。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的全球非常独特的特征，简言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对此观点，润涛阎必须给出实例，否则年轻人很难认同。从秦始皇开始说起。赵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没有秦军入侵之前，赵国从国王到大臣都还和谐，可偏偏在外敌入侵面前，内部发生分裂，愣是把令秦军害怕的大将军廉颇排挤出局。从此以后，每个朝代都一样，一旦有外敌入侵，内部就分裂。如果金兵不侵入北宋，岳飞绝对不会被杀掉的。直到民国也还是这样子，如果没有日本进关，国民党内部不会有那么多将军偷偷投靠共产党的。所以，如果美国真的用隐形轰炸机把北京城的坦克炸掉，共产党绝不会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而是陈云等八老立刻开会让邓小平为此后果负责。军队便会发生“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内斗。就好比明朝末年，清军进攻大明，袁崇焕本应该与毛文龙合作共同抗外敌，可他便趁机杀了毛文龙。崇祯呢？便给袁崇焕栽赃说他是内奸，而让北京市民活吃了袁崇焕。要是没有清军入侵大明，袁崇焕就不会杀掉毛文龙，崇祯也不会杀掉袁崇焕。

对于美国来说，此时的最大战略敌人是苏联和苏联领导下的东欧共产党，而非中国。老布什根本就没打算干涉中国屠杀学生的暴行。

2.      假设美国已经没有必要拉拢中国以对付苏联。当初尼克斯拉拢中国对付苏联至少在心理战方面有巨大作用：共产党国家跟共产党国家闹翻，对整个共产党阵营来说属于战略方面的内讧，对铲除共产主义阵营来说意义重大。如果当时的苏联已经垮台，美国就可以联合北约各国至少可以在野战军军调入北京郊区后发布声明：绝不允许野战军屠杀市民学生。那么，中国政府内同意镇压学生的一派便会遭到反对镇压一派的掣肘。

所以，对于当时的老布什来说，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看着中国的野战军进城屠杀学生市民。老布什唯一能做的便是：邓小平利用野战军屠杀北京市民学生，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国政府不能把外国记者轰走然后屠杀市民学生。你邓小平不是说军队进北京不是对付学生的吗？那你就不能轰走外国记者。这个条件只能是私下里跟中国政府谈。估计这样的谈判只能是点到为止，而且不可能有文件留下来，只能是口头讲。这可以解释为何邓小平很久才决定野战军进入广场清场的原因，而且在屠杀的时间上选择夜晚，因为他不能把外国记者轰走。猜测邓小平为此伤透了脑筋，反复思考，毕竟他不想让全世界看到他用坦克屠杀学生市民。

邓小平的北京屠杀，是在外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干的，等于邓小平出卖了全世界的共产党。这便是六四发生后，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到处都可看到“邓小平出卖了全世界共产党”的指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六四当天也有人举着这样的大牌子站在中国留学生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的边上。美国电视报道华盛顿华人大游行的画面就有这些镜头。

六四屠杀给全世界共产党阵营的垮台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耻辱，这给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后来的作为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一个苏联共产党员站出来反对。有一个反对的，还是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的异议分子。

然而，这些效果都是六四后慢慢发酵的。老布什必须做一些事来挽回全世界人民对他眼看着中国政府屠杀市民学生而袖手旁观的形象。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同意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把方励之带入美国大使馆，然后起个轰动效应。这一点刚好与邓小平的谋略一拍即合（见上文）。双方演出了一出与学运没有关系的方励之进入美领馆的闹剧。二是给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绿卡，被一位叫“叶向农”的网人骂为“六四血卡”事件。在给血卡这件事上，老布什也是耍花招的。据说留学生代表到美国国会游说，国会要表决给中国留学生绿卡的议案时，老布什才下令给绿卡，等于告诉中国政府，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反正国会会通过的。老布什是尽量不得罪中国政府。老布什这两件事多少弥补了一些他对共产党国家用坦克屠杀学生市民时袖手旁观带来的名誉损失。

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家们也不会建议老布什用军事手段制止邓小平屠杀学生，此时苏联才是美国的战略敌人，而中国不是。而且，中国不能大乱没完，那样的话，邓小平屠城了北京还要到各地屠城。这样下去，老布什如果还是袖手旁观，那就很难了。所以，让方励之进入美领馆，也就平息了全国学生们继续搞学运的怒火，其它地方大学生们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不论方励之本人是否在去世前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对中国北京以外的地方没有发生更多的血腥镇压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虽然对他有点不公平，但算总账，这样做还是减少了很多流血牺牲，从总体上来看，方先生名义上的无辜付出是值得的。


（十七）六四悲剧的国际意义

本来学生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还有点撒娇的情感才游行示威，以显示“天之骄子”的身份，毕竟邓小平多次讲“胆子再大一点，步子迈得再快一点。”，学生们没想到邓小平会动用野战军杀他们。前边已经说过，邓小平最害怕的是陈云李先念借机让邓小平赵紫阳为发生学潮而负责让他把权力交出来。邓小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他太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在权力斗争中走过来的机会主义者们不会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夺权的野心。邓小平内心的恐惧使他走向了利用军权吓住政治对手这唯一他可以利用的力量以杀鸡儆猴。

对中国的漫长专制历史来说，杀几百人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远的有白起、项羽各坑杀降卒几十万；近的有毛泽东打下天下后镇反一次就杀掉了七十多万，而且都不经过司法审判，更别提文革数以百万计的冤魂了。但六四屠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这就类似于“墙内开花墙外香。”

当时我认识一位从苏联来美开专业学术年会的科学家，记得那是在Woods hole，夏天很舒服的地方。我和他是在波士顿长途车上认识的，因为我俩的座位挨着，聊起来才知道我们俩都是去开同一个会。路上聊了一道，很投机。因为刚发生苏联垮台的事，话题便集中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以及民主这方面。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凡是共产党国家的男人都喜欢谈论政治。整个会议期间的业余时间甚至包括吃饭时我俩都坐在一起谈论政治话题。他坚称中国的流血事件是导致全世界共产党垮台的第一要素。我反正说不服他，也就不再多言。另外一点分歧是，我看重戈尔巴乔夫的作用，而他不是，他看重的是叶利钦，在他眼里叶利钦才是埋葬共产党专制制度的伟人。除了这两点外，我俩并没有歧见。

这位苏联科学家让我想起了八九六四后从波兰来美留学的一位“同志”。这里的同志要加引号，因为现在把同性恋说成是同志，而在那时，同志就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共用的称呼。当得知我来自中国，他便称呼我为“comrade”，令我吃惊。我在此前真的不知道这“同志”的称呼也在波兰流行。当然，我没问他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他知道中国人互相都称同志才这样称呼我。反正他跟我一见面就谈论六四学潮的伟大意义，特别佩服中国的大学生不怕死，面对坦克毫不畏惧的牺牲精神令他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他的观点是：中国的六四屠杀，邓小平彻底出卖了共产党，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将会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的军队不论是将领还是士兵以后都不敢镇压人民了。我当时对他的看法有点怀疑，毕竟共产党政权是暴力革命获得的政权，除了暴力外便是欺骗。全世界的共产党会很快土崩瓦解？我说还得看看再说。

八九六四屠杀过去六个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闲得他哪儿都疼又想享受他那被人民大众山呼万岁的场面，便下令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集群众大会，他要讲话。记得报道说是在罗共大厦高台上（等于中国的天安门城楼）发表演说。按照惯例，他的演说一结束，人民群众就得高喊齐奥赛斯库万岁。这次也一样，的确有人喊口号。可是，在口号停下来的那一短暂时刻，有一位活腻歪了的哪儿都不疼的市民大喊了一声“下台！”。这一声如雷贯耳，震惊了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这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遭到人民的严惩。可是他身边的人们想到了电视新闻上北京学生大喊“李鹏下台”时的情景，也就想到了北京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年轻人，也就不害怕独裁者了。在这位喊口号的人周围，没有人把他毒打，只愣愣地看着他。当他再次喊“打倒齐奥赛斯库！”时，很多人也跟着他喊。这一下子乱套了，喊抓住他的有，喊支持他的也有。齐奥赛斯库显然被场面惊呆了，他没有下令抓人，而是离开了现场。他一走，群众集会就变成了示威游行，似乎个个都想当只身挡坦克的北京那位据说叫王维林的哥们。齐奥赛斯库看到示威游行的场面跟北京长安街类似，便坐直升机逃离首都到外地。直升机一着地，他便被军人逮捕。四天后被司法审判，死刑，立即执行。他和他老婆二人同时被枪决。

戈尔巴乔夫虽然早就有终止共产政权的想法，但他还是想靠改革一步步来。中国发生的六四对学生市民的屠杀血案，给他以及东欧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震。与中国不同，苏联靠战争上台的那一代人早就死去了。斯大林滥杀无辜都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清算，此时有谁还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暴政集团为伍？邓小平在全世界面前公然对学生市民用坦克屠杀，对苏联的军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北京的六四屠杀让全世界的共产党自认蒙羞，这才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的原因。站在人性角度看，苏联共产党员此时无一不是男儿。因为军人再也不想为共产政权的延续而杀人了。

虽然说八九学潮以被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它在埋葬全世界共产党方面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避免了很多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在共产党灭亡时的流血牺牲。三百人的牺牲就换取了全世界范围共产党国家政权的迅速瓦解灭亡，并在灭亡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如果你有从东欧共产党国家来的朋友，你可以问他，他一定告诉你是邓小平出卖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中国八九六四敲响了全世界共产党灭亡的丧钟。如果你问中国年龄大一点的人，包括参加了八九六四的那一代人，他们不会认为苏东波共产党的垮台是中国八九六四引发的，因为中国人大多都缺乏自信，即使没有崇洋媚外情结，也不会认为中国发生的事会对其它国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诚然，八九学潮的兴起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不得不“改革”（=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其名曰“特色社会主义”）互相影响有关，所不同的是：是先该政治体制，还是先该经济体制，还是二者同时该。

（十八）六四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六四的正面作用有两条：


（1）彻底暴露了共产党的残酷本质。在毛泽东时代，杀死整死人每次运动都是以十万、百万计的，但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镇压阶级敌人。唯独六四，公开用野战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邓小平把共产党靠欺骗与杀戮来统治人民的“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中的笔杆子骗人遮羞布彻底扒光，留下的是血淋淋的杀戮。专制政权统治人民剩下的招数只有一个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2）加速了共产党政权的腐败，等于加速了共产党政权的灭亡。学生要反官倒反腐败，而遭到军队的镇压，等于是说，共产党以后要用军队来为贪官污吏保驾护航。从此，腐败必然一日千里，因为贪官污吏无所畏惧了。此后共产党所谓的反贪，只不过是打击异己的手段而已。


马克思的所有学说可能都是谬误，但他的“异化”理论是对的。当一个理念被接受，必然走向该理念的反面。人也亦然。


如果你想让一棵大树垮掉，你就要设法把啄木鸟和益虫赶走，让大树里边长满蛀虫。里边全是蛀虫了，你就不用考虑如何把这棵腐朽到根基的大树推倒了，它自己就会在某一时刻轰然倒塌，而且是粉身碎骨地倒塌。倒塌后扶都扶不起来。


所以，凡是为贪官污吏腐败辩护的五毛，都是共产党的掘墓人；凡是指出共产党腐败的人，都在干维护共产党统治的勾当，是共产党的朋友。这就是异化效应。

六四的负面作用也有两条：

（1） 没有参加学潮的农民和工人，都在六四后走向被盘剥的悲惨命运。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里“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和“要升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六四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害怕了，一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以重视学历为借口让他们入党、作官、发财、腐败；另一方面，对北京市民也从各方面照顾，比如，北大清华等名校把以前高考统一录取分数线改成北京市的考生比外地考生录取分数线低一百多分。社会分配是零和游戏，有占便宜的，必有吃亏的。吃亏的便是没有参与八九学潮的工人农民。导致工人下岗，农民工血汗工厂。

（2） 人民对政府的腐败忍耐度增加了。逐步走向人人腐败的全民腐败，已经上升到腐败文化建立的上层建筑精神层面了。本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民族，如此深度与广度的全民腐败浪潮，荼毒了少年一代的心灵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样的民族文化根基上，建立一个民主的文明的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盛世—乱世—盛世—乱世”的循环前景。下一次大闹天宫的如果不是中央内部的血拼，便是工人农民的暴动。上次是知识分子大闹，然后得到利益。下次该轮到他们了。而中国的历史便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一旦工农造反，便是改朝换代。所以，八九学潮学生们只是得到了北京市民的支持，而没有得到农民以及全国国营企业工人的支持，也是必然失败的原因之一。

综述：

（1） 毛泽东死后，对政治一窍不通并颐指气使的江青逼华国锋走向极端，经汪东兴鼓噪和实权派李先念的认同，后经李先念与叶剑英的密会，便把四人帮逮捕了。四人帮垮台后，叶剑英急于想把邓小平拉出来给华国锋当总理，因为邓小平亲自给华国锋写了两封效忠信而迷惑了叶剑英与华国锋。李先念未预料到邓小平出来后不会跟他和叶剑英一起分享太上皇的权力，也就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利用陈云的资格二人联手扳倒了华国锋，等于夺了叶剑英与李先念的太上皇权力。虽然李先念在毛泽东死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公开说过“刘少奇不可一世，倒了；林彪不可一世，倒了；邓小平不可一世，也倒了。”这话传到邓小平耳中未必是邓小平不与他分享权力的原因，因为邓小平知道那是李先念提醒毛泽东：我李先念才是稳稳当当做事没有野心的人。这算不上是给邓小平落井下石。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他不对过去的事太多关心，而是思考眼前和未来的权力框架。邓小平干掉华国锋而让胡耀邦赵紫阳二人给他当儿皇帝，唯一的路便是改革。一方面毛泽东大锅饭搞得国民经济太落后，人民太穷了，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如果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来搞，那总指挥应该是陈云和李先念二人，因为他俩才是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的领导人。这就使得谁当邓小平的儿皇帝谁倒霉，你不听陈云李先念的，他们就整你；你听陈云李先念的，就是对邓小平不忠。陈云的资格在邓小平之上，邓小平只好丢车保帅，这便是胡耀邦下台的最根本原因。也是赵紫阳学潮开始后面临的结局。这使得赵紫阳走到了不杀学生一边。

（2） 本来是自发的学运，可共产党有着栽赃陷害的恶习与惯性，要想打倒谁，就说谁有野心。要是群体事件，就说有黑手、学生被别有用心的坏人给操纵了。这是4.26社论的由来。就是这个社论，导致了学生的不满，这是明摆着侮辱学生们的智商！学生们可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呢！非但如此，还要通过与中央对话给中央拨正航向呢，怎么可能受黑手操纵？陈云李先念稳坐在后面看热闹的同时，一定会通过下属刺激学生。学生最终走到了占领广场不撤的交锋局面。

（3） 学生是不认为人民解放军会杀人民的。他们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灌输“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三谁能敌”等口号，甚至到处都可看到这样的大标语。他们怎么可能相信，独裁者杀人如麻的毛泽东都没有用坦克杀学生，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会下令用坦克杀学生？这是学生们不撤的原因之一。

（4） 学生领袖们虽然从改革派的渠道得知军队会屠杀学生，但他们比如柴玲也会猜测军队的将军们里边一定有反对镇压的，也就判定：只要邓小平用野战军屠杀学生，全国的大学生包括人民大众都会起来，甚至军队里也会发生反抗军，其它军队便呼啦啦倒戈的局面。共产党就会下台。这是柴玲不想放弃的理论依据。如果她放弃了，说不定就会被骂成怕死鬼、学贼、弱女子、半途而废的废物。

（5） 八九六四的悲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导致的必然结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专制制度量身定做的，其核心便是奴性文化。在争权夺势的决斗后，只有成功的“人上人”王侯与失败的流寇。所以，不可能发生妥协产生的双赢结局，必然是你死我活。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政治家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唯一避免你死我活结局的便是“招安”，本质上属于“我招安你，你就是我的狗”的定式。被招安后，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诚，要么到主子那里揭发自己曾经的战友，要么跟着主子去打击主子另外的敌人。八九学运到后期，中央上层各派心怀鬼胎，令学生无所适从，根本就搞不清哪个派属于他们的同伙。本来学运一开始便是朝着邓小平赵紫阳的孩子官倒下手的，到后来学生们发现保守派在利用学生们搞垮改革派。如果他们投降了赵紫阳，就与他们反官倒的初衷相违背。便有“学运领袖不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而是为了巴结权势”的指控。

（6） 学运领袖们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21名被通缉的学运领袖，没有一个在运动中被招降纳叛。甚至到了海外，他们也没有给专制政府写悔过书。当然，也许有极个别人为了生意回国而偷偷写了悔过书，但21个中的绝大多数学运领袖们没有钻狗洞。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孬种，虽然人民指责他们跑到海外。相比之下，当年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叛徒都是给国民党写悔过书，从狗洞爬出来的。学运领袖们很多父母亲人都老了也见不到，他们也忍受了这些痛苦。别说不写悔过书没什么，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仅凭他们绝大多数领袖们至始至终没被招安、也没当叛徒、也没写悔过书，就足以让后世对他们褒奖一番了。挑战武装到了牙齿的专制政权，这本身就需要有勇气。至于谋略上的不足与失误，对于没有经验没有提前设计与周密计划的学生临时当上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必不可免的。我们回顾或者反思六四的来龙去脉，指出他们失误的地方与心理根源，是为了未来，而非对他们落井下石。人类历史表明，对于专制政权来说，如果靠上层出现戈尔巴乔夫，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很可能等不来，那就符合毛泽东当年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也就只有两种结局了：土崩或瓦解。专制政权不论是土崩还是瓦解，都需要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

（7） 对方励之到美领馆避难，我的看法是：如果他是六四学潮的黑手，策划了整个事件的过程，那他逃到美领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八九学生运动，也没有策划，那就不应该去美领馆。道理在于：如果没有发生死人的事件，比如共产党用的是水枪或辣椒面把学生赶走的，方励之害怕被诬陷而去了美领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死了学生，那他就不能去美领馆，因为那些死去的学生临死前都不认为他们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是没有黑手的，是他们自发的。如果方励之在那些死去的学生死前询问了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许可，才可以去美领馆。否则就是对那些死去的学生灵魂的不尊重。方励之先生去了美领馆，等于强加给那些死去的学生他们是被黑手利用了。他们死前都不知道方励之参与了他们的运动。

总之，六四的血没有白流，不论在苏东波共产主义阵营的专制政权突然间垮台方面还是在中国共产党走向迅速腐败方面以及让共产党再也不能靠欺骗人民来统治只能靠武力维稳方面，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人民对六四事件的多年反思，撼动着中国人不尊重个体生命的传统思维，这是走向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一关。当人人都认同个体性命高于政权的时候，专制制度也就走到了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