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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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
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 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 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 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呜。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 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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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祗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
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 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 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  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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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 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  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约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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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人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 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 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 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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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收入读书。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 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 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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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着。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 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任弼时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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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 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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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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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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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